事过多年之后再想想，郑少白才知道，安先生要他保守叛变的秘密，不要再到威廉大街125号去，的确是为他好，否则他在这纷乱的人世上就难以做人了。

当时郑少白却没想到这一点，想到的只是愧疚，且又难与人言，对自己的老婆叶春兰都不好说，叶春兰还以为他真吃了场冤枉官司呢！因而，当郑少白提出把王寿松的老婆孩子都接到清浦来的时候，叶春兰吃了一惊：“咋？你真和王寿松一起进了共产党啊？”

郑少白忙不迭地摇头否认：“不！不！我没……没进！真没进！”

“那你为啥要把他老婆孩子接到清浦来呢？”

郑少白眼圈红了，哽咽着说：“为……为他是我一起拜的把兄弟！没有他，我就进不了永利，就不会认识你！就没有咱俩的今天！为朋友，义气总得讲！”

叶春兰担心地说：“这……这可要沾嫌疑的呀！”

郑少白言不由衷地道：“嫌疑不是已沾上了么！我……我又没进共产党，不还是被他们当共产党抓了么？要不是安……安先生硬保了我，只怕……唉！”

叶春兰默然了，对丈夫为朋友的义气，她不能不敬，她也是个极重感情的人，当下就同意了。并主动问丈夫，啥时去接？谁去接？郑少白要叶春兰去接，次日就动身。还解释说，维丰有人要算计他，他在维丰以共产党罪名被捕，就是人家算计的结果：他在一次打牌时和维丰侦缉队的家伙闹翻了。叶春兰深信不疑，第二天一早就打了火车票到维丰去了，三天后把王寿松的老婆赵大芝和王寿松的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带来了。

那年，王寿松的儿子王涌七岁，女儿王玲不到两岁。他们娘仨一进门就在郑少白脚下哭成了一团。郑少白也哭了，为自己的背叛，也为面前的孤儿寡母。

郑少白硬把他们母子三人拉了起来，抹着泪着对他们说：“三……三哥对我恩重如山，我……我郑少白永生永世也……也忘不了三哥！今后，清浦这家就是你们的家！有……有我们一家吃的，就……就有你们娘仨吃的！你……你们就当三哥出……出远门了！”

那工夫，郑少白因着叶春兰和永利铁工厂的关系是有些钱的。叶春兰把维丰荣昌街上的三间瓦房卖了，又在清浦霞虹路后街买了一处单门独院的旧房子。旧房子一共四间，三间朝南，一间朝东，是老式砖木结构的。郑少白夫妇把一间朝南的大屋给了赵大芝母子三人，两口子自己住了一间，当中一间就用做饭堂和客厅，朝东的房间堆堆杂物。

就在那年冬天，叶春兰怀孕了，一胎给郑少白生下两个儿子，分别起名为恒仁、恒义。名字是郑少白自己起的，个中因由只有他知道。他不仁不义，愧对了王三哥，因此希望自己的儿子们能够既仁且义。有了仁义双全的两个儿子，郑少白决心好好过日子了，什么共产党、国民党，这一回真的和他没任何关系了。他以后要做的就是个好工人，好父亲。他要好好做工，多多挣钱，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和王寿松的一双儿女都抚养大。

开初，日子是过得下去的，郑少白重回东方机车厂当了台案钳工，经常加班延点，每月都能拿到四十五天的工薪。维丰永利铁工厂那时也没关门，叶春兰的哥哥叶大耳朵也时常接济他们一些钱物。叶春兰更没白吃闲饭，一手抱着一个孩子，在霞虹路口摆了个卖香烟水果的小摊子，赵大芝和王涌也常去帮着照看。

赵大芝一直到死对他都是感激涕零的，她做梦也没想到出卖自己丈夫的叛徒会是他。她把郑少白看做自己的恩人、亲人，只要能干的事，便拼命去干，里里外外的家务活全包了。后来，又通过一个在玛丽路英国领事馆干杂役的街坊，寻了个浆洗衣服的活计。

这是头两年的状况，谈不上好，可也不算坏。

后来就不行了，民国23年，也就是1934年，先是维丰的永利铁工厂因经营不善关门倒闭。继而，叶大耳朵又和维丰的地头蛇、青帮里的吴大爷翻了脸，被吴大爷手下喽啰扎了三刀，死在了医院，来自维丰的接济完全断绝了。

也是在这一年，王寿松的老婆赵大芝遇车祸送了命：她到玛丽路送浆洗好的衣服，因劳累过度，恍恍惚惚，在过马路时被华福公司运货的卡车撞倒了，没送到教会医院就断了气。

生活一下子变得艰难起来，郑少白每月就是能拿到五十几天的工薪，也难以填饱四个孩子的肚皮。而叶春兰这时又怀了孕。因为生活困窘，叶春兰脾气变得很坏，烦躁不安，时不时地会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和郑少白大吵一通，对当初答应收养王涌、王玲两个外姓孩子也十分后悔。

有一天晚上，叶春兰终于把话给郑少白挑明说了：“……孩子他爹，老王家那两个孩子，咱真不能再留了！不是我不想留，是留不起呀！这几年下来，咱于情于义都对得起王三哥了，再留下去，他俩受罪，咱们也受罪！”

郑少白黑着脸不做声。

叶春兰又说：“我的意思也不是把这两个孩子赶到街上去。我是说，咱们是不是给他们找个好人家，让人家收养？咱真养不起呀！咱们小三又要出世了。”

这都是实情，郑少白知道。如果不是因为王三哥对他恩重如山，不是因为王三哥死于他的不义，他还能说啥呢？这几年也真难为叶春兰了。

然而，这样却不行。对王三哥的良心债，对这两个孩子的良心债，他不能赖，那是他欠下的，不论怎么难，他也不能抛下他们不管。

于是，郑少白便说：“春兰，你的苦处我都知道，可把小涌、小玲送人，我还是不能答应！你说的那种好人家，咱到哪去寻呀？小玲还是个女孩子，送给人家只能当童养媳，那苦就没边了，咱……咱就坑了她一辈子啊！”

叶春兰道：“跟着咱还不是一样受苦么？”

郑少白说：“那不一样！他兄妹俩跟了咱几年，已经像一家人一样了，就是苦点也习惯了，而若是到一个陌生的人家去……唉！还是甭说了吧！小涌今年也十一岁了，眼见着就大了，也能到厂里做工了，咱……咱就再撑撑吧！咱往先对得起王三哥，日……日后还得对得起三哥啊……”

郑少白又一次说服了叶春兰，硬是在最艰难的时候，把王涌、王玲兄妹留了下来。王涌、王玲也都是懂事的孩子，知道他和叶春兰抚养他们不容易，母亲去世之后，兄妹俩没要任何人说，就背起了小麻包满世界捡煤渣，拾破烂。当王涌把汗津津的小手里攥着的第一笔小小收入如数递到郑少白面前时，郑少白搂着王涌、王玲哭了，哽咽着说：“孩子……好孩子，你叔对……对不起你们啊……”

王涌、王玲也哭了，不过，却并没觉着郑少白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他们。

许多年过后，当王涌、王玲长大成人，郑少白叛变真相被揭穿之后，他们才弄清郑少白这话中深含的愧疚。王涌从此不再认这个叔叔，而王玲却在痛苦了好长时间之后，重又回到了郑少白身边。她忘不了自己在郑少白身边度过的那段艰难的日子。

艰难的日子一直持续到抗战爆发，郑少白在霞虹路后街撞到郜明的某一个傍晚。那个傍晚郜明的突然出现是郑少白始料不及的，当时他腋下夹着个破饭盒子，精疲力竭地从东方机车厂下工回家，在街口撞见了一群贴标语的学生娃和几个穿长衫的先生。穿长衫的先生们在和那些学生娃讲着什么抗日救国的事，街口墙上的标语刚刷上，浆糊印子还看得清清楚楚。因为街口被堵住了，郑少白只得一边吆喝着“借光、劳驾”，一边往街里走。就在他从那帮长衫先生身边走过时，郜明郜先生看见了他，带着试探的口吻喊了声：“哎，这不是老郑，郑少白么？”

郑少白一抬头，和郜先生打了个照面，郜先生向前攥住了他的手：“嘿，真是你呀，少白！”

郑少白也认出来了：“哟，是郜先生啊！你……你啥时回清浦的？”

郜先生道：“回来没多久！”

郑少白本能地发出了邀请：“郜先生，我家就在前面不远，到家里坐坐吧！”

郜先生和身边的长衫们交待了几句什么，立即和他去了，走在路上就问他：“哎，那年你是怎么回事啊？不是安排你去旅顺的么？咋没去呀？害怕了？”

郑少白摇了摇头，木然道：“不是怕，我……我没赶上那班船啊！”

“那就回了枣庄老家？”

郑少白叹了口气：“提不得了，郜先生！我也没去枣庄老家。我当天就被王寿松送上了火车，第二天在维丰被抓了！说我扒窃军需列车哩，判了我五年刑！”

郑少白记起了一幕幕往事，絮絮叨叨把这十几年的生活经历大体向郜明讲了一下——当然，在维丰被捕以及出卖王寿松的事只字未提。

说完自己，郑少白才又问郜明：“郜先生，你……你咋又回清浦了？”

郜明道：“抗战了，要打日本人了！国共两党再度合作了！我原在上海被判了无期徒刑，现在也出狱从事抗日工作了。也巧，恰好又和安忠良一起共同主持清浦工人抗日救国团，安忠良当总团长，我呢，是政治部主任兼副总团长。”

郑少白吃了一惊：“还有……有这种事？哎，你……你们又……又和安忠良坐到一条板凳上去了？”

郜明也很吃惊：“怎么，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这么大的事你都不知道？”

郑少白苦苦一笑：“我哪还顾得了管这些事，光这个家就够我缠的了！我自己三个孩子，王寿松三哥遇难以后，他的一儿一女也在我这儿，五个孩子要吃饭，我他妈的哪还有心思掺和政治！”

到郑少白家一看，境况果然够呛，郜明当即表示，对王寿松的两个孩子，清浦党组织将给予经济帮助，还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少白，尽管你在这些年中脱了党，但你在最困难的时候收留抚养了烈士的遗孤，党不会忘记，党感谢你！”

因为郜明的缘故，党又出现在郑少白的生活中了。第三天，郜明就派人送来了一百块大洋给他，他感激地接受了。后来，郜明又亲自找他谈话，要他振作起来，接受党的考验，重新入党，为抗日救亡做些实际工作。郑少白口头上虽然答应了，实际上却什么事也没做，一来他对政治已心灰意冷，怕什么时候国共一不合作，安忠良们再抓人、杀人；二来也确是因为家庭负担太重了，使他分不出身来参与他并不谙熟的政治活动了。

对此，郜明很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