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那样，从9月到11月初，我等着自己想开，对彼得的前女友不再忌恨。我在那个中学教英文教得痛苦死了，天天在报上找我的“理想职业”。虽然我的开支不大，但物价飞涨，还是入不敷出。商人们开始大发战争财，囤积粮食，囤积棉纱棉布，什么都囤。到处看见抢购东西的人群。我上班的学校外面有一家米店，夜里人们让小板凳小椅子石头砖头替他们排队，天不亮这些凳子椅子砖头全变成了人，有的砖石或凳子在夜里给做了手脚，次序大大地变更了，这就是一场流血恶斗的起因。学校教员常常在上课前毫无斯文地抢米，进了教室再为人师表。某天几个教员误课，因为他们抢购回来的大米掺沙子掺得不像话，他们找米店老板换米或者退钱，结果被米店雇的地痞打伤了。

我这天突然出现在父亲的书桌边。他去图书馆的时间我已经掐得很准：每星期五上午，他总是去图书馆恢复一下单身汉的清静日子。这一天他也把自己恢复成一个学者和忧患意识很重的知识分子，读一个星期的《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再浏览一下《泰晤士报》和《读卖新闻》。他得找到自己在这个创伤累累的地球上的定位。每隔一个礼拜重新找一次，因为每个礼拜都可能有新的战争版图。

我到这里来找他很好，他不是那个大嗓门儿的、大而化之的归国教授；他是脆弱、敏感，甚至有些厌世的真实自己。

我前面讲过，我们父女都有别人不认识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只有父女面对面时才活过来。一旦我和父亲以我们血缘中特有的面目出现，一切都尽在不言中。没有比那种理解、原谅、接受更彻底的了。冒犯还没出现，就已经被原谅了，不管我一生还有多少歧路要走，我爸爸这个时候看着我，全部提前接受。他正是这样向我转过脸的。

父亲说：你瘦了，妹妹。

这是两三个月来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上次见他还是8月初。他的生日是8月2日。我大概在8月3日或4日（我记不清具体哪一天）神出鬼没地回到家，给他送了一块“凯司令”的蛋糕和祝寿语。

还好，我说。我每顿饭都是胡乱在小摊上吃碗阳春面或小馄饨，所以站在父亲眼前的，就是摊贩们克扣斤两的后果。

父亲说假如冷的话，他会从家里给我拿些冬天的衣服出来。然后他问我，第二天是否有空。我看着父亲。他胡子拉碴，不修边幅，这一天他恢复成了中年光棍。他追问我是否能和他一起吃午饭。

我们都知道我不能回家的原因。从医院出逃后，凯瑟琳大为光火，真的成了个恶毒的小后妈，说我如何地自私，偏要和日本人胡闹，把父亲和她也牵连进去。在我为父亲道贺生日的那天晚上，小后妈的嘴脸可是够瞧的。她说要么我就遵守与日本人的诺言马上离境，要么就跟家里一刀两断。家成她的了。

父亲又问我到底住在什么地方。我说是个很差的地方。他说，好啊，连他也不能得到地址。我告诉他，对我的行踪知道得少些是为了他好，知道了他又会来找上门。我知道父亲肯定会一次次往那个地址跑。那就真让凯瑟琳说中了，我在连累他们。

父亲把桌面上的报纸夹子合上。纸张“刺啦啦”作响，跟凝固的寂静发生刺耳的摩擦。他拿下一摞《华尔街日报》，“刺啦啦”地一张张翻阅。我敢肯定，他心里“刺啦啦”翻得更乱。

他翻着翻着，问我是否还要等着跟彼得一块儿去美国。我沉默。明摆着的事情何必问呢？

他想说什么，觉得自己不必多嘴，接着更起劲地翻弄报纸。周围都是报架子，我和他的空间是报纸隔出来的，冬天的上海在这个散发油墨味的小空间里更阴冷潮湿。

担保书不好办呢，他慢慢地说。

我不说话，但我接收了这个重要信息。我和父亲之间常常会长时间沉默，但沉默得非常舒服，不像一般情形，一个人的沉默里容不下另一个人的沉默。

沉默了一阵，我站起身，抱紧胳膊。那带油墨气味的阴冷在我身上到处钻。

我说：那我走了。

他小声说：我马上要去内地了。这句话是他突然决定要告诉我的。是作为一个央求说出来的。意思是，爸爸我要远离你了，你还不待我好些？至少陪陪我，一块儿吃顿饭什么的。

我当然不能拒绝父亲。我问他所有的阅读结束没有，没有的话我可以等。

他立刻站起来，去前台取了套鞋和伞。我父亲很有意思，看上去大大咧咧，自由自在，但出门常常带雨伞和套鞋。这都说明他随时做好了迁移的准备，或者他有一种莫名的危机感。父亲告诉我，因为决定去内地，他已经卖掉了车子。

冬天，六点的上海更像深夜，因为真正的深夜反而充满活力。六点穿行在街上的，是棒子工，在码头上卸了一天的货，脾气大得吓死人。另外就是各种办公楼里走出来的小职员、小公务员，谁的事都不想碍，巴巴结结做完一天，赶回家吃几口泡饭，好让明天一模一样的日子重复。时髦男女此时还不会出门，他们要等到海关大钟敲了八下以后，连加班加点的职员也从马路上消失了，整个贫穷衰败的上海都消失了，他们才出来。

我和父亲来到美国总会楼下。守门人板着脸看了父亲的会员证和我的护照，总算笑了一笑。

我父亲对我做个鬼脸，问我相不相信他现在最想吃的是甜酸肉。我说我相信，因为我也常想吃分量很足的热狗，上面堆满乱七八糟的配料。人在需要安慰的时候，胃口就会退化到童年的饮食水平，我的父亲从我们没出息的食欲怀旧升华出这个理论来。甜酸肉是他童年记忆中最美味的菜肴，偶尔去广东餐馆才能点一份，全家分下来，他不过能尝到一口。而热狗是我的童年唯一能吃得起的洋餐。

结果我们都点了热狗。你假如看见那个环境就好了。所有的餐桌椅子台布都是美国东部的情调，沉重幽暗，墙上挂着油画，虽然美国人装腔作势充贵族让英国人笑话，但这个餐厅里还是要向你展示美国的殷实富有。牛排都有两指厚，龙虾盘踞整个盘子。所以这样一对中国父女在如此的豪华餐厅里吃热狗，让侍应生既轻蔑又感到无用武之地。

我问我父亲，去内地的事情怎么和他小夫人谈妥的。他说他本来早就要走，可凯瑟琳怀孕了。后来她承认是为了拦住他编出的谎言。俩人吵到离婚边缘，凯瑟琳求饶了。我父亲先去那边安置下来，再设法把凯瑟琳接过去。

马上就走吗？我开始讲英文。

把你送上去美国的船我就走。上海不是你这样的女孩子待的地方。你要不回美国，就和我一块儿去内地。

我父亲很少有这种时候，果断独裁，不容置疑。一旦这种时候出现，你最好小心点。

我说：给我一个星期时间，我给你答复。

父亲说：给你两个星期。

我说：谢谢。

他说：但你最好别动歪脑筋，逃走什么的。

我说：彼得怎么办？

他说：这跟你去美国并不矛盾。你一定要嫁给他，到美国以后正好催促你伯伯。总不会三个伯伯两个姑母都不帮你忙。你是真要嫁给他？

我明白了。父亲请求给彼得担保的事遭到了大伯的拒绝。唐人街的生意人在纳税上都经不起推敲。担保书要求纳税清楚，并对所有动产不动产要如实呈报。伯父们心想，我疯了吗？向美国政府露富？

还有原因。一定还有。大伯父大概对我根本不想认了。难道没给鬼佬欺够？还要请个鬼佬回家？美国的白鬼佬都不请他进门，何况是个连白鬼佬也看不上的犹太鬼佬！

这些我没有向父亲证实。证实了更刺痛自己。

我们离开美国总会时，海关大钟敲了八下。四下一看，各餐桌点燃了蜡烛，烛光四周，出现了低声细语的客人。我和父亲刚才谈话声调还是过响，因而我们走过一张张餐桌时，让蓝色、灰色、棕色的目光划了一下，能感到那些目光的冷和硬。

下了楼我们往黄浦江边走，就是想走走。

一队日本兵从我们身边跑过去，哇哇地叫喊着“站住！浑蛋”！我们不懂日语，但这两句话从1937年年底之后，就是日语盲也听懂了。

我父亲朝他们跑的方向张望。我没有心思去管别人的悲剧，心里乱糟糟地想着如何度过离别彼得前的两个星期。这一走可就是阔别。

父亲用英语骂了一句：狗日的日本佬！他不自觉已经向出事的地方快步走去。

我顺着他走去的方向张望，汇丰银行对面，传来人类在猎杀时从喉底和脏腑中发出的声响。就是那种平时绝对发不出来的声音。路灯下日本兵成了一大团长有拳脚的黑影。不久，一大团黑影上方出现了一把长军刀，只在灯光里划动一下，就劈砍下去。

父亲已走到离那团暴力黑影很近的地方。我怕他引火烧身，叫了句：“Dad！”在此期间那把窄长军刀又是几个上下劈砍。

请问阁下们出什么事了？父亲用英文问道。他还算晓得厉害，没有再往刀刃上凑。

一名骑马的英国警察跑来，对父亲打了个狠狠的手势，要他少管闲事，同时飞快地说：可怜的家伙偷错了人，他不知道那艘游艇是日本人的，上去偷了一桶柴油。

狗日的，一桶柴油值几个钱！我父亲说。他的英文懂行的人是听得出口音的。唐人街口音。广东话为母语的人每个英文吐字都咬断最后一点尾音，尤其在他恼怒的时候，这种口音更重。

英国警察不加评论。来租界服务的警卫人员都是在英国退了休的警察，只要不伤害英国人的利益，他们不计较其他种族间的是非。上海天天有人杀人放火，管不过来。

日本兵砍累了，慢慢走开，一面在地面上搓着鞋底板。刚刚蹚在血里，总得把鞋底擦干净。我和父亲都没有再上前去。不用凑上前了。从我们站的地方就能看见地上那堆形骸一动不动，暗色的血从马路牙子上倾泻。一个小小的暗色瀑布，从我的角度看油黑油黑的。

英国骑警没有下马，从鞍子上向我们转过身，耸耸肩。这是个多么讨厌的动作！中国人，死了。就这么回事。或者：你们瞧，五分钟前还惦着回家吃老婆做的饭呢。或者：又一个任人宰割的中国人，连叫都没叫一声。

我父亲坚持要送我回家。刚才那一幕让他恨不能立刻扭送我去美国。他叫了两辆黄包车，我的车走在前，他紧跟在后，突然想到有什么要跟我说，就催他的车夫猛跑两步，说完他的车又落到后面。有时候赶上来，清了清喉咙，又不说了。在我的住处门口，我跳下车。他也从车上下来，站在车旁边说：好好用你的两个星期。收拾行李也包括在内。

然后他坐回车座上，向车夫一抬下巴。车子掉转头。

我站在原地，看见他的头颈缩在大衣领子里，人给车子颠得一上一下，忽左忽右，浑身有点散架似的。大概他在为刚才险些冲上去劝阻日本兵而后怕。黄包车走远了，他毫无察觉我一直在目送他。也许他越想越后怕。真正懂得怕是成熟。这就是父亲一直到故去都说我不成熟的原因：妹妹，年轻人总以为他们的命结实得很，有得活呢，所以动不动就拿命去挑衅，正因为他们不成熟。

我的住处暴露了。必要时，父亲可以亲自来捉拿我上船。

第二天我去唐纳德的诊所找彼得。又是一次突然出现。值班的是另一个医生，一个上海人。他自我介绍姓文，文天祥的文。文医生告诉我彼得家有急事，这个周末改成他值班。他问我他可以帮我什么忙，我说谢谢了，他已经帮了我忙。这种对话很奇怪，无论我怎样用上海话对答，文医生就是不屈不挠地讲他的上海英文。下面就是我脑子里记录下的对话——

侬晓得彼得屋里出了啥事体？

I think they are moving.（我想他们在搬家。）

搬到啥地方？

I don't know.He bought some old furniture from Dr.Donald.（我不知道，他从唐纳德医生那儿买了些旧家具。）

彼得终于如愿以偿，攒出了颇可观的数目，把全家从大宿舍里搬出来了。

我一秒钟也不想等待，想马上见到彼得。能找到他的地方只有虹口那几条街。

这时一个中国男人扶着一个中国女人走进诊所，东张西望，就是没把我和文医生望到眼里。女人嘴里喃喃地说，一定走错门了，怎么没见那个洋医生？

文医生迎上去：May I help you？（需要帮忙吗？）

男人马上说：噢，没走错门。

文医生不屈不挠的英文原来很有用。我想给彼得写一张字条，但怕它先落到唐纳德的粉红的手里，让我的字迹和心迹失去贞操，也怕唐纳德给彼得一番大叔式的忠告。

我出了诊所就往外白渡桥方向走。冬天偶尔有这么几个好天，可以称它阳光明媚。远处的船鸣声呜咽一般。

穿过外白渡桥，汇山路上停泊了几辆旧汽车。看见衣着摩登的人，车主就上来拉生意。这种短途出租车的车主都是犹太难民，几人合伙买下一辆破车，再偷梁换柱把它修理得返老还童，然后便和黄包车抢起生意来。他们对虹口每一家餐馆、酒吧、咖啡馆、小客栈——所有犹太难民经营的生意都了如指掌，他们介绍每个客人给餐馆或客栈，都能从店主那里得一份微小的抽头，同时再从乘客手里赚一笔车费。犹太人和中国人一样，你把他们种在钢筋水泥里，他们都会生根发芽。

那个叫莱茵河咖啡馆的店面漆了个新门面，做成了假欧式门面。里面的顾客一看就是那种一杯咖啡坐一上午的人。他们跟老板聊粮价，聊正在演出的业余剧社。当然，聊得最多的，还是留在欧洲的亲属。每个人都留了一些亲属在身后，不知亲属们是否收到上海发去的收入证明了。笑话！不是吗？纳粹要看到他们在上海的收入才肯发护照，才肯给他们出境许可！好像不大放心他们，怕他们到上海温饱无着落！好像他们到了上海流离失所会让纳粹于心不忍！

难民们把手上的报纸传来传去。只买得起一份《纽约时报》，传到读烂为止。他们都在等美国政府心软，对他们敞开门扉，因此他们关切美国政治经济金融……所有事物的动向。美国一定会心软的，你们看，只有美国才有宽大的胸襟和气魄，拿出钱给他们一天开两顿饭。饭不是好饭，但从1937年到1940年12月29日，“美国救助犹太难民基金会”已经开出了几万顿饭了！所以，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美国将成为他们的最终寄居地。

我想象坐在我位置上的不是我而是彼得。他会在人们提到美国时心跳异常吗？肯定会的。对他来说，他和美国只有一张担保书和一张船票的距离。彼得会不会提醒这些咖啡桌上的难友们，美国已经表现了它的冷酷？1937年罗斯福提出接受欧洲的犹太难民，被国会否决了。有没有必要让这一张张苍白瘦削的脸梦醒，告诉他们美国对犹太人只比对华人温和那么一丁点。美国人编派了多少有关犹太佬的笑话？犹太人求职求学，往往会改掉自己的犹太姓氏。彼得从我这里听了足够的故事，足以告诉他们：歧视和迫害到处都有。迫害别人是有快感的，有巨大快感。“水晶之夜”那死了的九十一个犹太人和碎裂的几千扇窗玻璃给人们带来多大快感，简直不能想象！正如19世纪火烧唐人街、追杀华人给美国人带来的快感。

我面前放着一小杯醇香的咖啡，从热到冷。这么好的东西没一个人分享，我宁可不碰它。一小时过去了，现在进来的人是吃午饭的。是那些生意有了起色，不必靠大食堂救济餐去喂的人。

这里能尝到地道的欧洲甜食。深秋的烂苹果和梨在犹太店主这里可是好东西，做成苹果派和梨派，每一口咀嚼都是一次故里重归。人们不再像先前的早餐客人那样饶舌，都静静地吃着自己盘子里的食物，静静地重归故里。我的眼睛始终注视着门口，但那里没有出现彼得。

我朝侍应生招一下手。侍应生五十多岁，不会讲英文，但端茶送水的动作十分典雅。彼得告诉我，他曾拥有宠物商店，来上海前被迫处死了所有的宠物。我在餐纸上写下彼得·寇恩的名字，朝他仰起脸，我眼睛里的询问不要语言也看得懂。他看着名字，至少有半分钟，然后不肯定地对我笑笑。我起身告辞这顿漫长的早餐，走到门口，他又从后面赶上来，指着门边一块黑板，上面贴满各种小字条。大多数是后到达上海的难民找先到的亲戚朋友。有一条用英文、德文、希伯来文和意第绪文同时写道：“我等了你太久。你到这儿找不到我的话，就到天堂来找我吧。”时间是1939年12月，距离此刻有一年了。

我傻瞪着这张字条，瞪着瞪着，眼泪瞪出来了。某一天我突然看见一张同样的字条，下面落款是彼得·寇恩。也许彼得的目光多次浏览在这些字条上，想找到一张他一直在找的，终于找着了，上面是一个女性娟秀的英文：“彼得，我找了你太久，找不到，天堂再见。”那是我的手迹。

这是我的过错，一去无踪影。为了无聊的妒忌心一去不返。为了跟他那八百年前的恋人争风吃醋摔门而去，不给他打电话，不给他一点寻找的线索。整个事端是我制造的。

星期一晚上，是彼得值班的时间，我又去了唐纳德的诊所。值班的是另一个中国医生。消息更坏，彼得已经辞退了工作。留了任何联络方式吗？好像没有，走的时候他不愉快。和唐纳德医生闹不愉快了？不知道。什么时候闹的？不知道。

我对面的，是一张不关痛痒的温和面孔。这种面孔在上海中产阶级中最普遍。上海各种租界，各执法律，各持是非，最好谁也别惹。于是就在上海滩上进化出这样的面孔来。

全是我的过错。我从诊所跨出，一步一步，腿像两截木桩子，载着我向前走。这可全是我自作自受。

辞了职的彼得会怎么付房钱？他终于让全家走出了没体统没体面的大宿舍，可房钱怎么办？他怎么吃得消上海的物价？他那双总在讨主张的大黑眼睛现在看着什么？向谁去讨主张？……

星期二下午第三节课时，教室门口出现了一个人。教室内外都是上海冬天的阴暗，那人似乎咧嘴向我笑了一下，但我无法确定。他的形体是少年的，因此我以为他是某个班的学生。等我走出教室，他不见了。

在往办公室去的楼梯上，他又跟上来。一个念头电击了我一下——坏了，跟踪又续上了。

跟在后面的人轻声叫道：阿玫姐姐！

一回头，竟是世海。我愣住了。世海变了个人，戴了副玳瑁色眼镜，个头也高了。想起他把我抬举成非自觉的抗日勇士，又把我供给日本宪兵，我不知拿什么脸色接待他。

他说：上次的事体让你吃苦头，都是日本鬼子挑拨的！他说着，看了看身后身前，觉得还是改用英文比较安全：日本鬼子说你已经把我供出来了。

我想，这事扯下去更没崇高感。我笑笑，一阵乏味和乏力。

他父亲在上海十六铺有四代的关系，所以让帮会的汉奸送一份大人情，日本宪兵也就顺势下了台阶。

我问他怎样找到了假名字假身份下的我，他嘿嘿一笑说找谁也难不倒他，其实到处都有他们的人。小伙子看来没让日本宪兵打老实。他的同志们在一次基督教会组织的大合唱里见到了我。我不属于任何教会，但我有一帮学生是教会文娱活动积极分子，央求我给他们弹钢琴伴奏。就是那次美侨学校冷餐会上的一位抗日少年在那里看到了我。上海可大可小，自称洋派的上海人圈子，稍微多拐个弯，大家都沾亲带故，不是熟人就是半熟人。

我实在看不出他笑眯眯地冒出来是什么企图。有几个老师从楼上下来。这是下班时分，教师们包裹上围巾大衣，露手指的手套捧着带回家圈改的学生功课，另一只手里拎着半袋米。我领着温世海下到一楼。

我说：你找我有什么事？

他说：新年你有空吗？我父亲想请你用个便餐。还有其他一些朋友。看到我脱口就会说“谢谢，不了”，他赶紧补一句：也请了寇恩先生。

我说：你怎么找到他的？我跨上前一步，起死回生似的，脚趾上的冻疮一阵刺疼。

他说他们家和彼得从来没断过联系。他不久前还跟彼得谈到我，提起他的同志在大合唱中见到我。所以我在这个学校代课的事，对谁也不是个秘密。

你看，我很没用的，马上接受了世海的邀请。少年抗日分子出卖我的事实，我马上忽略不计。

去世海家之前，我去了趟理发店。注意：这对我可是大事。理发店是我一生中顶讨厌的地方之一，跟牙医诊所、邮电局、公共厕所并列。我尤其讨厌坐在圆桶烘箱下面翻阅内衣广告、明星艳闻、毛线衣针法。理发店读物在我印象里有独特的行文，那种香波、头油、剃须膏气味扑鼻的文字。然而为了出现在彼得面前能有些光焰，我居然坐在圆桶烘箱下面，翻看起“毛线衣针法”来。介绍毛线衣针法的女人们个个都有个刚从圆桶烘箱里烘焙出来的头型。

我的头发也烘焙成型，一叠叠浪花八级台风也吹不动。理发师捧一面木框镜子，让我看到侧面后面，一朵浪花也不少，一份理发费买了层层叠叠多少浪花，我傻了。我不要做自己，要扮一个角色，一个相亲的时髦女郎角色。

出了理发店我越来越难受。这个扮演的角色让我自己一点自信也没了。我掏出小镜子，手指左刨右刨。这个头真是烘熟了，烘出的陌生人头像还不那么容易捣毁。我几乎想跳下黄包车，逃掉。

我总算成功地把满头浪花毁了一半。但一看还是刚刚从圆桶烘箱下获得了明星们最新艳闻，或学成了某种编织针法的时尚女郎。

彼得一见我便拿着高脚水晶酒杯走过来，两眼又大又亮，很高兴能再一次和我从陌生到熟悉似的。他说：你今天真漂亮！这是一声耳语的惊呼。

我痴痴地看着他。随他的便吧，说真话说反话我都不介意。他穿了一套黑色西装，俊美透顶，但还是比不上我心目中的他俊美。我满心感触又满心委屈：我父亲给我的大限将到，他却不留踪迹地消失了。现在他居然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句“你今天真漂亮”就打发了我。

他酒杯里是粉红香槟。我以为只有我才能让他破例喝酒。在我进来时，我就看见他和客人们聊得很高兴。我在他生活中没留下什么空白啊。

你看看，我多不近情理，在恋爱上就这么得寸进尺，患得患失。他高兴有什么不好？不，不好，他如此真切的高兴不应该有别人的份儿。我此时对彼得爱得咬牙切齿。

我说：不漂亮。我是在说我的头发。其实话中有话。

彼得怎么听得懂我如此层次丰富的不满和矫情？他马上说：还好，稍微刻板了一点，不过不妨碍你的美丽。

这时被他刚丢下的对话伙伴又追上来，继续他们搁下的话题。他们谈球赛。奇怪吧？那时男人们和现在一样，也热衷谈球赛，这一谈谈了半个多世纪。球赛把各种不同的人物、人等谈得彼此彼此，球赛是他们超越种种政治、种族、道德分歧，唯一能谈得来的事物。他们谈日本人和英国人刚赛完的一场足球，又谈巴斯克的回力球表演赛，接下去，又谈黄牛票卖到天价的美国篮球表演赛。

其中一个人说：最好日本倭寇去跟美国人赛赛！

没人接话。他这一句挖苦有把谈话政治化的潜在危险。人们的政治面貌都藏在好客人的笑容后面。菲利普好心好意给大家好吃的好喝的，别撕下好客人的面容，为汪精卫和蒋介石打起来。

我们被请到温家的正餐厅里。这间餐厅大得可以打壁球。菲利普的房子虽然豪华，但一看就是今天一个主意，明天一个想法的拼凑。大餐厅原来是一个天井，上面盖了一个玻璃屋顶就成了餐厅。屋顶上落叶不少，一只去年秋天死在上面的大蟋蟀标本展览似的趴在玻璃上。客人们和印尼群岛来的木雕神像挤得水泄不通。菲利普是这么一个人——假如他请客的这天正好有个裁缝来量衣服，或者一个瓦匠来修水池，他也会招招手：别走了，来来来！随便吃点儿！随便！

午宴极丰盛，却又很随便，中西菜肴，家制的、外卖的都有。温太太一头汗，还是没法把每个人安置舒服。最后她代佣人们抱歉说：这几个佣人把人数算错了，否则在大客堂再开一桌好了！

我和彼得紧紧挤坐一起，我一抬脚，再想放下，几乎办不到，只能放到他腿上。

我说：彼得，我要走了。

彼得说：这么早！他从和别人的谈话中抽回注意力。

我说这个“走”可是去美国。他问我什么时候走。订的是下星期六开往旧金山的船票。都准备好了？有什么可准备的？

一个英国口音和一个美国口音窃窃私语，把如此之大的计划变异谈完了。

我说：差一点见不着你，就走了。

彼得说：是你不让我见你啊。

我说：可是你可以从詹姆斯·温那儿知道，到哪里能找到我。

彼得说：如果女人不邀请我见她，我要尊重她。

我心里想，热恋的人哪来这么多尊重？！但我口头上谢了他，谢谢他的尊重。

他这回听出我的“谢谢”简直是骂人，但他顾不上了，因为我远航在即，这消息太具有爆炸性。客厅里有人弹琴。温世海在弹。旋律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人们闹哄哄地吃喝，谈着各种可能发财的路径。悲怆、幽怨的松花江流淌在这样的谈话中，好不怪诞。

彼得无心吃饭了，他有足够的东西需要消化。我要远离的消息不那么容易消化。

音符敲出了“九一八……九一八……”。这年纪的世海什么都和成年人不一致：他有自己的饮食、作息时间。除此之外，他的情怀用“松花江”展露给你们，你们鱼肉吧，痛饮吧，少年人的傲慢全在那一丝油腻不沾的音调里。

我站起身朝客厅走去。没人看见我走了，就像没人在意世海绝食弹奏的“松花江”一样。

彼得跟在我身后。我们在客厅门口手拉起手。他轻声地说他会等我的消息。我轻声说担保书一办好，就寄给他，然后我就会等着到旧金山码头去欢迎他。他看着我。什么都很渺茫，我也知道。

我和他，他的下巴抵在我肩膀上，就那么站在世海的松花江里。世海也像我父亲说的那种小年轻，以为自己太年轻了，有得活呢，不那么容易死。他弹“松花江”远比弹肖邦、舒曼、舒伯特弹得好。弹得真好，让你明白他从来没弹懂肖邦、舒曼之类。这首“松花江”他是弹懂了。他弹得彼得都懂了。我听着，听着。这个少年人做了什么我不能原谅呢？我全都愿意谅解。

我们走出温家的门，彼得告诉我，因为菲利普的朋友的船运公司聘用了他，薪水比唐纳德给得要好，所以他和唐纳德商量解除合同或加薪，让老爱尔兰人不高兴了。他用攒下的全部积蓄，加上向菲利普朋友预支的工资，付了房东租房押金和第一个月的房租，总算把全家搬进了一个带亭子间的公寓。父母住亭子间，大房间一隔为二，一边是弟弟、妹妹和他的卧室，一边做客厅和餐厅。可惜没有浴盆。房东把浴室隔开，隔出放煤灶的地方，为此拆了浴盆。

我问：一大家子怎么洗澡呢？

他说：忘了洗澡这桩事吧。彼得很大度地笑笑。反正在上海生活是暂时的，洗“海绵澡”也可以。

我知道“海绵澡”目前是犹太难民中盛行的洗浴方式：用海绵蘸了水和肥皂，全身或半身、半身地擦洗。

我已经很满足了，彼得又说。到了美国，我要连洗三天澡！他热烈地说，恶狠狠地吻我一下。

我告诉他到了美国头三天真正该干的是什么。旧金山的海滩，礁石上大群的海狮，海狮群落的上方，有座灯塔。一个多世纪来，灯塔像朝着大西洋的自由女神一样，朝着太平洋，朝着渡洋而来的亚洲移民。那个叫“灯塔礁餐馆”的窗子，就开向这座灯塔。坐在窗前望出去：落日、大洋、礁石、灯塔。往北看，是一片沙滩。

灯塔和落日，加上沙滩，都成了我的，成了我许诺给彼得的。一刹那间，我忘了灯塔礁餐馆不让白人和华人共坐一张桌，彼得将和我咫尺天涯地坐着，各看各的落日。一直到我回到旧金山，登上那个高高的礁石，才想到我是拿不属于我的东西许诺，而代替彼得陷入这场种族尴尬的是杰克布。

你向我打听杰克布和我的关系由来，好，我们很快会开始的。

去美国前，彼得送给我一件非常特别的礼物。我把它看成一件信物。那是一条床罩。由碎布拼缝而成的单人床罩，是彼得的祖母去世前做的。老太太用了几年的闲暇时间才把它做成。每一块三角、正方、梯形都来自彼得从小到大的衣物和床具，从他出生到他十八岁，连奶娃时戴的白色蕾丝小帽子，也拼在上面。一个多愁善感的老祖母，对于放逐是那么一切就绪，打算撇下一切带不走的，而能带走的，都缩写着历史。彼得把它作为礼物送给我，你可以想象我有多感动。彼得的成长流年将覆盖我的身体，我掌握和占有着从摇篮到成年最私人化的彼得。并且，它将终究回到彼得身边。那时它已成我们俩人的了。我们共有的第一件家当。

我果然把我和彼得共有的第一件家当丝毫未损地从太平洋东岸又带了回来，带回到上海。经过海关检验时，我的箱子被打开，日本人把一件件衣服、一双双鞋子翻出去，箱子底下就是这件珍贵家当。我抢上去一步，抓起它，使劲抖了抖，正面反面地亮给那仁丹胡上面的眼睛：请吧，看吧，劳驾袖起你的手，这是件看得碰不得的神圣物。

我旁边的杰克布笑嘻嘻地看着我。他让这一个月太平无事的航程养得又黑又壮，我如此挑衅的动作对他来说倒蛮好玩儿。

杰克布说：很漂亮的手工艺品。你母亲做的？

我没说话。那上面的蕾丝一看就很欧式，非常贵气，不是唐人街居民的东西。

你一听就会明白，我把和彼得的关系瞒着杰克布·艾德勒。中国有句现成的话形容我这种做法，叫做“脚踩两只船”。中国人对脚踩两只船的女子很不客气，认为她们卑鄙下贱。我不在乎。为了彼得我什么也不在乎。

我不驯的样子让日本人窝火，所以想多麻烦麻烦我。他叫来狼狗，把我皮箱里外嗅了个透，另一只皮箱里装了几件男式服装、一套西装和一件羊皮夹克，统统交给狗去审核。彼得曾经说：他母亲在他们的内衣橱柜里放着干薰衣草，我便为他买了一大袋干薰衣草来。狗把那袋干花叼出来，到主子面前请功。

杰克布看我又要有冒犯的动作出来，马上在口袋里摸一摸，摸出几张美元，用个几乎是暧昧狎昵的动作，往日本人手里一塞。

日本人一扬巴掌，掴在杰克布脸上。还没等杰克布反应过来，他又是一掴。他嘴里不再是那种没有“F”音的英文了，全改成日文。一用语言暴行，大家都回归母语。

杰克布怒火中烧，两眼把对面的仁丹胡子能瞪出洞来。但他嘴角已经上翘，大致可以算作笑容可掬。

日本人说他竟敢贿赂官员。他说误会误会，那是他为禁带之物付的罚款，怎么能用“贿赂”这种下作词汇呢？主动付罚款是最诚意的道歉。虽然杰克布英文带德国口音，但他说得流畅自如，油嘴滑舌。这一刻他整个人看上去圆滑谦恭，一枪打上去，子弹都会在他这块橡皮上弹跳，再弹回来。

每当这种时候，就不由得我不去怀念彼得。我那小彼得多么单纯羞怯。其实杰克布比彼得小两岁，在1941年夏天我们登上上海岸时，只有二十四岁。

箱子大开膛，我的衣服装不下，一部分装在杰克布的箱子里，而我自己的两只皮箱腾出一只装我为彼得买的东西。这对杰克布是个秘密。我向杰克布撒谎，说那些男人衣物是我为我父亲采购的。反正我又不打算让杰克布和我父亲认亲。

杰克布的箱子里有一半是我的裙子、丝袜、高跟鞋、晚礼服。虽然都是来自旧货店，但也是旧货中的精品。一看就是个交际花的行李。那一段时间，我在我伯伯、伯母眼里是个妖精，特别爱打扮，在他们面前走过去走过来，他们心里都在说：哼，干不出什么好事的！

确实是在干一件很不好的事。我指的是跟杰克布——我简直在造孽。有时，为实施一件善举，必须要造一回孽，我就是那样在心里为自己开脱的。再说爱昏了头的女孩子有什么善和恶？她可以把黑的看成白的，把死亡当成盛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