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医院住到第八天就偷偷跑了出来。石膏的铠甲让我一举一动都很滑稽，转身是直的，是木偶式的。我的出逃绝对秘密，连彼得都被我瞒住了。我是为他好，怕吓着他。此前护士告诉我来了个鬼头鬼脑的人。护士是个四十多岁的美国女人，问我到底在外面干了什么，让此人几次诡秘地来打听我的病房号码。一个很贱的中国狗腿子，她说，从电话上打听不到就悄悄溜进了住院部，是被她挡住的。用美国英语说：就是我把那货色扔出去了。

我逃跑的计划是在此之后拟定的。彼得照样在傍晚时分来看我，和我一块吃布法罗鸡翅膀或者芝加哥比萨，总之那几顿晚餐让他领略够了美国人在口味审美上的无救。这天我们刚刚点了被美国人篡改的意大利面，父亲来了，照样是笑声比他人先到达。

呵呵，我把绿波廊搬来了！

跟他人一块儿到达的，是一个拎折叠桌的伙计，一个拎多层食盒的跑堂，还有他的小夫人凯瑟琳。

他叫伙计把十多样点心摆开，一面掏出手帕头上颈上地猛擦汗。意大利面送到，他挥手叫医院的送餐员“拿走拿走，中国人谁吃那个”！

彼得手足无措地站在床边，突然一瞥目光向我扫来，我不明白那目光的意味。猜来猜去，似乎他的意思是：谢谢主，你不像你父亲这么旁若无人地吵闹。

就在那顿晚餐进行的时候，我的逃跑计划完全成熟了。小夫人不断夹食物给我，很像样子的一位小长辈。我突然说：凯瑟琳，你这头发怎么做的？真好看！

小夫人脸通红。我这位晚辈从来就没有正眼看过她，今天对她的头发如此捧场。

我自己做的呀。照着玛莲娜·迪特里茜的发式做的。等你出院了，把头发剪一剪，烫一烫，我来替你做。她对我们之间刚刚出现的和平喜出望外。不过你现在的头发也能做出很好看的花样，明天我带一些东西来做给你看。

凯瑟琳这点好，女流的事务样样精通，第二天真的让我改头换面，披了一头“郝斯佳”鬈发。她为了我的发式整整忙了一天，带了个小煤油炉，悄悄在厕所里点燃，把三个烫发夹子轮流在上面烧。她为我仔细篦过头发，又是涂油又是打蜡再用火烫的夹子去卷，我的头发熟了似的冒起香喷喷的油烟。

晚上六点，彼得面前的，就是这个油头粉面的我。他半张着嘴，皮笑肉不笑，我赶紧说：快说我美丽！人家整整一天的手艺！

他说：好的——真美丽！

小夫人从厕所出来，脸上一片羞红：告诉彼得，要是有根粗夹子，她能把我做得跟费雯丽一模一样！

在那个向费雯丽借来的头发下面，还有一系列借来的东西：眉毛是借胡蝶的，嘴唇是周璇的，旗袍是借凯瑟琳的。头天晚上我央求小夫人带一件晚装旗袍来。她以为我在医院闲得生霉，实在没什么好玩儿，玩起她和她女死党之间的游戏来：相互借衣服穿。

我正南正北地转动石膏钳制的身体，让彼得看我是不是漂亮死了。

旗袍是酒红色底子，上面罩一层黑蕾丝。这大概是小夫人凯瑟琳最得意的行头，看梅兰芳、周信芳搭班唱戏时才穿的。

晚上十点钟，所有的病房清房，然后熄灯。十二点钟，值班护士查房。值班护士的手电筒往我帐子里晃了晃，看见薄被下的我侧身躺着，肩是肩，腰是腰，枕头上一蓬黑发。床栏杆上搭着毛巾浴衣，床下一双印有医院字号的白布拖鞋。我告诉你，被子下的“我”是用一条毯子捏塑的，枕头上搁的黑鸡毛掸，是我从清洁品仓库偷的。

在护士轻轻掩上门离开的那一刻，我的真身正在汇中饭店的一个三等房间里。我是九点钟左右离开医院的。和彼得、凯瑟琳前后脚离开。日本宪兵雇的廉价眼线假如在医院某个角落埋伏，一同出门的凯瑟琳和彼得会让他多少岔一下神。

我油头粉面地走出医院，把换洗衣服打成个长形包裹，斜抱在怀里。盯梢的汉奸假如正盯着大门，看见的是个刚接了孩子出院的少奶奶。为了甩掉可能的跟踪，我叫黄包车夫在最热闹的福州路上飞跑，然后再转向九江路的一家餐馆，这家餐馆卖一种名牌食物，叫“阿娘黄鱼面”，吃的人排队排到了马路上。做学生的时候我常来这里开荤，所以知道馆子楼上有个门，通向隔壁的公寓。从公寓二楼下去，穿过走廊、天井，再出门，就是一条小弄堂。

所以我出了弄堂，走回南京路就放松许多，“襁褓”也不抱了，而是一只手拎着。高跟鞋、石膏背心、晚装紧身旗袍可要了我的命，让我走到汇中饭店时累得奄奄一息。

第二天清早，我爬上楼顶，往四周的街道上看，发现我的逃跑成功了，冷清的街上没谁像是跟踪者。干这勾当的人你能认得出，任何时代，什么年代都有，主子给点钱他就不做人了，去做狗。

大多数人是一打就怕，进一趟审讯室出来就安分守己了。有的人，像我，是一打就再也不怕，因为事后一想，不是都过来了吗？也不过如此。还有就是，我心里一直以来模糊不定的敌意在此之后变得十分具体。那个少佐，他平直单调的面孔就是上百万日本兵的面孔，非常具体，有声有色，我把我祖父那辈子的不快活不顺心全清算在这些面孔上。

下面再跟日本人藏猫猫，对于我，就有干大事的意味。民族对民族了嘛。我要和你较量到底，把输赢玩儿到底，这个念头使我的躲藏更加刺激。我那时觉悟有限，把惹一惹日本人当成抗日。

我从此成了这样一个人，突然出现在某人面前，某人家里，或某个场所。我会突然出现在彼得面前，对他说：我想念你了，所以来看看你。我也会突然出现在我父亲的客厅（我身上有钥匙），祝福他生日快乐，问美国的大伯是否有信来，是否替彼得办妥了经济担保。有一天，我突然出现在D女士的公寓门口，对她说：晚上好，我专门来谢谢你对我的帮助。从她的模样我看出她没有马上认出我来。

离开汇中饭店不久，我按照报上的广告找了个工作。当然是用假名字。某某私立中学需要英文代课教员，因为原先的教员回新加坡生孩子去了。这个学校在江湾，提供教员半间宿舍，另外半间归一个菲律宾女教师。我安置下来后，给彼得的诊所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就是那位混血打字员。她去叫人，却叫来了唐纳德先生。老爱尔兰人一听就听出我的嗓音，给了我几句忠告：政治都是很丑恶的，像我这样一个教授之女别放着太平日子不过，让政治利用。我满口答应，说他教训得好，但能否请他把彼得·寇恩叫来听电话。唐纳德说，这就是美国至今不涉足这场战争的原因，美国有脑筋的人都反对美国介入这场战争。

我说：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和彼得说话。

他说：可是我介意。彼得工作很忙。我介意你把他拖到那些儿戏的抗日活动中去。虽然我和这小伙子共处才几天，可我已经看出他是个好小伙子，纯正、聪明，不值得在你们的胡闹中断送前程。

这老爱尔兰人在为犹太好小伙子当家，中断他和一个中国女子的密切关系。美国的人等分明，犹太人属于下三等，上大学都要把“寇恩”、“伯格”、“斯坦”之类的姓氏改成“沃克”、“格曼”、“库勒”之类（前几个形式是较有代表性的犹太姓氏，后几个为英国、北欧、德国姓氏）。否则排犹的名牌大学就不会录取他们，成绩优秀，会马球、网球加钢琴、小提琴也没用。尽管如此，犹太人等级还是在中国人之上。唐纳德也许忘了，爱尔兰人在英格兰人的眼里，相当于白皮肤的黑人，低劣得只配去做管家、厨子。

我挂上电话。假如搭电车从我学校到诊所要一个小时，这时离他下班还有半小时，来不及了。有个办法是直奔虹口，在他回难民大宿舍之前截住他。我算了一下路线，便叫了一辆黄包车。7月底的上海，一场暴雨使虹口的许多街道成了瘟臭的苏州河支流，孩子们坐在四脚朝天的板凳和桌子上进行水上狂欢，死猫死狗死老鼠在湿漉漉的阳光里渐渐肥胖。每个下水道入口，一圈圈乌黑的涟漪翻上来，城市吞下太多污秽，此刻上吐下泻。黄包车走不下去了，把我撂在舟山路口。

我学前面那个邮差，把脱下的鞋夹在腋下，蹚进没膝的污水。邮差把自行车泊在街口，扛着大邮包，挨门送信。曾经的小东京现在让难民变成了小柏林、小维也纳：面包店、咖啡馆、香肠铺，一个小极了的烟纸店，居然改成了“维也纳”理发店。我跨进用砖和木头搭起的“水坝”，发现理发店的水刚刚被舀出去，老地板泡得很透，快发芽的样子。理发师告诉我住大宿舍的难民全搬了，因为仓库地势最低，灌了暴雨成了游泳池。我问他是否知道两百多号难民搬去了哪里，他说无非是另一个大仓库。谢谢上帝，他因为理发手艺没有落魄到跟几百人做室友。我说那就完蛋了，不可能找到那个库房了。正好上门送信的邮差用洋泾浜英文说：那么问问我呀！没有我找不到的地方！

这个邮差的爸爸就是邮差，比一张虹口地图还好用。不一会儿就给了我另外几个库房的地址。

我走出舟山路，用手绢擦干脚，穿上皮凉鞋。这时，有个人站在十字路口，看着越南交警耍指挥棒。其他行人乱哄哄地过了马路，他一人还在等。

我站在一棵悬铃木树后面，看他终于让指挥棒给放行了，朝马路这边走来。

他的西服搭在胳膊上，衬衫袖子撸到胳膊肘，不疾不徐地迈着步。在他以为没人注意他的时候，他就有了一副典型的犹太面孔，一双悲愁的眼睛，眉毛垮塌，眉弓形成的阴影深得十分刺目。嘴巴呢？嘴巴让你觉得他什么都吞咽得下，什么都忍惯了。在别人的国土上，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祸都是从口出的。难道我们不也听着同样的警言走过童年、少年？

他眼睛一亮：我突然出现了。他上来抱住我。

他说：你这个坏丫头，石膏都锁不住！我急疯了！你知道你多害人吗？你父亲的血压一直降不下来！你去哪里了？

现在的局面很滑稽，我是个神出鬼没的独行侠，他是苦等等碎了心的怨妇。

找个地方坐坐好吗？我挽起彼得的手，同时扫视一眼身后。老爱尔兰人让我不要拖彼得下政治的脏水，我把这句话听进去了。彼得不像我，拿美国护照，玩儿火玩儿得起，他是难民，德、意、日联合之后，纳粹可以借日本人延伸他们的恶毒意图。

彼得也往我身后看看，低声问是否有人跟踪我。我说这会儿没有，不过我从医院出逃，不按鬼子的意图滚出上海，一定彻底惹恼了他们。他说，那么我的意思就是刚才有人跟着我。我说谁知道。他看着我的脸。

现在想一想，当时的我可能感觉自己非凡，做了占领军的敌人。

我们穿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夕阳下去之后到路灯上来之前，这之间有一道暖色的昏暗，不知你注意过没有。我们又走回舟山路，水浅了一些，但还没有恢复成陆地。我脱下鞋，彼得看着我，皱起眉头。一堆泡糟的菜皮被一个消防栓挡住，纸片泡成纸浆，树干上蚂蚁走成两指宽的棕黑长带，从树下直插树梢，乍一看，像是慌乱浮动的咖啡渣。彼得见我已蹚进了这样的画面，只得跟进来，但他是穿着鞋袜走进水里的。他宁愿毁了那双皮鞋，也不让他的肌肤跟什么都可能藏纳的水发生无间接触。

我们在一家咖啡厅坐下来。我点了一份香肠和芥末，他只点了一杯咖啡。他说他母亲一定准备了他那份晚餐，假如他不吃的话她会失望。

他从来没提到过要邀请我见见他的家人。

我此刻的沉默让他慌了一下神，然后说：我在攒钱，想租一个像样点的公寓，让父母和弟弟、妹妹能住得好一点。现在住大宿舍的生活，没体统，没体面，我父母绝不会接待你这样的客人。

我说：我父亲想请你们全家去做客。其实我父亲说过，别逼他见彼得的父母，不然真成了儿女亲家了。他怕我心血来潮一过去，说不定又去找个中国人家的小子。

不知你是否知道，那个年代亚洲人和其他人种生的混血儿是最贱的人，不仅父母两个种族都不认你，外族人更把你看成猫和狗杂交的怪物。

现在上海的房租涨得太高了，老爱尔兰人给你的工资大概只够租个亭子间，我说。

上海什么涨得不高呢？他悲愁地笑笑。他指指周围，这里的点心都涨价了。这家咖啡店的老板是从他亲戚那里贷款开的店。高利贷。

我拉住他的手。他的手没有曾经那样柔顺消极，那种贵族式的不实际，现在他的手主动多了，反过来紧握住我的手，急急忙忙地转动我母亲留给我的老玉手镯。我眼里的笑意不善，他马上捏痛我一下。

你心里在说，高利贷最先是我们犹太人开始的，是不是？他下巴颏支在桌沿上，手改道了，到桌下来摸我不久前从污泥浊水里拔起来的小腿。

我说：还有更可笑的。我照搬他的姿势，手到桌下去找他的手。石膏背心只允许我手指尖触碰到他的指尖。

他问：什么？

我说：据说是犹太人建立了借贷传统，所以把犹太人杀了就不必还贷款了。这才有两千多年来的一场场大迫害。

他说：你还笑！他把手抽回去，坐直了，坐成一个悲愤的对立面。

我说：你知道美国人排华的时候列出什么理由？中国人梳辫子、挑担子、裹小脚，还吃一切乌七八糟的东西，包括海里的虫子——那时他们还不知道它叫虾。还有一条重大的理由，中国人肯多工作少拿钱，变相地复辟了奴隶制。美国废除奴隶制的代价是林肯的生命，迫害华人驱赶华人是保卫以林肯的生命换来的自由。

他说：今天我不想谈这些。他把两个拳头揉进他的深眼窝。他被唐纳德医生奴役了一个礼拜，实在乏了。我们谈些快乐点的事，好吗？

我说：我父亲已经给我伯父写了信，两个月之内，经济担保书就会办好。

他说：他肯定会给我这素昧平生的人办这么重大的担保吗？

接下去我告诉了他一件好玩儿的事。旧金山移民局把1910年到1920年入境美国的中国男孩儿叫做“纸儿子”。因为1907年旧金山来了一场大地震，接着又来了一场大火，烧了许多房子，包括移民局大楼里所有的档案，所有中国人是否入籍的记录全给抹了。当然，他们入境出境的记录也都没了。谁想有多少个儿子就有多少个儿子。他们跑到移民局填写自己留在大陆有多少多少个儿子，然后用这些个胡乱填写的“儿子”名额把中国远亲近邻的孩子们接到美国。我爷爷自己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还不够，又把他兄弟姊妹的儿子都变成了他的“纸儿子”。

我说：我们在移民局官员眼里早就是反派。

彼得的脸好看了，笑起来，我的故事娱乐了他。

他说：妹妹，你知道吗？我常常庆幸那天去莫里埃餐馆考试。

我说：我想说的是我伯伯他们不在乎多做一次移民官眼里的反派。不就是一份经济担保吗？他们有的是办法。华人在美国的公民权缺项很多：不能上法庭作证之类。不过办一张纸的担保，是太小的一桩事了。

这天分手的时候，彼得问我下回在哪里约会，什么时间。

我们约定三天后在唐纳德的诊所见。那天晚上彼得值夜班，他一个人既做医生又做看护，还兼清洁工。老爱尔兰人发现难民非常好用，给彼得的每一分薪水都能赚回本钱。在他的诊所约会还有一个原因：他将为我拆下石膏。他把工具都借来了，灯泡换成最大的。等我脱了衣服，他一身白地走进来，白制服加上口罩、帽子，两只眼更大更黑。

你一定明白，那时男女恋爱不像现在。现在的男女可以在一小时内完成恋爱所有进程。我们脑筋似乎不往性事上想，欲望很容易满足，拉拉手，拥抱一下，就甜美得无以复加。当然，还有接吻。一个吻能够点燃多少啊！可让点燃的部分只向心灵方向燃烧，正是我那个年纪的女孩所要的。因此，让彼得给我拆下石膏是一件天大的大事。

我们假装若无其事地进行这件大事，彼此不看对方的脸，我用种种玩笑来消除尴尬和持续上涨的压力。现在人们看开这种事了，管它叫性压力。

我的皮肤有一片溃烂，是一个热疖子化脓引起的。彼得轻轻地为我消毒，手指尖像蘸了碘酒的棉球一样冰凉、柔软，让我放心。我把我的身体给他了，他却把热恋者的角色和医生的角色以白大褂严实地隔开。

你真棒，他轻轻地说。

指什么？我问，感觉脸红了。

他说：有这么强的耐痛能力。

我不吭气了。

这时他已经注射了麻药，用手术刀在疖子上划了一下。然后他的手指狠起来，排出了脓血后给切口缝针。

我突然说：彼得，问你一个问题。

他把一块纱布贴在缝合的伤口上。

他替我问了：我是不是和其他女人……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要问这个？

他说：女人都要问的。

他故作老练的样子更加傻乎乎的。

我说：那就是说，你有过？

他说：嗯。

我脑子里轰响一声。太意外了。

我说：爱她吗？

他说：爱。他的语法时态是过去式。

他毫不犹豫，毫不支支吾吾，毫不注意我由红而白的脸色。他宁可伤害我也不愿麻烦他自己，把这样的底细交代得婉转些。反正他诚实坦荡，我要觉得受伤是我的事，我找上门让他伤的呀。

我问他那为什么又不爱了。他还是客观冷静地说不怪他俩，是因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通婚犯法。我沉默了一会儿，又问他那个姑娘是不是奥地利人。

德国人。我们同校。她比我小一届。

我心里想，在美国，中国人和白人通婚也犯法。但我没有说出这句话。我在全力忍痛。

现在想想，我当时太不近情理，居然要求彼得的感情史和性史都空白一片，只能由我来填写。他怎么可以爱一个德国女郎？我觉得他在认识我之前已经背叛了我。爱一个自认为比你高贵优越的种族的女儿，爱一个盛凌于你、欺辱你的民族的女儿，彼得早早地就背叛了我，并且欺骗了我。我在那个爱起来蛮横无理的岁数就是这样一个思路。

他说：妹妹你还好吗？请别这样拉长着脸。

我坚持沉默。

他说：你问我，我说的都是实话。假如你跟我说实话，告诉我你过去的事……

我说：我过去没有事！

他说：你有也没关系，我接受你，就要接受你的过去……

我没有！

他看我霍然站立在他面前，上身除了一块纱布什么也没穿。

你没有也不是我的错啊，他耸耸肩。

我低沉地说：你记着，你现在看见的身体，从来没让任何异性的眼光弄脏过！

他说：怎么能说这是脏呢？

我已经转过身，快步走到衣架边取下我的衣服，背朝着彼得穿上了。

一个二十五岁的男人对你说他从来没碰过女人，你信吗？彼得用一种清醒局外的声调，在我身后说道。他似乎在为我和那个蒙冤的彼得拉架，找回公道。

我拿了小包就往门口走，目光划过他伤心委屈的脸，心软了。

然后他又说：你假如告诉我，你过去杀过人，我都不会因为你说实话而这样惩罚你。

我火又上来了。他居然热恋过蔑视他的人。真是贱。他和我这出罗曼史的开场只因为那一出不得不闭幕。假如他追求上了那个德国女人呢？假如没有那道法令，他不就犯贱成功了？我心里想着，一面从包里取出口红来涂。

彼得说：这公平吗？我从来没有问过你过去如何。

我朝他扬扬手：再见了，明天一早还要挣口粮钱。我心里说的是另一句话：我的小彼得，我没有过去；我的过去空下来在等你。原来白等了一场；你的过去那么无情地背叛了我的过去。

他说：我说什么你才不走呢？他看着我的样子怪苦的。

我说：真得走了，太晚不安全。我住的地方不是什么好地方。

他说：你的口红全到牙齿上了，亲爱的。

那我的样子一定可恶而狰狞。他可真局外，真冷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