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找到的照片，都不太清楚了，跨了一个世纪。你可以看出我的家和我少年、青年时的样子。昨天你走了以后，我又仔细想了一下，觉得讲述得不够好。

我必须回过头把菲利普的家介绍一下。

菲利普祖籍是福建人，曾祖父跑国际单帮跑阔了。所以他家房子再大也只住得下家具和摆设，而住不下人。家具、摆设堆砌得能让你的视觉窒息。南洋、西洋、东洋的东西杂陈一处，随时随地都有个影子般静默的女佣在缝隙里移动，为家具和摆设上无数的洞眼、雕刻、花纹擦灰，打核桃油。

菲利普的太太有十多个佣人要指挥，很少露面。菲利普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我爸爸的学生，在我这个故事里没他角色。我要说的是跟彼得学琴的小儿子。他叫温世海，十六岁，通英文，半通德文。他形象没什么特别，但有一双特别的眼睛。这双眼睛上下眼皮都已松弛，让你想到他要么有嗜睡症，要么彻夜不眠。世海世海，上上下下的温家人都这么叫他。从这一点看，我认定他没架子，不让人非得叫他“二少爷”。温世海的眼神上了年纪似的，十分呆钝。阔也能把人阔乏了。只有一些瞬间，当他说起日本兵占了他朋友们的足球场，在那里练兵，或者，日本兵把几个外地口音的男人抓到桥头大厦（当时日本宪兵的监狱），要当抗日分子枪毙——这些个瞬间，他就有了另一双眼睛，眼神是亢奋的，渴望走出常规，渴望奇迹。

当今一个十六岁的男孩能干什么？还是让父母伺候吃穿的大宝宝。最多顶一顶嘴，但不会有宏大的谋反企图。那时十六岁的男孩子，已经干得出许多大事，比如在日本军征的粮食里撒六六粉，从百老汇大楼顶层撒反日传单。温世海就是在一个乖儿子的伪装下，夜夜忙着抗日的小男子汉。

他每次在钢琴课结束时，都想和我们聊聊。他不能和他的父亲、母亲聊，他们太没骨气了，早就在殖民者的势力夹缝里活得舒舒服服。他从我的一两句对日本罗圈腿的打趣中看到希望，想把我的攻击性语言好好利用一下，提升一番格调，变成抗日的积极力量。可我就那么点激情，那一刻全用在恋爱上。

你们到我们学校来参加音乐会吧，他在门口给了我两张票。他上的是一所美侨学校，聚集了不多的中国富豪或名流的子女。我们的音乐会很灵的，两个女高音都灌过唱片！请一定赏光！

这一刻世海的两只眼睛一点也不呆钝，我和彼得就是他走出平庸的向导似的。

彼得热切地看着我，希望我答应带他去这个音乐会。

音乐会规模不大，在学校的礼拜堂里举行。彼得看见一对对珠光宝气的男女拥着一个个如花似锦的少年，便轻声向世海打听，那些男女是什么名流。

礼拜堂的门厅宽阔，摆出长条桌，上面陈列着冷餐。门厅的一头，搭起一个酒吧，上海的各国美肴这里都有。欧洲一片战火，可是它的葡萄酒、香槟照样整船运来。1940年6月，上海的犹太难民正抱怨天亮之前走路常常被尸体绊倒，抱怨只生孩子而不喂孩子的中国父母，把孩子的小尸首到处乱扔。这些抱怨者该到这里来换换眼界。藏污纳垢、苍蝇如云的上海包藏着这样一个精致高雅的上海，这两个上海似乎从来不碰头。

学生家长里有一个美国医生，他在百老汇大厦附近开了一个私人诊所。他正好在我前面取冷餐，大声地谈论上海当地供应的生理盐水和葡萄糖不够干净。美国人嫌恶黑人和中国人嗓门大，而这位美国医生的嗓门又让他周围的几个英国人皱眉撇嘴。

我笑着问他，能否把他手里的公用银夹子放回去，因为我需要用它取两片弗吉尼亚火腿。

他的大红脸蛋更加红了，对我诚心诚意道了一声抱歉。我说没什么，我去过您的诊所呢。

噢？

是的，我去那里申请过口录打字员的职位。我打字飞快，比弹钢琴出错还少。

真的？

我的打字考分第一，您当时是这么告诉我的。

那是什么时候？

去年秋天。那时候我正在为离家出走做准备。

后来呢？我为什么没有录取你？

我耸了耸肩。我心里明白，被录取的是第三名，只因为她是半个美国姑娘。她那亚洲的一半不明显，稍一伪装可以成个很乱真的纯白人。

我知道了！医生说，红而亮的大脸蛋上升到颧骨上。你太漂亮了，我不敢雇用你！他借着恭维吃我豆腐，也赖掉了种族歧视的嫌疑。

其实没什么，我们唐人街长大的孩子，在这样的事上看不开，就不要活了。

我把彼得叫到医生面前，给他们介绍：这位是唐纳德医生，这位呢，医学院优等生彼得·寇恩。彼得那只钢琴师的细长手指被唐纳德医生粉红色、又宽又厚的手包住。粉红色大胖手看起来就温暖、可靠。彼得说他把医学院的成绩单带到中国来了。

唐纳德问彼得是否介意到他的诊所去涂涂红药水紫药水——他非常抱歉，只能让优等生屈才干这个。周末会需要他做夜间值班的医生，给为妓女争风吃醋、打得皮开肉绽的水兵缝缝针之类。唐纳德医生心里想得很美，这个谁也不要的医学院优等生到他这里，出卖的是廉价体力加脑力。

我还想把彼得再推销得好些，他已经满口答应了唐纳德。他在唐纳德身后向我飞了个吻。虽然事情进行得十分迅速，彼得已经把那份即将得到的医助工资加减乘除了一遍；它比他教四个钢琴学生要挣得多。多十块钱。这样他就可以租一套带浴室的小公寓，一间给父母住，弟、妹和他在客厅兼饭厅打地铺。他微笑着听唐纳德医生讲解着上下班制度，以及如何对待偶然求医的日本伤兵，但他巨大的黑眼睛看到的根本不是唐纳德医生，而是从零开始的好生活。

从唐纳德医生身边走开，彼得到酒吧取了两杯柠檬苏打水，一杯递给我。两杯淡青冒泡的饮料里冰块叮当作响，他的杯子碰在我的杯子上。彼得太缺乏恶习，连白喝的酒也不碰。

怎样谢你才好？他高兴得神魂颠倒。

别谢我，爱我，我说。

当然。他喝了一大口苏打水。

我心里突然乱糟糟的：他突如其来的好运气似乎减轻了一点我的重要性。没错，从那个排泄都避不开人的大宿舍搬出来也是我巴不得的，但他的新生活会不会让他从我身上分心？他是个敏感细致的人，马上就低下头来看我的神色。

他问我是不是哪里不好。

我说好得不能再好了。这是实情，只要他好，我还能不好？

他说那就好，但他没有完全信服。

其实你该谢的人还有世海。我指指远处：世海跟几个同龄人正严肃地讨论着什么。温先生、温太太的票子显然被他们的儿子自作主张赠给了我们。世海有一次对我说，他的父母既不懂音乐也不爱音乐，就是死逼他弹琴，死逼他比赛拿第一、第二，拿了第三回家就要吃“生活”。只有父母吵架的时候母亲才说实话：“叫阿海个小死人不要敲棺材钉了好𠲎？天天敲得我脑子疼！”

我和彼得走到世海的小圈子旁边，少年们一哄而散。他们是今天餐会上最严肃紧张的面孔；他们忙的是重大事务，成年人们却百无聊赖，美酒美食加有口无心的美言。

世海，谢谢你。我说，伸手拉着彼得，喏，彼得在一家美国诊所找到了一份事做。

世海说：那你不教我钢琴了？他呆钝的眼睛流露出不舍。

彼得说：怎么会不教？只不过要改变授课时间。

彼得可真有他的，我想。原先我以为只有中国人肯如此吃苦，生活在工作中。保持教琴的工作，是彼得给自己留后手。没办法，他不能不保险上加保险，能挣的钱他都挣，趁着机会就在身边。

世海的同学在一边向他打手势。世海的眼睛精光四射，上下眼皮也不松弛了，迅速朝门口看去。几个日本军人走到了门口。

彼得说：你看星期六下午三点如何？我星期六晚上五点开始上班。他看着自己的手表，上面有日历、星期。彼得告诉我他们离开奥地利时纳粹连手表都不放过，现在他们全家只有一块表，谁出门谁戴。三点钟合适吗，詹姆斯（世海的英文名字）？

合适的。世海把脸转向了彼得，注意力却仍留在门口。美侨学校的女教务主任在和几个日本军人交谈，大概谢谢他们光临，但也谢谢他们立刻止步。双方都是多礼得可怕，又冷傲得可怕。

我也给这节外生枝的场面弄岔了神。

彼得背对着门口，他对正在上涨的紧张空气丝毫没有察觉。

我低下头，看见所有尖尖的高跟皮鞋跟一动不动。抬起眼睛，又看见所有被擎在手里的香槟、葡萄酒、苏打水也一动不动，连啤酒、香槟的泡沫都不敢乱冒。

两个日本军人跨了进来。

假如星期六不合适，星期日下午两点，怎么样？彼得认真至极的眼睛只看见世海。他是此刻唯一说话的人。

世海点点头，穿白色和棕色三接头皮鞋的脚开始往旁边移动。

我在想，这些日本人来这里干吗，我们这里的红男绿女谁都不像惹了他们的人啊。

世海的目光频频向两个日本人扫视。我发现刚才跟他一块儿的几个小男子汉全不见了。他们闯了祸，还是正打算闯祸，把这两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给招来了？

日本人通过一个翻译说，他们得到可靠情报，这个学校里有反日分子，并且利用今天的音乐会进行反日宣传。现在他们的连队已经封锁了这个学校的所有出口。反日分子请不要连累善良的和平主义者们，请自己站出来吧。

美国人开始受不了了。请日本军人立刻滚出去，这里是美侨的领地，美侨好不容易开个音乐会乐和乐和，他们还要编借口来煞风景。

美国式大嗓门像美国牛排一样，这时特别解气。

打头的日本军曹说：好，没人站出来。我们就只好搜查了。

他们不一会儿就从礼拜堂的钟楼上押出几个十六七岁的男孩儿，就是先前满脸事关重大的那帮小男子汉。

他们的家长在客人之列，立刻站出来，质问日本兵是否有证据。

全城到处都是证据，日本军曹说。他们帮地下抗日分子到处张贴反日标语！其中一个日本兵“唰”的一声抖出一张“证据”：一条抗日标语连同寻人启事、租房启示、包医花柳病的广告一块被揭了下来。标语的大致内容说：俄国、英国、美国都将支援中国军队打回江南。

那你们怎么能确定是他们张贴的？一个相貌年轻的母亲说。要么你就抓贼捉赃，否则你就是胡乱栽赃！

翻译颇费了一会儿事才让日本兵明白了这两句话。

日本军曹说：我们不会平白无故抓人，当然有可靠的消息来源。

美国女教务长说：那好，他们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假如他们真的犯有你们所指控的反日行为，我们先要以校纪整肃。

日本军曹一摆脑袋，手下们一下子端直了枪，几步冲到温世海面前，用枪头杵在他略有些佝偻的胸口上。谁也没反应过来，日本兵已经从挂衣服的衣架下面拽出几张卷起的长条纸，不用打开就知道它们的材质和那张标语一模一样。

世海显然是害怕搜身，想趁早把“证据”转移，却被那个三十来岁的日本兵抓个人赃俱获。

彼得一直到这一刻才完全醒了。他脸色灰白地看着日本兵的枪托一下一下落在世海头上、身上。一米七二的世海滚成了一个球。我上去拉他，又惹那日本人来了火气，一枪托朝我的肩膀夯下来，若不是我躲打躲得好，肩膀一定脱臼了。

彼得大大地睁着两只黑眼睛，似乎伤心和委屈同时涌上来：怎么走到哪里都躲不开残忍和暴力？他原以为一切可以从零开始，连厄运都可以降到零，可一回神，自己又在流血汩汩、狰狞面目的图景中了。

整个餐会起义了，各种语言在叫喊：停止打人！停止行凶……

十多个日本兵从院子外赶进来，开着冷气的前厅刹那间一阵热烘烘的汗臭。

日本军曹打人打得他自己脸也煞白。他拎起被他打成一团的温世海，指着前面被搜捕出来的几个男学生，问谁是头头。

温世海鼻子以下一片血肉模糊。他避开日本兵的逼视，身子尽量躲到一下子打不着的地方，左肩斜出去。似乎他练过拳击，正采取防御姿态。

日本人连吼几遍，世海终于抬起眼，朝那几个男学生看去。这时一位母亲说话了：詹姆斯·温，你自己做事自己当，往阿拉凯文这里看啥看？不作兴血口喷人的，阿拉凯文没证据被人家日本人捉牢！侬血口喷人也没用……

世海是好样的，赶紧把眼光收回，快速眨巴着松松的眼皮。

日本人通过翻译对世海说，他若不交出头头，就得去宪兵队坐牢。

我用英文跟世海说：别怕，你父亲认识的人多，说不定不会让你吃太多苦头。我这就去通知你父母。

不少人开始拿包拿帽子，打算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三十多岁的日本兵却宣布，每个人想要离开，必须要经过搜身。女士们相互搜身，坤包交给士兵。

又是一片各种语言的抗议。日本兵像是没听见，严谨负责地把男宾女宾分开，又看着女宾结成双对，把手伸在对方仅裹着袒胸露背丝绸衣裙的身体上。亏他们想得出这样失体统的法子。

唐纳德医生嗓门最大，雪茄烟一样粗的手指点着日本兵说，他要让美国领事馆发抗议照会。

所有日本兵都是只忙自己的，你们说什么话解气就说什么，随便，请吧，只要你们按指令抬起两手，脱下皮鞋，解下裤腰带。

女宾们都穿着绢纱的鸡尾酒会小礼服，坤包里的东西也一目了然，除了粉盒、小手绢，就是易带的香水、檀香扇，无非如此。我是最后一个被搜查的女宾，日本兵叫了一个学生的母亲来搜我的身。当然是什么也没有，我看见在男宾队列里的彼得吁出一口气。

出了礼拜堂，我向美国女教务长打听，能不能用她的电话跟詹姆斯·温的家长联络，女教务长叫我放心，她已经吩咐人去通知了。

这时，两个日本兵正把世海架到三点钟的酷日下。彼得冰凉的手按在了我那挨了一枪托的肩上。

我转过脸看着他。我心里在说，彼得，看见了吧？有国土也没用，人家找到你的国土上来作践你。

他的手在我受伤的肩头抚摸着。

彼得说：你的阳伞呢？他看见我在毒太阳下皱紧眉头。

我走回礼拜堂，七八个穿雪白制服的侍应生正在撤下餐盘。摆得像珠宝一样的俄国鱼子酱图案尚未被破坏。地狱中的天堂塌了个墙角，四五个日本兵仍在对那几个少年反日英雄盘问。他们的父母坐在一旁，母亲们不时擦着泪或汗。那个叫凯文的学生西装上全是污黑的尘垢，显然在钟楼上某个积了半世纪尘土的角落和日本兵捉迷藏。

我对日本兵比划着：阳伞。

日本兵横过步枪挡住我的去路。告诉你们，我们这样受外族人欺辱的孩子自尊心是畸形的，病态的敏感，在能倚仗自己身份优越的时候一定不放过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包里放着美国护照。各种外族人在上海进行种族优越竞赛的时候，我决不放弃我美国身份的优越性。

就在这一刻，我和面前的年轻日本兵脸对脸。我真该服一服软，舍弃那把舶来品阳伞掉头走去。可是我的病态自尊心大发作。“啪”的一声，我按了一下小包的搭扣，金属的包口像贝壳一样张开。我取出我的美国护照，给年轻的日本兵看了一眼。我的意思是：我不是你占领国的公民，别跟我神气活现。

他翻了翻护照。我在他眼里太神气活现。他干脆一横心，枪杆子抵在我身上。

按说他这样耍横也说得过去，因为他们正在盘问那些小嫌疑犯。

彼得不放心了，从院子那头跑过来，一面叫我：May！妹妹！（到这个时候，他已经喜欢叫我的乳名了！）不值得的！

彼得，可怜你们祖祖辈辈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仍然落个斩尽杀绝的下场。那是我在心里说的。

彼得的规劝让我鬼使神差地往旁边一闪，从步枪旁边绕了过去。我的伞就在那衣架下面搁着。我穿过日本兵的步枪射程向衣架走去。在租界打死一个美国身份的人，大概会有点后果，我正是倚仗这一点。他们在1937年冬天攻占南京时假装误击，炸沉了美国军舰Panay，上面载着大半个美国领事馆，但在租界里他们不敢轻易“误击”。

站住！日本兵喊道。虽然不懂他的话，但从他的语气我知道他一定勒令我“站住”。

我已经到达了那个衣架前面，无所谓站住不站住。我回头看了他一眼，指指靠墙斜挂着的那把白色绸伞。伞是旧货店买的舶来品，用降落伞绸做的，十分牢固，晴雨两用。我的背现在是个好靶子，黑洞洞的枪口怎样发射命中率都会不错。

抗日小勇士们都不为自己担心，为我担心起来。

我从挂钩上取下伞。那伞有一个伞套，边缘一圈黑底白点的裙边，非常的布尔乔亚。

戏剧到这里可以完了——我已经跨出了礼拜堂，对站在碧桃树阴下的彼得笑了笑。日本兵对自己不精彩的收场也认了。你们知道当时舶来品里刚刚有自动伞：第一代自动伞。按钮一按，那一声“砰”，比现在的自动伞可响多了，伞就像点了捻儿炸出去的焰火，怒放在你的头顶。别忘了我从家里出走前也有小女人的可爱恶习：搜集各种奇物。这把舶来的自动伞是其中之一。那时我买的不少舶来品是旧货商从犹太难民那里低价收来，包装一番，放在柜橱里，专供我这种女人去猎奇。

我已经走出礼拜堂的前门，可我又一次鬼使神差，抽下伞套。你发现没有，鬼使神差往往导致突然的灾祸和幸运。当我“砰”的一声按下自动伞的按钮，已经晚了：伞套中的纸片散落出来。日本兵们被那一声扬眉吐气的“砰”吸引了注意力，向我转过脸，看见的恰恰是这些散落的纸片。

只消一秒钟，我就明白它们是什么了。是油印的小报。也许是抗日小勇士们在危急中把它们藏进来的，也许是世海抬举我，想让我成为他们抗日主张的非自愿传播者。后来证实是后者。

日本兵在门里就吼得震天价响：不许动！动一动就开枪了！这些话都是我猜的，但他们除此之外还能喊什么？

当翻译的娘娘腔男子马上就让日本兵明白这都是些什么纸片。纸质很差，不比烟纸店包大头菜的纸好多少，油墨味极浓厚新鲜，我应该隔着伞套就闻出来的。现在晚了。

彼得向我走了两步，看着日本兵们把我两只手扭到背后，看着我连衣裙的领口被扯得成了绞索。

误会了！他用漂亮的伦敦英文大声说，嗓音大幅度抖颤：绝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事！

全部日本兵都上来对付我，那些少年勇士们趁机在父母的掩护下匆匆奔出门，奔下台阶，眨眼间消失在一辆辆汽车里。

对不起，等一等，先生们误会了！彼得又向我的方向靠近几步。他的漂亮英文全白白漂亮，此刻没一个既懂英文又懂日文的人做翻译。

我也在不断地跟娘娘腔汉奸说，我一点也不知道伞套成了抗日宣传品的储藏箱，对此我完全无辜。

汉奸心地倒不坏，为我没少着急，翻译得一头汗，还让日本人不要拧我胳膊，横竖我跑不了。女教务长带着一个学生跑来，那学生会日文和英文，她要他把意思转告日本兵：误会实在闹得太大，必须安安静静坐下来，请美国领事馆的二秘来听审。女教务长指着我：像她这样一个有美国身份的小姐，何苦卷到这种徒劳无益、聊胜于打嘴仗的反日文字宣传里去？明摆着是一场误会。

日本军曹烦透了这个美国女人，对翻译说，劳驾美国领事派人去日本宪兵队澄清误会吧。美国领事若自己去，更欢迎。

我看见彼得的大黑眼睛瞪着我，还是在向我讨主张：他下面一步该怎么走。

彼得，去找我爸爸！电话：4259！我用英文对彼得说。

果然他顿时有了主张，转身飞快地走去。

其实这时我已经非常后悔。女教务长的几句话提醒了我：徒劳无益。我闯进去取伞本来已经够蠢，还要把戏剧推向高潮：在自动伞上扣了一记扳机，为自己受辱的唐人街长辈和同辈爆炸一下吗？让中国同胞和彼得的同胞们的本性怒放一回吗？幼稚愚蠢啊。

我在拘留室里待了多久我不清楚。拘留室是没有窗的，也没有灯。我的手表在进来之前被抹下去了。没抹下去我也不会看得见时间。不过有秒针细微的“嚓嚓”走动声要好过些。否则时间空间混成一个大黑砣子，实心的，我被铸在里头。

唯一可干的就是想念彼得。他这会儿已经见到我父亲了，肯定见到了。我父亲第一个感觉是：他看上去真像个难民啊。他们立刻让司机把他们载到美国领事馆。糟了，俩人大眼瞪小眼；这是星期日啊！美国人在某个高尔夫俱乐部打球，或者被沙逊请到他在虹桥的别墅骑马去了。他们所能求助的，是一个值班的中国雇员……

情况比我在拘留室里想象的还糟。彼得连我父亲也没找着。接待他的是我的小继母，她除了会说“Charmed”就是“My name is Kathrin”。他怎么费劲也无法让她明白发生了什么人命关天的事。所以五分钟后，彼得就从我家出来，在往美国总领事馆的路上小跑。彼得非常节省，只要能用两条腿的，绝不乘车。

我昏昏欲睡，听着上百只蚊子向我冲锋呐喊的时候，彼得到达了美国总领事馆。正如我想象的那样，所有外交官们都消失在上海各种豪华娱乐中，接待彼得的是一个站岗的海军陆战队卫兵。

卫兵叫电话值班员接手这个案件，自己回到岗位上。接线员往所有可能的地方打电话，但官员家里都是举家外出。那时上海洋人社会的风气就这样，周末没人待在城里。外文报纸上登满好玩儿的事物：赛马，赛狗，赌回力球，消夏轮渡，水球，高尔夫……

接线员告诉彼得明天一早再来。与此同时我在噼里啪啦打蚊子，浑身瘙痒。我没有看见这间拘留室什么样子，从味道判断它的地上、墙壁上记的血债不少。粪便和血的气味，以及腐烂稻草的气味在六月梅雨季发酵，滋养了一个庞大的蚊子王国。或者蚊子就是被圈养的，是第一拨行刑者。我不停地打，皮肤还是肿胀起来。又过一会儿，我眼皮都给蚊子咬厚了。

我动也不动地坐在一个位置上。我怕一动会碰到什么不悦人的东西。似乎只有我屁股下的一小块地方是被我坐干净的，因此也就是安全的。外面的汽车、马车过往，偶尔也听见驳船鸣叫。我的希望上升又下降。

后来我才知道那晚帮了忙的是那个女教务长。她的名字我记不清了。真不该，她是一个我应该记住的人。我记得她的姓是D打头的，不妨就叫她D女士吧。D女士其实一直在和宪兵队交涉。我在小黑屋里喂蚊子的时候，她就坐在拘留室外面的长椅子上。她很硬气，说假如宪兵们在没有证人前对我动刑，日本方面就要对下面的连锁国际反应负责。

这就是为什么一时无人对我下毒手。

这个和我素昧平生的D女士是那种美国的开明精英，那种极少数对有色人种同情的人。这种开明精英有先知的素质，知道种族偏见迟早作为人性弱点被克服掉。

一夜之间，有那么多人为我不眠：D女士、彼得、我父亲。D女士就守在电话旁边，等着美国领事馆的官员打电话来，她好向他们报告我的不幸。可她没有等来电话。

我父亲是晚上十点左右见到彼得的。

彼得尽量把事情讲出头绪，可我父亲还是让他讲了四五遍。每次彼得讲述的时候，他总是插嘴：妹妹没受伤害吧……日本狗娘养的没动粗吧……妹妹没有嘴硬吧……我老爹担心的是两腿兽日本兵会对一个妙龄女郎干出兽性使然的事。他们在南京遍地发情，谁都知道。

彼得这才明白他绕来绕去想问的是什么。彼得说他也最担心这个。他加了一句：在日本人眼里，妹妹一定也是很美的。

父亲这时才长时间地、使劲地盯了彼得一眼。这是很挑剔的一眼，盯得彼得口吃起来：我想……越晚越可怕……应该能够打听到的。

打听得到什么？我父亲没好气地说。他面前这个小伙子漂亮高雅是没错的，可无非是个漂亮高雅的难民。

我父亲有两个日本学生，其中一个女生英语不错。可我父亲除了上课从来不和她来往，找到她必须通过其他学生。当时是夜里十一点，夜上海蓬蓬勃勃，爱玩儿爱乐的年轻学生哪里都去，就是不去自己卧室。对于他们十一点不是太晚，而是太早。

我爸爸把彼得带到外滩路三号的上海总会酒吧，为自己和彼得各要了一杯杜松子酒，也没有理会彼得的谢绝。他在这里不是为了听爵士消闲，是为了用酒吧的电话，不断打给他的学生。

他的一个学生终于回了宿舍。这个学生恰好有那位日本女同学的地址和电话。

他和彼得开车从外滩一口气冲到虹口。那时候的虹口，非常有意思，弄堂纵横，网络一般。我父亲就在网里开赛车。

后来彼得对我说：你父亲是爱你的，这一点你千万别怀疑。

那是我从拘留室出来后他对我说的。

所以你知道，我有那么多人为我失眠为我奔波，我吃了一些苦头还是获释了。

还得回去说我父亲和彼得。他们开车到了虹口，找到了那条里弄。过去上海典型的里弄房就是这样的：朝南的大房间带阳台，归主人住，楼层之间的屋子朝北，叫亭子间，会过日子的主人就把这样潮湿阴暗的亭子间租给房客。我住的亭子间便是这种主、客格局，但没有虹口这边典型。虹口杂居着各种族的侨民，属于国际租界，外国侨民在邻区房租贵，我父亲这位日本女学生不愿把钱都花在七八平方米的住宿上，就到中国人的里弄里租房住。

我父亲和彼得几乎闹醒了一整条弄堂才找到了松尾友歌，就是那个日本女生。准确点说，一整条弄堂的人牺牲了小半夜的睡眠，才使我父亲找到那个很少露头的日本妹妹的亭子间。松尾友歌在半夜仍然没有归宿。到了凌晨两点，还没见她回来。我父亲和彼得只得在弄堂里乘凉等候，看着一扇扇窗口的灯逐一暗了，一张张不甘的面孔从窗帘缝里缩回去。

当时他们不知道，松尾友歌在一个日本同学家喝了太多的清酒，男男女女横七竖八睡成一片，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

可想而知，我父亲和彼得有多绝望。他们一直等到弄堂上方那条窄窄的1940年6月的上海天空由暗到明，第一家的门开了，姨娘挎着竹篮去买刚下船的黄鱼、带鱼或海瓜子。

他们逆着送牛奶的三轮车走出弄堂。我父亲叫彼得别跟着他了，因为他也不知道下面该做什么，往哪儿去。

彼得像个被丢在大街上的孩子，还穿着昨天冷餐会的西装。

就在我父亲和彼得分手的时候，我被押到了审讯室。审我的是个宪兵少佐。他让我坐，叫我别害怕，说实话。

我说我有什么可害怕的。翻译照我的口气翻过去，少佐点了点头。不知他点头是什么意思，是“走着瞧”，还是“不怕就好”。我再次为自己犯蠢而懊恼。从我向你描述的那个年轻冒失的女子，你对我早先的个性应该有个大致印象了吧？没错，就是那种太安分的日子过不了的女孩。那一夜的拘留，让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经过了死亡和坟墓。黑得不透气的狭小空间、陈腐的血腥和缭绕的冤魂，比坟墓怎么样？我误认为经过了那里，就是经过了最坏的。

桌上放着一本美国护照，我被押进来时就看见了。看来他们把我的身份验证过了。唐人街洗衣坊的女儿在美国没人拿你当人，但护照还是同样盖着美国政府的大印。那大印再不情愿，还是盖在了我这张黄面孔、扁平鼻子、不可阅读的黑眼睛上——这是美国概括的华人相貌。

你的阳伞当时放在什么地方？军官开审了。

挂在衣架上，我回答道。

下面的审讯记录，大致就是这样——

少佐：你和这个散发传单的学生认识吗？

我：谁？

少佐：那个学生说他认识你。

我：你在说什么？哪个学生？

少佐：就是委派你替他的组织散发传单的那个学生。你知道当时不少人把阳伞、皮包挂在衣架上——有四个衣架。

我没话了。

少佐：为什么他偏偏挑中你？当然是因为你值得他信赖，你们有交情。

我：你在说什么？我都给你绕晕了。

少佐：你不认识那个让你转移传单的人？

我：当然不认识！谁也没有让我转移传单……

少佐：你没有说实话。

我：……

少佐：其实对方已经承认了。他说你和他很熟，是半年前认识的。他说你们很谈得来。

我脑子嗡的一声：怎么把温世海给忘了？不管日本人是诱供还是逼供，温世海供出来的句句是实情：我和他不时谈到日本人的劣迹；我对日本民族的生理特征大大不敬，比如罗圈腿、多毛……种种他们日本人也没办法的审美遗憾。

审讯记录继续——

我：噢，你是说温世海啊！（我笑笑）他现在在哪里？

少佐：这个不关你的事。不要再撒谎。

我：好的。

少佐：现在你该承认你帮他转移窝藏抗日宣传品了吧！

我：你说呢？（我耸耸肩。）

我这时做洋式动作特别得罪人。少佐认为我倚仗两个大国来对他耸肩。我耸肩是我无奈，表示：我算讲不清了。可无奈被他看成无赖、不屑。你好好看看这个洋派动作，确实有美国式的无赖。有那么一丁点吧？

从那一次我领教到日本人是开不起玩笑的。这个军官把我的无奈看成无赖，因此就认为我取笑他，拿这么严肃的事不当事，开玩笑。他们是世界上最认真的民族之一，对此他们也没有办法。

少佐走到我面前说：请站起来！这句话他是用英文说的，用他自认为是英文的那种语言说的。

我知道坏了。我认真严肃、英勇不屈都能让他心理平衡，我作为中国人英勇不屈多少还让他敬佩，可用一个美国动作来跟他耍，他的民族自尊心受不了了。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左右开弓抽我耳光。

他第二下就把我打得向后跌去。但我后面是我刚才坐的椅子，让我一跌翻倒了。我头朝下一栽，脸从震动的麻酥中渐渐变得灼热，灼热刹那间流散开。我发现自己耳朵眼儿里都进了血。

少佐没法继续抽耳光，就上来踢我。他头一脚把我踢得翻向右边，第二脚把我踢得膝盖碰胸口。然后我就在他脚下一曲一张，一会儿是条虫，一会儿是个球。我的身体内部有什么给踢碎了似的，血大股地从我嘴里涌出来。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惨叫了。大概叫了吧。我觉得他踢够了，周围似乎安静了好一会儿。我慢慢转过身，想撑着地面坐起来，突然看见他的左脚向后撤一步，抬起右脚，中锋要射门了——那临门一脚之准之狠，我听见自己身体发出一声闷响。接下去我觉得喘不过气来，后来验证出那是因为断了两根肋骨造成的。原来少佐一直等在那里，看看我是不是给踢得差不多了，但我挣扎起身的企图让他又补了那致命的一脚。

假如我是一个纯种白人，美国总领事会把我当个大事去办的。我的姓告诉他我是个华人，他想，无非是那些不知耍了什么勾当在美国赖下来的中国佬后代，就打发手下的华人雇员去交涉。为一个唐人街洗衣坊的女儿跟日本人过意不去，何苦？日本人攻打南京时，炸沉了美国军舰Panay，都没让美国太较真。从沉了的Panay上撤到荒岛上的美国使节们让日军飞机扫射追杀，死伤一片，那么大一桩事情，都没让美国跟日本太过意不去。

D女士、领馆雇员、我父亲找的日本说客，筹码全部加在一块儿，才把我保出来。

保释我的条件是在我伤好之后立刻离境，回美国或去其他什么国，反正日本人不要我继续给他们惹麻烦。他们警告我父亲，假如我不离境，再次给他们逮着，就不是断两根肋骨了。美国领事馆出面向日方担保，我出院之后直接上船。

彼得也站在迎接我出狱的人里。我倒是宁愿他别看见我的丑陋狼狈。

我从宪兵队被父亲的车接走，送到了一家美国人开的医院。检查和治疗并不复杂，当天晚上我已经打着石膏吃牛排了。父亲、继母、彼得和大捧的鲜花挤满我的病房。小小的继母看我不时疼得嘘一口气，啧啧嘴，一会儿一声“作孽”。民族冲突白热化，家族就没了矛盾。

等父亲他们走了，我和彼得相顾无言。一切都摆在他眼前，我的美国身份不妨碍人家把我当劣等人种。这是一个大回归，我和他回归到同样的地平线上。

吃了甜点之后，我点了两杯朗姆酒。彼得明白这是意义重大的破戒，一句话不问，陪我喝酒。我一有沉重的事要讨论就想喝点酒。

酒劲最好的时候，我拉起彼得书生气十足的手。我说我可不会离开上海。

他抬起稠密的睫毛。他的目光让你感到是顶起什么沉重的东西到达我脸上的。顶起沉重的心事。

我不会离开你，我说。

可是……他们勒令你离开，你就得离开。

那是你们。我们中国人表面听话，心里谁都不听。我的爷爷就没有听话，离开美国。

可是会非常危险！再被他们抓住，就可能是死。难民都说日本人比纳粹更残忍。宪兵队怀恨谁，谁就可能下落全无——难民营的人都知道。彼得的黑眼睛此刻盯着我，那个可能会下落全无的我。

彼得我爱你，这是我在心里说的。我怎么可能走呢？这是我口头上说的。

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吧。

上海是个藏得住任何人的地方。你在跑狗场、赌场、十六铺码头随便跟谁借个火、问个路，碰到的都可能是个鸦片贩子、在逃犯、凶手、人拐子、暗娼、地下抗日分子。天天抓抗日分子和共产党，人家不是一样贴标语、搞袭击？听说上海机场被一支叫新四军的队伍偷袭的事吗？仗是没打起来，可是烧了一架飞机，仓库的货品失窃了。他们都能在上海存在，我为什么不能？我瞪着彼得。

那你打算怎么存在，亲爱的？彼得问道，拿出他不客气的“亲爱的”来了。

我……我暂时躲一阵，等日本人忘了我，我再悄悄找些事做。总会有办法的。我对他笑了一下，被蚊子叮和耳刮子掴的脸感觉又大又厚，笑容怎么也推不动那些肿胀的皮肉。

去了美国，反而对我们更好，你不觉得吗？他说。

他在我被关押的一天一夜里长进了，居然拿出这么大个主张来。我等着他的下文。

我也是听难民营里的人说的，他说。有几家难民和他们在美国的亲戚联系上了，正在等美国方面的经济担保书。一旦有了担保，就可以申请美国签证。你回了美国，可以办一份经济担保给我，我们可以一起去美国。

我看着他。这似乎不是他一时的突发奇想；他一定把前前后后、根梢末节都打听清楚了，才向我提出了这份完整的建议报告。这就是我刚才企图看透的沉重心事。

为什么要我自己回去办理经济担保呢？我可以求我伯伯们办！这样我就不必离开你了！我说。

他们会为我办吗？

总可以先求求看。我呼吸急促，被石膏箍紧的肋骨疼痛发作了，冷气也不帮忙，我的皮肤在石膏下面一层蒸汽。

这天晚上我和彼得喝了三杯酒。他没有酒量，人喝傻了，瞪着我们谈出来的美好前程一个劲儿傻笑。他走后已是深夜，尽管我脑子密密麻麻排列满了该办的事项（要把彼得带到美国得办多少事啊），我还是很快沉入睡眠，把拘留室亏欠的一觉也一块儿睡了回来。

醒来是下午一点，我床前又添了几束花，其中一束是菲利普送的。由于他在行帮的人缘，也由于他儿子供出了我，世海也获释了。

我无心去想菲利普和温世海的愧疚；我想的是，这一天真好。这一天彼得开始在唐纳德的诊所当医助了。这个医助职位你们可别小看，它从此建立了一个学院优等生和实践之间的纽带，从它开始，彼得就算一个有临床经验的人。在美国走到哪里，都向你要“工作经验”和推荐人。在唐纳德的诊所涂红药水紫药水，可以给彼得提供这两样东西。

这一天还好在我有了新的生活方向，一个和彼得共有的生活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