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又一次有声有色的开始。

这是又一次气势磅礴的奠基。

中国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将由此告别三十年代的破败矿井和陈旧的开采布局，一步跨进四十年代。它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自营煤矿的落后状况。贺绍基坚信，他是在为中国的能源工业提供一个范例，提供一个经验，提供一线希望之光。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中国公司的事业发达，不仅仅在于可使西严矿区起死回生，而在于可以提高整个中国民族工矿业的自信心！

现在，他站在码得整整齐齐的大型工字钢和重型钢轨上，炯炯双目透过眼镜的镜片，注视着在钢铁的撞击声中微微震颤的大井工地，注视着在飞扬的煤尘中忙碌、奔波的人们，心里有了一种沉重而喜悦的感觉。一种庄重的责任感、使命感带来的骄傲和幸福，象一股股强大的电流，一阵阵撞击着他的心扉，使他激动得久久不能自己。

代表着三十年代初期中国自营煤矿水平的三号井井楼固执地站立在他面前。这个井楼只有十几米高，单层罐笼，每罐装载两个车皮，总负载量为一点五吨，从哪方面讲，它都是个不成熟的孩子，决不能担负起四十年代大工业的沉重责任。他要使它一举变成男子汉——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要使它从十几米的短小身材长成四十二米高的大汉。他要使它的负载量提高一倍以上。他要使它那伸入地层的身躯从负二百二十米，延深到负三百三十米，负四百五十米。他要使它能够站在它的兄弟们——那些英国人、德国人营建的煤矿中自豪地挺起胸膛。

为此，他在二号井新井工程被炸毁之后，立即着手设计三号井工程；为此，他在工程设计和开工单上庄严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贺绍基。

是的，是那个叫贺绍基的工程师促成了这一切，主使了这一切，不管章达义一伙骂也好，叫也好，他就这么干了！这是天经地义的，他是矿业工程师，若是不搞工程，还算什么工程师！

面前，机器厂、土木厂的里工工友们在用自己的双手描绘着他已经在图纸上描绘过的景象，有条不紊地开始了工程的建设。三号井周围的破旧附属建筑物全部炸毁、拆除了，几条运送材料用的小铁道已经紧张铺设完毕，几十吨水泥、石灰，成百车料石、砖瓦，几百吨钢铁，已从公司的各个角落涌入了大井工地。三号井老井楼上的一些碍事的钢梁已被拆了下来，井口周围拦上了安全栅，土木工程厂的工友们已不分昼夜地轮番开始了地下的延深工程。

钢铁撞击着大地，料石、砖瓦撞击着大地，人们纷杂的脚板撞击着大地；工程技术人员的哨子声，矿车与矿车的碰撞声，夹杂着浓重喘息的劳动号子声，把一个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小工地渲染成了一个歌舞升平的世外桃园。

这里，没有战争。

这里，没有动乱。

这里只有一个贺绍基，只有贺绍基的意志，这个工程师的意志对几百名施工工人就意味着命令，意味着行动，意味着成功！

从重金抢购机票飞往沦陷区的那一天起，贺绍基便牢牢记住了自己的工程师的身份，便萌发了要为复兴中国矿业大干一番的念头。

这念头是根深蒂固的，可以追溯到十六年以前。

十六年以前——民国二十年，他从北洋工学院毕业，通过一位有钱的同学的关系，找到了当时任中国公司副董事长的纪湘南，到中国公司做事，开头做矿师，后来，到纪湘南身边做技术顾问兼秘书。半年之后，纪湘南的小儿子纪华森因参加左翼学生发起的学潮，打了校长，惹出了麻烦，被学校当局开除。纪湘南为使其子摆脱左翼学生的影响，将来继承产业，半劝诱，半强迫，要纪华森到日本“考察”矿业，派他一路同行，促成了他东渡留学。是年底，他和纪华森带着纪湘南写给日本三井炭业株式会社董事长小野一郎的亲笔信，东渡日本，二十一年正月初六踏上日本国土，住在小野一郎董事长的寓所。

二十一年春，他和纪华森几乎游遍了日本三岛，最后，纪华森被日本工矿业的飞速发展吸引住了，决定留学日本，并劝和他同行的贺绍基也留下来，一面学习，一面对日本工矿业进行更深入的考察。他同意了。纪华森当即向父亲发了电报，请求父亲负担起他们二人的留学费用。纪湘南原本有意让其幼子留学日本，再加上对贺绍基颇有好感，立即复电应允，旋即寄了一笔钱给小野一郎董事长。

当年，他和纪华森一起，进了日本工业大学，先是预科，三年以后进入本科。从那一年开始，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念头，便在他心里萌发了。假期在日本大正煤矿参观实习时，他便在心里暗暗对自己说：“我将来也要为中国搞这样的现代大矿！”

在纪湘南的资助下，他和纪华森在日本苦读了六年，直到二十六年抗战爆发，他才和纪华森愤然回国。他们受不了日本当局对中国的战争叫嚣，受不了那数不清的“号外”和欢呼大皇军节节胜利的喧闹的刺激。

踏上中国国土之后，他和纪华森分道扬镳了。纪华森有感于中国军队的节节败退，民族工业的不断毁灭，没有回家向父亲讲述一下在日本的经历，便辗转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去了延安，后来听说进了抗大。而他，却坚决回绝了纪华森的劝说，回到了上海孤岛，回到了纪湘南身边。他觉得他不这样做，便对不起对他寄予厚望的纪湘南。

那一次，纪湘南抚着他的肩头落了泪，象迎接亲生儿子一样，举行了盛大宴会，欢迎他回到中国公司来。在那次宴会上，他发誓要为公司干点事，他要以一个中国人的全部热情和智慧，开始他个人的，也是中国公司的事业。然而，当时公司的实权不在纪湘南手里，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是章达义的哥哥章达人，这个人愿意把纪湘南当神一样敬着，却决不愿让纪湘南的亲信占据公司的任何一个重要位置。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著名的台儿庄会战爆发，西严矿业在徐州陷落后被迫炸毁，从根本上断绝了他干一番事业的希望。

公司撤到重庆之后，他做为公司高级职员依然按月领取着公司发给的高额薪金，可每当拿到薪金，他的脸都要发烧，心儿都要颤栗，他觉着这是一种讽刺，是不能忍受的。

在这种良心的煎熬中，七年过去了。

三十四年八月，日本战败投降，纪湘南出面邀集在渝董事，召开了战后第一届董事大会，组成了新的公司决策集团。由于章达人自杀，章达人派失去了最有影响的铁腕人物，加上董事会构成人员起了很大的变化，纪湘南全权掌握了中国公司的命运。然而，纪湘南却因年迈体弱再也不愿出面做董事会长，而将其长子纪华林推了出来，同时，也把他推了出来。那天在重庆，在沙坪坝，在一间宽大明亮的客厅里，纪湘南语重心长地告诉他：“绍儿，干吧！你们做事情的好时光到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创造，现在，中国公司的天下是你们的！”

是的，中国公司的天下是纪家的，自然也是他贺绍基的。接收之后不到一个月，他便开始施展自己的抱负了。他调阅了日本人占领期间所有的矿井资料，亲自下井勘察了几个出煤井，组织了一个以他在北洋工学院的同学赵正东为处长，以前总矿师钱钧为副处长的矿井整顿工程设计处，仅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便搞出了二号大井延深工程地面、地下的全套图纸。

不料，就在工程筹备完毕，准备施工之时，公司副董事会长章达义跳将出来，拼命反对。这个人不同于他的胞兄章达人，根本不知道办矿是怎么回事，他只认得钱，只想变着法儿捞钱。接收期间，他就伙同一些人偷偷盗卖公司器材，把公司在徐州、南京、上海货栈里的电机、电缆趁着接收时的混乱抢运出来，转手低价卖给了公司的劲敌——刘家洼英国人的德罗克尔公司。事情败露之后，他在董事会招来了一片骂声，搞得名声狼藉。不过，他反对二号井工程开工的理由却颇为充分：其一，西严矿区地处国共交战区，局势尚未明朗，投拨巨资兴建现代大井，实属冒险之举。其二，由中国公司自行设计、施工营建这样规模和水平的大井力不从心，有异想天开之嫌，搞得不好，公司将陷入泥潭而不可自拔。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主持工程的贺绍基别有用心，试图利用公司的资财、矿产为自己出人头地创造机会，这是不能容忍的。

贺绍基大为震惊，亲赴上海，面见纪湘南和董事会长纪华林，对章达义的三项理由逐条予以批驳。纪湘南和纪华林是明智的，清醒的，他们知道，为使矿区早日恢复生产，必须立即着手进行延深工程。纪湘南痛骂了章达义一顿，嘱咐贺绍基立即动手施工。

这时，章达义才无可奈何地向后退缩了，他承认大井延深工程是必须的，但又提出要通过刘家洼的德罗克尔公司，从英国引进矿井设备，由英国人来主持工程。他声泪俱下地告诉纪湘南和纪华林，他这样做完全是为公司的前途和利益考虑。

纪湘南动摇了，派人和德罗克尔公司进行了接触，结果，事情告吹。——英国人要价太高，所造预算几乎是自行施工费用的二点五倍，而且，时间拖得太长，竟要三年半！这不能不使纪家父子怀疑德罗克尔公司英国人的险恶用心，他们决不希望给自己树立一个顽强的对手。

最终，董事会做出决定：工程还是由公司自己干，由贺绍基一手负责。

二号井工程就这样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工了。开工以后的一年多里，贺绍基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最终促成了新井工程的巨大成功。其时，京、沪几家大报刊登了他的照片和新井工程的新闻，《中央日报》称他为“戡乱建国的英雄”，说他为工业的复兴创造了一个奇迹。

然而，没等大井的收尾工程最后完成，甚至未能在新建的绞车房里好好试一试车，共产党的苏鲁豫纵队进矿了，几矿车炸药，把他这用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创造出来的奇迹炸得烟消云散了……

章达义的话不幸言中，贺绍基和中国公司的董事们确乎是在冒险！

贺绍基曾试图阻止这一切的发生，他曾派人用五根金条去收买纵队长庄大利，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庄大利将送金条的职员狠狠教训了一通，并把贺绍基软禁在新二十六师师部的大红楼里。

在大红楼里，庄大利和他进行了一场根本没有共同语言的谈话。

庄大利说：“贺绍基，对你的出身经历，我们一清二楚，你是国民党陆军部的接收大员，中国公司资本家的代理人，又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戡乱建国英雄，你死心塌地为国民党反动政权卖命效力已不是一天了！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广大矿工的要求，代表人民判你死刑！但是，因为你还是一个工程师，有技术，我们愿意留你一命，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贺绍基根本不买账，冷静而固执地道：“我不认为我有什么罪过，所以，我不请求宽恕！但是，我请求你们不要把这个大井炸掉，这个大井来之不易呀！”

庄大利严正地道：“今天炸掉它，是为了以后更好地建设它！今天，我们还不能守住这座矿井，国民党反动派还会卷土重来，他们还会利用这座矿井出产的煤为他们造枪、造炮，屠杀人民！你为国民党建了一座大井，就是建了一座炸药库，这不是罪过，难道还是功劳么？！”

“我是工程师，工程师的责任是建设！对国共两党的斗争，我一概不介入，这座大井，我既不是为国民党建的，也不是为共产党建的，而是为中国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建的，你们没有权力，也没有理由炸毁它！”

不管贺绍基怎么抗争，大井还是被炸了。当他透过大红楼的窗子，看着几里外一股拔地而起的烟火撕破夜幕，听到闷雷一般的隆隆爆炸声时，他的心都碎了，他眼里滚出了痛苦的泪……

庄大利被他的执著和真诚感动了，换了一种态度，恳切地劝导他，要他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劝他和国民党反动派一刀两断，从思想上划清界限，随纵队一起撤到鲁南去。

他一口回绝了，明确表示，决不和任何强迫他的人合作。纵队战士只好把他的手捆起来，放到独轮木车上推出了矿区。同时被捆走的还有他的同学赵正东和十几个工程师、矿师。赵正东恰巧和他同在一架独轮车上，一人坐在一侧，背对着背，一个纵队战士在前面拉，一个民工在后面推，他就这样狼狈地离开了矿区。

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他那坐惯了轿车，坐惯了沙发的臀部受到了极大的委屈，他觉得自己象一口可怜的猪，正被人们任意地摆弄着，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种现实，不能容忍这种凌辱。当晚，在离开矿区几十里外的一个小山村宿营时，他借着月色逃走了，逃回了新二十六师重新占领的矿区，木然地凭吊了那耗尽了他的心血的二号井工程废墟……

现在，他又重新开始了。这不是一次简单的重复，而是一次具有新的设想，新的意义，新的突破的创造性的开始。被毁坏的二号井工程尽管总体上是成功的，但，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如：井筒罐道梁的位置事先未留，后来被迫在井壁上凿洞，既费工又误时；还有，罐笼设计趋向保守，总负载量偏低，井口出车水平定得偏低，不利于矿车出井后的自动滑行……等等，等等。当时，他曾懊悔，这一切已是无法挽回的了，现在，他却可以把这一切都补救回来。

这就好，这就很好。开始，毕竟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简单的开始远远胜过一切辉煌的结束……

这时，身边的中国公司前总矿师钱钧忧郁不安地道：“贺公，工程总算开始了，这是一件好事。可是，有一个大问题不知贺公考虑了没有？这一次，我们的技术力量太薄弱，以后的困难和麻烦会很多，我们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贺绍基何尝没想到这些呢？他看了钱钧一眼，点了点脑袋，叹口气道：“老钱，这也是我最担心的问题！技术力量的薄弱，不仅仅会影响我们的建井工程，也势必要影响我们日后的生产！这是一个关系着公司命运的大问题。正基于这种考虑，我和董事会长纪公才决定不惜重金，从京、津、沪各地招兵买马。日前，驻京办事处和上海总公司已分别把我们的招聘文字送到了各大报馆，也许年内或月内会有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应聘来矿。”

钱钧显然信心不足，摇摇头道：“这不现实！空锅架到了火上再等米，无论如何都是不足取的。比如说眼下这个工程吧，负责地面设计的主管工程师就没有。”

贺绍基微微一笑，拍了拍钱钧的肩膀道：“有了。我让李凤楼接手干了！”

钱钧大为惊讶：“李凤楼？就是原来企划课的那个小伙子么？这小伙子文化程度只有高中，仅在日本人办的矿业训练班待过一年……这……这是不是太轻率了？”

贺绍基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钱钧这含蓄的指责。

的确，让一个从未主持过建井工程的训练班出身的年轻人充任地面主管工程师的职责是不太合适的，他从心里也不愿这么做。可是，不让他干，让谁干呢？参与二号井工程建设的工程师、技师被共产党搞去了一大半，矿上五十几个技术人员中，学过建井工程，搞过建井工程的没有几个，全派到工程上都不够，更甭说还有些人他根本信不过。想来想去，他还是决定启用李凤楼。他有他的考虑：其一，李凤楼参与了二号井工程，做过当时主管工程师的助手，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其二，李凤楼谦虚好学，责任感强，一本日文版的《矿井设计》，他译出多少，李凤楼便掌握了多少，这不能不使他对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

“定下来的事就不要再谈了！非常时期，我们只有采取这种非常办法！”

贺绍基果决地说着，漫步走下了那由重型钢轨和钢梁铺成的平台，手中的图纸卷儿拍打着身上的灰尘，走到了几个正在装修电绞的机器厂工人中间。

工人们站了起来。一位满身油污，满头白发的老工人，支撑着弯驼的腰杆，对贺绍基倔里倔气地道：

“总经理！”

贺绍基扬了扬手中的图纸，微笑着纠正道：

“工程师！”

“总经理！”老工人固执地坚持着。

贺绍基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严肃认真地道：“这里只有工程师！”

“可你是中国公司副总经理！你该对公司的一切负责任！”

贺绍基这才意识到，面前这位老人是有情绪的，仿佛受了什么委屈。他不禁注意地打量起这位出言不逊的老人，突然觉得他的面孔挺熟，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你是——”

“我叫刘老窑，三天前拦过你的汽车！”

贺绍基一下子想起来了。不错，三天前，他从公司驻徐州办事处回矿，在矿东门口，有一个老人拦车，后来，矿警队员将他拉到了矿门口的岗楼里，他根本没下车，以后的事他就不知道了。

他脸孔一热，心里产生了一丝愧疚，然而，他决不愿在一个普通工人面前放下自己的架子，遂不动声色地问：“哦，你为什么要拦我的车？这很危险嘛！有什么大事非要我出面办么？”

“你们公司太欺负人！简直象土匪、蟊贼！”老人眼里含着悲愤的泪光，身子直抖。

一股无名怒火涌上脑门，贺绍基想板下面孔狠狠训斥老人一通，又想转身走掉，不予理睬。他觉得和这些没有头脑的工人是讲不清道理的。

“总经理，您别介意，老窑哥就这脾气！他也是气急了呀！”一个中年工人站起来劝解。

“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说说！”

“哦，是这样的。一月份共产党进矿之后，为照顾大伙儿的生活，把煤场的煤分了，一人五吨。老窑哥没领，我们劝他领，他也没领，他说：不是咱自己出力挣来的东西，拿到家里心里也不踏实。老窑哥不但没领那五吨煤，共产党爆炸队炸矿时，他还带机器厂的工友们护过矿……”

贺绍基一怔，盯住刘老窑满是皱纹的脸孔痴痴地问道：“你……就是你带着大伙儿护过矿？”

护矿的事，贺绍基早就听说了，心里十分感动，他曾想过要找那领头护矿的工友好好谈谈，代表公司向他表示感谢。然而，回矿之后，诸事缠身，竟使他将这事忘到脑后去了。他没想到领着大伙儿护矿的竟是面前这位瘦弱的老人！

他一把握住老人那沾着黑油的手，连声地道：

“谢谢你！我代表公司谢谢你！尽管大井没保住，尽管共产党把大井炸毁了，但，作为公司的一个普通工人，你尽到了自己的心，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如果公司的每一位工友都象你这样，中国公司的复兴就不会是一句空话了！谢谢！谢谢！”

老人甩开贺绍基的手：“我们不是为了什么公司！我们是为自己！大井是我们的饭碗，我们不愿砸了自己的饭碗！”

“有道理！有道理！”贺绍基感慨地道，“如果大伙儿都认清这个道理，齐心护矿，共产党是炸不掉二号大井的。”

继而，他又恳切地问道：“我还没弄清楚，你为什么要拦我的车？”

老人道：“我没拿公司一两煤，可上个月公司矿警队从各家各户收缴煤炭时，非要我交十吨！后来，连我们爷儿几个一冬天从矸石渣里掏出的十几吨煤全给抢走了，还打人！”

贺绍基无话可说了，他不能不承认，这是公司的错误，他作为公司驻矿副总经理，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沉默了一下，他从口袋里掏出笔和纸，当即写了一张便条，要求矿警队队长孙人俊立即偿还老人二十吨煤。

“老人家，公司对不起您！我贺绍基代表公司向您道歉！这二十吨煤，公司发还您。您可以拉煤，也可以要煤场折成钱，以后有事，您可以直接找我！”

刘老窑接过纸条，感动地落了泪，一连声向贺绍基道谢，转而又对身旁的工友道：

“我信了！公司还是有好人的！我信了！”

巡视结束，返回经理楼时，贺绍基强烈地意识到：他不仅仅是个工程师，还是个为中国公司负着沉重责任的副总经理，他主管的不仅仅是一个大井工程，还有西严五十里矿区，他处事稍有不慎，都将给公司的声誉造成不良的影响。他后悔了，不该听任牛苏青一味胡来，强行收缴共产党占矿时发给工人的救济煤。这是不得人心的，而这时候，人心的向背比什么都重要！

他要拢住人心。在这一点上，他要学学共产党。共产党慷中国公司之慨，把公司存煤以救济的名义分给工人，公司虽然收回了存煤，却收不回共产党的影响。为了抵消这种影响，他也得代表中国公司给工人们以相应的补偿。

他决意要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救济面粉搞到手……

当天下午，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矿务专员巴利克尔一行五人赴西严并刘家洼巡视，对矿区失业工人生活状况进行实地调查。其后，贺绍基再次派员赴上海、南京打通关节。四月三十日，总署向中国公司发出“申请已获批准”之书面通知。五月五日，总署电告中国公司，第一批面粉六百吨，并奶粉、罐头、布匹，将由沪署拨运西严。

消息传出，四乡乡民并土匪鲁栖凤暗中频繁活动，图谋不轨。为防止意外之变发生，专列由上海发车前十二小时，贺绍基紧急召见有关人员，安排防范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