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奇盗窃

大队的宵禁令所为何来

树多的地方鸟多，花多的地方蜂多，草多的地方牛羊多，水多的地方粮食多。在伊犁河谷地区，慷慨的大自然的恩泽就是这样地被及万物，伊犁就是这样一个树多鸟多花多蜂多草多牛羊多水多粮多的地方。何况是在春天；春天的破晓时分，正是百鸟争鸣的时刻。布谷鸟热烈地呼唤着对方——维吾尔族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他们用一对被迫分离了的情人的名字——再娜甫与喀咕克——来称呼这种鸟的雌鸟和雄鸟。小麻雀活泼地寻找着伴侣，一会儿从苹果枝头扑棱扑棱飞到桃树顶上，一会儿又从茶棚檐头飞到羊圈里边，吱吱喳喳地与山羊抢食。野鸽的叫声低哑而温存，像发自一个饱谙风月而又长久感情荒芜了的女子。黄鹂的鸣啭清脆而又圆融，好像吹响了一个灌了一半水的哨子，哨音舒卷自如地滴溜滴溜在天空打旋。就是在房子里，筑巢在伊力哈穆的住室的房梁上的一对燕子夫妻，也不等天亮就叽叽喳喳辩论个不住，春天的风让它们急于表现与释放自己。巧帕汗老太太喜欢燕子，她相信，房室被燕子选中做巢，乃是这一家人心地善良的证明。为了便利燕子的出入，安装房门的时候老人硬是让木匠在门的上方开了一个缺口。

伊犁的庄稼人，哪一个不曾在春天的黎明被美妙的鸟鸣催醒？鸟声意味着大地的生机，意味着万物的欣欣向荣，提醒着农事的繁忙，传达着生活的欢快而急促的节奏。伊力哈穆就在这“四面鸟歌”声中一骨碌爬了起来。他舀起满满一葫芦瓢水，走到廊沿上，用这在春晨的有些刺脸的冷水痛痛快快地漱着口，洗着脸、脖子和手臂。他起劲地、出声地洗漱着，激励着、召唤着自己身上的无限精力。

伊力哈穆一连喝了三大碗奶茶，喝得脸红了、出汗了，血脉流通，精神舒畅。之后，他带上党的组织关系和其他手续到公社去。

公社党委和管委会的办公地点，就设置在原来恶霸地主马木提大肚子的大院。减租反霸的时候，马木提被处决了。前面提到的地主婆玛丽汗就是马木提的小老婆。解放初期，这里是第十一区人民政府，现在的公社党委书记赵志恒那时是副区长，直到如今，有些叫惯了口的农家仍然称呼赵书记是赵区长。公社正在动工基建，到处堆放着木材、砖石和灰砂，调整经济的六十年代初期，这种景象是很叫伊力哈穆欣喜的。伊力哈穆从一九五一年担任公社团委的委员，一九五八年又当了一年生产队长，和公社的同志都十分熟悉。一进公社院子，就是无止无休地握手和问好。维吾尔是一个非常讲究礼貌的民族，只要当天没见过面就要互相施礼和问候，哪怕是挂紧急的长途电话，也要先问哪怕只是一声好，何况伊力哈穆许久没有到这方来了。找有关人员办理了手续以后，伊力哈穆推开赵志恒书记办公室的门。坐在赵志恒对面的还有一个人，这就是下车以来伊力哈穆已经多次听人提到过的库图库扎尔。

库图库扎尔今年四十二岁，近来开始有些发胖，动作随之略显得有些笨重。然而他的面孔仍然是漂亮的，蓄在上唇的、连成一线的黑亮黑亮的小胡子很有风采。他穿着一身崭新的灰干部服，上衣袋里插着自来水笔，显示出身份与一般农民的不同，他用响亮然而又混杂着一种近似假嗓的刺耳的声音向伊力哈穆问好。握手的时候也是像城市的知识分子那样紧紧一握，一摇，松开。然后，他摊开左手，做了一个相当优美的姿势示意伊力哈穆可以坐下。

是不是过一会儿再来？伊力哈穆刚有些犹豫，赵志恒便看出来了，说：“坐下一齐谈吧，都是你们大队的事情。”

库图库扎尔瞭了伊力哈穆一眼，爽朗地说：“听说是你把那个娘儿们扶回来的？你可是个大好人！她丢了儿子？这才是胡大的惩罚，活该！”他皱起了眉头，转而用一种深思和庄重的神态盯视着赵志恒，“现在，我们大队的关键任务就是破这个盗窃案，这个问题不解决，社员就不能安心过日子，谣言就不能消除，形势就不能稳住。目前，偷麦子的主犯伊萨木冬的老婆乌尔汗又流窜回来了，我建议，或者由上级公安部门把她逮捕审讯，再不然，由大队组织批斗，并由民兵监视起来。”他回身又同伊力哈穆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兄弟，你大概不会给她报信的吧？”

伊力哈穆专注地望着赵志恒，对于库图库扎尔的嘲弄，似乎根本没有听见。

赵志恒思索着，眼角的鱼尾纹透露出一种老练和精明。黝黑的面孔，褪色的蓝制服，一双厚底解放鞋，显现出风里来雨里去的农村干部的特征。他用不十分准确却是流畅的维吾尔语说道：“逮捕或者批斗乌尔汗吗？根据是什么呢？”

“乌尔汗是伊萨木冬的老婆，对于她丈夫的行为，不可能一无所知。而且，她本人已经有叛国逃苏的行为，突然又回转来了，这也很可疑。”

“你说呢？”赵志恒问伊力哈穆。

“我刚回来，还不了解情况。”

“对乌尔汗你也不了解吗？”

“乌尔汗么，”伊力哈穆顿了一下，说，“乌尔汗出身很苦，土改那阵是积极分子，抗美援朝的时候她报名要当志愿军，她还到县里参加过宣传演出。结婚以后，她被家务缠住了，伊萨木冬又不让她参加集体生产和政治活动。我的感觉是，她本质上不是坏人。再说伊萨木冬，虽说是交了一批狐朋狗友，本质上也还比较单纯的呀……”

赵志恒唔了一声，他没有想到伊力哈穆的话是这样明朗。在这个动乱的时刻，许多人都学会了模棱两可、含含糊糊、非驴非马、亦是亦非地表态。表态的关键不在于你说得对还是不对，真还是不真，表态的关键是不要负任何责任，不要留任何把柄，不要给个人找任何麻烦，不要蹚污水。特别是这样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牵扯到是非功过的事宜上，在一个有点混乱的时刻，人们说起话来，不是总听到“也可能吧”、“很难说”、“说不定”、“不会吧？不过，也有看不透啊……”之类的回答吗？谁敢这个时候为别人说好话啊！

库图库扎尔更是意外，他这次倒是并无恶意地脱口问道：

“你断定乌尔汗与她男人是无罪的？”

“我只能说，依过往的印象，我没有看出他们是坏人来。我还认为，不论情况多么复杂，斗争多么尖锐，我们应该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不漏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您的意见呢？”伊力哈穆反问。

“呵，当然。”库图库扎尔答。

赵志恒点点头，表示了对伊力哈穆的话的赞许，并以一种向自己提问的口吻说：

“把乌尔汗抓起来？根据什么？交群众批斗？批什么斗什么呢？她要到‘那边’去吗？我们认为，包括已经去了的人的多数，仍然并不见得就成了咱们的敌人，我们反对修正主义，可并不是反对苏联人苏联公民。再说乌尔汗自己又回来了嘛，不管什么情况，总是不走了嘛。她知道她的丈夫的某些活动吗？可能知道，也可能不完全知道。可能知道得很多，也可能知道得不那么多。这要靠做细致的思想工作，靠思想教育来解决。如果随意批斗，就会混淆性质不同的两种矛盾，造成逼、供、信，无助于这个案子的侦破。更严重的是，这会影响一些动摇、观望的人，使他们混乱的思想更加混乱。而且不要忘记，伊萨木冬本人，在这个盗窃事件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扮演了什么角色，并没有真正弄清楚。你们有什么根据断言伊萨木冬就是主犯呢？”

“这个……当然是他……”

“想当然是不行的。要调查研究。”赵志恒转向伊力哈穆说道，“你来得好啊，正赶上一场大的搏斗。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便是反对和战胜对我国的颠覆和破坏活动。他们利用当前粮食生产上、人民生活上碰到的一些问题，和国内的阶级敌人搅到一起，企图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的统一。他们把新疆、特别是伊犁—塔城地区作为活动的重点，这从历史上看，叫做事出有因，绝非偶然的。我们呢，就要坚定明确地进行热爱党、热爱祖国、维护团结和统一的教育。进行反对国内敌对势力的教育。进行维护民族团结的教育。要顶住这股恶风，而这当中，关键在于正确地区分和处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什么时候都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争取群众的大多数的；不团结住大多数，就不可能战胜敌人。同样，不打击敌人，也就无法团结和教育人民群众。库图库扎尔同志，你们大队的敌情怎么样？四类分子有些什么活动？”

“他们……他们倒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吗？我们倒听到了一些呢。”

“对，我回去抓一抓，一定要……”库图库扎尔用手向下一压，做了一个严厉的手势。

赵志恒笑了。他对伊力哈穆说：“伊力哈穆同志，昨天听说您回来了……”

“您昨天就听说了吗？”

“夜间到你们大队去，听值班民兵说的。刚才我们和艾山社长碰了头，我们的意见，你先列席大队的支委会，协助大队和生产队的工作。当前，突击抓一下反颠覆斗争。等一会儿，你到塔列甫同志那里去一下，他还有话要对你说。看，你的意见？还有库图库扎尔同志，你的意见呢？”

“那好，那好。”库图库扎尔站起来准备告辞。

“有个事，社员反映了意见：你们是不是搞了个什么戒严？”赵志恒问。

“是这样的，在丢了麦子以后，为了防止发生类似的事件，并且考虑到现在社员的思想情况很复杂，我们要求社员在晚上九点钟以后不要出来……”

“这样合适吗？”赵志恒的态度严肃起来，语气却仍然是平和的：“不请示上级，不通过公安部门就宣布什么戒严？会有些什么影响呢？请你们支委会研究一下，取消这个规定并向群众作解释。”

“呵，呵……对，我们一定按公社的指示办。”

“中午到我那儿喝茶去吧，咱们谈谈。”走出赵志恒的办公室的时候，库图库扎尔向伊力哈穆发出邀请。

“好。”伊力哈穆抚胸施礼回答。

瘦削、眼窝深陷、目光犀利的公社公安特派员塔列甫正在接电话，电话是从距离公社甚远，骑马要走两天才能到达的牧业大队打来的。伊犁是一个民族杂居的地方，许多人——特别是干部都会好几种语言。当伊力哈穆进屋的时候，塔列甫正在用哈萨克语与牧业大队的哈族领导干部说话。“什么？宰杀牧畜……不允许……要说服教育，要打击坏人，提高警惕……什么？苏侨协会的人到了山上，他们要给种牛和骒马发侨民证吗？让他们滚蛋！告诉他们，我国政府已经严正指出，任意发展苏侨协会会员，滥发侨民证，是违反国际惯例的非法行为。对于已发的侨民证，我们要一一审查，未经审查确认的持有侨民证的人的侨民身份概不承认。如果他们不结束这种非法行为，我们将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护我国的权益和人民的安宁……对，我和老赵马上就去。”

塔列甫搔着有些落发的头顶，向伊力哈穆介绍了七生产队反革命盗窃案的始末：

四月三十日晚间，刮起了少有的大风，风力有七八级。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深夜，风尤其大了。艾拜杜拉那一晚在庄子值勤，夜两点左右（他们没有表，时间是估计，下同）尼牙孜气急败坏地跑来叫他，说是半公里以外离阿西穆家不远处主渠跑水，堵不上了。艾拜杜拉跟着尼牙孜跑了过去，只见库图库扎尔正独自和泥水搏斗。库图库扎尔叫艾拜杜拉去前一年的老打麦场上拖麦草和秫秸来堵水，艾拜杜拉去了。等回来，水跑得更大了，三个人奋战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堵住。这时，风也渐渐停下来，艾拜杜拉拖着疲倦的步子走回庄子，来到粮食库房前面。我的天呀，房门大开，挂锁已不见了。进去一看，小麦和麻袋都丢了很多——事后检查，共丢失小麦两千四百余公斤，麻袋三十五条——艾拜杜拉马上出来喊人。在从库房到通往伊宁市的一条土路中间，发现了廖尼卡，被人击中头部，倒在地上昏迷不醒。艾拜杜拉叫醒了庄子上的几乎全部社员，由阿西穆的儿子、共青团员伊明江守护现场，艾拜杜拉骑上一匹马飞跑到生产队和大队部，并立即报告了公社。塔列甫、库图库扎尔、里希提、穆萨、热依穆、阿西穆先后赶到了现场。廖尼卡已经苏醒，他说，半夜他听到了某种响动，廖尼卡家离库房最近，披衣走了出来，隐约看见一辆胶轮马车停在库房门口，有两三个黑影正往车上扛麻袋，他走过去想看清究竟，结果从背后挨了一下子，昏倒在地，不省人事。

塔列甫他们检查了现场，没有发现撬锁、砸门的痕迹。粮堆边有两盏马灯点得亮亮的，没有来得及吹灭。看大车的辙印，是沿着伊犁河边的土路向伊宁市方向驶去的。塔列甫立即往沿路必经的新生活大队挂了电话，经过了解，那里的民兵在四点左右发现一辆马车拉着干苜蓿经过。苜蓿装得并不高，但马拉得很吃力。民兵上前询问了一下，赶车人拿出了证明信，信上写着是爱国大队卖给伊宁市红五月运输联社的饲草，证明信上盖着大队的公章，并有里希提的签名。对于为什么夜间拉运，赶车人的回答是：本来准备当晚拉回，因为今晚起了大风才拖延了下来。民兵见无甚可疑之处，便放过了他们。据事后回忆，民兵们说，这辆胶轮大车与泰外库素常赶的那辆车有些相像。

在塔列甫给新生活大队打电话的时候，里希提等来到了库房保管员伊萨木冬家里，只有乌尔汗和孩子在。据乌尔汗说，伊萨木冬是当晚十点多钟已经睡下后被人叫走的，走后再没有回来。谁叫的？乌尔汗说没有见人也没有听清口音。乌尔汗神色惊慌，对于问她的话大多回答：“不知道”、“不记得”、“没看见”、“没听清”。而且一直流泪不止。次日，在公社，塔列甫正式传讯了一次乌尔汗。也没有问出什么结果。

鉴于：1.廖尼卡家离粮库最近，他是当时唯一出现在现场的人；2.廖尼卡的父亲马尔科夫一贯表现孤僻、冷淡，与人民公社与社会政治生活格格不入，他已赴苏，苏侨协会的木拉托夫又曾住在他们家；3.更重要的是，大队支部汇报，获悉廖尼卡家地板下面的暗穴中，藏匿了相当数量的小麦。县公安局拘留了廖尼卡，经多次审讯。廖尼卡矢口否认与三十日晚间的盗窃案有任何牵连。廖尼卡重申，他选择了中国国籍，不打算跟随他父亲出走，愿意履行中国公民的一切义务，并要求保障其应有的公民权利。至于家中藏匿的粮食（公安部门搜查，廖尼卡家地板下面藏有小麦四百余公斤），廖尼卡说还是他父亲留下的，有买自黑市的，有看水磨的时候贪污克扣的，还有从夏收时没收净的地里拾回来的。廖尼卡在县公安局提供了一个情况，那就是他敢断定，当天夜间在库房门口停着的那辆马车，正是泰外库赶的那辆本生产队的“胶皮轱辘”。县公安局根据以上情况，认为判定廖尼卡参与盗窃证据不足，于拘留审查五天以后宣布无罪释放。

现在，泰外库也有重大嫌疑，特别是，通过七生产队的记工员与饲养员已经了解到，恰恰四月三十日晚泰外库没有把马车赶回来，自称是住在伊宁市旅店了。尤其蹊跷的是，经调查，四月三十日一天，泰外库没有给他跑运输的单位——食品公司拉运货物，在泰外库向生产队缴纳赶车的副业收入的时候，竟然比单据存根多出来了一天的钱，对于这一天的钱的来源，泰外库的说明极其含混。

塔列甫准备，等到去食品公司外调情况的书面材料整理出来之后，正式传讯泰外库。

看到伊力哈穆的怀疑神色，塔列甫说：“当然，泰外库的出身、历史、品格大家都是知道的，但该人缺乏政治头脑，容易上当，又爱喝酒和乱交朋友，最近赶着车行走四方听到了不少流言蜚语，大队支部汇报，泰外库有情绪异常的表现，因此，不能排除泰外库的嫌疑。”

至于木拉托夫的活动，显然与此事有关，但木拉托夫确已走掉了，这一情况，也已向上级反映。

“总之，”塔列甫最后说，“这个案子目前还没有什么头绪。目前，唯一有希望的是通过泰外库的大车追出赶车、装车、偷麦子的人来。需要注意的是，这有可能不是一个普通的偷盗事件，而是敌人对我的颠覆和国内阶级敌人叛国通敌活动的一部分。作案者有来自伊宁市或别的什么地方的坏蛋，但他们所以能如此大胆、顺利地进行活动，是因为有‘家贼’配合。伊萨木冬似乎是家贼之一喽，只有他有仓库的钥匙，但是仅仅一个伊萨木冬，不大可能办这么大的事，究竟还有些什么人参与了这个罪恶勾当，这是我们应该弄清楚的。”

“大渠跑水是怎么回事？您了解吗？”伊力哈穆问。

“我问了一下，库图库扎尔书记说，那一段渠道是一九五八年延伸修起的，水面比地面高。他本来就不赞成那样修渠，那样做太危险。详细情况你再问问他吧，他也是当事人嘛。还有艾拜杜拉喽，他在值勤的时候擅自离开岗位，这是失职了。但在我们农村，救渠如救火，他奋不顾身去救渠，反而成了罪过了吗？小伙子最初心情很沉重——这些情况，你回去了解比我更方便。毛主席说的啦，公安工作要走群众路线，专业人员办案要与群众破案相结合，希望我们配合起来。现在，事情多呀，我们力量有限，这不是嘛，一半天还要上山，山上的事更是不敢含糊，那儿的生产是和喘气的活物打交道，任何差池，都会带来无可挽回的严重后果。”

“我再问您一下，您掌握玛丽汗的什么情况不？”

“三月份，据反映玛丽汗有点翘尾巴。从四月下半月说是她就病了，经常是卧床不起。”

“好，”伊力哈穆站了起来，“如果有什么情况，我再来找您。”

小说人语：

谁能不爱伊犁？谁能不爱伊犁河边的春夏秋冬？谁能不爱伊犁的鸟鸣与万种生命？谁能不爱与生命为伍的善良与欢欣？谁又能干净地摆脱那斗争年代的斗争的辛苦与累累伤痕……还有不斗争的晦暗、憋闷与冤屈！

这是“文革”后期的作品，并无大智大勇大出息的小说（不是大说）人，在拼命靠拢“文革”思维以求“政治正确”的同时，怨怼的锋芒仍然指向极左！其用心亦良苦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