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泣的不是生离死别而是相逢

麦子被窃，阴风起了，乱局惊心

在伊力哈穆家的木栅栏门口，八十岁的巧帕汗嘤嘤哭泣。维吾尔族的风习就是这样：妇女们乃至男子们和久别的（有时候也不是那么久）亲人相会的时候，总要尽情地痛哭一场。相逢的欢欣，别离的悲苦，对于未能够在一起度过的，从此逝去了的岁月的饱含着酸、甜、苦、辣各种味道的回忆与惋惜，还有对于真主的感恩——当然是真主的恩典才能使阔别的亲人能在有生之年获得重逢的好运……都表达在哭声里。也许，老人想起了自己惨死在旧社会的小女儿——伊力哈穆的母亲？也许，她想起伊力哈穆的不幸的童年和自己抚孤成人的艰辛？也许，这个性格坚强的老人，在分离的时刻她抑制住了自己的内心激动和一腔泪水，在分居两地的日子从不叫一声苦，而只是在重新与最亲近的亲人相见的时候才打开了情感的闸门？也许，她只是为伊力哈穆的平安健康归来，为自己如此高龄又一次与亲人相聚而高兴，高兴得喜泪横流？也许在过往的年代，生离死别乃是常事，不足为奇，也没有那么多眼泪为之流淌，倒是久别重逢是人生难遇的奇迹，令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

哭声惊动了庭院。须发皆白的斯拉木老汉走过来了。正在打馕，满手都是白粉的伊塔汗老太婆也走过来了。面色红润的再娜甫在女儿吐尔逊贝薇的陪同下走过来了。她们都肃然注视着这古老而庄严的场面。伊塔汗用围裙擦着眼睛，再娜甫用手指抹着眼角。伊塔汗喃喃自语：“回来了，回来了，只要是平安，我们就能相见。”伊力哈穆的两眼含着热泪，在这个简单的欢迎“仪式”里，他也深深地被感动了，他感到了本民族的源远流长的热情而质朴的灵魂，他感到了故乡的族人父老的爱抚、期待和祝福。他的心与伊犁河的滔滔流水，与新疆杨的挺拔躯干，与历经沧桑的老一辈贫下中农，紧紧地，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妻子米琪儿婉靠着室内的柱子。这个哪怕是在发怒的时候脸上的两个深深的酒窝里也总是浮现着笑意的米琪儿婉，这个在送伊力哈穆上路的时候用日常的平静的声调叮嘱他“好好干！做毛主席的一个好党员！”的米琪儿婉，只是在听到了巧帕汗的哭声的时候，她才悄悄擦了下眼睛。伊力哈穆的脚步声离近了，她连忙抑制住自己。随着巧帕汗的兴冲冲的叫喊——当然这时，眼泪与离别都已经远远地抛在大门外的渠水里了，伊力哈穆风尘仆仆，却也是精神奕奕地走了进来。依然是那方正的面额，分明的轮廓，进门的时候那熟悉的将头一低的姿势；米琪儿婉低声向丈夫问好，然后，像家里来了客人，她急急忙忙地抱柴火，去烧茶，去摆桌子和铺餐单。她的表情和动作洋溢着那样多的快乐，尽管她放缓了脚步又低下了头，仍然遮掩不住。她提起铜壶给伊力哈穆洗手洗脸，又摆出了大馕和小馕，茯茶和方糖。伊力哈穆吹着滚烫的热茶上的茶叶梗，还没有来得及喝一口，伊塔汗进来了，从裙子里拿出了两个刚刚出炉的金红色的酥油馕。伊塔汗刚出门，吐尔逊贝薇端着一碟子米肠子走了进来：“妈妈让我端来的。”伊力哈穆叫住了转身要走的吐尔逊贝薇，询问她队里的情况和团支部的工作。吐尔逊贝薇说：“您先休息吧。要讲的话还多着呢，您来得正是时候……”斯拉木老汉的小孙子端着一大盘散发着甜香气味的抓饭歪戴着帽子走了进来，他撂下抓饭，话也不说就走了。乡亲们的深情厚意，是无需言语注释的啊。

家乡的饭食琳琅满目，伊力哈穆先从土炉一般汉译馕坑，因发音为吐努尔，作者称之为土炉，以兼顾发音与含义。里烤出来的馕饼吃起。家乡的事情千头万绪，伊力哈穆先从里希提书记的行止问起。

“里希提书记在吗？”

“不，他到山上的牧业队去了。”

“听说他不当书记了？”

“不是的，里希提现在不是书记了。”

“怎么回事？”

“谁知道？去年冬天，县里有一位麦素木科长在这里搞整社，让里希提书记检查他大跃进中的缺点和错误。开了好几个晚上的会，让大家提意见，还让里希提书记站起来，站了一个晚上。尼牙孜泡克泡克的意思是粪便，从这个绰号，不难想象到这个人的名声。、穆萨他们卖弄了许多空话，我们都不爱听。我们想发言反驳尼牙孜、穆萨他们的意见，又不叫我们说。最后给里希提书记总结了几条错误，什么强迫命令啦，浮夸啦，一平二调啦，最后宣布与库图库扎尔调换了工作。”

“强迫命令、浮夸、一平二调？这些，都是库图库扎尔做的，当时里希提就反对的。”

“谁知道？里希提书记自己倒是也检查了大队工作的这些方面的缺点。”

“嗯，”伊力哈穆停顿了一下，虽说是在家里，他总不能一进门就发表一通意见。他又问，“穆萨当队长了？”

“还没到家，你就知道了？”米琪儿婉的眉毛一挑，看了丈夫一眼，“你走以后，热依穆哥当队长。但是，自从库图库扎尔担任书记以后，热依穆就提出来不干了。今年二月，库图库扎尔主持队上的社员开了大会，他说：‘你们的热依穆队长躺倒了，怎么办？选谁当队长？’有提阿卜都热合曼的，他说太老了。有提艾拜杜拉的，他说太小了。会开到半夜，库图库扎尔提出要穆萨当队长，有的社员不同意，穆萨表了个态，顺着舌头淌蜜汁——说的都是漂亮话。库图库扎尔宣布说：‘再没有反对意见了吧？那好吧，今后穆萨当队长，热依穆当副队长。’队长就这样定了，社员也没有举手。”

“唔。”伊力哈穆点点头，“那伊萨木冬是怎么回事？”

“伊萨木冬的事你也知道了？”米琪儿婉惊奇地睁大了眼睛。

“肮脏的东西！”吃过菜，往墙上一靠，闭着眼睛打盹的外祖母听到了伊萨木冬这个名字，气愤地骂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不休息了吗？喂，伊力哈穆，刚回来你就问个不停啊。”米琪儿婉略带埋怨地说，“再说，我该给羊去添草了，还有鸡。话，以后再说吧，你允许吗？”

“等一等，”伊力哈穆拉住了正要起身的妻子，“瞧，我这一回来你就侍候起来没个完，我这儿一动不动，又吃又喝，还要怎么休息呢？羊和鸡的事我去办。回来，你给我好好讲一讲伊萨木冬的事。”

伊力哈穆喂了奶山羊，关了鸡舍，顺手捡了两个鸡蛋。尽管是如此细琐的小事，伊力哈穆仍然干得很起劲，因为这些事对于他是这样新鲜而又这样熟悉。干了这些事，他的农民的灵魂重新回到他的伊犁人的躯壳，他的身心当真又回到自己的家园自己的房舍。一块又一块石头落地了，他觉得分外地踏实。他甚至不大相信，三天前他还在乌鲁木齐的工厂里。也许他根本没有离开过这小小的果园和院落吧？一切都清洁整齐，井然有序，那平光如镜、见棱见角的灶台，那闪光的铜壶、铝壶和搪瓷锅，那整齐地悬挂着和立放着的面箩、扁担、铁锹、砍土镘和扫帚，那架在木板上、盖着薄木盖的水桶和瓦罐，以及南瓜和向日葵的幼苗，叶片上水珠未干的盆花……处处都表现着主人的能干和勤劳。谢谢你呀，巧帕汗外祖母！谢谢你呀，米琪儿婉，我的友人和伴侣！

一只大花猫从墙头上跳下来，溜到伊力哈穆的身边，喵喵叫个不住。“你还认识我么，匹什卡克？”伊力哈穆伸手抚摸着猫的小小的圆头。这是隔壁阿卜都热合曼家养的猫，这个猫也常常到伊力哈穆家来捕捉老鼠，正像它的主人在各方面都与伊力哈穆互通有无互相帮助一样。伊力哈穆怀着一种似乎刚刚喝完一杯浓酒的温煦的心情，正要推门进屋，却看到泰外库在院门外正在向他招手。大个子站在那里，低矮的院墙只不过遮住他的半张脸。

“请进！请屋里坐！”伊力哈穆赶紧走过去，拉开门。

“不，”泰外库摆摆手，“问你两句话我马上回庄子，再晚了就戒严了。”

“什么？戒严？”这个名词伊力哈穆早已遗忘了，他不解地问。

“大队的规定，九点钟以后不准任何人外出……以后再说这些吧。”说完，泰外库坐在院门旁的土台上，土台是为了夏季乘凉而修的，对于骑马的人来说，也能够提供上下乘骑的便利。伊力哈穆也只得坐到了泰外库的身边。

“你回来干什么来了？”

“你不是知道了吗？上头说是为了要大办农业，以农业为基础，城市职工精简，我自个儿要求回来和你们一起抡砍土镘，咱们夺取丰收高产呀。”

“我不是说这个，我是问，乌鲁木齐有什么情况吗？”

“什么情况？情况就那样呀。全国的灾荒严重，比较起来，咱们新疆就算是好的了。这不，甘肃的孤儿院吃不饱饭，现在迁到咱们伊犁来了。我们在乌鲁木齐，天天开会，说是什么来着：气可鼓，不可泄。还要批判批判，美帝、苏修、各国反动派、地富反坏右地方民族主义民族分裂主义都要批判，这样大家干劲就十足啦！”

“我不是说这个，”泰外库摇了摇头，“我是说，你看到，听到什么了吗？”泰外库停了停，问道，“是不是有许多汉族人来到了新疆？”

“这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有人说，关内遭了大灾，有许多灾民都到新疆来了。”

“有是有一点吧。听说咱们公社也有从青海、宁夏、甘肃、四川，最远的是河南来的，叫做盲目来的‘盲流’吧？”伊力哈穆警惕地瞭了泰外库一眼。

“城里和乡下，饭馆和商店里，都有人说，还说是，这部分汉族人很不好，其中还有吃人的……”

“胡说！这是谁造的谣言？”

“我也不信。可也不完全是谣言，伊力哈穆大哥，你不知道，咱们大队新来了一家汉族社员，老包，我们都管他叫包廷贵，就是高腰皮鞋，他们可太坏了，刚来没几天就偷兵团基建工地的木头。他们就住在庄子，住在我家的对面。他们养猪，这也随便，可他老是把猪放出来，喝大渠里的水，给他提意见他就骂人，骂的话太难听。现在，庄子的老人都不喝那条渠里的水了，他们跑到两公里以外的闸口上面去挑水去。”

“这样么？高腰皮鞋我不认识，我也不知道他的事。这么说他不大好。他坏，那就是他坏罢了，他也代表不了汉族，你说是不是？泰外库兄弟你可别听那些信口开河的话。公社的技术员杨辉还在吧？她不是汉族人吗？还有赵书记，还有公社化时来的工作组长老罗同志，还有四队的老王，土生土长的汉族，和我们一样的好人哪……”

“他们都是好人，没说的。”泰外库信服地点着头。

“解放以来不断地有汉族人来新疆：有工人，有解放军，有干部，有支边青年，也有大学毕业生。这有什么不好？他们帮助我们。我们也帮助他们。来几个汉族人也不是坏事呀……”伊力哈穆恳切而又有点遗憾地说。

“不，我什么也没有听信，”泰外库分辩着，“我也讨厌这些乱七八糟的恶言恶语。我问问你，心里就踏实了，你也放心吧，没事。好，我走了，今天，我要回庄子换换衣服，天热了，明天，还要跑伊宁市。”

伊力哈穆还想多叮嘱他两句，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泰外库走了。

口齿清楚，说话有条有理的米琪儿婉，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把伊萨木冬的事情讲清楚。因为她自己也没弄清楚。她告诉伊力哈穆，生产队保管员伊萨木冬，在上月月底勾结坏人打开了位于庄子的新盖的粮库，偷走了两吨多小麦。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大盗窃案。而且就在小麦丢掉的同时，伊萨木冬也失了踪。据说他已经跑到“那边”去了。三天以后，他的老婆乌尔汗和儿子波拉提江也不见了。

伊力哈穆把在伊宁市客运站前遇到乌尔汗的事情说了一下。米琪儿婉惊奇地问：“什么？她回来了？她敢回来？”伊力哈穆同样惊奇地反问：“她怎么了？难道她也偷了麦子？你不了解乌尔汗吗？”

“那就不知道了。库图库扎尔书记在社员会上宣布，他们两口子都是罪犯。”米琪儿婉继续叙述，盗窃案一发生，库图库扎尔就宣布了每晚九点以后戒严的规定，这使得各种密兮密兮的话一下子多了起来。又过了一天，在磨坊看水磨的俄罗斯族的廖尼卡被县公安部门拘留，过了五天，他被释放了出来。廖尼卡对人讲他是无罪的。但库图库扎尔说：‘说他偷了粮食，没有证据。说没有偷吧，照样也证据不足。放，就放了，抓，就抓。’围绕这个盗窃案产生了各种传言，有人说盗贼就在本队，有人说盗贼已经跑到了苏联，再查也白查，有人说地主老婆子玛丽汗肯定捣了鬼，还有人说艾拜杜拉有责任，因为那天民兵值班的是他，还有人说到泰外库，说到里希提，说到要搜查各家各户……这样的传言一多就搞得人心惶惶。”

米琪儿婉忧愁地问：“这是怎么了？怪吓人的呀……”她喟然叹息。

天已经大黑下来了，她擦好了煤油灯罩，点着了灯。她说：“解放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减租反霸、土改、统购统销。合作化、大跃进、公社化……我们的日子就像学生上学，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一年比一年高。世道一年比一年太平，生产和生活一年比一年提高……一九六零年以来，我们国家出现了灾荒。但是咱们伊犁，灾情并不十分严重。今春以来，各方面情况大大好转……却偏偏发生了这样的事，这究竟是怎么了啊？”

“伊力哈穆江！”一声拉长了调的、清亮的叫喊打断了米琪儿婉的话，伊力哈穆马上起身去迎接，当然，这是阿卜都热合曼，生产队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他六十多岁，身材矮小，花白的胡须微微撅起。随在他身后的是热依穆副队长，他是土改时期入党的老党员、老干部，温厚持重，寡言少语，还不到四十五岁，看上去却十分老成。再后面就是艾拜杜拉了，说起来，他还是伊力哈穆的亲戚呢——维吾尔族不像汉族那样区分血统关系：什么“堂”“表”“侄”“甥”，细致周全——简单一点说，艾拜杜拉就是伊力哈穆的弟弟。他虽然长着和泰外库一样的大个，举止却显得文静和略带羞怯。他是原来的团支部书记，大跃进时期入党的新党员和现在的民兵排长。这几个人，是伊力哈穆最亲密的战友和同志，也是这个生产队的骨干。看到他们，伊力哈穆的精神为之一振。他们满面笑容地相互热烈地问好，又握手，又摸脸，又捋胡子，热合曼虽然又增加了额头的皱纹，但仍然红光满面，像外皮洒了牛奶的、刚出炉的窝窝馕。他走起路来一跳一跳，说起话来又急又快，嗓门又大，似乎是这几个人当中最年轻的一个。艾拜杜拉显得大多了，成熟多了。伊力哈穆还没有忘记五八年深翻地的时候，公社书记给艾拜杜拉戴红花的情景：艾拜杜拉翻地的时候像猛虎，戴花的时候却像绵羊。现在，从他的变深沉的目光和爱思索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的头脑正像他的体力一样得到了发展。热依穆的脊背微微有些驼了，他有些胆小怕事，当了多年干部却很少敢于独立负责，说话又有些“大舌头”，尽管这样吧，他的丰富的阅历，周到的思虑和谦虚的态度，仍然是被人们信赖，被生产队所器重的。在我们国家的广大农村里，有无数个这样的最基层的干部和积极分子，他们很平凡，有些人也不免还有一些缺点和不足，但他们是一些热心、勤恳、实际、清醒而且坚定可靠的人。他们经常为集体而操劳，没明没夜、无暑无寒，而他们对生活从来没有过分的奢求，更没想过给自己捞一把。他们根据客观事物的规律，自己的经验和群众的利益、群众的情绪，往往能够作出比较正确的判断而很少受花言巧语、“一阵风”的迷惑，正是他们，构成了我们党的各项事业的支柱，构成了社会主义农村的基石。

“嗳，伊力哈穆老弟，你来的正是时候哇，咱们队出了大事情！”自然是热合曼先开了头，“从三月份就刮起了一阵黑风，破坏民族团结和分裂祖国统一的谣言传到了这里。我们建议在社员会上批驳和追查这些谣言，队长不管。于是，我们就挨家挨户去宣传：一定要热爱毛主席、热爱党、忠于祖国，绝不能忘本。就这样，我们的生产队一直是很安定的，出勤率高，春播完成得也快。劳动当中地头休息的时候聚在一起汇报交流——这还是你当队长的时候从五八年坚持下来的制度。社员们盖房的盖房，刷墙的刷墙；大队供销门市部的石灰，属我们队买的多。还有买奶牛的、擀毡子的，总而言之，都在心情稳定地过日子。谁知道，四月三十号夜间，发生了大盗窃案！一下子偷走了两吨多小麦，大车来装上走的！”

“事情还得从木拉托夫谈起，热合曼老哥！”艾拜杜拉轻轻地提醒他。

“木拉托夫？”伊力哈穆问。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对，”热合曼点点头，“从哪里呢，谁知道，来了这么个木拉托夫。有人说他原来是州上的一个干部，后来选择了苏联国籍退了职，还是苏侨协会的什么专员。细高个儿，脖子又细又长，脸粉红粉红的，大耳朵，耳轮向前，戴眼镜，大家都说他长得像鹅。他四月初来到这里，住在庄子上廖尼卡家里。不久，廖尼卡的爸爸马尔科夫就‘回国’走了，木拉托夫却仍然住在这里，有时候在廖尼卡家，有时候去伊萨木冬家，有时候在地主婆玛丽汗家，有时候不知道他躲在哪个老鼠洞里。艾拜杜拉，还是你说吧，你和他打过一回交道呢！”

“有一天深夜他从玛丽汗家里出来，我拦住了他。”艾拜杜拉接下去说，“我说：‘木拉托夫先生，你到我们乡下来要干什么？’他说他受苏侨协会的指派来了解侨民的生活情况。我告诉他，这里除了廖尼卡一家，都是中国生中国长的中国公民。就是廖尼卡本人，也出生在中国，确认了中国国籍，与中国人结了婚。说来说去，可以当作侨民对待的只有马尔科夫一人。‘现在马尔科夫已经走了，这里还有您的什么事情呢？’我又追问他深更半夜跑到地主分子的房子来搞什么名堂，他被我问得张口结舌，答不上来，却说什么苏联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有坦克和火箭……”

“你说了什么呢？”伊力哈穆注意地问。

“我说：‘你别忘了，你脚底下踩着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

“好！”伊力哈穆不由得喝起彩来。

“好什么？”艾拜杜拉气愤起来，“第二天我往大队汇报，库图库扎尔反倒责备我不该干涉苏侨协会的合法活动，说什么这是外交问题，用不着我们管，还让我在党内作检讨……我不写检讨，后来他也没再提。”

“哼。”伊力哈穆皱了皱眉。

“所以说，事情还得从库图库扎尔说起。”一直静听着的热依穆这时插了一句。这句话马上引起了伊力哈穆的重视，他问：

“你说说，库图库扎尔是怎么回事？”

“是怎么回事我也说不上。不好说啊。”热依穆摇摇头。

“就说丢了粮食吧，”热合曼老汉说，“他来了一个全大队晚间戒严！这究竟是要干什么？难道社员晚上出门就会偷麦子不成？这一下可了不得了，闹了个人人自危，阿西穆阿洪的房子刚刚刷了一半，他不刷了，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地就会陷下去。有的人甚至连打馕都畏畏缩缩，有的干脆改吃蒸馍馍和烙饼……”

“为什么？”

“有人传出话来，说是要查谁家粮食多，粮多就有偷麦子的嫌疑。还有人说要看谁家打的馕多，干粮准备得多就有准备外逃的意思。今天我那老太婆伊塔汗为打馕的事拿不定主意来问我，让我骂了一顿……哎，伊力哈穆江兄弟，看看伊犁人的眼睛吧，他们有点惊了，连见面握手的时候都心不在焉，东张西望。俗话说：‘马惊了,跑一道山梁就能缓过劲来，人惊了,就不知道会跑到哪个天涯海角!’解放这么多年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沉默了一会儿，三个人几乎是同声说道：

“这究竟是怎么了？”

三个人担忧地、信赖地望着伊力哈穆。

从一下车，伊力哈穆一再自问和问别人的不正是这个问题吗？他能够回答吗？他怎么回答呢？

但是有一条是清楚的：他不能够不回答。

……上级说过：一九六二年，在我国历史上，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是同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复杂、尖锐、艰苦卓绝的斗争的一年。一九六二年的伊犁，更是充满了恶风险浪，国内和国外，朋友和敌人，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天灾和人为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斗争特别激烈，营垒尚未分明。一九六二年，说是苏修在我国新疆伊犁—塔城地区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规模的活动，欺骗和裹胁我边民六万余人外逃。在这段时间有多少各族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贫下中农和正直的公民在思索，在纳闷，在焦急地互相询问：“这到底是怎么了？我们该怎么办？”后人阅读历史的时候，也将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得到答案，从中汲取国内和国际阶级斗争的宝贵的经验教训。但是，现在，刚刚下汽车的，只有三十岁的维吾尔族党员、工人—农民伊力哈穆，他当然不可能像史家那样地去充分地汇集资料，周密地进行分析和评价。然而，生活、斗争、族人、战友以及敌人都在催促他作出回答，哪怕是初步的、直感的却必须是正确的回答；而且刻不容缓！

一声尖厉的哨音打破了人们的沉思。“这是预报。再有十分钟大队戒严开始。我们该走了！”

“等等，”伊力哈穆抬起了手，他起身打开了自己的行李包，从最里面拿出一个不太大的镜框，他用袖子擦拭了一下其实并无灰尘的玻璃。“你们请看！”

“毛主席！”众人都站了起来。米琪儿婉扶着巧帕汗也凑了过来，同声欢呼。镜框里镶着的是毛主席和维吾尔族老贫农库尔班吐鲁木握手的照片。

库尔班吐鲁木是于田的一个老农，说是他几次意欲骑毛驴到北京看望毛主席，后来他两次到京并得到毛主席的接见，有一张著名的新闻图片，记录的是毛主席与他握手。

“这是谁？”伊力哈穆指着库尔班吐鲁木问。

“库尔班吐鲁木。”艾拜杜拉回答。

“库尔班吐鲁木，是不是前年到咱们家来过的那个客人？我认识他，我给他做过油塔子吃。他见到了毛主席？”巧帕汗老太太流出了泪水。显然，她认错了人。

不过，这是不需要纠正的，人们谁不以为，那双紧紧握住主席的巨手的双手正是自己所熟悉的、或者干脆就是自己的手呢？“这就是我们大家，”伊力哈穆点着头，微笑着说，“毛主席的手和我们维吾尔农民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毛主席关心着我们，照料着我们。看，主席是多么高兴，笑得是多么慈祥。在极端复杂的情况下，我们的毛主席挑起了马克思、列宁曾经担过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担子。所以，国际国内的阶级敌人，对毛主席又怕又恨。领导说，目前在伊犁发生的事情，说明那些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自称是我们的朋友的人，正在撕下自己的假面具，利用我们内部的一些败类，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疯狂挑战，向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猖狂进攻。但是，乌鸦的翅膀总不会遮住太阳的光辉，毛主席的手握着我们的手，我们一定能胜利，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小说人语：

二零零九年，当小说人重新来到他劳动居住过八年的伊犁州伊宁市巴彦岱乡的时候，认出小说人的老农抱着小说人号啕大哭，同行的多少人为之洒泪动容。为相逢而痛哭，三十余年前这部小说里已经动情地写到了。

阶级斗争的命名、反修斗争的命名也许需要或者不妨调整，纠结的记忆仍然豪迈而又酸楚。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伊犁河水向西流！

俱往矣，至今仍是刻骨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