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小文的身后站着叔叔马一武，他同样湿淋淋的，绿色的画夹在他腋窝掖着，画盒在他手里拎着，这两样东西像是宝贝，比他身边的侄子更得到呵护。

他们是在野外写生的时候遇到风雨的。

娘娘坳像一把躺椅，横亘在大明山腹地。四岁的画童马小文站在巨石之上，正在描摹坳口上一棵比他大二百岁的榕树。他的身边还有他的叔叔，在担当他的指导。他们的教学十分的认真，精神很专注，以至于风雨来临的时候，猝不及防。

马一武在雨点中跳下巨石，先从石头上拿下画夹，又拿下画盒，再轻轻地托下侄儿。他把画夹盖在侄儿的头上，当雨伞遮挡飘落的雨滴。但侄儿推掉了画夹，因为画夹里夹着他的作品。他不能让他的作品受损，而宁可自己遭受雨淋。

在遇到风雨的时候，当务之急是寻找避雨的地方，这是每个人最基本的反应，而且在有大人和小孩的时候，大人责无旁贷。

马一武看着周围，没有发现可以躲雨的地方。

如果真是这样，马一武只能和侄儿冒雨返回一山之隔的居住的洞穴了。

他们是回到了洞穴。

一身雨水的马小文在喊叫父亲之后，出来的却是母亲宋逸琴。她看到儿子浑身竟是湿淋淋的，不禁瞪着他身后的叔叔马一武。你怎么让他湿成这个样子？宋逸琴的眼光透露着这样的怨艾。

“我……我们没有地方躲雨。”马一武吞吐地说，听起来不够诚实。

但宋逸琴没有深究，转而去打理儿子。儿子笑吟吟地对着母亲，第一次被雨淋湿的体验似乎使他感到很刺激和快乐。

宋逸琴二话不说，把儿子连拖带抱到洞内，剥掉他身上的衣服，扯过一床被子将儿子包上。

马一武没有立即更换衣服，而是取了毛巾先擦拭濡湿的眼镜。他的眼镜已经换了一副新的，是在县城的时候哥哥马一文找了眼镜店的人来给配上的。哥哥送了弟弟一副眼镜，而弟弟则制作一个画夹送给了侄儿。我送你眼镜，你教我儿子画画。兄弟之间投桃报李，似乎各不相欠。

马一武擦干净眼镜后将之戴上，这才看清楚了坐在一边一声不吭的哥哥马一文。

马一文仰着脸，呆滞的眼睛之上是洞顶脑体倒挂的上千只蝙蝠。它们自人类侵占它们的巢穴以来有些散乱，但总体还能与人相安无事，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入侵者还没有饥饿到以它们为食的缘故。现在正在直勾勾盯着它们的这个人，眼睛里充满着悔恨和悲伤，因为他还没有从失去父亲以及城池的苦痛与落魄中摆脱出来。六天之前，为了满足儿子住上房子的愿望，他偷袭了县城，让家人过上了几天温暖舒服的日子，但却因此令儿子失去了父亲，孙子再也见不到了爷爷——

当他失魂落魄般逃回了洞穴，儿子第一句话就问：“爷爷呢？”

“爷爷还在山下。”

“为什么爷爷可以在山下？我住在山上？”

“爷爷要在山下当县长。”

“我要跟爷爷当县长，我要下山，我不要住在山上！”儿子闹道。他是在睡梦中被背回山上的，醒来的时候发现房子不见了，能让踢球的操场也没有了，只有阴森的石洞和嵯峨的群山重现在眼前。他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啦？

马一文说：“你要画画，明白不？首先要画山，还要画树，对不对？山下没有山，也没有那么多树，怎么画呀？所以，你要把山画好罗，把树画好罗，才能下山，对不对？”

马小文看着叔叔，似乎只有叔叔的解答才是正确的。

马一武哽咽着点头，他的眼睛溢着泪水。

“叔叔，你为什么哭呀？”马小文说。他看叔叔，见叔叔不答应，便去看别人。他发现妈妈在哭，爸爸也哭了。

马小文见很多人都在哭，也哭了。

“我不下山了，我要好好画画。”马小文边揩眼睛边说。他以为大人们哭是因为他的缘故，他以为大人们为了他画画才又回到山上来。

大人们果真不哭了，还真是为了乖巧的孩子。

幼小的马小文在启蒙的时候感觉到了世故，还感觉到有些光荣，甚至还有了人生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他拉扯叔叔的手，要叔叔带他出去学画画。叔叔牵着他的手，路不平的时候就抱着他，或者背着。

他们来到雄峰巨树前，然后作画。每天都是这样。

叔侄俩的绘画教学不过只有三天。他们遇到了风雨。

马一武看着一声不吭的哥哥，在想他是因为还在悲伤而不吭呢？还是因为恼怒而不吭？毕竟他们还都在为父亲戴孝，毕竟让侄儿淋成那个样子总是不该的。

“我们没有地方躲雨。”马一武对哥哥说。这句话再说一遍的时候已经很沉着了。

马一武站着不动，似乎在等着哥哥对这件事情有个态度。

几件干衣服扔给了马一武，是哥哥扔过来的。衣服是哥哥的衣服，但不是军装，是便服。

马一武看着衣服，看看哥哥，有些感动。他去暗处换衣服。

马一武换好衣服出来，看见哥哥和宋逸琴已经在欣赏他们儿子的作品了。

今天的画面是一棵树，准确地说只有半棵，因为这棵树只看见树干，而没有树枝和树叶。做父母的当然知道是因为什么。为了救护这幅未完成的画，画画的人被淋成了落汤鸡。或许因为没有树枝和树叶，这棵树看上去反而更有张力，这对会刺绣的宋逸琴来说不难懂得它的妙处。她越看越喜欢，亲了亲怀抱中的儿子。

“来，让爸也亲一口。”马一文说。他伸过头去，一嘴亲在儿子脸上。胡子把儿子扎得直叫。

马一文就乐了。这几天来，人们是第一次看见他笑。

马一文的好心情很短暂，不过几个小时，另一件揪心的事情将他再次推入难过甚至绝望的境地。

他的儿子病了。

马小文是在半夜的时候被发现发烧的。宋逸琴像往常一样，半夜要叫马小文起来撒尿一次，不然他准尿床。她拍了拍儿子，但这一次儿子怎么弄也弄不醒。她摸了摸儿子的额头，感觉烫得厉害。她赶忙把丈夫叫醒。

马一文也摸了儿子的额头，认为没什么大不了，伤风感冒罢了，煮碗姜汤给他喝就是了，出出汗会好。

姜汤喝下去了，等到天亮也不见出汗。烧不仅不退，而且更加升高。

马一文这才急了，得用别的什么药才行。可是，这次搜罗上山的物品什么都有，却偏偏没有药！虽然山上遍地都是草药，可是谁认得哪种草是治哪种病呢？他的军队里没有郎中。

“我们……被关的人里，有一个卫生员。”马一武提醒哥哥。看上去他也和哥哥一样焦急，却又比哥哥多一门心思。

马一文一听，立即叫人去把卫生员带来。

卫生员来了。他的手还被绑着。马一文一看这还了得，打了押送的匪兵一人一耳光，亲自为卫生员松绑。“我儿子病了，给治一治，呵。”马一文很客气对他说。

卫生员不吭声，站着不动。

“治好了，我放你走。”马一文又说。

卫生员还是不吭声，也不动。

“治不好，我也放你走。你只管治，呵？”马一文说，他拍了拍卫生员的肩，“当然你会治好我儿子的。他只是被雨淋了，受寒发烧。”

卫生员嘴唇动了一下，却不出声。马一文以为他说了什么，是自己没听见。

“你说什么？”马一文把头一倾，让耳朵离卫生员更近，“再说一遍。”

卫生员摇摇头，表示没说什么。

“你肯定想说什么，”马一文说，“你说，想说什么，只管说，大胆说。”

卫生员正眼看了看马一文，像有了胆气似的。他果然开口说话了：

“我不给土匪治病。”

“土匪？”马一文一愣，“你搞错了，不是我病，是我儿子病了。”

“我也不给土匪儿子治病。”卫生员说。

“我儿子是土匪吗？”马一文这次不是一愣，而是一愕，“说我是土匪，那没关系，国民党共产党都是这么叫对方的嘛，彼此彼此。可我儿子不是土匪，他才四岁半。”

卫生员闭着嘴，不再与马一文说话。

马一文没了办法，自由的诱惑都不能打动一个被俘的卫生员，难道能用刀逼他吗？他是宁死不依呀！

马一文把目光转向弟弟马一武，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不管怎么说，弟弟都有必要说服这名卫生员治病救人，因为儿子马小文病成这样，跟马一武有关系，他要负很大的责任。

马一武站到卫生员的面前，看着这位不知名的战友，说：“同志，……”

卫生员“呸”啐了马一武一口。

马一武：“同志……”

卫生员：“谁和你是同志？你这个叛徒！”

“我不是叛徒。”

“内奸！”

“我不是。”

“对，你不是，”卫生员说，嘴角挂着嘲笑，他看着马一文，再看马一武，“你和匪首是亲兄弟。一模一样。”

“我们是兄弟，可我们不一样，”马一武说，“我是解放军，和你一样。”

卫生员一听，扬拳朝马一武就打。马一武既不躲避，也不还手。马一文在一旁看着，没有干涉。也许弟弟该受些惩罚，也许卫生员打够了，会改变看法。

一个女人扑面出来，跪在卫生员跟前。

宋逸琴不停地磕头，一磕一句“求求你，救救我儿子！”

卫生员在反复的求助声中逐渐看清了女人的脸庞。他被她的美艳惊诧住了。同时这名女人舍身忘我的母性，一下子使他心慈手软。

卫生员朝女人扑过来的方向看去，看到一张床。床上覆盖着被子，被子上还有大衣。他能想象得到被子下有一个小孩，正在被病魔侵袭，危在旦夕，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的话。

马小文患的是肺炎，这是卫生员在检查后做出的诊断。这诊断让马一文、宋逸琴夫妇大惊失色，因为这是可致命的病。但这诊断无疑又是准确的，因为卫生员有根有据的分析让人不得不信。

“他的两肺湿性咯音很重，呼吸时鼻翼煽动，点头呼吸，持续发热，咳嗽、咳痰，这都是肺炎的明显症状，”卫生员说，似乎为了证明什么或引起重视，“我有个弟弟，生病的时候也是这样。”

“后来呢？”马一文说。

“很小的时候就……”卫生员省略地说，但理智的人都知道被省略的是什么词。

宋逸琴闻听“哇”就哭了起来。

“那时候是因为没有药，”卫生员说，“现在有一种药，不过……”

“什么药？”着急的马一文打断道。宋逸琴也屏住不哭聆听。

“西林油，”卫生员说，“国外的。”

马一文一听，有些泄气，“中药没有么？草药成不成？”

卫生员摇摇头，“不行，现在这种情况，只能是西林油，非西林油不可。”

马一文头大了。山上没有西林油，天上更不会掉下西林油，这他很清楚。难道说老蒋或者小诸葛会神圣到从台湾派一架飞机把西林油空投给他吗？不可能的。要得到这种救命的药，只能下山去找。具体地说只能通过共产党才能搞到这种药，因为除了他现在占据并且已被封锁的这块弹丸之地，没有一块地是属于他控制的了。

拿人跟共产党交换，马一文决定。他也只能这么决定，因为他的手里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和共产党讨价还价的东西，除了被关在山上的二十几个共产党人。他要用这些人跟共产党做交易，换取足以救他儿子性命的药品。他认为这并不很难，因为他已两次成功地用俘虏实际就是人质，交换到了他父亲所需要的烟土和儿子的绘画用具。

“你！”马一文指着他的副师长现在是桂西反共救国军副司令的孙达华，“马上！去跟共军谈，他们给药，我们放人！”

孙达华领命像忠实的猎狗紧急出动。他带着十名人质，这只是全部人质的一小半。他打算先把这一小半带上，放在最靠近山下的关隘上。只要共军答应，一拿到药，立即放人。就是先放人也行，放了这一小半，只要拿到药，病人脱险，再放余下的最后十几名人质。这是临行时马司令交代的条件，也是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