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佳说，赌场就在城西大桥往西，问我到底去不去。我想了想就答应了。

那是白露，人们开始斗蟋蟀，同时赌钱。有这种赌场，藏在城市隐秘的角落里，职业赌徒、业余赌徒、蟋蟀玩家混杂在一起，像一个微型的角斗场，罗佳的爸爸也在其中。他已经从牢里放出来一年多了，在这段时间里，他迅速欠下了巨额赌债，输掉了仅有的房子。她搬到郊区住着，农村廉价的房子，既省钱，也免于债主上门骚扰。

她说，凡是斗输了的蟋蟀，都会被踩死，因为它输过一次就失去了再斗的资格。但是她的爸爸，简直是一只不死的蟑螂。他永远都在赌，永远都在翻本。

那时罗佳已经是我的女朋友了，我们都十八岁，我被技校开除不久，而她早已成为放荡的马路少女。她妈妈已经死了有三年，以前住的房卡房，用来抵债大概不值一千块钱，可是连这都被收走了。她说农宅不错，其实比城里的房子宽敞，但那地方没有煤气，也没有自来水，冬天快要来了，再熬下去她爷爷和奶奶非得冻死一个不可，或者两个全都冻死。她爸爸已经不回家了。

“去砸场子吗？”我说。

“就去看看。听说他赢了很多钱，我就可以搬家了，但他不想把钱拿出来，也许他赢了钱在外面有女人了。我再也不想住在那个鬼地方了。”

我们骑着自行车打算出发，我看看手表是下午四点，她说一小时就能到。

“赌场给你进去？”我问。我知道那种地方都是秘密场所，怕警察冲。

“我去过的，他们有点认识我。”她说。

“也许不给我进去，我身无分文，不太像个赌钱的。”

“你就说你是去卖蟋蟀的，你歪头的样子最像干这个的。”她说，“我还带了一个蟋蟀呢。”

“你也打算去赌？”

“笨蛋。真正的赌棍是不需要带蟋蟀的，他只要带钱押宝就行了。”她说，“我身上也就剩下两块钱了。”

她从口袋里掏出竹筒，拔出塞子，跳出一只三枪。按照我童年时的经验，谁要是放出一个三枪，就会招致严重的嘲笑。我夸张地笑了起来。她说：“有什么好笑的？”抬腿把那只可怜的母蟋蟀踩死了。

“那就走吧。”我说。

在此之前我刚刚被化工技校开除，成为马路少年的一员，成为和她一样的人。我终于到达了这个地方，说起来这也不是我努力所得，而是她混惨了。

我在化工技校算是把什么坏事都学会了，刚进学校的时候，我摸了摸自己的歪头，估计第一天就会被人欺负死，这所学校出了名的流氓土匪，生存压力太大。当时我的理想是去烹饪技校做厨子，厨子们当然不欢迎我。

然而我猜错了，那是极为严厉的年份，开学第一天我们所有人都被镇住了，气氛异常肃穆，教学楼正门口挂着横幅，要求整顿学风，警惕和平演变。新生们坐在教室里噤若寒蝉，高大威猛的班主任在教室里穿梭来往，先是勒令一个穿牛仔裤的学生脱下裤子，仅着一条短裤绕教学楼跑圈。学校没有操场，跑步都得绕教学楼。其次是让一个穿花衬衫的去食堂里铲煤，恢复一下劳动人民的本色。轮到我的时候，班主任很仔细地检查了我脖子，又拉拉我的头发，确认我是天生的歪头和天生的鬈发，这就算下马威了。第二天有两个在走廊里吵架的同学被拎到教务处，一人挨了一个警告处分，我们都吓傻了，连厕所在哪儿还没认清呢，就已经被处分了。头一个月里，高年级的孩子像割草一样纷纷遭到退学和开除，那帮大孩子也懵了，说以前不是这样的，管得可松呢，只要不打老师基本上不会有任何惩罚。这时你抬头看看学校里的横幅就会明白为什么。

那所学校靠近城东的大桥，旁边是护城河，往北走一段路就能看到监狱，罗佳的爸爸就曾经关在这里，我姐姐的男人也是。在八十年代，罗佳曾经一次次地带我来到这里，她以一个明媚而忧伤的形象留在了我的记忆中，然而我已经失去了她。

技校的生活十分乏味，但并不平静。开学没多久我就见识了一场校内斗殴，一个学生被人捅穿了肚子，警车直接开进学校，把一群高年级的学生带走。接下来的日子，更为严厉的管制开始了，牛仔裤绝对不允许穿，军裤也不允许，皮鞋必须得看鞋头，尖头和方头的都不允许，圆头的可以。衬衫不能带花，带条纹的也不行，必须一色的，下摆束在裤子里，领口的扣子只能解开一颗。如果有同学穿打补丁的裤子，那是要受到表扬的。有一次一个笨蛋穿着打补丁的裤子、衬衫和球鞋一起出现，为了求得更多的表扬，结果被班主任赶了出去，说他太像要饭的了。

打架一概处分，见血必开除，打老师的直接送去拘留。有时候不说话的也会倒霉，比如说，校长正好看见你在走廊里站着，他走过来问你四项基本原则是什么，答不上来就绕教学楼跑吧。

学校明文规定不许蓄须，我们之中很多人都没胡子，只有嘴唇上的一溜细黑汗毛，这在许可范围内，汗毛不是胡子，可是有一天又宣布这全都算胡子，必须刮掉，我们都去刮了，刮掉以后又长出来，从此它就是胡子了。

我在十七岁时经过了猛烈的变声期，刮了嘴唇上的汗毛，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这让我高兴，原来歪脖子并不与荷尔蒙有关，我一切正常，在技校这个地方甚至可以变得更凶悍，像个真正的怪物。

那段时间没什么人欺负我，我们班上有一个最强的男人，绰号呆波，他的爸爸妈妈都是跟我爸爸学跳舞的，一九八四年在文化宫俱乐部的第一批学员。呆波佩服我爸爸，按辈分算起来他是我的师侄，不过我不能这么说，他让我做他的师弟我也认了，我在呆波的小团体内混得不错，他们仅仅是嘲笑了我歪头的客观事实，并未将这种羞辱付诸行动。我经常买香烟给他们抽，这是一种示好。很快我也成了一个真正的烟民。

我姐姐曾经嘲笑我抽烟的样子，歪着头，满脸无所谓，残疾而堕落，自以为离经叛道。我告诉她，技校对抽烟的惩罚十分严厉，这种在成年人来说极度普通的行为是校园内的头号禁忌，你甚至可以公开吊马子，但你不能公开抽烟。我也不知道那些老师为什么会痛恨它。惩罚的方式也很特别，不处分，不批评，而是扣津贴。技校每个月发给学生十五元津贴，国家补助的，这笔微薄的财产是我们唯一的尊严所在，你可以考试不及格，可以被处分，甚至趾高气扬地卷铺盖滚蛋，可是只要你还待在这鬼地方，每个月的月底看到别人拿钱，自己身无分文变成一个穷鬼，一个戆卵，这极伤自尊。尽管只有十五元，但它可以叫人发疯。所以你应该认识到，我这么干是真正的离经叛道，就像我没事爱摸电门一样。

我们依然在任何可能的场所抽烟，厕所里，楼顶上，树荫下。这所学校基本都是男生，抽烟乃是一项光荣的革命传统，甚至比打架更重要，所有的男生都保持着一种强硬的姿态：我可以穿打补丁的衣服，可以老老实实，可以背诵四项基本原则，但是老子必须抽烟——因为他妈的，抽烟和资产阶级没有一分钱的关系，无产阶级才抽烟，资产阶级都他妈的戒烟了。

抽烟让我有一种孤独感，小小的，微微的。我经常爬到楼顶上，叼着香烟静静地望着护城河，对岸的监狱，带铁丝网的高墙、圆形岗楼以及像勺把一样弯曲静默的大桥。我用这种方式怀念着罗佳，整整十年，我像是穿过了漫长的旅程，到达了一个荒凉而珍贵的地方。我想她简直快想疯了。

那是残疾而堕落的年份。到了九○年，我被评为年级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得说是我活该，在一次文体活动中，我被呆波他们抬起来扔向一个高年级的美女，她是学生会主席的女朋友。她发出惨绝人寰的尖叫，歪头，快点滚开。我闻到她身上好闻的味道，她和罗佳长得有点像，一瞬间我沉醉地闭上眼睛笑了，于是我就资产阶级自由化了。

技校的资产阶级是什么滋味，我算是尝到了。每次开大会都是由这些人做开场白，先汇报自己的思想，再站到墙边，背诵四项基本原则，然后到外面去跑步。有一本白皮小册子供我们学习，每半个月这些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受处分的无产阶级汇聚一堂，根据教导主任的要求默写这本政治手册上的一切内容。最可气的是我们这些资产阶级既不会被开除也不会被处分，说白了，只是个虚名。我曾经问过班主任，既然不喜欢我，为什么不让我滚蛋，反正我也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班主任说，如果我们都滚蛋了，学校就没有资产阶级了，那么政治课还找谁去上呢？毕竟不是文化大革命，要置我们于死地，无非是教育教育，给大家做一个可供参考的实例——实在对不住，技校这种地方能找到你们资产阶级的也实属难能可贵，忍几天就过去了。

我们每星期都会有一个下午关在会议厅里看录像，里面的士兵烧得不像样子。那会儿已经不打仗了，大家都觉得当兵没什么危险，猛一看到录像，发现共和国还是很需要卫士的。三个牺牲的士兵的名字被刷在墙上，没过多久这些名字又被刷掉了，说是不许随便再提，我们也就不提了。

跑步的时候我总是落在最后一个，连女生都跑得比我快，这很丢人。他们都跑完了，我还在绕着教学楼独自散步，一只手捂着剧痛的小腹，有一次干脆跑吐了。这副惨相引来连片的叫好声，我抬头看到学生会主席和他女朋友，他们在二楼学生会办公室里探出头张望，那狗女人的笑声像花瓣一样落在我头上。

我们走到巷口，罗佳说有点饿了，如果去赌场我们可能会很晚才回来，最好吃过晚饭再上路。我们来到苏华照相馆边上的饭馆，各自要了两份炒面，店里顾客不少，我们找不到座位。我把她带到了照相馆里。

“我爸爸去看他女朋友了。”我掏钥匙开锁，把卷帘门拉起一个三尺高的空隙，再打开门，钻进去，坐在柜台边吃炒面。吃完了我打算消化一会儿，顺便把抽屉里的照片拿出来给她看。一九八八年她是这儿的常客，很多照片都是当时的聋子方小兵拍的。她看得认真，我顺手摸摸她的头发，她说：“别乱动，头发乱了。”外面刮着很大的风，我想要是她这样子去城外，用不了多久，头发就会全部乱了。

“聋子搬家了？”

“搬家了，住到那边新村里去了，关在家里继续画彩蛋。他只会干这个。”

“学不会其他东西了？”

“不需要学会，彩蛋已经够他消费一辈子了。”

我们坐在一起，想念了一小会儿方小兵，用圆珠笔在小本上猛写字，骑着他那辆破旧三轮的天真样子，不禁很感慨，光阴如梭，一切都生锈了。很奇怪，时至今日我仍觉得八十年代是光彩焕然的，那种新鲜好闻的气味引导着我，而九十年代在我心里却显得陈旧腐败，从一开始直到它结束都没能挽回。我矫情地说：“以前的日子再也不会回来了。”以为她会嘲笑我，不料她说：“是啊，好日子结束了。”于是就连小兵都被我抛在了那个业已消失的八十年代中。

后来她又找到了一张更早以前的照片，七年前在照相馆里拍的。我坐在她身边，仿佛感到最初的她又回来了，那个上课时拘谨又美好的小姑娘，和赌博没有一点关系的她。我觉得很伤感，我记忆中的罗佳已经不存在了，但我仍然喜欢眼前的这个人，无论她化蛹为蝶还是化蝶为蛹。她凸出于一切事物的表面，这么多年我并不知道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她怎么会变成这样，而我为什么还是从前的那副样子。

她把那张照片揣进口袋，说：“给我吧。”

“我也就剩一张了。”

“你有好多张我的照片。”

“小学的就这一张。”

“我搬家的时候把一本相册弄丢了，小学的照片也就剩几张派司照，难看死了。这张好看。”

她还是很美，但美得和从前不一样。从前她花里胡哨的，喜欢戴蝴蝶结，穿着很优雅的黑色搭扣皮鞋。现在她用牛仔裤和夹克衫彰显其马路少女的身份，前额的头发用吹风机吹得翘起来，抹了亮晶晶的摩丝，模仿香港录像片里的小太妹。既然如此，我就得扮演烂仔，这没什么不好，在我看来，所有人都自以为活在录像片里。

我曾经去过她家里，郊区农村，三开间的二层农宅，在当地来说也算不错了，她家租了楼下一间，往外看就是大片的菜地和房东家的鸡棚。屋子里黑洞洞的，家具破烂不堪，两个老人呆呆地坐在床上，目光沉重，仿佛已经没有力气与生活中的绝望相对抗，只能任由如此，随时准备死掉。那种地方没有自来水，没有厕所，她用马桶，然后倒在农村的粪缸里。这与她马路少女的形象完全不符。她说洗澡更麻烦，到了夏天，每天晚上烧了水给爷爷奶奶擦身，然后是自己。这非常痛苦，与此同时，她搞不清那些农民是怎么熬日子的。房东告诉她，老人不用那么勤的洗澡，他们没有新陈代谢了，没那么容易发臭。她听了这话觉得更厌倦，有时候在城里玩得很晚，不想走夜路回到村里，她就去医院急诊室睡觉。她一门心思就是挣点钱，赶紧离开那个地方。然而她爸爸不见了，秋天到了他赌蟋蟀去了。

她站起来说：“走吧，还要赶很远的路。”

念技校的时候，呆波一直罩着我，他带我去跳舞。呆波的爸妈比较擅长跳国标，在我爸爸门下算是比较出色的，到了呆波这一代完全无视于跳舞的道德观，他专门跳淫舞。春天时，他带着我去了一个地下舞厅，真的是地下室，正门口挂着“春光舞厅”的牌子，沿着台阶往下走，里面空气很糟糕，廉价的腈纶地毯显得非常肮脏。我们钻进去，舞厅像防空洞一样，少许灯光照着舞池中央，围着舞池是一排排的火车座，里面有一些人影在晃动。我以为呆波是来这里找人打手枪的，但是他告诉我，他真正的目的是来服务于那些中年阿姨，她们正如饥似渴地等待着他的手指。呆波问我想不想试试看，我摇头拒绝，实际上是心惊胆寒。呆波说：“那你就在这里等着，别乱跑，别去角落里，地上很滑当心摔死你。”

他走进暗处，这个头发梳得光溜溜的家伙，穿着皮鞋，仿佛用直觉就能分辨出地上哪儿有精液，拐着弯消失在一片混沌中。我呆呆地站着，过了一会儿走过来一个清洁工大妈，若无其事地举着黏糊糊的拖把，对我说：“去吧，拖干净了，里面好多人呢。”她丝毫没有注意到我是个歪头。

我背着书包走出春光舞厅，到了外面猛力呼吸着既没有尼古丁也没有荷尔蒙的空气，让自己缓过来。我坐在一个消防栓上，给自己点了根烟，看看风景。这一带很破败，街上没什么人，对面的楼房贴着长方形的外墙砖，像秋天的树叶一样凋零坠落。横着看过去，洗头店，烟杂店，包子铺，游戏房，还有一家柯达冲印店。然后我看到一个敞开了门面的台球房，有个女孩正在孤独地打球。

我捏着香烟走过去，她十分专注，只是在伏下身子的一瞬间从长发的间隙中瞄了我一眼，一秒钟后出手，一个黑球落袋。她球打得很好，但出于色盲的缘故，从来只打最简单的。

这是我在九十年代第一次看到她，也可能不是，有时我感觉到她骑着自行车一闪而过，有时我会认为街对面那个靠在行道树上发呆的姑娘就是她。那种触电似的幻觉，仿佛她总是在我身边。

我看着她，稍稍有点疏远。她直起身子，似笑非笑地问我：“在哪儿混呢？”

“化工技校。”

“看你从春光舞厅里出来了。”

“我就是进去看看，什么都没干。”

“那可不是你该去的地方。”

“知道。”

她弯下腰继续打球，打完了又给自己开了一局。她问我：“要不要一起玩？”

我说我不会，时隔数年，我还是扭不过我的脖子，学不会任何一种球技。她仿佛才想起我们以前的事情，说：“给我看看你的脖子，是不是更歪了。”我笑笑，挺起胸膛，这可能是我仅有的心甘情愿挺起胸膛的时刻，它简直像黄金一样稀少，我享受着永恒的时间中绝不停歇的时针与分针的旋转而秒针却悄然停下的瞬间。她说：“好像比以前好很多了。”

我问她：“你现在在哪里念书？”

“不念书了。”她说，“被二十二中劝退了。”

“就一个人玩，你以前那些朋友呢？”

“闹翻了，不往来了。”她说，“一个人打台球挺好的，你来了我才觉得无聊，跟我学台球吧，我们可以去赢点钱。”

“你爸爸呢？”

“放出来了，干老本行，赌钱。”她开始数落我，“又抽烟啊，胡子也刮了，好像还长高了些。”

我说：“你越来越漂亮了。”

她笑笑。她喜欢我赞美她，就像我喜欢听她说脑袋是不是更歪了。我坐在凳子上看她一个人玩，她闲闲地问：“在学校里混得怎么样，给人欺负了吧？”

我说：“还好，我实习了。”

“很快就能挣钱了。”

“是的。”

她绕着桌子走，仍不时瞟我一眼，带着笑。我很怕从她眼中看到那种厌烦的神色，但是没有，她一直笑吟吟的。这让我觉得她已经原谅了我，或是原谅了自己，要知道当初她几乎是把我和方小兵踹走的。

后来呆波从春光舞厅里爬了出来，他已经筋疲力尽了，跟着他一起出来的还有一个面色潮红的丑阿姨。两个人在街口分手，呆波看见我在台球房，就跑了过来。

呆波说：“哎，你在打台球。”

“看她打。”我说，“我的小学同学。”

呆波对她没有兴趣，呆波刚刚爽过，处于他最呆的时候。他要了我一根烟，坐在边上一起看她打台球，看了一会儿说：“打得不错。”

她说：“要不要来一盘？带花的。”

呆波说：“想赌钱吗？”

“赌多少？”

“十块一盘。”

她摇头说：“三十。”

呆波点头同意，拿了球杆过来，两个人说好打最简单的，十五个球谁先打进八个就算赢。呆波也会打台球的，虽然比不上他的舞技，但像他这种人总会认为自己无所不能。这次他吃亏了，她一点没给他留面子，甚至连钓鱼式的故意输球都懒得做，干净利落地赢下了三盘，还是那种笑吟吟的样子，眉宇间稍有一点刻毒。呆波傻站在一边，看看我，又看看她，说：“你们他妈的故意的。”我说：“什么都别说了，还来吗？”呆波说：“不来了，没钱了。”我说：“你可别赖账，传出去没法做人的。”呆波说：“今天我状态不太好，情场得意赌场失意，他妈的居然上了你们的当。”这句话惹得我笑了起来。她嫌恶地撇嘴说：“又不是我逼你赌的，有什么不服气的。”呆波说：“过两天再比划比划。”掏出一张一百的，我倒找给他十元，他自认倒霉走了。

我们看着那张一百，其中还有我的十元。她说：“我请你去吃饭。”

我说：“喂，和我在一起，你难道没有感到不甘心吗？”

她说：“我看见钱，心里就甜甜的。”

那以后我可以找到她了，我们总是约好时间见面，总是某个台球房。有几次我爽约了，被学校留下来背诵文件，赶到台球房去一看她已经走了，但她总会留下一张纸条，说好什么时候她还会再来。台球房并不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有些人会来招惹她，她总是能巧妙地让人下场打球，赢到一点钱就溜。

我们出城向西，风很大，远处的晚霞像是一炉快要熄灭的炭火。沿途尽是下班的人，有一些从城里往城外，有些相反。这座桥在下班时显得拥挤，但它上方的天空仍然开阔，秋天时甚至能看到候鸟，大雁或是鹳，在极高的地方，似乎是沿着河流向南而去。

我们经过一个又一个新村，经过了城外的寺庙，人渐渐少了，树多了起来。有一段时间我一直看着山，随着我们靠近，它缓慢地升起，挡住了晚霞，于是薄暮忽然降临。山使我失去了参照物，待到快要靠近山脚时，她带着我顺公路转了个弯，向一座小镇骑去。

那地方只剩下公路了，十分荒凉。我说：“我可能会去一个婚纱店上班。”

“挺好啊。”她说，“卖婚纱你行吗？”

“我不站柜台，帮工做做运货理货，学点生意。”我说。

这份工是林雪凤介绍给我的，我去过三天，是无报酬的实习，老板觉得我很勤快，答应给我这份差事。看起来像是混口饭吃，但林雪凤私下里告诉我，婚纱将是未来几年最挣钱的行业。红事白事永远都是挣钱的。几十块钱的婚纱放店里翻三倍到十倍的价钱卖出去，那种纱在我看来根本就不是人穿的，只有在结婚的时候女人才能忍受这个。

“他们也招女营业员的，你想不想试试看？”我问。

“多少钱一个月？”

“我是一百五，你想做营业员我可以帮你问问，听说还有提成。知道什么叫提成吗？在你手里卖掉一件，你就可以拿一份钱，多劳多得。”

“那你帮我问问。”她说，“老想靠赌台球挣钱也不是个事。”

“不要再去赌台球了。”

“我只会这个。”

“开店就是靠学的，我以后也想做婚纱生意，弄个门面。等我挣到钱了给你开个台球房，你一个人在里面天天打台球。”

她笑了：“可是，这又有什么意思呢？你还是多开几个婚纱店吧。我们这些人唯一的希望就是开些小店，到时候我跟你合股。”

“我的店就是你的店。”

我们终于来到赌场门口，那其实是一所工厂。我们停了车子走进去，里面冷冷清清的，传达室亮着一盏孤灯，黑漆漆的地方有些花坛和宣传栏，后面是车间，都停产了。她带着我往里走，低声说：“这帮赌徒都是包了汽车来的。”我说：“怕警察抓吗？”她说：“就是啊。”

工厂很大，绕了好几个弯，一直走到最里面。有两个把风的人拦住她，她报了她爸爸的名字，那两个人就放我们进去了。那是一个大仓库，里面热闹极了，四张大桌子，一众人等分散着围在桌边，有人下注，有人坐庄，秩序井然同时又充满了不安。桌面上全都是钱。

我对她说过实习的事情。

九○年我们去化工厂实习，有一天一起在生产区的厕所里尿尿，那种露天的厕所，几十个人轮番进去站在小便池前面。那时忽然就炸了，一个工人在反应釜的锅盖上干活，盖子被巨大的爆炸掀起，他骑在那上面像飞碟一样掠过我们的头顶，看得我们的尿都撒在了鞋子上，然后是一声巨响，锅盖和人在三百米之外着陆了。

有一天我们也会这样吗？我觉得活着真好，死了不好。实际上我已经完全不想在那学校里待着了，我只是找不到一个缺口离开它。那时我觉得自己贫穷而无能，渐渐地明白这是一件致命的事。

后来我讲给她听，我把这件事带来的恐惧感自动遮蔽了，变得快乐，变得滑稽。她听半天没明白。“为什么会有人骑在锅盖上飞出去？”

“因为他站在反应釜的锅盖上搞维修，反应釜炸了。”

“那他够倒霉的。”她说，“你爸爸不是照相馆老板吗？你为什么要去做化工呢？”

“我们家的照相馆已经快要倒闭了，我爸爸是个没什么本事的人，他只会跳舞和拍照。”

我还说过有个同学自杀，他赌钱，输得太多了。那时他一个月只有十五块津贴，如果上班了可以挣五十元，他估摸着下半生也就只能挣这么多。这个人平时很孬，如果没有人引诱他，他是绝对不会上赌台的。可是他竟写下了一张巨额的欠条，跟着写了一封有很多错别字的遗书，在春天的时候跳到了护城河里。他淹死以后这笔账就烂了。人们说，怎么也没想到技校生会自杀，那似乎应该是重点高中的学生才干的事情。

九一年的时候，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管制已经松了很多，至少不用再开大会做检讨，学校迅速恢复了原来的混乱和野蛮。这得归功于美军，一月份布什总统调集大军，打起了海湾战争，像我们这种地处太平洋西岸的小城市也受到了感染，无数人在九○年世界杯的狂欢之后又接着投入对于战争的电视直播，红外线摄像机拍到夜空中嗖嗖飞过的光线，那不是炮弹，而是导弹，无声地一闪犹如汽车打开了远光灯，其实是一幢幢建筑物以及若干生命在此灰飞烟灭。一下课我们就跑到大会议室里看电视，校长也去了，我们时刻关注着美军此战会否陷入泥潭，仿佛那牵涉着家国命运。我们期待美军能打赢，在所有的录像片里美军都是胜利者，绝不会辜负我们，同时又希望他们打得不要太顺，倘若摧枯拉朽不免会让校长感到痛苦，但即使是校长也不相信萨达姆能挡得住多国部队的进攻。说白了，我们想看到二战的场面，然而地面进攻是如此的无趣，萨达姆毫无招架之功立刻宣布接受停火。多国部队伤亡仅数百人。

我对她说这些事，有一些她似乎无法理解，她有着马路少女简单而敏感的心。她不懂战争和死亡，只想赢点钱活下去。

夏天时我们本来是可以放假的，但技校给我们安排了一个月的军训。技校没有操场，借了农业中专的地方，每天站在烈日下走正步，或是扮演泥塑木雕。我姐姐在九○年已经尝过这滋味，差点被太阳晒死过去。我们更惨，排长对技校生丝毫没有同情心，大概觉得我们比大学生更经得起折腾。所有人都累得像狗一样，他们说最后一天可以去打靶，玩真枪，于是所有人都期盼着打靶的那天，好像届时他们就可以抬枪往活人身上射。

在农业中专，住校的女生像一群安静的村姑，她们很多都来自县城，蹲在远处看我们军训。有一次军训结束后，呆波试图调戏她们，女生一抖手，把个蝎子塞进了他的衣领。后来他自嘲地说，不能找那些乡下女孩，她们太可怕，上次打台球那个妞倒不错的。

我遇到罗佳，告诉她我在军训，她很高兴地说自己就住在农业中专附近，于是她来看我，在烈日下戴着一顶草帽，混迹在玩蝎子的女生之中。那时她看我的目光清澈而安静，偶尔嘲笑我一下也带着童年时的善意，没有任何不甘，我们成了亲密的朋友，好像真的经历了一个青梅竹马的时光，好像未来的道路不存在了。下午散了以后，她在校门口等我一起去打台球，凡此必引起技校同学的妒忌，发出阵阵怪叫。因为她太美丽，这帮畜生不相信我能钓到这种等级马子。我很得意，她也得意，但我不打算把她介绍给任何一个人。

打台球的时候我问过她为什么会从二十二中退学，是不是因为打胎呢？她很坦然地说，没这回事，她没有男朋友，她被劝退是因为打台球把全班男生的钱都赢了过来，有人告到老师那里说她聚赌，这罪名太大，于是就退学了。说完她用球杆戳戳我的脑门，说：“打胎！”

后来呆波来找我，说还想和她来几盘。呆波在她手里输掉了九十块，如果她就此消失，呆波也无可奈何，但她偏偏出现了。那时的九十块相当于一个工厂学徒两个月的工资。

我说我跟她闹翻了，找不到她。呆波很亲热地把我的脖子夹在腋窝里，旁边还有十几个人看着，我只能答应了，然而那几天她并没有出现，呆波在走正步的时候绊了我一跤，说：“要是再不来就弄死你。”

“我把九十块钱还给你吧。”

呆波踢了我一脚：“别做梦了，我要的不是钱。”

“你要什么？找回自尊吗？”我嘲笑他。

“我想认识认识她。”呆波很激动，“你最好照办，不然我真的会弄死你。我罩了你很久了，弄死你一点也不会手软的。”

我不得不去找她。

那村子在公路边，骑车十分钟就能到，下了公路是土路，被烈日烤得像烧饼一样坚实。我穿着脏兮兮的迷彩服，反戴迷彩帽，很小心地不让自己骑到沟里去。进了村子，经过温驯的水牛和凶猛的看家狗，到了农宅前面看到她在洗衣服，乖乖地用力搓着盆里的一堆布料。

她晾衣服，让我到里面去坐坐，我不愿意进去。我看见她的爷爷奶奶就觉得难受。这时一个男人从里面走出来，那是她爸爸。

这应该是我第二次见到他。他长得可谓清秀，高个子，头发有点凌乱，看上去比我爸爸年轻。如果不是因为事先知道，我绝不会从他的眉宇间体味到一丝赌徒的狡黠和自信。他摇着蒲扇，站在门口看了看我，并没有多说什么，然而我却有一种多年的谜题忽然得以解开的释然。总而言之，我算是正面地见识到了他。

一个赌徒，我最喜欢的人的父亲，他令她沦落至此，罪该万死同时又十分可怜。他没理我，摇着扇子又回去躺着了。

她跟着我走出去，淡淡地问：“为打胎那句话来道歉了？”

我敷衍了一下，问她：“你爸爸？”

“对啊。”她说，“怎么了？”

我摇摇头。她有点生气了：“别看不起他，他是能赢钱的。最近把这村里的农民都赢了过来，你知道，农民没事儿都赌钱，他们也有钱，赌桌上的钱都不数的，用尺量一下就行。我们最近又有钱了，很快就能搬回去。”

我想象着用尺量钱的场面。她说：“等到春节他或许能赢更多的钱，农民过春节都没日没夜地赌。不过我不想在这里过冬了。”

“赢农民的钱，太胜之不武了。”

“也不好赢，农民比你想得要精，但他们赌钱不太会做手脚。我爸爸就是在赌场里被人坑了。”

“到底你是想让他继续赌下去呢，还是戒赌呢？”

“我什么都不想，我只想快点弄到一点钱离开这个鬼地方。他只要别再输得要剁手指卖房子，我就很高兴了。其他的账我以后再跟他算，得等他再老一点。我现在斗不过他。”她被自己说得有点不耐烦了，“你找我到底什么事？”

“呆波让你去赌台球。”我沮丧地说。

她点头说：“去啊。”我被她的信任打动，我说了我被呆波夹住脖子，说了我情愿退还那九十块但呆波不答应，我说呆波可能还有其他的坏念头。她都听着，时而笑一笑，好像这件事确实有那么一点好玩。

“明天我来找你。”她说，“这本来就是我惹出来的。”

我一个人离开村子，积郁的一天的暑气正在渐渐消散，一阵风吹过，我心想这事真是太愚蠢了。

我们在赌场里走了一圈，没找到她爸爸，只看见两个输得精光的人面红耳赤退了下去，其中一位还对着自己罐子里的蟋蟀不停地吹气。她说斗鸡才这样，给败昏过去的鸡做人工呼吸，吹蟋蟀那纯粹是急糊涂了。

我们找了个地方坐下。等了一会儿，她爸爸始终没有出现。

“别是输光了跑了。”我说。

“大概是输光了。”她说。

我们陷入了一种极度无聊的迷惘中，就坐在那里。她不停地跺脚，两个膝盖连续磕着，过了一会儿她走到赌台边，找人说了几句话，然后回到我身边说：“他连输了三天，借钱去了。不知道今天还会不会回来。”

我们坐了很久很久，她懊恼地说：“我以为他能赢点儿钱回来，没想到欠得更多了。我猜他不会再回来了，他这次肯定得跑路。冬天快来了。”我试图劝她，但丝毫不起作用。最后她绝望地说：“我们走吧。”

我跟着她，刚走出仓库忽然看见无数手电筒的光芒，她比我反应快，拉着我往斜刺里跑，听见身后像炸了锅一样。警察来冲赌场了。我们沿着仓库跑，跑了半圈发现前面都是人，原来是仓库的后门打开了，赌徒们全都逃了出来。后门口同样有埋伏，黑暗中全都是人，乱糟糟的仿佛被包围了。她拉着我上了一架梯子，她在上面，我跟着她，我们努力往上爬。她说：“别回头看。”

在一个不知道什么的地方，我和她并排抱膝坐在地上，蜷缩在冰冷的钢板后面。她嘘了一声，示意我不要发出任何声音。很久很久，下面的怪叫、怒吼、咒骂、惨叫声逐渐平息。她说：“我们怎么运气这么好？居然撞上警察。”

我说：“我爸爸以前跳舞也撞上过，他也在楼顶上躲了一夜。”

她说：“你爸爸是运气差，我们是运气好。”我没听懂她的意思。她靠向我，于是我伸手抱住她的肩膀，把上衣脱了盖在她身上。这一晚上我始终在哆嗦，从来没那么冷过。感觉她眯着了一会儿，但又像警觉的小鹿那样迅速地昂起了脖子。我伸手安抚她，这次她没有让我别乱动。

是的，我没有让她去和呆波赌台球。

我梦见她在台球房把呆波赢了下来，更多的人想要和她比划比划，她都赢了，抓着大把的毛票，像她的赌徒父亲一样狡黠而自信，但最终我却输掉了，呆波带走了她，呆波那只在春光舞厅里挣够了外快的手搭在她肩膀上。这让我在梦里叫喊起来。醒来后我认为，如果我开启了这场赌局，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就是这样。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呆波和其他人一再地夹住我的脖子，把我上下左右地拖来拖去。“去把她叫来。”他们说。我咬牙不松口，我发现这次过不了关了，即使我拿出香烟和钞票，扮演小丑式的角色，或者发怒，都不能让他们满意。有一天我忽然想通了，去他娘的，老子不去军训了。

记了我十二次缺勤之后，化工技校不得不将我除名。老子再也没去过那个地方。班主任来找过我，被我踹了出去。

你们都去死在锅盖上吧。

我对她说，你知道我有多么绝望吗？我担心着随时会失去你，也担心着随时会失去我自己，就像一个扎破的轮胎在一盆脏水里检查哪儿漏了，有时候你会遇到无良的修车摊主，他在那水里藏着钉子，多扎一个洞他就能多挣两块钱的补胎费。你不知道那水里是否藏着钉子，你更无法冲上去把那盆脏水倒掉，看看里面究竟有没有钉子。你不能这么干，你只能揣测，永远揣测。甚至在事过多年以后仍只能想，那里面有否欺骗，有否不公。我就是这么担心着你会离开。有时我又想，也许我们会有一个光明而卑微的未来。

她来找我，问：“到底什么时候去赌？”

“不赌了，我被开除了。”我说，“从此我天天跟着你。”

于是我们混在一起了，她没再去台球房，怕我那帮同学堵她。我们镇日游荡在公园里，有时候逛得晚了，我陪着她在医院急诊室里过夜，她睡在吊盐水的床位上假装发烧的病人，我趴在她脚跟，没人来管我们。我醒来的时候会担心她消失，然而她总是蜷缩在病床里，安静而守信。有时我梦见她走掉了，忽地醒过来，她还是在那儿。

有一天她对我说：“我怎么可能被那个呆波带走，他只不过是一个在春光舞厅里卖淫的傻逼。”

“那么你做我的女朋友吧。”我说。

这是我多年想说而不能说的话，现在看来到时候了。多年来它就像打斯诺克，你放了一个很刁的球过去，人家要是打进了，这属于你失败，人家要是放回来一个很刁的球，难题还得你自己来解决。

她说：“你什么都好，就是歪头。歪头能治好吗？”

“治不好了。”我说，“但也不是歪得很厉害嘛。”

四周安静了下来。又过了很久，天色微亮，下面的人仿佛已经走尽。她拍拍我：“下去吧。”我还想抱着她，但确实冻得受不了了，穿了衣服跟着她蹑手蹑脚地爬了下去。一着地她就飞奔向一个不起眼的铁皮桶，一把拽开盖子，借着一丝微光看到里面全都是钱。

她一言不发，把钱往口袋里塞。我有点害怕，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刚才看见有个人把钱藏进去的。冲赌场都这样。天亮以后，赌徒就会回来拿钱的。”她继续抓钱，简直不知道有多少。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她，既佩服又恐惧。她说：“哇，好多钱！”我说：“这要是到了警察手里怕是也会私分掉吧？”她说：“别管那么多了。”拐角处一束手电筒光照过来，那边有人厉声说：“站住！”她伸手到铁皮桶里抓了最后一把，我拽着她就跑。

那个人在后面追着，就这一个，我不知道他是谁，警察呢还是联防队，或者压根就是工厂里的巡逻。反正不能被他抓到。我们在微光渐亮的冰冷的早晨狂奔，既像是走投无路，也像是投奔向一个美丽新世界。建筑和设备飞速后退，我们逃进了一所巨大的车间，看到行车在头顶，很多弯成巨筒状的钢板，很多氧气瓶和乙炔瓶。她在地上的橡胶管上绊了一下，跌跌撞撞地跟着我躲到了一个角落里。紧跟着听到脚步声，那个人喝道：“快给我出来！”

我不敢动。她伸出头看了看，又缩回来，按住我的肩膀，从衣服里抓出钱塞进我的口袋，以一种坚毅而决绝的口气对我说：“分一半给你，我们分头跑，找个地方藏起来。记住别出厂，等到天亮他们收队了就可以混出去了。”

“万一被抓住呢？”我说。

“那就把钱给他，别把我供出来。”

“我永远不会把你供出来的。”

“你在哆嗦。”

“我没有。”

“别哆嗦，哆嗦就跑不动了。”

“好。”

她抱着我，在我的嘴上亲了一下，像一头敏捷的小鹿，撒腿往黑暗中跑。这时我感到自己即将失去她，我会像从前一样再也找不到她，我甚至希望在这一刹那不要有将来了。这让我悲痛欲绝。不料她又跑了回来，对我说：“万一我被逮住了，你一定要捞我出来。快跑吧笨蛋。”

我一直记得九○年的春天。那次我认为自己遇到了她，我经常觉得那才是真正的结束。故事结束在这里正如街道结束在身后，时间结束在眼前。

那是五月，北京亚运会的火炬传递到了戴城，所谓圣火。这是当年的一件大事，当年人们期盼着亚运会仿佛它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到处都很欢乐，到处都很自豪。我们被教育局要求列队迎接圣火，从三月份就筹办的大型晚会。关于这个，我成年以后才觉得有问题，领导可能觉得晚上的火炬会更明亮，但多年后的北京奥运会火炬接力活动都是在白天，那显得光明磊落、意气风发。这只能说戴城是个小地方，九十年代的人们对于大型体育赛事的安排没有什么经验。

晚会在体育场，所有的技校生都得去，还有一部分普通高中，包括著名的打胎中学。重点高中的学生免于此项活动，一是因为体育不太擅长，二是他们学业繁重。那会儿还没有统一的校服，我拿到了一张印着图案的硬纸板，沿着边线剪下，再用浆糊粘起来，就是一顶纸做的棒球帽，上面有亚运会的标识。这帽子确实很难看，脑后有一个烟囱一样的东西竖着，戴在脑袋上像个恐龙。后来我发现是为了给女生的马尾辫留的一个出口。这说明设计帽子的人很懒，他无视于性别。

绝对不能缺席，病假也不行。哪怕开一个微小的口子，这伙技校生都会跑得无影无踪。其实不然，大家也都想去开开眼界的，戴城的体育场很少有人进去过，它常年关闭，绝少有体育赛事，更不会无故向我们开放。

到场以后我们发现上了个当，我们以为会坐在看台上的，没想到全都要站在跑道两侧接受检阅。看台上黑漆漆的，什么人都没有，大白灯照着我们，后脑勺全部翘起来，有无聊的学生摘了地上的草棍插到了别人头上。纪律很差，我们不停地说话，到处都是老师们的呵斥声。后来下雨了。

那是一场五月里的暴雨，我们在露天，所有的纸帽子都糊了，但必须戴在头上。司令台上有个顶棚，淋不到雨，不断有人发言，我什么都听不清，接着是几个常年出现在本地电视节目里的本地歌手上台唱歌，唱着唱着，音响坏掉了，于是用高音喇叭播放着磁带里的歌。那一年开亚运会有很多歌曲，轮番放着，火炬还不来。我猜想是因为下雨，如果火炬出现了会被浇灭，必须等雨停了才行。

谁能想到这突如其来的暴雨呢？也许他们应该把气象台的人枪毙了。片刻之间，地上全都变成了泥浆。我们站在雨水和泥浆中，内心充满自豪，仗着年轻身体好，丝毫没有打算和这场盛会说拜拜。

中间我上了一趟厕所。场面有点混乱，我很容易地溜了出去，贴着看台边缘往前走，一直到通道口，厕所里已经挤满了人。我站在看台下排队，大片的水浇在我的脖子里，既不能往前走也不能后退。整个世界雨水茫茫。有一个人从通道里挤出来，在擦身而过的瞬间，用冰凉的手在我脖子上摸了一下，随即跑到我身后去了。我扭头看去，一个扎马尾辫的女生浑身湿透跑向雨中，疯了一样。

那就是她？我试图确认，但为了那泡不能释然的尿我必须继续排队，否则按我当时的念头就应该跟着她，也疯了一样追过去。

等到我弄好自己出来，雨已经小了，火炬手终于出现了。我不得不快速跑回化工技校的队列中，继续扮演盛会的参与者。

那些火炬手，他们等待已久，现在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硬地跑道上优雅地慢跑着，领头的人向着湿淋淋的我们不断挥手。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火炬手，不由得也很激动，目睹着荣耀与伟大经过眼前，心里涌起层层暖意，跟着人们一起欢呼。按照预定的行程，火炬手从体育场跑出去，沿着街道绕城一圈，我们得跟在后面，然后再跑回体育场，再列队散场回家。音乐一直在鼓噪着，火炬手跑出了体育场，有人招呼我们跟上，事情出了一点小小的差错，我们陷在了泥浆里。最前面的一支队伍调头，试图离开这个地方，不断地有人摔倒。大队人马出现了骚动，火炬手眼看着就跑出了体育场。忽然之间，喇叭里喊了一声：“快跟上！”像是什么东西炸了，人们失去了控制，也可能是被激动的情绪鼓舞，他们不再按队列行动，而是一股脑地涌向出口。先是十来个人跑过去，跟着几百个人一起跑，然后是上千人的骚乱。那简直是灾难的场面，前面的人堵在出口，后面跑向出口的人噼里啪啦摔倒在泥浆里，挣扎着爬起来，还有一些人索性放弃了努力，停在雨中等待着场面平静下来。

我在人群中看到了那个马尾辫，她离我有十来米远，这中间堵着最起码两百多个人。人们都在尖叫，出口太窄，有什么东西倒塌了。我在无数个脑袋中死死地盯住她，一寸一寸向前挪，感觉自己快要被挤扁了。然而我并没有靠近她，相反更为遥远。我喊了一声罗佳，她听不到。再一瞬间她被淹没了，像所有梦魇中的场面，我在出口处失去了她。此后的那些年，每一次和她告别我都会有相似的惊恐，甚至是在无人的地方，我也会恍如身陷巨流，万劫不复。

最后我双脚离地被前后左右的人用躯体搬着涌出了体育场，到了外面只见四散奔逃的人，火炬手已经去远了，而我找到她还需要再等上一年。我站在那地方庆幸自己没有被踩死，淋着雨用力呼吸，想象着我们共同的、光明而卑微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