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棉急匆匆地赶到宾馆时，大堂的经理雷小姐正在等她。

雷小姐说，木棉姐你怎么啦，今天来这么晚。

木棉一看前台的钟，北京时间已经是晚上10点40分了。她从没迟到过，更不要说迟到这么长时间了。她只有连连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

她说话的时候，声音有些哽咽。雷小姐察觉了，侧头看她一眼，说，你怎么了？好像哭了？木棉摇摇头，但眼泪已盈在了眼眶里。

雷小姐关切地把她拉到一边问，是不是又和老公吵架了。

木棉还是摇头，摇出一串泪水。她现在只能摇头，如果开口，她肯定会控制不住地大放悲声，并且一发不可收拾。那她以后就别想再要这份工作了。她不想失去这份工作。过去不想，现在更不想了。从今以后，她所做的一切不再是为了让父亲高兴，而是要让自己充实。

她要为自己活了，她不得不为自己活了。

可是此刻，她的心却被从未有过的痛苦煎熬着。

刚才离开家时，大哥和二姐都有些不高兴。木鑫要走，大哥他们还想得通些，因为木鑫从来就是那副样子，她要走就有些出乎他们意料了。是啊，这样的时候还非要走，的确没道理，她有些迈不开步子。

木鑫走后，她又陪着母亲坐了一会儿，母亲在那儿絮絮叨叨地说着往事，她不太能听明白。她觉得母亲很反常，当他们几个孩子大放悲声时，她竟然一滴眼泪也没流，只是不停地说。而且说的都是些让他们感到吃惊的话。她想自己如果继续留在家里的话，也没有太大的作用了，母亲好像不在乎他们听不听，只是自己说着。所以她坐了一会儿，还是硬着头皮走了。宾馆这边的工作在等着她，一个萝卜一个坑，没人可替代。她不想打电话给宾馆请假，狠狠心就赶过来了。可人过来了，心却过不来。

雷小姐见问不出什么，拍拍木棉的肩，说了声想开点儿，就离开了。

木棉一个人坐在宾馆门口，有些神色恍惚。

她的工作职责，就是坐在这个门口为宾馆值夜班，也叫值更。累倒是不算累，但就是不能睡觉。以前木棉为了对付时时袭来的倦意，想出了许许多多的办法，但今天，她不用喝茶不用洗冷水脸不用采取任何措施，也不会有一丝倦意了，因为她的心里已被悲伤填得满满的，被内疚搅得生痛，她真想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

父亲，她的威严的老父亲，她的一辈子声音洪亮、昂头走路、腰板硬朗的老父亲，竟会这么突然地离开他们。尽管他们父女有矛盾，直到前晚的家庭会议都还有冲突，可她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父亲会那么快离开他们。可能正因为毫无思想准备，她才会在父亲面前那么随意地表现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说出那些对父亲不满的话和伤父亲心的话。如果知道父亲会那么快走掉，她怎么也不会把现在的困境和不满表露出来的。她不想让父亲再为她操心了，也不想让父亲再对她失望了。

惟一能够让木棉感到安慰的，就是父亲直到去世，也不知道她现在到底在做什么。他以为她真的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当她说，她现在的工作比在岗时收入还要好时，父亲的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他说，我早说过，再就业的路很多，干吗非要经商？我就知道你能行。

父亲这样的微笑是多么珍贵呀。

因为对她和父亲来说，那都是永远。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木棉就盼望得到父亲这样的微笑，可很难。

母亲生她的时候，正在县里开会。那时母亲还在西藏，但已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在尼木县县委工作了。她是提前出生的，发作时提前了20多天，弄得母亲措手不及。不但把母亲那个会搅了，把父亲正在开的会也搅了。父亲一听到消息，就慌慌张张地往医院赶。父亲之所以慌张，是因为母亲前几次生孩子都很不顺利，已让父亲感到了害怕。从来都很沉着的父亲乱了方寸，对参加会议的同志们说，对不起，敌情来了，我得去医院，我不能让这一仗再打窝囊了。为这个父亲常和木棉开玩笑说，你生下来就是个破坏分子，一下破坏了军队和地方两个会议。

可那能怪她吗？她在母亲腹中的8个月从没安安生生地待过。母亲总是跑来跑去，而且就是这跑来跑去的8个月，她也没吸收到什么营养。那是1959年，是全国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不仅如此，更是西藏局势非常紧张的时候。若干年来敌对势力一直没有停止过的武装骚乱，已从局部发展到了大规模的全区性武装叛乱，父亲见她平安生下来就迅速离开了她们母女，从此没了踪影，直到整个叛乱平息，她快两岁了，才再次见到父亲。

因为局势严峻，生活艰辛，独自一人带着3个孩子的母亲，身体已极为虚弱。整个怀孕期间没好好吃过一顿饭。母亲说，她能够顺利地生下来并活下来，已经是奇迹了。她虽然活下来了，却瘦弱得像只小老鼠，连哭声都是细细的，听不见，只能靠看来判断。但母亲没有奶水喂她，只能发愁地看她发出细细的有气无力的哭声。后来母亲所在县委机关专门召开了一个支部会，经过认真研究形成了决议，发给产后的母亲两个鸡蛋罐头和一个水果罐头，作为特殊照顾。

那大概是支部大会最特殊的一项决议了。

拿着那三个罐头，母亲依然犯愁。她不能保证自己吃了它们之后会有奶水，这种可能不大。而且母亲的工作没日没夜，几乎丧失了有奶水的资格。母亲决定把罐头里的内容碾碎冲成汁喂她。靠着这三个罐头，她勉强活了下来。但一直病病歪歪的，直到4岁离开西藏时，体重始终不到10斤。据母亲说，她之所以下决心离开西藏，离开父亲回到内地，和她身体不好有很大关系。

但木棉还是有些不明白，既然她身体不好，母亲为什么又把她丢回到父亲老家去？母亲解释说，她上学时正赶上“文革”，八一校也被运动搞乱了。许多孩子逃课。当时他们家里有四个孩子上学，母亲一个人照顾不过来，只好把她送回到山东农村。可是为什么只是送她，而不是别的孩子？对这一点，木棉心里始终有些疑惑，也有些不舒服。

她在山东农村一待就是7年。由父亲的一个远房叔叔和婶婶抚养，应该说叔叔婶婶都对她很不错，尤其是婶婶，很疼爱她。生活也不是太苦，父亲每月都寄30元生活费来，在那个时候算是一笔巨款了。当然，父亲交待说那不是给她一个人用的，叔叔一家，包括村里的人有了困难，都可以用。她勉强读到初中毕业，成绩很一般。不知是不是小时候营养不良使智力发育受到了影响。

后来她当了兵，自然是后门兵。那是1977年，一大批部队子女由于找不到出路全当了兵，那一年的后门兵就格外多。她在这一大批后门兵里，仍是平平常常的一个。不同的是，父亲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要当兵你就给我进西藏当，别找那种舒适的地方混几年兵龄然后找工作。她就进了西藏。

她喜欢西藏，她想到了西藏就可以和父亲还有大哥大姐在一起了。

3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后，木棉晒得又黑又瘦。她在分下连队前，请了半天假去看父亲。

自从进藏后她还没见过父亲。当她费了好大的劲儿见到父亲时，父亲脸上一点儿笑容也没有，皱着眉上下打量了她一下，第一句话是，你的头发太长了吧？不合要求吧？去理个发。

木棉当时的头发不过是超过耳朵而已。但她不敢吭声，坐都没坐，转了身就去剪头，等剪了头再回到父亲那儿，请假的时间已经到了。父亲看她一眼说，好，短发好，精神。父亲又说，任何时候都不要跟人提我，自己好好干。木棉点点头。父亲似乎再没话了，挥挥手说，早点儿回去吧。我不能派车送你，木棉就出门了。走到门口，父亲忽然叫住她，从口袋里摸出自己的笔，插在她军衣上面的口袋里。木棉的心里一热，差点儿流出眼泪，说了声谢谢爸爸。

父亲唔了一声，再次挥挥手。

在木棉的记忆里，父亲惟一一次对她流露出温情，是在她将要回老家之前。父亲从外面回来，见母亲在为她收拾行李，就一把抱起她，放到了自己的腿上。父亲抱着她有些不知所措，就拿起一把剪子给她剪起指甲来。那时没有指甲刀，也没有精巧的小剪子，父亲用一把很大的剪刀剪着。木棉心里有些紧张，可她一动不动，生怕稍稍地一动就改变了眼前的一切。

父亲的怀抱让她觉得又陌生又温暖，她的心里充溢着从未有过的快乐。她真希望自己的指头多多的，指甲长长的，让父亲总也剪不完。但父亲很快就剪完了，三下五除二，差不多和他的每一场战役一样。父亲放下剪子，又放下她，径直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了门。

等若干年后木棉从老家回到父母身边时，父亲看见她竟有些疑惑，说，是木棉吗。

父亲从此没再对她有过任何温存的表示，甚至没碰过她。

木棉当兵3年后，有过一次考护校的机会，分数与录取线只差5分。木棉下了很大的决心给父亲打了个电话，希望父亲找有关部门替她说说情。但父亲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还把她给好说了一顿。

她只好复员。

如果说父亲不愿为她上学的事动用自己的权力她还能够理解——他从来就是坚持原则大公无私的——但后来父亲对她复员后的工作安排进行干预她就有些不满了。那本不需要他做任何事打任何招呼的，是人家民政局安排的。可生生被他搅了。

当时对她的安排有两个去向，一个是木材加工厂，另一个是银行储蓄所。她本来是想去银行的。当然，那时候她并不知道银行收入高，她只是觉得那个储蓄所离家近，工作也相对轻松。

但父亲得知后却非要她去木材加工厂。父亲说储蓄所天天和钱打交道，容易犯错误，木材加工厂是国营大厂，那才是真正为建设祖国出力的地方，是工人阶级待的地方。他说他一直希望他们家里有一个工人阶级的代表。他还说木棉朴实，适合当工人。

木棉没有反抗，除了父亲的威严之外，还有个原因，就是她很想做一件让父亲高兴的事，读书不行，复员也对不起父亲，当工人总不至于那么难。既然父亲那么希望这个家里出现一个工人阶级，她为什么不去做这一个呢？那是80年代中期，工人阶级还没那么受冷落。

木材加工厂有5000多工人，真是个大厂。父亲高兴地说，这下好了，我们家终于有一个地道的工人了。木棉看父亲高兴，自己也高兴。同时她暗暗下了决心，要好好地干，干出点儿名堂来，让父亲为她自豪。她开始一边工作一边读夜校，两年后拿到了中专文凭，又当上了车间的检验员。但父亲再也没说过什么，似乎这一切都是应该的。

因为在工厂工作，自然就和工人恋爱了。等父亲回家探亲时，木棉就把对象小金领回了家。父亲很开心，小金穿着工作服，理一个平头，不说话，只是嘿嘿地傻笑。父亲打量之后连声说，好，一个朴实的青年。又对木棉说，你现在是真正与工人阶级打成一片了。好，好。

这两个好字，让木棉高兴了很久。木棉的高兴，是因为父亲喜欢。

但结婚后，种种问题都出来了。朴实的人不等于没缺点呀。接下来有了孩子，木棉被家庭和孩子一拖累，渐渐地没有了原来那股子劲头，只想凑合着过日子。

没想到凑合过的日子也被中断了。

去年底木材加工厂裁员，其中有一个硬杠杠，就是35岁以上的女工一律下岗。木棉37岁，自然在下岗之列。小金作为男职工，勉强留在了厂里，也没有好收入了。这一切，木棉在父亲面前提都没提。她知道父亲不会去帮她说话的。

但父亲还是知道了。他是从母亲口里知道的。父亲长叹不已。

木棉知道父亲这么长吁短叹不是因为她下岗，或者主要不是因为她下岗。父亲是为了她们这个大厂。父亲为这样一个国营大厂生存不下去而感到痛心，为国家面临的困境感到痛心，为所有的下岗工人感到痛心。父亲在为国家和工人阶级痛心的时候把她给忘记了。

木棉只好反过来劝他，说像我们这样的厂缩小规模是应该的，国家要保护森林资源，不能大面积砍伐树木了。经营那么大个木材加工厂干什么。

父亲还是叹气，他不明白现在怎么会这样，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工人下岗？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过不下去日子？而与此同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腐化堕落？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挥金如土？父亲一日日眉头紧锁。

但他仍没有对当初叫木棉去木材加工厂感到后悔，他从不说后悔的话。他只是让木棉的母亲拿了1万元钱给他们，以表达他的关心。在他看来，这点困难木棉自己能克服。

木棉却对父亲真的感到生气了。在她看来，正是父亲一次又一次地把她引上这条贫穷之路的。如果当初复员时父亲不干涉，她去了银行储蓄所工作的话，现在的日子就会是另一副景象，决不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如今她下岗了，想通过新的途径改变一下穷困的境况，父亲还是不支持。

她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古板的父亲。

夜已经很深了。木棉眼睛瞪得大大的，盯着进进出出的人员。

今天的宾馆似乎很安静，也许是因为市场萧条，客房使用率不高的缘故。木棉犹豫了一下，给家里拨了一个电话。

接电话的是二姐木兰。木棉和二姐之间比较疏远，年龄是一个因素，最主要的是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木棉从老家出来时，木兰已经当兵了。加上木兰的性格总是那么内向冷淡，从不主动和家里人说话，木棉从小就有些怕她。

木棉胆怯地叫了一声二姐。木兰冷淡地说，怎么，你还没睡。

木棉一听，知道二姐误会了自己，以为她跑回家睡觉去了。这种时候，她怎么可能跑回家睡觉？实在是因为不好请假，她才跑来值班的。

但她不想解释，她只是问：妈现在怎么样了。

木兰说，刚刚睡下。

木棉想了想说，我明天不上班了，请假回家陪妈。

木兰说，你自己看吧，不方便就不要勉强，反正家里有我。

昨天下午木兰打电话四处找她找不到，后来还是通过她丈夫小金才把她找到的。小金打电话告诉她噩耗的时候，她正在张处长家做钟点工。她一下子四肢发软，差点儿倒在地上。张处长知道了情况，马上用自己的车把她送到了医院，但她还是几个子女中到得最晚的。尽管大哥他们也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她仍为自己的晚到深深地自责。好在大家当时都悲痛万分，没人追问她为什么来得这么晚。

木棉完全能想象出此刻二姐的表情。二姐从来就是那个样子，好像谁欠了她。其实在木棉看来，她已经够好了，自己是个医生，丈夫也是个医生，说起来都是知识分子。比起自己这个家，她算是生活在上层了。而且父亲待她也很不错啊，本来她在西藏医院里的，父亲竟然破例把她调了出来。可她总是一副不开心的样子。虽然是姐妹，木棉却永远无法弄清楚木兰心里在想什么。

木棉没再说什么，放了电话。

放下电话一抬头，木棉看见一个男人走进了电梯。样子很陌生，不像是宾馆的客人。是来会客的吗？但现在已经11点了。

木棉心里存了一分警惕：要不要报告保安部门呢？

一个多月前，当木棉想开一个装饰材料店的计划遭到父亲反对、她气冲冲地离开父母家时，就在心里下定了决心，以后无论遇到再大的困难，也决不再向父母开口了，一定要自己顶住。

木棉看出，当她和小金提出想租厂里的门面需要资金时，父亲的眼神里有一种不满和失望。他一定认为他们总是在依赖父母，自己不去努力。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啊，正因为她想今后不再依赖父母，才想开铺面搞经营的。可父亲却那么不满。是的，木棉知道自己在6个孩子里是最没出息的。他虽然经常和父亲争吵，但他毕竟有自己的事业，毕竟会挣钱，人也聪明能干。自己就不同了，样样事情都不顺，嫁了个丈夫也不能干。

小金的依赖思想比她还重，总觉得他们家是高干，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再怎么也会有办法的，老是怂恿她去找父母。小金还说，你爸给老家钱都那么大方，动不动就上万，给自己的孩子应该更大方才是，未必你就不是他亲生的。

木棉恼火地说，正因为他给别人大方，所以才没钱了嘛，你还以为他是百万富翁啊。

她生父亲的气，生丈夫的气，也生自己的气。她发狠地对自己说，我就不信靠我自己养活不了这个家。我就不信靠我自己走不出一条道来。

可是真的做起来，就没那么简单了。像她这样的文化水平，这样的年龄，又是女的，能有什么好工作等着她呢？她四处咨询，最后听说像她这样的情况，眼下惟有家庭钟点工还比较有把握。但一听说做钟点工，丈夫坚决不同意。

木棉生气了，大声说，你不就是怕没面子吗？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如果你想要面子，你就去挣，每个月交给我500块，我就在家当什么高干子女。

丈夫不说话了。他知道自己做不到。

那天早上，木棉终于下决心到街道办事处的家庭服务中心去登记。

去的路上，她经历了30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心理重压，短短的路程，她走了1个多小时。

走走停停，有几次都想倒回去。她就像是在做一件见不得人的事，低着头，生怕遇见认识的人。后来她对自己说，如果路上遇见了家人或者熟人，那就倒回去。可那天偏偏什么人也没遇见，她再磨蹭，也终于蹭到了地点。

街道办事处的同志很热心，去登记的人也很多，这让她心里好受了一些。她刚把自己的名字写下，登记的那个女人就抬起头来说，怎么是你？木棉一看，原来是住在她们家楼下的一个女人，没想到她在街道上工作。女人说，你怎么会上这儿来？木棉尴尬地红了脸，说，我也下岗了。女人很同情地点点头。木棉连忙走出门去。她听见那女人对旁边的人说，她爸是个将军呢。

木棉心里酸酸的，但她没有走开。她鼓足勇气站在那儿，想看看别人是怎么和雇主谈的。

她想既然已经来了，既然别人也知道了，那就做到底吧。

不时地有雇主来找人。看得出现在钟点工是一个比较受欢迎的行业。每来一个，等在那儿的女人就一拥而上。那些女人差不多都是像她这样，年龄大，文化不高，又急需一份工作。

负责登记的那个女人走出房间，见木棉老是站在角落里，就走过来对她说，你这样不行，你要主动一点儿。木棉点点头，但还是站在那儿。她不知道该怎么主动。对她来说，能走到这儿来，能站在这儿，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跨越了。

眼看要中午了，已经有好几个女人跟着雇主走了，她心里焦急起来。

这时又来了一个急匆匆的男人，看上去像个机关干部。木棉感觉这人挺可信赖，就鼓足勇气走了过去。可还没来得及容她开口，旁边的女人又一下子包围上来，七嘴八舌的，把那个男人搞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木棉又被挤到了人群之外。一个胖女人还猴急地搡了她一把，差点儿没把她背的包带拽断。负责登记的那个女人看见了，走过来大声说，你们不要吵，一个个地介绍情况。来，你先说。她把木棉往前推了一下，推到那个干部的面前。显然她是有心帮她。

那个男人就看着木棉，其他女人也看着她。

木棉紧张的手心出汗，不知该说什么好。那个女干部着急地说，你快说呀，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

木棉嗫嚅着，终于说：我当过兵。

木棉说出这句话时，眼泪就涌出了眼眶。

那个男人看了她一眼，把其他的人挡开，对她说，走吧，我请你。

后来木棉才知道，请她的这位机关干部，也曾在部队干过20年，对部队很有感情。现在是市委机关的一个处长，姓张。他一听说木棉当过兵，一种亲切感和信任感便油然而生，马上就请了她。他问木棉怎么会下岗的？木棉不愿多说，更不愿告诉他自己的父亲曾是个将军。她只是笼统地说厂里不景气。

木棉到他家后，竭尽全力地做事。每天3小时，任务就是打扫卫生，并为他们一家三口做一顿晚饭。除星期天之外天天如此，一个月的工资是260元。

木棉在张处长家做了两天后，张处长很满意，征得她同意后，又把她介绍到了他妹妹的家，再做一份。

这样她上午去张处长妹妹家，也是打扫卫生，兼做一顿午饭。下午去张处长家，一天就有了两份工。一份工260元，两份就有了520元。过了不几天，张处长的妹妹又问她，愿不愿意星期天再兼一份打扫卫生的工作？打扫一次20元，一个月80元。是她一个朋友的家。木棉又答应了。这样三份工加起来，她每月就有600元的收入了，加上厂里发的230元生活费，差不多近千元了。

但木棉还是觉得不够。女儿马上要读中学了，听说好一些的中学都要交上万元的费用。

无论如何，她是不会再向父母开口要钱了。

张处长的妹夫是一家宾馆的经理。有一天木棉听见他打电话跟人商量说，宾馆要再招一名值夜班的员工。她就小心翼翼地问，你们要不要女的？我想做。

经理说女的也可以。问题是你白天已经有工作了，夜里再值班怎么睡觉。

木棉说，不要紧的，我会克服的，我这个人本来睡眠就少。

经理说，那个工作绝对不能打瞌睡的，并且还要胆子大。另外嘛，你是熟人，我也不瞒你，宾馆那种地方，比较复杂，没事还好，有事就难说了。

木棉说，我保证不会睡觉的。至于胆子嘛，我当过三年兵，不会有问题。碰到事我就喊，女人的声音大，这点比男人强。我就是打不赢，还可以用牙咬。这样，你让我先试试，如果我不合格，你就炒掉我好了。

她这么一说，经理就只好答应让她试试了。每晚10点到凌晨7点。月薪400元。

这样一来，木棉有了第四份工作。不算厂里的生活费，收入也有上千元了。

做四份工作的木棉，成了一个每天睡三次觉的女人。

早上7点她从宾馆下班后，赶快回家做家务。做完家务睡一两个小时。10点钟起来后，赶到张处长的妹妹家做钟点工。中午回家给孩子做饭，吃了饭再睡一两个小时，到下午3点半起来，赶到张处长家做钟点工，晚上吃过饭，再睡两小时，9点半起来，赶到宾馆去值夜班。

这就是木鑫在父亲面前说的，木棉过着“非人的生活”。

所以昨天木棉晚到的时候，木鑫看了她一眼。只有木鑫知道。

木鑫说得对，她现在能挣钱养活一家了，但她的生活是抽血榨油的生活。

两个年轻小姐走进了宾馆，穿着黑色短皮裙，踩着像小山坡一样的高跟鞋，妆化得很浓，一看就有些不正经。木棉凭直觉就知道她们是从事所谓“特殊职业”的女人。她们没去总台，而是直接往电梯门口走，想上楼去。

木棉站起来走过去问，请问你们找谁。

一个小姐说，我们上去看个朋友。

木棉说，对不起，现在是12点，已经过了来访时间。请你们明天再来。

另一个小姐说，我们是约好的。

木棉说，那你们可以请客人到楼下来，在大厅会面。

小姐生气地白了她一眼，扭头往外走。走到门口，故意大声地说了一句，留给你一个人吃独食，看不撑死你。

有一天木棉正在值班，看见木鑫和几个人一起从宾馆的电梯下来，其中还有个年轻的小姐。木棉连忙躲开，但还是被木鑫看见了。木鑫见她出现在宾馆里大为惊讶，说五姐，深更半夜的，你在这儿干什么。

木棉马上拿出做姐姐的态度说，我还要问你呢，你深更半夜的在这儿干什么。

木棉说的时候，有意扫了一眼他身边那个年轻女人，那显然不是他的女朋友。

木鑫说，我在这儿谈生意。

木棉说，我在这儿工作。

木鑫让那个年轻女人先走，他把木棉拉到一边，有些焦急地说，你告诉我，你到底在这儿干吗？我不相信你会在宾馆工作，你又吃不了青春饭。

木棉说，我真的在这儿工作，值夜班。不信你去问经理，是他聘请我来的。

木鑫一听木棉每天夜里在这儿通宵值班，一个月才400元，很难过。他说五姐，我知道你经济上困难，可你也不能干这个呀。需要钱我可以帮你的，不告诉爸就行了。

木棉说，我干这个没什么不好嘛，又不偷又不抢，又不违法乱纪。哪一点不好呢。

木鑫说，你明白我的意思。我听姐夫说你们想在厂里租个门面，做装饰材料生意，需要多少钱我帮你就是了，你何必去跟爸商量，他那个死脑筋。

木棉说，不。我现在觉得这样挺好。爸说的也有道理，能有多大困难呢？动不动就开口求人。我自己能克服。

木鑫有些伤感地说，我知道，你们都瞧不起我，好像我挣的钱不干净。

木棉连忙说，不是这样的，木鑫。我只是想靠自己而已。你的钱再多也是你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我也不随便向你开口。木棉看看站在门外等木鑫的女人又说，你也要注意点儿，做生意归做生意，不要把自己的生活搞得太乱了。还是好好和周茜成个家吧。

木鑫点点头，说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分手时姐弟俩互相约定，不把对方的事告诉父母。

一个月干下来，木棉的确很累，有时候觉得自己就像个机器一样，麻木地转动着。但拿到钱的时候，心里很踏实。这每一分钱，都是靠她自己劳动挣的，丝毫没有依赖父母。她甚至觉得，自己从小到大，最能干的就是现在。她打算这样干上1年，攒够了钱，还是要去租个门面，不是为了钱，而是要有一份可以发挥自己能力体现自己价值的事业。

丈夫小金见她这样连轴转，又心疼又生气，说你这个样子，哪还像是个将军的女儿？他几次说要把她现在的情况告诉她的父母。木棉坚决不让。

木棉说你要敢告诉他们，我就跟你离婚。木棉还说，你不要怪我父母，如果你有本事，我又何至于如此？木棉又说，我一定要让我爸看看，我完全可以靠自己的能力来创业。我非要开这个店不可，等开业了我再通知我爸，看他怎么说。

小金好像第一次认识她似的，把她看了好一会儿，终于说，木棉，让我们一起来努力吧。

我们一定会有那一天的。

可是，万万没想到，她来不及等到这一天了。

木棉忽然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了。

忽然，木棉看见刚才那个可疑的男人从电梯里走了出来，神色有些鬼祟，手上提了个白色购物袋。木棉透过袋子，一眼看见里面装了个黑皮的小方包，就是弟弟木鑫常提着的那种包。谁会把那样体面的包装在购物袋里。

木棉已经确定他不是这里的客人了。她警觉地看着他。

男人扫了她一眼，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往门口走。

快走到木棉身边时，木棉突然开口说，请问你是住在这儿的吗。

男人看了她一眼，说，当然是啦。木棉发现一丝惊慌从他眼里闪过。木棉说，我可以看一下你的房卡吗。

男人假装去摸口袋，趁木棉站起来的一瞬间撒腿就跑。木棉拔腿就追，同时大喊了一声，抓贼啊。

男人冲出宾馆向左一拐，就跑进了一条小巷，木棉在后面紧追不舍。她自己都不知道哪来那么大的勇气和力气，风呼呼地从耳边掠过，她觉得自己有如神助。她一点点地接近了那个男人，她确信自己一定能抓到他。那个男人却跑得踉踉跄跄，突然，他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跌倒在地。木棉一步冲上去按住了他。

男人似乎已无力，也无心反抗了，他开始向木棉求饶：大姐你放了我吧，我把东西还给你就是了，以后我再也不干了，我这是头一回。

木棉没有松手。她才不会被这么几句话骗住呢。

男人继续求饶，他说我真的是头一回，我要是惯犯，还能这么笨？还能不带凶器？我要是带了凶器，你哪里还能这么按着我……我也是被逼无奈才这么做的，我下岗了，我老婆也下岗了。

不说这话还好，一说木棉更是火冒三丈。她死死地压着男人的胳膊不松手。大口大口地喘着气。难道下岗就有理由这么做吗？这不是侮辱我们下岗工人吗？如果父亲听见了，肯定会大拍桌子说：人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以放纵自己，那就是丧失了灵魂。

男人忽然说，大姐，我看你也像个下岗工人。

木棉一下子愣住了。就在这一瞬间，男人把包砸向她，爬起来就跑。后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木棉知道是宾馆的人赶上来了，她抱住那个包，软在了地上。

雷小姐赶上来扶起了她，焦急地说，木棉姐你没事吧。

木棉摇摇头。可她刚一站起来，两腿一软，又倒了下去。这时候她才感到有些后怕，正像那个男人说的，如果他带着凶器，木棉也许早倒下了。

雷小姐说，木棉姐你胆子可真大，一个人这么狠命地追，还空着手。万一他带着凶器你可就完了。真把我吓坏了。

木棉有些凄惨地笑笑说，如果真那样，我就可以陪我爸了。

雷小姐不明白她这话的意思，愣在那儿。

木棉的眼泪已经汹涌而出。她在心里对刚才那个贼说，谢谢你没带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