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木鑫走了吗？让他走吧，他这样做总有他的道理，不要勉强他。
木棉也要走吗？走吧走吧，妈妈没事儿。妈妈只是想说说话。
木槿，你不要再哭了，你那样哭让妈妈心疼，也让你父亲不能安宁。你父亲生前最疼爱的就是你了，你现在这个样子，他死了也会心疼的，他会疼得睡不着。你让他安息地睡吧。
你们不用担心我，木军，木兰，虽然你们的父亲走得这么突然，可我不难过。你们看我不是没有流泪嘛。
我这一生已失去过许多亲人了，我曾经大声地哭过，泪流满面地哭过，悲痛万分地哭过，我也曾无声无息地流泪，从夜晚到天明。但现在，我不会再哭了。因为我不难过，我知道你们的父亲离开我是迟早的事，我还知道他不过是先走一步，到另一个世界等我去了。这有什么好难过的呢？所有那些离开我的亲人，他们都在那边等我呢。他们留下我，是因为我还有一些事没做完。总有一天，我把今生该做的事都做完了，也会到那边去的，会去和他们团聚的。所以我不难过。
我难过的是另一点。那就是你们的父亲直到离开这个世界，都没有被你们接受和理解，他是带着遗憾走的啊！虽然他不承认这一点，但我知道。我为他难过。
我没有责怪你们的意思。因为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他说过，我不需要理解。因为他这一生是壮怀激烈的一生，是倒海翻江的一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的，甚至包括你们这些孩子。可是我需要，我需要你们理解你们的父亲，否则我的心无法安宁。
木兰，我知道此刻你非常想知道你的身世，还有你，木军，你也有着许多疑惑，你们的眼睛告诉了我。但我还是要请你们耐心等待，我得从头说。在没有说到老大和老二之前，我无法说清楚你们。因为那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即使是一个简单的故事，也因为生长在复杂的人生经历中而无法简单。我不可能在移植一株树时，只拔出无数根须中的一根。
请让我一个一个地说，一点一点地说。让我告诉你们，我是在经历了什么样的日子之后，才成为你们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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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夏天，当我们从军政大学毕业的100名女生报名参加了十八军后，就跟着接兵的同志从重庆来到了十八军的集结地乐山。由于路途上被家长拉走两个，实际上我们到达目的地时还有98个。98个也真不少呢，整整三卡车。
到乐山后，我们很快被分配到了各师。我和吴菲、刘毓蓉三个人分到了一起，参加了新组建的康藏运输队。我就是在这时候，认识了苏玉英。其实我从没叫过她名字，我一直叫她苏队长。她是我们新组建的女兵运输队队长，我们将跟着她往西藏走。
苏队长比我大4岁，也就是说，我认识她时，她也不过22岁。要是放在现在，22岁的女人完全是小姑娘的感觉。但22岁的苏队长已经是个非常沉稳、能干的女军官了，而且还做了母亲。所以她看上去远远不止大我4岁，好像大了一个辈分。我看她时，总有一种小孩儿看大人的感觉。在此之前，我从没见过她这样的女人。人长得好看不说，身上有一股说不清的帅气，走路说话都显得精精神神，充满了朝气。反正就是和我们这些女学生不一样。
所以第一次见到苏队长，我就喜欢上了她。
当时我们分到运输队的十几个女兵，正像燕子似的在那儿唧唧喳喳说个不停。她来了，腰间扎着皮带，短短的头发上戴着一顶帽子，眼里盈着笑意，那笑意里有喜悦，还有疼爱。
我一直没想明白，她也不过23岁的年龄，怎么就会有那样的笑意？她一手揽住我的肩，一手揽住吴菲的肩。她说，同志们，以后咱们就天天在一起了。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想法，就告诉我，我会尽力照顾好你们的。我当时想，你也不大呀，怎么说话跟我妈妈似的。
苏队长是个南下来的“老革命”，已经参军5年了，本来刚做了母亲，一听说成立了女兵运输队，她就背着吃奶的孩子赶回来工作了。我们知道后一下崇拜得不得了。特别是吴菲，老是缠着她问，你打过仗吗？枪响的时候你怕吗。
对我来说，苏队长让我着迷的不仅仅是这个，而是她竟然结了婚，竟然做了母亲。我很想知道那个做了苏队长丈夫的男人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在我看来，苏队长是个非常出色的女人。不知谁能够征服她的心。老同志告诉我，苏队长的爱人是先遣支队的政委，已经先一步出发了。他们是一家三口，不，加上保姆张妈，是一家四口举家进藏。
但我有一种感觉，苏队长有心事。
一直到许久以后，我才知道苏队长的心事。
我们分到运输队后，就在苏队长的带领下，积极投入到了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中。这准备工作包括三个方面，思想、物质和身体。思想准备主要是学习时事，学习政策，了解西藏，掌握宗教政策和知识；物质准备也很重要，因为是去高原，吃的和穿的都和内地部队不一样，但那主要是上级的事。对我们来说，最最具体和重要的，是身体准备，即开展体能训练，为进军高原，打下一个良好的身体基础。
为了强化体能，我们和男兵一样，把大如磨盘的石头捆起来背在背上，然后急行军。苏队长把孩子交给保姆张妈，带头背起石头走在最前面，我们一个个紧跟其后。周围的老百姓看了不解其意，不知道解放军在干吗。如果说是为了搬运石头吧，怎么背出去又背回来了。
大概他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军事训练。
我们每天背着石头走几十里山路，这样的训练强度别说是我们这些刚入伍的新兵，就是南下来的老战士也有个适应过程。所以全累得直喘大气，汗水一次次地湿透了衣服。吴菲累得受不了了，跟苏队长说，年轻人，力气用了睡一觉就会长出来的。现在这样消耗体力，以后真的进军西藏没力气了怎么办？苏队长说，在高原上行走，消耗的体能将是内地的几倍。根据先遣部队的经验，这样的训练很有必要，也很有效。苏队长还说，这点困难算什么？更大的困难在后面呢。
苏队长的话我句句都很相信，我甚至觉得那都是她丈夫告诉她的。我却不知道他们已经有好几个月没通音讯了。
我还好，从小爬山爬惯了，脚上有劲儿，适应比较快。刘毓蓉年龄大，好强，总是紧跟在苏队长的后面，吴菲就有些受罪了，常常上气不接下气地落在最后面。和她一起落在后面的是上海姑娘徐雅兰，她的身体不太好，我们是越跑脸越红，她是越跑脸越白。年龄最小的赵月宁反而比她们俩还强些。赵月宁那时周岁还不到14岁。但她比我们的军龄都长。1948年部队解放了她的家乡，她死活缠着苏队长参了军。
但不管是谁，不管每天累得怎么叫唤，早上没有一个赖在床上不起来的，都强撑着爬起来继续锻炼，那个时候谁也不愿意显得自己娇气，都暗暗较着劲儿。
半个多月下来，我们感觉自己强壮多了。
苏队长很快就发现我唱歌唱得很好，她推荐我去演节目。她说等我们到了甘孜和大部队会师后，就要演出精彩的节目来慰问先遣支队。
我已经说过了，中学时我是学校合唱团的领唱。我尤其喜欢我们女声的无伴奏合唱，好像无数轻柔的少女在月光下仰望星空。那时我们唱《平安夜》，唱《欢乐颂》，也唱《梅娘曲》。但到部队后，我很快发现这些歌儿太不适应部队的火热气氛了，还是那些充满激情的革命歌曲更能唱出我们的心情。
我们排演了好几出小歌剧，主要是《白毛女》、《血泪仇》，还有《刘胡兰》。让我最忘不了最受感动的是刘胡兰。也许因为我们都是年轻女性吧。每次演到她牺牲时，我总是忍不住流泪。我难过地想，她才15岁呀！她和小赵差不多大呀。我还想，比起刘胡兰，我们受的这点苦算什么呢。
日子过得很快，也很开心。我们每天都问苏队长：什么时候出发呀？什么时候去解放西藏呀？苏队长说，别急，先遣支队刚到，正在建立根据地呢。
苏队长说这话时，口气非常亲切，好像说着自家的事。我想苏队长一定比我们更盼望着早些出发。
有一天夜里，苏队长坐床边给我改那件太大的棉衣，我趴在一边看。我忽然说，苏队长，你好像心情不好？她很吃惊，针把手指都扎了。她说你个小丫头，怎么知道的？我说我看出来了。我能帮你吗？我真的很想帮她，我想对她好，我不想她难过。
她叹口气，摇摇头说了两个字：孩子。
她一边说一边用嘴去吮手指，我发现她的左手无名指和小指都是弯曲的，而且有个很大的疤痕。我问她是怎么受的伤。我想说不定她会就此给我讲个战斗故事。但她犹豫了一下说，是小时候上山砍柴时不小心受的伤。我有些失望。我以为所有的伤都和打仗有关。我又问她为什么为孩子发愁，孩子不是好好的吗？她叹了口气，不肯往下说了。
后来我才知道，她想把孩子带上路，也就是说，她想带着孩子一起进军西藏。那么小的孩子她实在丢不下。她的老家在安徽，本地又没人可托付。再说孩子出生到现在都没见过他父亲，她也很想把他带进去让他父亲看看。可是我们要去的地方不是一般的地方，是西藏。
而且我们将徒步翻山越岭，那么小的孩子，能行吗？领导上有些顾虑。
苏队长就是在为这个心事重重。
后来，上级终于同意她带着孩子上路了，她高兴得第一个跑来告诉我。也许是因为我最早看出她心事的吧。我真为她高兴，我当时就拍着胸口对她说，把孩子交给我吧，我来帮你背。我会背。
现在想来真是奇怪。我为什么会说那样的话？难道我早就预感到了什么吗？不不，我没有预感，丝毫也没有。
有许多事情是永远无法解释的。更何况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西藏。
苏队长开心地拍拍我的头说，小白，你把自己带好就行了。孩子有张妈呢。
在后来的进军路上，苏队长为了不让孩子影响工作，几乎不让张妈带孩子到我们中间来。
不要说我们，就是她自己也很少抱孩子。只有到了休息的时候，她把我们都安顿好了，才从张妈那里接过孩子来喂奶。那孩子生在虎年，小名就叫虎子。我们都很喜欢虎子。尤其是我，好像天生和他有缘似的。
是啊，我的确是和这孩子有缘，要不，怎么解释后来发生的一切呢？
2
1950年3月，十八军先遣支队开始一面进军、一面筑路。历尽千辛万苦，4月28日抵达甘孜，之后继续修路、修机场等，建立大部队进藏基地。到1950年8月，公路终于通到了甘孜。
1950年8月底，十八军进藏大军出发，9月初抵达甘孜，与先遣支队会合。
1950年9月，先遣支队渡过金沙江，10月，解放了西藏重镇昌都，为大部队进军西藏打开了大门。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字。
1951年8月，先遣支队从昌都向拉萨进发，9月9日进入拉萨城。与此同时，在云南、青海、新疆等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大规模的进军开始了。我军分路横渡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从四路分别向西藏进军。
1951年10月，主力部队到达拉萨，以后又进入日喀则、江孜，乃至边境重镇亚东。完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伟大战略任务。
这段历史，我也是很久以后才搞清楚的。当时我就像一滴水，融进了革命的洪流中，汹涌澎湃地向那块高地冲去。我不可能跳出洪流在高处纵览全局。不过我还是知道自己是去干什么，就像我们的队长苏玉英说的那样，我们是去解放祖国大陆的最后一块土地，解放水深火热之中的藏族同胞。
1950年8月，我们女兵运输队和十八军主力部队一起，开始向西藏进发。就是说，从1950年8月起，我们女兵进入了这段重要的历史。
我为此感到自豪。
有一回我在哪个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写的是中国女兵首次进藏的事。我以为写的是我们，一看根本不是。从头到尾都是瞎话。什么500名女兵被送进拉萨，抵达拉萨后由于不适应又送出来了，如何如何，还写得挺神秘，时间也不对，说的是1968年。也不知是什么人胡编的。
我跟你们的父亲说，中国女兵首次进藏，那就是我们。我们是活着的见证。
当然，我从来也没觉得这有什么可炫耀的。
不仅如此，我还知道很多人对我们这批进藏的女兵有非议。我不在乎。因为这种非议从一开始我就听见了，但从一开始我就不在乎。为什么要在乎呢？我只在乎我自己内心的想法和感受，只在乎我亲眼看到的，亲身经历的。别人说什么，我不在乎。
我还记得出发前开誓师大会时听到的那些话。
当时我们女兵站在黑压压的进藏大军队伍里，非常醒目。操场四周有许多群众围观，一些孩子还爬到了树上。我在他们好奇的目光中感到很自豪，拼命地挺着胸脯大声地喊着誓词。
这时我听见了旁边的议论：瞧瞧这儿还有女兵呢。她们能干什么？也能打仗吗？马上有人说，她们是去给那些军官当媳妇的。
我当时真觉得好笑。我想这些人的觉悟也太低了，太看轻我们了。我真想大声地对他们说，你们懂什么？这是革命。我是来参加革命的，不是给谁当媳妇的。我们要求进藏，是为了解放祖国大陆的最后一块土地，是为了解放灾难深重的西藏同胞。
不过我当时可顾不上跟他们解释。我在认真地听首长们讲进军任务。首长们说，西藏有1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100多万人口。我听了非常自豪，我们要解放这么大一片土地呀。解放战争中，那些老革命解放了一个小城镇都会无比自豪，那我们还不豪情盖天？首长还说，西藏是全国惟一不通公路的省区，是世界屋脊，气候寒冷，空气稀薄，因此我们将面临的是两个敌人，一个是国内外的反动势力，一个是特殊艰苦的自然环境。我对两者都没有具体感受，一想到不久之后我将会站在世界屋脊上，亲手解放受苦受难的西藏人民，心就激动得怦怦直跳。
一直到许多日子后，我才把我听到的老百姓那些“没觉悟”的话告诉苏玉英队长。我是连着一串笑声一起告诉她的。我说他们太好笑了，还以为我们是来当媳妇的。他们连革命都不懂，连男女平等都不懂。我一边笑，一边抚摸着苏队长怀里那个孩子的脸。
苏队长望着我笑，她说，这丫头，无忧无虑的，看来什么苦头都没吃过。
她说这话的时候，我们已经到达了甘孜。她正坐在一个老百姓的房子里给孩子喂奶。在我看来，我已经吃了不少苦头了。我不明白苏队长为什么说我什么苦头都没吃过。我的确没想到，更多的苦头还在后头。我更没想到的是，所有生活上的苦都不能叫做苦。
我至今能想起苏队长说这话时的神情，很慈祥很疼爱的样子，就像我的母亲。我不明白她不过23岁的年纪，怎么就会有这样的神情。现在我有些明白了，她是将她的一生浓缩了，在她说这话的一年后，就走完了她的全部生命路程。
到了8月底，终于从前面传来了好消息：先遣支队已将公路抢修到了甘孜，大部队可以出发了。
出发前，军里召开了隆重的誓师大会。
大会在眉山三苏公园的广场上举行。那一天是个大晴天。下午4点钟的样子，进藏大军的官兵穿着整齐的新军装，扛着枪炮，唱着雄壮的歌从四面八方拥向会场。前来欢送的群众更是人山人海，把会场四周挤得水泄不通。队伍经过公园门口的彩门时，站在路两旁载歌载舞的学生们把五彩缤纷的花瓣撒在官兵们身上，还把鲜花和彩旗插在战士们的背包上。那种热情洋溢的场面让人无法不激动。
我走在女兵队伍里，又自豪又有些害羞。女兵队伍非常醒目。我们的队长苏玉英站在排头，英姿飒爽。我们女兵则三人一排跟随在后面，和男兵一样穿着新发的军装，扎着腰带，还把帽子低低地压在头上，遮住刘海儿。当我们走进会场时，不知道是谁高喊了一声，看，女兵！一下子好多人拥上来看我们。这让我想起了重庆解放时，我在街头见到的那一幕。没想到一年后自己就站在这样的队伍里了。我不自觉地将胸脯挺得更高，迈着有力的步子，在大家羡慕的目光中走进了会场。
会场上悬挂着红底金字的横幅：进军西藏誓师大会。下面是黑压压的队伍，进藏大军庄严威武，刀枪闪亮，红旗飘飘。那种气派，让人心潮激荡。
礼炮响了。五星红旗徐徐升上了天空。在隆隆的礼炮声和雄壮的军乐声中，誓师大会庄严开始了。我们的军长和军政委站在主席台上，率先向党宣誓。
不管进军道路上有多么大的艰难险阻，我们都要完成进藏任务，誓把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这是军长的誓词。
为了祖国的统一和共产主义事业，我们要发扬革命英雄主义，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直至生命。你们记住：此去边疆，如果我为祖国献身了，请一定把我的骨头埋在西藏！——这是军政委的誓词。
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他们说到做到，他们真的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西藏。西藏的雪山掩埋了他们的忠骨。“藏我于雪山之上，望我第二故乡。”这就是他们诗一般的遗嘱。
军政委大声地问：同志们，钢枪擦亮了没有。
擦亮了！全体官兵大声回答，如同雷声滚过。
进藏的守则记住没有。
记住了！又如同雷声滚过。
我们的军政委真是个非常善于做鼓动工作的领导。几句话一问，全场的气氛更加热烈。他说好，现在让我们举起手来，一起向党中央毛主席宣誓。
整个会场好像滚过春雷一般，齐刷刷地举起了森林般的手臂：——我们是人民的战士，是坚强的国防哨兵。光荣地领受了解放西藏建设西藏、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驱逐出国境，保卫祖国边防，保卫世界持久和平的伟大任务。我们有决心，有勇气，有把握，为保证其圆满实现而战斗。
雷鸣般的誓言在川西平原上回荡着，在稻花飘香的田野上回荡着：坚决把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让幸福的花朵开遍全西藏。
让我感到激动和自豪的是，在轰隆隆如雷声的宣誓中，清晰地响着我们女兵的声音。我们的声音如同闪电，为雷声助威，在雷声中开出艳丽的花来。
随后，在热烈的掌声中，各地代表送上了大批的锦旗、鲜花、礼品和慰问袋，堆满了整个主席台。一个少女跑上主席台去，将一株带着泥土的鲜花送给了我们的军长，她说她想请解放军叔叔将这株美丽的花朵带到西藏去，让它开放在西藏的土地上。这一幕让大会的气氛更加热烈了，并且充满了诗意。
夜幕降临，红绿色信号弹飞上了天空，成千上万的群众举着火炬从会场拥向大街，开始游行，那些火炬立刻把全城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
我走在队伍里，心咚咚直跳，恨不能一步跨到西藏去。
3
我们出发了。
兵车一辆接一辆，浩浩荡荡地驶出了那座川西小城。车上贴着大红标语，车头上还挂着大红花。路旁是欢送的人群，我们坐在上面，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但我们努力地保持着威严，没有把笑容挂在脸上。
我们终于向西藏进发了。
苏队长说，小白你领大家唱个歌吧。
听见苏队长叫我，我马上站起来起音，但还没唱出口人就倒下了。车被不平的路狠狠颠了一下，歌声一下变成了笑声。女兵们绷了很久的脸一下绽开了，笑声顿时撒了一路。吴菲扶起我，几个女兵把我环绕在她们的手臂里。我扬起头，高声唱起来：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大家立即和我一起唱起来。
这个歌应该算是我们那时候的流行歌曲了吧？几乎走到哪儿都能听见，人人都会唱。
我们唱着歌，眯着眼。那时候的路几乎全是土路。碰上几天不下雨，车轮碾起的灰尘就有几丈高。那些灰尘像淘气的男孩儿，自始至终跟在我们车后，好像舍不得我们，送了一程又一程。我们随便用手抹一把脸，就是一手的土末儿。
风呼呼地狂吹着。幸好出发前，我们已经把长长短短的头发全部剪掉了，短得和男同志没什么区别。就好像现在街上那些时髦的女孩子一样。当然我们不是为了时髦。苏队长告诉我们，你们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吃苦准备，这一路上不可能有水洗脸洗澡的。我们就痛痛快快地把头发剪了。连最漂亮的上海姑娘徐雅兰也忍痛剪掉了她那齐腰的秀发。她仔细地把秀发包在报纸里，轻言细语地说，也许什么时候演出还用得着。
剪头发之前，我和几个同学特意到眉山的照相馆照了一张相，留作纪念。照相的时候我有意笑得很开心，然后把那张照片寄给了母亲。我在信上告诉她我到西藏去了。为了让母亲放心，我还特意说，西藏很美，就像天堂一样。但那里的人民很苦，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救出苦海，让他们过上好日子，过上平等自由的生活。我们的事业是神圣的事业。最后我告诉她，等解放了西藏，我就回重庆去看她。那口气，就好像你们现在跟我说要去出差一样。
我没想到自己一去不回，更没想到再回去时我已经没有了母亲。
木兰，那年是你陪我回去看母亲的。在进藏许多年之后，我终于又回到了内地，我抱着半岁的你去重庆老家。
一路上我想象着母亲看到我的样子，想象着母亲得知我已经结婚、并且也做了母亲的样子。我想母亲也许会责怪我，这么草率就成了家。但我会好好向她解释的，我会把这些年的经历全都告诉她的。我相信母亲听我说了之后会理解我的，而且她会非常乐意帮我照料孩子的。我甚至想象着母亲见到你，见到她的外孙女时，那快乐的样子。
但是，一切想象都落了空。等待我的是一个不幸的消息：母亲已经病故了。
最让我难过的是，她是在我已经启程回家时病故的，刚刚离去一星期。如果我早一点回来，或许母亲还有救。邻居们告诉我，母亲一直非常孤单，常常念叨我。尤其是在生病的时候。我知道她实在是撑不住了，她撑了5年，等待她的女儿，却终于在女儿回来之前撑不住了。我有些想不明白的是，她为什么没有一点感应呢？难道她不知道我已经上路了吗。
因为没有一个亲人，是母亲的几个学生和原来的教友安葬了她。为了尊重她的意愿，坟地就选在那座已经荒废的教堂后面。教堂上的钟还挂在那儿，只是锈得无声无息了。我不知道我的母亲，她走进她向往的天堂没有。
木兰，我抱着你站在母亲的坟前，我告诉她我也做了母亲，我告诉她我终于明白了她眼底的忧郁从何而来。滚烫的泪水源源不断地从我的眼里流出，很快又变得冰凉。但我没有哭泣。我已不再是5年前的我了。我只是无声地流泪。坟地四周的黄草在秋风里悄声地絮絮叨叨，似乎在劝慰我。
终于，一直安静地躺在我怀里睡觉的你，放声大哭起来，仿佛是在替我哭泣。我没有哄你，我想让母亲听听你的哭声。
不说这个了。
还是接着说我们进藏。
进藏之前我们剪短了头发，从那次剪短了头发后，我这辈子再也没有留过长发了。我把长发，还有别的女人所特有的快乐都放弃了。
我们女兵一个个都把帽子低低地扣在脑袋上，像男孩子一样只露出光光的前额。但我们一唱歌一大笑，就泄露出女孩子的天性了。像书里写的，是银铃般的笑声。男兵们都纷纷探头张望。这时候苏队长就会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嘘”一声，我们即刻安静下来。
苏队长是我们的主心骨。
兵车日行百里，很快就过了雅安，到了二郎山脚下。
你们都知道二郎山吧？就是歌里唱的那个，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
其实这首歌原来唱的是大别山，大呀么大别山，高呀么高万丈……我们进军西藏时，急需有一首鼓舞士气的歌，就把它的曲子借来用，填了新的词。结果还倒把二郎山给唱响了。
后来我才知道，二郎山实在还不算是高万丈。它的海拔是3400米。比起后来我们翻越的青藏高原上的一座又一座高山，它算是小山了。但它却是我们翻越青藏高原的第一道关隘，是进军西藏途中用双脚翻越的第一座高山。当时二郎山的路刚刚抢通，路基很差，常常有泥石流发生。有些地段工兵还正在修，不可能过卡车。我们就跳下车来，背上背包迈开双腿爬山。
我喜欢爬山。我家乡那座小城是个山城。
小时候从我们家到学校，必须翻过一座山。那山虽然算不得什么大山，但上上下下也有相当多的石阶。我每天都爬坡上坎地去上学，走在路上也总是跑呀跳呀的，好像从来不知道累。人家都说山城的姑娘有脚劲儿，那都是从小爬山爬的。只要一跑到山里，我就快乐无比。
我简直就像山里长出来的一棵树一株草或者一块青苔，我和小鸟打招呼，我和流水说话，我和花草逗乐。我像个女王似的在山中为所欲为。那座山是我儿时的天堂，尽管它无名，但它让我快乐。
我相信那些山谷里，一定至今还荡漾着我童年的欢乐和笑声。
我固执地认为，我的童年比我孙女的童年要快乐得多。尽管她比我吃的好穿的好住的好，但她没有我的那些快乐的记忆。她没有属于自己的山谷。
我们上了山。
早上出发前，苏队长就特意嘱咐我们，爬山时少说话，更不要大声唱歌和说笑，那样太消耗体力。这是先遣支队的经验。可是年轻的我们哪里管得住自己？就像我们不能控制自己的心跳一样，我们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歌声和笑声。何况山上的景色那么好，郁郁葱葱的树木，大片大片的野花，连石头上都长满了绿绿的青苔，空中悬挂着绿色的衍生植物。一眼望去，简直看不见一丝裸露的泥土。
这样的山真是一座幸福的山。
这座幸福的山，这座世世代代安静着的山，被我们惊醒之后一下活泼起来，落叶松果噼里啪啦往下掉，不断地砸在我们的头上；小动物窜来窜去。最快乐的是鸟儿。山上的鸟儿极多，有雪鹑，黑鹇，红头灰雀，还有藏雪鸡，它们对我们这群突然闯入的活物并不感到害怕，停在枝头上好奇地看着，并唧唧喳喳地议论着。一只红胸脯的山鹧鸪好像要对我进行侦察似的，低低地从我的眼前掠过，翅膀擦过我的鼻尖，痒痒的。
走在这样的山上，哪会觉得累。
我精神头十足，走在队伍的前面，一边翻山，一边为大家做宣传鼓动工作。先是和徐雅兰一起为大家唱歌，后来徐雅兰不行了，脸色都灰白了。我就和吴菲一起给大家打快板：
呱嗒呱嗒竹板响，说段快板谈以往。不说南下和渡江，单说部队进西藏……
我们清脆的声音在山里回荡着。一个从我们身边经过的小战士，将一束野花塞进了我手里，我开心地把它们插到了背包上，然后几步跑到前面的山口，喘几口气，再给大家鼓劲儿。
苏队长一边喘气一边笑眯眯地看着我说，雪梅你怎么那么会爬山呀，跟个小猴儿似的。
我说我的前世是猴子呀。
那时候为了进藏，我已经看了一些有关藏传佛教方面的书，了解到在藏传佛教里，佛教徒们相信每个人都有前世、今世和来世。我就想，如果我有前世的话，即使不是猴子也是松鼠，总之是个生活在山里的小动物。
后来海拔渐渐升高了，一些同志开始呼哧呼哧地大喘气，出现了高原不适应。我还是没什么感觉。是不是因为我的身体瘦小，适应能力强。
这时，有几个挖药的老百姓从山下爬上来，见到我们这支欢闹的女兵队伍就说，喂，等会儿你们上了山就不要再唱歌了，也不要大声说话，不然会下雨的。
我们听了根本不信，哪会有这样的事？难道我们的声音能把雨震下来？几个老百姓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走到前面去了。我想我又不是没爬过山，下雨是老天爷的事，又不是大山的事。我满不在乎地想，上山以后一定试试。
爬上山顶后，我往那儿一站，就扯开嗓子唱起来。我一唱，大家全跟上了：不怕雪山高来天气寒，不管草地深来无人烟，我们的队伍千千万万，浩浩荡荡进军西藏高原！
没想到真的很灵，歌声一起，雨就哗哗哗地落下来，还挺大。我们无处可躲，淋得一脸一头都是。跟在我们旁边的几个老百姓也淋了一身。他们无奈地摇头说，看看，叫你们不要闹你们还不信，这下信了吧。
信是信了，还是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很久以后我才弄明白，是辛医生告诉我的。他说之所以出现那样的景象，是因为山顶上的空气太稀薄了，再加上空气湿润。二郎山毕竟不同于西藏的山，它仍有茂密的植被。稀薄湿润的空气被震动后，就变成了雨水。
我们被淋了个透湿，一点儿也不生气，反而笑得很开心。雨水清清凉凉的，洗出一张张白里透红的年轻快乐的脸庞。那几个老百姓看我们那样，真是不理解。他们的眼神似乎在说，这些姑娘怎么会那么开心呢？她们有什么可开心的呢？她们这是去哪儿呢？她们一路怎么吃怎么睡呢？她们为什么和这些男人们一起往前走呢。
我们只是开心地笑着，不回答。
二郎山让我们初步感受到了高原的滋味儿。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出太阳一会儿下雨，出太阳的时候晒得你皮肤疼，下雨的时候又冻得你骨头疼。再一个就是植被发生了很大变化。
翻山之前，也就是说，在二郎山的东边，我们还看到茂密的自然森林，成片的山花，湿润的空气；等翻过山到了西边，简直成了两个世界，气候干燥，没有了森林，只有一些低矮的褐色的灌木丛。二郎山的西边，就像一个看上去十分幸福的人，心里藏着不为世人所知的痛苦。
再以后，我们越走路边的树木越少，直到再也没有树木为止。当时我并不知道这对人的生命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连树也不长的地方人会怎么样。我不会想这些的。我只知道我们的目的地在前方，在高处，在没有树的地方。
下山时，队伍终于安静下来。除了景色不再美丽，气候变得炎热干燥外，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两条腿已经累得僵直，几乎打不过弯来。因为时间紧，上山后我们没来得及休息，就匆匆下山了。山路很陡，许多地方根本站不住人。我们差不多是跌跌撞撞冲下去的。我们必须在天黑前到达干海子。
带虎子的保姆张妈年纪有些大，又一直背着虎子，渐渐走不动了。我们几个就轮流帮她背。快要到达干海子时，轮到我背虎子了。也不知是背带没捆好还是我人没站稳，一个趔趄，我就和虎子一起摔进了路边的沟里。虎子从我的背上摔了下来，头磕在一块石头上，顿时嚎啕大哭起来。我吓得坐在地上不知所措。还是吴菲反应快，迅速跳下去抱起了虎子。
苏队长听见哭声从后面赶上来，她接过虎子安慰我说，没事儿没事儿，能哭就没事儿。可是我看见一缕鲜血从虎子的额头上流了下来，差不多要急哭了，血，我说虎子流血了。
苏队长看了看虎子的额头，说问题不大，只是擦破皮，最多留个疤。男孩子身上还能没疤吗。
我还是哭起来。我说苏队长，对不起。
苏队长一边哄着虎子一边说，虎子别哭了，你看你把小白阿姨吓坏了吧。
虎子就好像听懂了妈妈的话，真的停止了哭泣。
后来在虎子的额头上，果然留下了一个疤痕。永远的疤痕。就是靠着这个疤痕，我在许多年后找到了他。我找到虎子的时候，自己已经失去了两个孩子。所以我一直觉得，虎子是上天给我的补偿。
这是多么好的补偿啊。
前些日子，我又从电视里看到了二郎山。一别几十年，二郎山已经变得让我陌生了。川藏公路刚修通时，公路就像一根细细的绳子，在山腰上缠绕着，一场泥石流就能冲断它。现在好了。电视上说，二郎山的大隧道终于修通了，长达9公里。就是说，现在过二郎山，只需要坐几分钟的车穿过隧道就行了。这消息让我又高兴又感慨。人们再也不用唱“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了。可我是多么想念高万丈的二郎山呀。
我想念我翻越过的每一座山。
4
终于，我们和牦牛相遇了。
记得萨萨有一回让我做一个游戏。她说奶奶，如果有5样动物，分别是豹子，牛，猴子，羊还有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让你一一放弃，你的顺序是什么？放在最后的就是你最看重的。
我没怎么犹豫就说出了我的答案：首先放弃的自然是豹子，其次是牛，猴，最后是羊和兔子。萨萨听了我的这个答案拊掌笑道：奶奶，看来你最看重的是爱情和孩子。我心里一动，嘴上却说小孩子，真能胡说。她说本来就是嘛，豹子代表自我，猴代表金钱，牛代表事业，羊代表爱情，兔子代表孩子。
我无话可说。游戏有游戏的规则。后来我想，我之所以做出那样的选择，是因为在我作这样选择的时候，我已经到了老年。
而年轻的时候，我会把牛留在最后。我会和牛相依为命。
牛，准确地说是牦牛，在我年轻的记忆里，占着多么重要的位置。
回想起来，在进军西藏的路上，我不怕爬山，不怕过河，就怕赶牦牛。
可是我们却必须与牦牛同行。
还没离开乐山时苏队长就告诉我们，我们女兵运输队在进军途中所担负的任务，就是赶牦牛运送物资。我以为牦牛和牛是一回事。我在老家见过牛。我看见它们总是老老实实地在田里耕地，或者驮运东西，所以一点儿也没当回事。
进入藏区后，我们时常看见草滩上有一群群黑色的东西在蠕动。有人就问，那黑色的是羊群吗。
同行的藏族翻译说那不是羊群，是牦牛群。
我们立即争相踮起脚来看，看我们未来的伙伴。但每次都是远远的，没有看清过，更没有领教过。
你们父亲的先遣支队最初与牦牛遭遇时，也闹过笑话。一个北方战士凌晨去执行侦察任务时遇见了牦牛。他是头一回见到这种动物，加上天没亮看不清楚，还以为是西藏的老虎呢，就卧倒射击，一枪击中。后来才知是牦牛。当时西藏正流传着一些谣言，说解放军是红头发绿眉毛的强盗。为了消除这些谣传，你们的父亲和王政委一起，亲自上门到牦牛的主人家赔礼道歉，赔偿了三倍于那头牦牛的钱。牦牛的主人简直不能相信这是真的，过去旧军队不要说是误杀，就是明抢也没人敢吭声。他一再地说着感谢的话，眼圈儿都红了。
你们的父亲说，我就不信我们不能赢得藏族同胞的信任。无论什么民族，只要你真心待他，就能赢得他的心。
终于有一天，我们和牦牛遭遇了。
那是在过了康定之后，在折多山下。
我们的兵车正停在路边小憩。远远地，看见一群牦牛慢悠悠地向公路边靠过来，它们完全不知道我们的心思，很悠闲的模样。而我们，也因为见过几次了，不再有新鲜感。我们互相漠然地对视着。
正在这时，公路上驶来几辆地方上的大卡车。大概司机见路边有那么多解放军，还有那么多女解放军，一高兴，就鸣起喇叭来向我们致意。他这一致意不要紧，却惹怒了牦牛。牦牛群突然疯狂地朝着公路冲过来，我们毫无防备，顿时吓得四处逃散，有的往卡车后面躲，有的往路基下跑，我和吴菲则不顾一切地爬上了卡车。
牦牛一蹦三丈高，前蹄一撅后蹄一尥的，像黑色巨浪般直扑而来，我简直想象不出这么笨重的家伙能跳那么高，能跑那么快，能有那么大的火气。我爬上卡车后仍吓得腿软心跳。我甚至觉得它们会推翻卡车。
就在牦牛快要冲上公路时，赶牦牛的藏民追上来了，他吹出一声响亮的呼哨，牦牛很快就安静下来了，不再奔跑。片刻之后，它们又开始低头吃草，那安详的样子与先头的疯狂迥然不同，好像刚才发疯的根本不是它们。
但我的心却咚咚直跳，无法平复。后背居然有了一层冷汗。不光是我，所有的女兵都害怕，连从来不知道害怕是什么的苏队长也感到害怕了。
那位牧民比画着，冲我们又笑又说。翻译告诉我们，他在说不要紧，只要我们不去惹它们，它们是不会来伤害我们的。
我们摸着胸口等待着心跳平复，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问题，这一次我们是逃开了，今后我们却无法逃开。不但不能逃开，还得和它们一起相处。
我们围到苏队长身边说，天哪，太可怕了。我们以后要赶的牦牛就是这样的吗。
苏队长苍白着脸，强装出笑容说，大概会比这个老实一些吧。
第一次走近牦牛时，我牢牢地管住自己的两条腿，不让它们朝后跑，然后强迫自己睁大眼睛去看它们。我不想让它们知道我心里多么害怕，不想让它们知道我的腿是软软的。我是女兵，不是女学生。贪生怕死决不属于我们。
牦牛们黑压压地站在那里，瞪着大眼睛——牛的眼睛的确是很大的，要不为什么人们常说“瞪着牛眼睛”。牛的眼睛已经大到能做形容词了。它们身上披着长长的毛，有些毛长得从头上披下来遮住了眼睛。它们瞪着我，我也瞪着它们。那时我还很矮，更感觉到牦牛庞大。
我参军的时候才1.5米，后来还是在进军途中长了些个子。
我小心翼翼地走近其中一头，鼓足勇气抚摸了一下它的长毛。它没有动，一言不发地看着我。我真想告诉它，我愿意好好地待它，只要它别发疯。它的眼神似乎也在告诉我，在今后的路途上，我们惟有互相帮助，才能共同生存。
后来我们真的和牦牛相依为命，共同走过了50多天的路程。
从甘孜到昌都。
坦率地说，我在进军路上有好几次被吓得腿发软。牦牛是第一次。
也许在你们眼里，我是一个坚强得不像女人的人。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惊吓，一次又一次的腿软之后，才逐渐变得坚强起来。
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摔打和磨难之后，人的筋骨不可能还是软的。
5
很快，我们来到了著名的大渡河畔，准备过泸定铁索桥。
泸定铁索桥赫赫有名，这是因为红军长征时曾从这条路上走过，并留下了传奇般的故事。
我们从卡车上下来，准备走过桥去。卡车被迅速地拆成了零件，用木排分批地运送过去，然后再重新组装。
一下车，我就听见了隆隆如雷声的河水。应该说，还没下车，还没走近，我们就听见这雷声般的怒吼了。但我们毕竟还没见着大渡河的真面目。我们的脑子里装满了苏队长给我们讲的红军十八勇士抢过铁索桥的故事，我们的心里全是无所畏惧的勇气和自豪，我们为自己也能有这样的经历激动了一路。
但现在，当我们终于站在它的岸边，亲眼看见发出雷声般轰鸣的惊涛巨浪，亲眼看见那荡来荡去没有一刻平稳的铁索桥，亲眼看见走在桥上的人被甩得左右摇晃，似乎随时都可能消失在汹涌的浪涛之中，我们一个个面面相觑，全都在心里打起鼓来。桥很高，到江面起码有几十米的距离，桥面上铺着一条条木板，每条木板都相距很远。
那天天气又特别冷，不知道零下多少度，反正手握在铁索上，就会粘下一层皮。风呼呼地吹着，就好像一只魔鬼的手在用力地摇晃桥身。
我的腿又情不自禁地发软了，而且手心冰凉出汗。比见着牦牛时还要紧张，真恨不能把自己变成个螺钉，铆在哪个汽车的部件上运送过去。从前面传来的消息说，有两个女兵上桥后根本站不起来，几乎是爬过去的。我太能体会她们的心情了，她们的腿一定比我还软。
我紧张地想，怎么办？我会不会走到桥上之后也站不起来，只能爬过去？能爬过去也不错啊，关键是会不会掉下去。
我越想越害怕。不止是我，我看我们每个女兵都紧张得不行。赵月宁声音里已经带了哭腔。她说：苏队长，我有点儿害怕。
这时苏队长站到了队伍前面。
就像你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她挥着手，充满激情地对我们大声说道：同志们，当年红军十八勇士，冒着敌人的严密封锁和枪林弹雨，都敢于奋不顾身地冲过铁索桥抢占桥头阵地，保证大部队飞渡天险，我们今天在和平的环境里，更应当战胜困难，渡过铁索桥！大家说，有勇气没有。
队伍中一片沉默。没有像电影里那样，响起一阵气壮山河的回答。我们仍站在那儿发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动。
苏队长有些意外。但她没有生气。她走过去，从张妈的手上接过孩子，背在自己的背上。我不解地想，她要干吗。
苏队长背着孩子走到桥头，回头看了我们一眼，平静地说，我先上。大家一个个跟上来。
苏玉英，我们年轻的队长，背着她还在吃奶的孩子，第一个上了桥。至今回想起来，我都不能确定，如果不是她背着孩子走在前面，我有没有勇气上桥。
我再也不愿胆怯了，背上自己的背包和粮食，第一个跟在苏队长的后面上了桥。桥剧烈地摇晃着，桥下的水汹涌地翻滚着。我全神贯注地一步步往前走，努力稳住自己。我听见苏队长边走边大声说，不要往下看，也不要往两边看，踩稳了一步步往前走……她的声音有些跑调，但依然非常响亮，顺着风传进了我的耳朵，我把她的话一句句向后传。我听见身后不时传来惊叫声，我知道那是因为惊吓发出的。但我没有叫。我紧咬着牙关，我想，反正叫也恐惧，不叫也恐惧，那就不叫。不要让人看见我的恐惧。
更何况苏队长背着孩子一步步地走在前面。一个只有6个月大的孩子在为我们领路，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
后来我才明白，苏队长她为什么会那么勇敢。
我也才明白，她手指上那个伤疤的真实来历。我不知道一个柔弱的女人竟能够承受这样多的苦难，并在承受之后依然美丽。我在惊讶之余，对她更多了一分敬重。
苏队长是大别山区人。家里很穷，姊妹又多，还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被父母说给别人做了童养媳。到了18岁那年，父母就急着想把她嫁过去。可是她坚决不肯。那时她已经得知她要嫁的那个男人是个四乡八里都出了名的懒汉，还好赌。她懂事了，无论如何也不肯嫁给这样的男人，她宁可嫁给一个穷汉，只要他勤劳。因此她苦苦请求父母不要让她结婚。
可是她的父母因为孩子太多，家里又穷，根本顾不上疼爱她，仍是强迫她嫁过去。我这才知道，天下也有不爱孩子的父母。大概我的母亲太疼我了，使我体会不到这样悲惨的事。
显然贫穷是可以使人丧失爱的。她的苦苦哀求一点儿没有用，父母定下了结婚的日子，强迫她结婚。
她的眼泪哭干了，绝望了。她对父母说，如果你们强迫我结婚，我就砍下自己的手指。
她的父母不相信她会这样做，仍不理睬。
她心一横，举起了手中的柴刀。
我不知道她的手是怎样砍下去的，我不知道一个人怎么能让自己的一只手去向另一只手下毒手？我只知道当她讲到这里时，讲到她挥刀向自己的手指砍去时，我的心骤然一紧，几乎紧出血来。
但流血的不是我的心，而是她的手。她真的将自己的两个手指生生砍断了。
一时间血流如注，她昏死了过去。
我看到了那只曾经血流如注的手。小指和无名指弯曲着，已无法伸直。那永恒的伤疤在永远地诉说着她内心的伤痛，我却为那不是战伤而感到过遗憾。
一个敢于砍断自己手的女人，还会怕什么。
我跟在苏队长的后面上了桥。
桥身剧烈地晃动着，桥下滚滚波涛，我的心随着桥身的起伏而起伏，一刻也无法平静。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苏队长都不怕，我也不怕。
但我的双腿一直在抖，不知是因为桥抖还是腿抖，浑身上下就这么一直抖着。当我抖到桥头一脚踏上岸时，扑通一声就软在了地上，再也站不起来了。一层细细的冷汗布满额头。我听见一旁的男兵悄声议论说，瞧瞧那女兵的脸，白得像一张纸。
赵月宁过桥之后呜呜大哭起来。她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自豪。她哭过以后又笑起来了，拍着手对我们说：我过来了！我是走过来的！我没有趴下。
她毕竟只有13岁。
看着小赵孩子似的又笑又抹眼泪，我走上前去一把抱住了她，苏队长又走过来抱住了我。
我们一群人默默地拥抱在一起，在紧紧地拥抱中互相听着心跳。
在那个路途上，我总是听见自己的心跳。
我说过，我是带着心跳出发的。这心跳从来没有平息过，它总是那么有力，充满朝气。
即使在睡梦中我也常常能感觉到它。后来它变得越来越激烈了。这是因为我们到了高原。
其实到了“跑马溜溜的”康定，就已经算到了高原。我们一路唱着《康定情歌》，只是我们把它唱得不像情歌了，而像一首队列歌曲。我们唱得豪迈，快乐，雄壮。我还故意改了歌词，“张家溜溜的大姐”不只是“人才溜溜的好”，还“志气溜溜的大”。我们唱得男兵们也和我们一起开怀大笑了。
只有苏队长和我们唱的不一样，她喜欢低吟浅唱。特别是当她一个人，怀里抱着孩子的时候，她就轻轻地唱起来。这时候我们全都住嘴，静下来侧耳细听她的歌唱。我尤其喜欢听她唱那一句：月亮弯弯……那个“弯”，可真是个优美的弯呀。后来我再也没听到过那么好听的《康定情歌》了。我敢肯定，除了苏队长，谁也唱不出那种忧伤的优美，或者说优美的忧伤。
让我再接着讲苏队长的故事吧。
为了抗婚，她砍断了自己的手指。
母亲见她真的把手指砍断后，惊得目瞪口呆。反应过来后，赶紧用土办法给她止住了血。
因为骨头断了，手指就成了残疾，再也伸不直了。她的婆家听说这件事，只得延缓婚期。但并没有因此解除婚约。她彻底绝望了，她知道要摆脱这个婚姻，惟一的出路就是逃走。
那个时候，刘伯承的部队已经挺进大别山，到处都能听到他们的消息。老百姓纷纷议论说，现在的世道是八路军的世道，八路军翻山山就让路，八路军过河河水就回落。许许多多的年轻人纷纷跑去投奔八路军的队伍了。这些传闻让她心动。她想，如果自己是个男的就好了，就可以去投奔八路军了。
这一天她去集市上卖柴，遇见八路军二十旅的宣传队在那里做宣传演出，她一眼看见其中竟有女兵，惊喜无比。她连忙挤上前去问，你们要女兵吗？我会唱歌。其中一个首长模样的人说，当然要，所有愿意加入八路军的青年我们都欢迎。不会唱歌也没关系。她说我会唱歌我真的会唱，我唱给你们听吧。那人笑了，说，唱吧。她就唱了一支沂蒙山小调。周围的人都为她热烈鼓掌。那个首长模样的人高兴地说，唱得很好。如果你愿意，你就留下吧。她犹豫了一下说，可是，我的手有伤。
她伸出了自己的手指，手指上还缠着破布，渗出的血让裹着的布发黑发硬。首长和旁边的女兵们看了非常吃惊，问她怎么回事？她就诉说了自己的遭遇。女兵们听了后，个个都流下了眼泪，连那位首长眼睛也红了。她顿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这些初次相见的人，都比她的父母更心疼她。她在那一刻下定了决心，不回去了，要和这样的人在一起。
她就这么当了兵。她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好运，就像我当初不能相信自己的好运一样。
她跟着宣传队回到了他们的住处，马上得到了一套军装。她兴奋得一夜不敢睡觉，生怕第二天醒来这一切变成一场梦。
第二天起来，周围仍是一张张真实的笑脸，她踏实了。
但很快，她的母亲不知从哪儿得到了消息，约了婆婆一起找到了宣传队，要把她带回去。
她一听说母亲和婆婆要让她回去，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她剁自己手指的时候都没有流过眼泪。她躲在屋子里不肯去见她们。她知道如果她跟她们回去，就永远也翻不了身了，永远也没有出头之日了，即便她把自己的所有手指头都剁下来也不管用。那位首长走进来，看见她泪流满面的样子，安慰她说，小苏同志，你不要害怕，我们会保护你的，我们能把三座大山推翻，还能保护不了你一个人吗？你先出去见见她们，你尽管去见，让她们放心，看看她们会说些什么。
她就在几个女兵的簇拥下走到了院子里。母亲一见她穿着军装，愣了一下，好像不相信那样的衣服会穿在她的身上，一屁股坐在地下大哭起来，说她是个没良心的女儿，说她是个不孝顺的女儿。她的婆婆也大声武气地说，她已经是他们家的人了，不能随随便便地走，不能当兵，要她马上跟她回去。
两个老女人一唱一和，闹得很厉害。她心慌意乱，眼巴巴地看着那个首长，真怕他经不起她们的闹腾，让她回去。
首长终于开口说话了，他用那种推翻三座大山的严肃口气说，我现在先不说你们这样逼婚对不对，就是要结婚，也得等革命胜利以后，革命是大事，结婚是小事。你们不要闹了，先回去吧。
简单几句话，把两个女人给镇住了。
她终于留了下来。
后来她才知道，那个首长叫王新田，是宣传科长。她说首长太谢谢你了。是你救了我。
王新田说，不是我救了你，是你自己救了你自己。你的勇敢坚强和倔脾气救了你。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女兵的。
她在心里对自己发誓说，我要在革命队伍里待一辈子。
当她把这个故事讲给我们听时，她已经在革命队伍里干了3年。虽然离一辈子还远，但我坚信，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事，她是肯定会当一辈子兵的，甚至两辈子。
两年后，她做了王新田的妻子。
再后来，她有了虎子。
她是虎子的亲生母亲。
6
我们跟随着勇敢的苏队长往前走。
翻过“跑马溜溜的山”之后，就开始翻越终年积雪的折多山。折多山是我们进藏途中翻越的第一座高海拔的山，有4300米高，终年积雪不化。以折多山为界，翻过去之后的北边，被称为关外。康定县志上写道：西出炉关（即康定）天尽头。我们竟然走到天尽头了。
在折多山宿营时，部队开始发生高原反应了。那天夜里，许多帐篷里都传来了叫喊声，让我们听着害怕。虽然我们知道那是高原反应引起的剧烈头疼和胸闷所致。我们女兵里反应最厉害的是徐雅兰，她用皮带捆着自己的胸口，她说她觉得自己的心脏好像要炸开似的。但她硬是坚持着没有叫喊。
我虽然不像她那么厉害，但也有了明显的反应，流鼻血，呕吐。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互相一看，一个个都皮青脸肿的。苏队长去参加紧急会议，回来告诉我们，有个战士感冒后，由于高原反应而导致肺水肿，头天夜里睡下去，第二天就再也起不来了。苏队长说，上级要求，从现在开始，每天晚上睡觉时必须两个人睡一起，一头一脚，半夜互相踢一踢喊一喊，免得睡过去了都不知道。
从那天开始，我就每天和吴菲挨着睡了。刘毓蓉则和赵月宁在一起。她说自己年纪大，可以照顾小赵。刚开始还有好几个人不太习惯，挨着别人就睡不着。包括我在内。可为了生存，为了顺利进军西藏，哪还顾得上那么多？加上每天走得很累，很快大家就习惯了。
我们开始领略到高原的滋味儿了。
但我们却不知道，你们父亲他们先遣支队比我们更苦更累，他们不仅要战胜高原反应，还要战胜饥饿。从到达甘孜后他们就口粮减半了，每人每天只靠几两青稞粉度日。为了建立进藏根据地，为了完成修路的任务，他们不得不吃老鼠，吃蛇，吃麻雀，吃野菜，他们把所有的苦都吃到了，终于为大部队进军西藏摸索出了许多高原生活的经验。
9月9日，我们终于到达了甘孜，与先遣支队会合了。
我兴奋地想，西藏啊西藏，我就要摸到你的脉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