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火车在大平原上跑,拉着长长的烟和长长的嘶鸣。已经是冬天,车窗外北风刮得凶,树和荒草东倒西摇,愈见荒凉了,愈感到离北京远了。土路上慢吞吞地走着一辆马车,赶车的抱着鞭子,下巴缩到领口里。马车上还坐着个孩子,两只手尽力往袖筒里插。
弯曲的土路通向远处一个村落。这会儿我想了一下家,想了一下母亲,也并没想得太久。
我心里盼着天黑,盼着一种诗境的降临。“在九曲黄河的上游,在西去列车的窗口,是大西北一个平静的夏夜,是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还有什么塞外的风吧;滚滚的延河水啦;一群青年人,姑娘和小伙子怎么怎么了吧;一条火龙般辉煌的列车,在深蓝色的夜的天地间飞走,等等。还有隐约而欢快的手风琴声,等等。想得呆,想得陶醉。
嗐,你正经得承认诗的作用,尤其是对十六、七岁的人来说。尤其是那个时代的十六、七岁。
当然,发自心底想去插队的人是极少数。象我这么随潮流,而又怀了一堆空设的诗意去插队的就多些。更多数呢?其实都不想去,不得不去罢了;不得不去便情愿相信这事原是光荣壮烈的。其实能不去呢?还是不去。今天有不少人说,那时多少多少万知青“满怀豪情壮志”,如何如何告别故乡,奔赴什么什么地方。感情常常影响了记忆。冷静下来便想起本不是那么回事。
延安对我确有吸引力。不过如果那时候说,也可以到儒勒凡尔纳的“神秘岛”去插队,我想我的积极性会更高。我那时既不懂发愁,也不太去想什么前途,一切单凭兴趣,随潮流。
第一回听说“插队”这个词,是在六七年秋天。那年我十五岁。
听说有几个高中同学自愿去东北农村插队,户口也迁去,城市户口换成农村户口,不挣工资,挣工分,一辈子。
“光靠挣工分?”
“废话。”
“跟农民一样光挣工分?”
“多——新鲜!”或者:“多新——鲜!‘我问仲伟:”你去吗,要是你?”
“到时候再说。你呢?”
“去不了工厂再说。牛,你去吗?”
“不去!”金涛正满嘴嚼着江米条。
那时我们几个正在清华园里闲逛。文化革命开始不久,学校里的伙食质量就下降,接近忆苦饭水平,我们这些住宿生就建立了“补养大军”,经常浩浩荡荡光顾清华园里的食品店。大家都不阔,无非是每人一包江米条,一毛一,一两粮票,或者一包炸排叉,价格同上。嘴里嘎吱嘎吱响亮地嚼,在清华园里逛。瞧见大字报就看大字报,碰上批斗会也听一会儿批斗会。有时正赶上哪位首长来清华下指示,就挤上去拼命看个明白。事后金涛就吹嘘,那位首长跟他握了手或者差点要跟他握手,大伙就说:“牛!”金涛就粗着脖子讲当时的细节,大伙还是说:“牛!”因为每一回首长都差点要跟他握手。嘴里的东西嚼完了,一伙人依然晃晃悠悠地走,有人把包装纸揉成团,随便别在路边哪辆自行车的辐条上。
文化革命已经进行到费解又散漫的地步,我们都是逍遥派。我们几个既非红五类子弟又非黑五类出身,因而不是敌人,也不想找麻烦去与人为敌。这大约正是由阶级地位所决定。为此心里由衷的惭愧。何以解惭愧?惟有读马列的书。便认认真真地读了些马列经典,条条杠杠地在书上画,象过去背外语单词般地记住了很多。有机会与人就当下的什么事辩论起来,就知道那书没有白读,惭愧少了些,添之以骄傲。在辩论中取胜的方法有二:一是引出大段大段与自己观点合拍的马列的话;一是引出大段大段与对方观点类似的托洛斯基的话,考茨基、布哈林、杜林等人的话。
这就看谁功夫深了。只要你能不断大段大段地引出,对方必定就心虚害怕,旁观者也不由得站到你一边。
不过去插队之前,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千方百计找一本本“毒草”来读,当然得说是为了批判。再就是到圆明园的小河沟里去摸鱼。我们学校在圆明园旁边。通常是和仲伟、李卓、金涛,我们四个,在小河最窄的地方筑起两道坝,小河很浅且水流速度很慢,用脸盆把两坝之间的水掏干,可以摸到鲫鱼、黑鱼、小白鲢、泥鳅,有时还能抓到黄鳝。鱼都不大,主要为了玩。六八年秋夫,正是我们摸鱼的兴致高涨之际,传开了一个消息,说是谁也别做梦想留在北京当工人了,都得去插队,连大学生和出身好的人也得去。“谁说的?”“多———新鲜!”“真的?蒙人是什么?”“孙子!”这有点让我失望,我满心盼望当了工人以后自己能有点钱,能买一双“回力”球鞋的——那是当时的中学生们最以为时髦的鞋,十块多钱一双,在当时算很贵。
“都去哪儿?”“全中国,哪儿都去。”
“都得去?”“不错,拍拍脑袋算一个。”这还有什么可说的?
“报名了?”母亲问我。
“报了。”
“去哪儿?”
“东北内蒙山西陕西云南,没准儿。”
母亲呆呆的。
“给我钱吧,我去买插队用的东西。”
我买了一只箱子,几身衣服,一顶皮帽子,终于买了一双白色的“回力”鞋。我妈也没说我。没想到这竟是个机会,我妈忽然慷慨起来,无论我想买什么,她都不再嫌贵,痛痛快快地掏钱。
好像一夜之间我成了大人,让你觉得单为这个去插队也值得。我醉心于整理行装,醉心于把我的财产一样一样码在箱子里,反复地码来码去。有机会我就对人说:“我要走了,插队去,八成近不了。”
我妈开始叹气,开始暗暗地落泪。好多成年人对此也都叹气,或流露出叹气般的表情。我也迎合以煞有介事的叹气,手里摇着箱子钥匙,端详着那只箱子作沉思状,觉得那样才更不象个孩子了,才更象要出远门去的样子。后来定了去延安。我妈一天说好几回“毕竟那是老区”,眼泪少了些。我却盼着走,盼着“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盼着“在那春光明媚的早晨,列车奔向远方”……以后呢?管那么多跟老娘们儿似的!我总觉得好运气在等着我,总觉得有什么新鲜、美妙的事向我走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