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或许，我突然想，我的命运就是佛桌边燃烧的红蜡，火焰向上，泪流向下。”《带灯》即将付型时，贾平凹来信做最后一稿的改动，反复强调一定要将这句话加上。因为这是概括《带灯》这本书、这个人、这一生，最切实到位的语句。樱镇的带灯，如蜡焰般微弱，温暖，无力，悲情。

“带灯”是秦岭山区樱镇的一名乡镇干部，她原名叫“萤”，即萤火虫，像带着一盏灯在黑夜中巡行。这个名字也显示了带灯的命运，拼命地燃烧和照亮，却命里注定地微弱无力，终归尘土。带灯是镇综合治理办公室的主任，她容貌美丽、孤芳自赏却又有那么一点儿不合时宜，主要负责处理乡村所有的纠纷和上访事件，每天面对的都是农民的鸡毛蒜皮和纠缠麻烦。农村的琐事让人心烦又让人同情，带灯在矛盾中完成着自己乡镇干部的职责，她既不愿意伤害百姓，又要维持基层社会的稳定。

带灯从一出场，就浮现着与众不同的超然脱俗，她有丰富的内心和丰沛的情感，她更愿意在乡间的山风树谷中寻找安宁。她每天面对最让人无法摆脱的杂乱，内心却不断地向上飞升。带灯在现实中无处可逃的时候，就把精神理想寄托放在了远方的情感想象之中，远方的乡人元天亮成了她在浊世中寻找解脱的精神避难所。她不断地给他写信，向他诉说。精神世界的纯净和现世生活的芜杂造成带灯的分裂，她的痛苦是无法救赎的，她既无法摆脱现实，又没有能力得到解脱。她注定要燃烧了自己来祭奠理想。

2013年，是贾平凹进入文坛的第四十年，他用笔、用心写作，共创作长篇小说十七部。尤其在2000年以后，他的长篇创作更是进入黄金时期，几乎每两三年就有一本长篇问世。每一部都有突破其实很难，但他恰恰做到了，每一部都不同，而且更优质。

《带灯》与以往作品比较，又呈现出更多不同的特质：

首先是作家在反映现实的创作理念上，完全超越了以往含蓄迂回的方式，直面现实，全景呈现。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带灯》的内容，就是反映了当下的中国基层社会。说起这本书，也许会有读者想到另一位作家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同是写到基层上访，《带灯》与之又不同，格局更大，注目更深。因为《我不是潘金莲》只写了一个上访事件，而《带灯》却呈现了整个基层中的各方各面，带灯每天面对的，不仅有上访，还有村民之间的纠纷，有婆媳间的矛盾，有农民在这个发展大潮下的不适应，等等。樱镇的世界、乡民的生活是带灯每天要面对的事物，是她在“综合治理办公室”的工作内容。

在这样的全景呈现中，作品还以文学的方式反思了“发展”的矛盾现实，这也是整个中国所面对的现实：不发展就是落后和贫穷，发展就是破坏和失去。樱镇早年的书记元老海，为了保护樱镇的山水，以命抗争高速公路从镇上通过，虽然让这个地方山清水秀了许多年，却也贫困怨载了好多年。如今，“发展”像空气一样渗透到大江南北，各处都是急火火要发展要发财的人，樱镇自然也被裹胁了，大矿区、大工厂打开了闭塞清静的老街，带来了机会钱财，也带来了矽肺病和环境污染。

这不只是樱镇，也是整个中国。

作品的另一个特质，用作者自己的话，这是一部充满隐喻的作品。

带灯的名字，萤火虫，是作品里最显性的隐喻。这点小光，是理想的光，是理想主义者精神中微弱的照亮。

带灯的光，是萤光，是烛光，可以点亮自己，却无力改变世界，只有聚在一起，才能温暖黑暗的寒夜。这也是作者有意设计的隐喻，他让带灯通过自我的提升来摆脱俗世，这种燃烧已经不是点亮自己照亮别人的崇高，不是高大全式的救世主，是洁身自好，是自救。

萤的光，只有聚成萤火虫阵，才真的成了光。小说结尾，莽山上出现了萤火虫阵，“……这些萤火虫，一只一只并不那么光明，但成千的成万的十几万几十万的萤火虫在一起，场面十分壮观，甚至令人震撼。像是无数的铁匠铺里打铁淬出火花，但没火花刺眼，似雾似雪，似撒铂金片，模模糊糊，又灿灿烂烂，如是身在银河里。”

这也是作者给带灯、给樱镇、给世人的希望，这希望如鲁迅在《药》的结尾处给夏瑜的坟上安插的小花。

还有一个是虱子的隐喻。整个樱镇，除了带灯和竹子，所有的人身上都生虱子。“虱子“在文中无处不在，代表了固有的陈旧的沉沦的观念。带灯是个大专生，来自城市，浑身洋溢着文明的新鲜的气息，与当地的人与环境形成了强大反差。最初时，带灯在生活中最大的抗争是不生虱子，她不仅自己常洗澡晒被子，还向镇政府建议在全镇范围内开展灭虱的动员，发硫磺皂，发洗衣粉。然而，樱镇的人对身上的虱子已经司空见惯，不仅不想灭，而且会觉得带灯很可笑。长此以往，带灯对虱子的抵抗最终也功亏一篑，作品到尾声时她被染上了虱子，甚至疯了。

这个隐喻，其实是理想的破灭，是理想主义者的完结。

再一个，是结构上与以往作品的不同，《带灯》由两条叙述线索来完成，一条是带灯的现实生活，她所在的镇政府，她所面临对付的乡村事务，另一条是带灯写给元天亮的信，是她的精神世界，就像点题句说的“火焰向上”的地方。

带灯的精神世界一直是丰满鲜活的，没有被农村的鸡零狗碎填满，她的孤芳自赏和不合时宜，都为她的精神世界做了充足铺垫。她在现世中无法排解的情绪，在现实中无法表达的爱意，都被远方的乡人元天亮，点燃了。带灯于元天亮，虽然以爱慕的姿态开始，但是她其实从来不求回报，为的只是为自己的精神世界找个家园。所以，无论元天亮是否回复，甚至是否存在，都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带灯需要倾诉。而且，在这场清水静流的爱恋中，带灯焕发了超越于一个乡镇干部可能拥有的丰富才情，她的意象灵动、词句优美，是任何被俗世被规矩限定的人，无法到达的。

她行走在山林里，在幽谷的清风里对着远方的人说话：“我在山坡上已绿成风，我把空气净成了水，然而你再没回来。在镇街寻找你当年的足迹，使我竟然迷失了巷道，吸了一肚子你的气息。”她说：“你已经是，是我牧羊路过的一棵大树，虽然我抵达的是低矮的草地，可我的心在大树上。我放牧着羔羊你放牧着我的幻想。”“我看见你坐在金字塔顶上，你更加闪亮，你几时能回樱镇呢？闲暇时来野地看看向日葵，它拙朴的心里也藏有太阳。”

这些信是作品的灵魂，是小说轻灵向上的缘起，它们让小说具有了凄美忧伤的色彩，是《带灯》比作家其他作品更加细腻灵秀的根本所在。

《带灯》从一个女乡镇干部的视角透视当下的中国社会，通过带灯与远方人的通信展示基层干部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小说以真实的人与事为创作基础，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可读性。这部小说突破了作者以往的创作经验，给文坛带来又一次惊喜。《带灯》是可以传世的文学画卷，它以生活的细处定格了众生的苦难，以幻化的笔墨勾勒了人间和彼岸。（作者孔令燕系《带灯》一书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