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刘震云酝酿创作了三年的小说。也是他迄今最成熟最大气的作品。

小说的叙事风格类似明清的野稗日记,语句洗练,情节简洁,叙事直接,有汪曾祺和孙犁等前辈作家遗风。因而本书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构成言说的艺术,都能拧出作家的汗水。更为重要的是,作家唯有用此语言,才有对应和表现作品的内涵:与神对话的西方文化和人类生态,因为神的无处不在而愉悦自在。人与人之间虽说来往不多,但并不孤独;与人对话的中国文化和浮生百姓,却因为极端注重现实和儒家传统,由于其社群、地位和利益的不同,由于其人心难测和诚信缺失,能够说贴心话、温暖灵魂的朋友并不多,反倒生活在千年的孤独当中。

这样的孤独体验每个国人都有;这样平视百姓、体恤灵魂、为苍生而歌的小说自五四以来却是第一部。

小说的前半部写的是过去: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说的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走出延津;小说的后半部写的是现在: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建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的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一出一走,延宕百年。小说中所有的情节关系和人物结构,所有的社群组织和家庭和谐,乃至于性欲爱情,都和人与人能不能对上话,对的话能不能触及心灵、提供温暖、化解冲突、激发情欲有关。话,一旦成了人与人唯一沟通的东西,寻找和孤独便伴随一生。心灵的疲惫和生命的颓废,以及无边无际的茫然和累,便如影随形地产生了。

由此,我们忽然发现,中国人为什么活得这么累。

这种累,犹如漫漫长夜,磨砺着我们的神经祖祖辈辈。

为了摆脱这种孤独和累,书中的人们努力制造着声响和热闹。于是喊丧,便成了书中主人公杨百顺崇拜的职业。与戏子手谈,成了县长的私宠。但这无法改变本书人物的命运。就像今天,我们的民族还在继续为此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价一样。不管你导演了多大的场面,也不管你举行了多少个庆典。因此,阅读本书是沉重和痛苦的,它使我们在《论语》和《圣经》之间徜徉,在与神对话还是与人对话的千年思考中徘徊……

当然,阅读本书也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执着和顽强。为了在精神上有所依托和慰籍,人们义无反顾地追逐“一句顶一万句”的身影,很像祖辈弯曲的脊背和那一大片脊背组成的苍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