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岑今的父亲岑之,成名是因为笔杆子,倒霉也是因为笔杆子。岑之的一支笔,把自己写上了“青年作家”“获奖作家”的宝座,也把自己写进了“右派份子”的泥坑。
当年,年轻气盛的岑之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用自己写小说写诗歌的笔,写下了几篇向党提意见的文章。这在他也算是屈尊俯就了,因为他原本是不屑写那些非文学的东西的。
反右运动一开始,岑之就被揪了出来,戴上了“右派份子”的帽子,被发配到一个边远的小城市E市,在第三中学当了一名教师。
岑之的到来,算得上E市的一大新闻,因为E市离省城有几百公里,交通很不方便,坐车坐船要花上一两天时间,所以E市很少有人去过省城。现在有个从省城来的右派,曾经是大作家,出过书,文章上过报刊杂志,那可真是非同一般啊。
但岑之的到来使三中领导大大地头痛了一番:能让这个省城来的右派份子教什么课呢?
岑之自告奋勇要教语文,说这是自己的本行。但学校不敢让岑之教语文,怕他向学生灌输右派思想。那就教历史吧。
不行,教历史太容易借古讽今了。
教音乐?
更糟糕,公开向学生传播靡靡之音?
多次讨论的结果,岑之成了一名“劳动课”教师。
以前三中的劳动课是由各班的班主任上的,也就是带着学生去打扫操场,挖坑种树,侍弄学校的几块菜园子,为学校食堂砍柴买煤之类。现在有了岑之这个专职劳动课老师,班主任们就解放了,轮到哪个班上劳动课,就该岑之去上,带领学生劳动,自己也从劳动锻炼中改造思想。
三中这个做法在当时还绝无仅有,一下就在E市传开了,三中校领导为此还受到上级嘉奖。
但岑之就倒霉了,一辈子都没干过体力活,真正是“肩不能扛,手不能拎”,现在不得不带领学生劳动,不仅自己要身体力行,肩扛手挖,还得维持纪律,防止学生打架闹事发生工伤事故,可把岑之累坏了。
浑身布满了作家梦基因的岑之,被发配到这么一个小地方,沦落到干体力活的地步,而且没有一丝一毫重返省城重当作家的可能,自觉已到了人生的终点,了无生趣。
听说岑之那时经常在河边、池塘边和粪池边转悠,拿不定主意跳哪个可以死得更快更彻底。
那时E市的自来水还不普及,就是学校和工厂里有自来水,居民吃水都到河里去挑,岑之觉得跳河不保险,很容易被挑水的男人看见,搭救上来,前功尽弃,还会罪加一等,叫做“畏罪自杀未遂”,今后的日子更难熬。
跳池塘吧,又怕被洗衣服的妇女看见,一顿吆喝,被人从池塘里扯出来,还是前功尽弃。
跳粪池倒是没人会下去搭救,但眼耳鼻喉里灌进屎尿的滋味,想必会很难受,而且死得那么肮脏,想投胎转世当作家都没指望了。
正当岑之濒临绝望的时候,他收到了一封寄自省城的书信,称岑之为“吾师”,落款是“一个敬仰你的文学爱好者陶今芬”,内容全都是鼓励的话。
岑之绞尽脑汁,都没想起这位陶今芬是何许人也,他把自己珍藏的小记事本找出来翻看,也没看到“陶今芬”的名字,而那些写在上面的名字,都成了往事,人家早已不跟他来往了。他撕掉了那个记事本,找出一个新的小本本,在“姓名”栏里恭恭敬敬写下“陶今芬”几个字,在“关系”栏里感激涕零地写下“救命恩人”几个字。
岑之很谨慎地回了一封信,说自己正在努力进行思想改造,争取早日回到人民的怀抱。
陶今芬很快又来了第二封信,这次就没那么多客套了,在“吾师”这个称呼后面加了个“吾爱”,并直截了当地倾诉了自己对“吾师吾爱”的爱慕之情,感情真挚,文笔优美,岑之看得醉醺醺的,恍如梦中。
直到这时,岑之才想起一个模糊的脸相,陶今芬应该是那个脸色有点苍白的小姑娘,看上去比那群女文青都小很多,不像大学生,倒像一个还没发育成熟的中学生。他对陶今芬有那么一点儿印象,也是因为她的尚未发育,他当时以为是哪个女生的妹妹。
他万万没有没想到,陶今芬那小小的身躯里,竟然蕴含着这么巨大的勇气和力量,在所有的人都不敢跟他来往的时候,这个小女生却这么大胆地向他倾诉了心底的爱情,他感动得热泪盈眶,当即修书一封,倾诉衷肠。
作家是很容易将想象与现实混淆的,岑之写给陶今芬的第一封情书,不像是写给一个脸相模糊尚未发育成熟的小姑娘的,而像是写给一位自己渴慕了多年的情人一样,厚厚的一叠,热烈而浪漫。
从此岑之不再孤独寂寞,身体的劳累也变得可以忍受了,空虚的生活也变得充实了,他的业余时间全都花在写信上,像写小说一样,有时几易其稿,有时一气呵成,每封都写得极具文采,两人谈文学,谈戏剧,谈艺术,谈绘画,凡是与柴米油盐不相关的话题,他们都谈。
但他不敢谈未来,知道自己不配。
陶今芬几次问到他对自己的未来有何打算,他都支吾其词,混过去了。
后来,陶今芬写了一个短篇小说,请“吾师”指正。
小说写的是两个俄国青年,男的是被列宁称为“贵族革命家“的“十二月党人”,在推翻沙皇的起义失败后,被流放到寒冷的西伯利亚,他的未婚妻抛弃优厚的贵族生活,追随心爱的人来到西伯利亚,两人在冰天雪地里结为夫妇,终生不分离。
岑之看了陶今芬的小说,不仅感动于字里行间流露的坚贞爱情,也惊讶于她的文笔。陶今芬说曾经给他寄过自己的习作,请他指正,怎么他一点没发现这么好的文笔呢?是不是当时寄习作给他的人太多,他看都没看就扔进字纸篓了?
如果他当时看到陶今芬这篇小说,一定会惊为天人,马上向编辑推荐,把这篇小说发表出来。现在发表当然是不可能的了,不仅因为现在他的推荐不值一文,还因为他在反右运动中擦亮了眼睛,知道这样的小说很可能会被当成影射文字。
他没有马上回信,但他心里一刻也没停止思考,两天三夜之后,他将“指正”过的小说寄回给陶今芬。
小说的前半部分保留了原样,但结尾被改动了,那位十二月党人的未婚妻没有追随到西伯利亚去,而是听从父母的安排,留在了生活舒适的彼得堡,嫁给了沙皇的卫队长,过着优越的生活。
若干年后,那位年轻的十二月党人已经老朽了,于是被沙皇特赦,离开西伯利亚,到彼得堡来寻找他心爱的女人。他每天冒着风雪在街头行走,终于看见了他当年的未婚妻。她仍然年轻美丽,坐在豪华马车里,身边是魁梧的丈夫和娇嫩的孩子。
他走近马车,她没认出他来,但很仁慈地给了他一些钱。
马车在清脆的铃声中远去,马蹄激起的碎雪被凛冽的寒风吹起,扑进十二月党人的眼睛。
他倒在了雪地里,脸上是幸福的微笑。
这封信寄出去之后,陶今芬回信说“感谢吾师指正,正在写二稿,完成后即送交吾师大笔斧正”。
这个“二稿”,很久都没寄来。
夏天到了,学校放假了,岑之不用上劳动课了,但校领导给他分配了任务:负责学校那几块菜地,说暑假有些外地老师不离校,仍然吃食堂,不能断了蔬菜供应。
这显然是额外的工作,但岑之不敢吭声,于是岑之变成了菜农,每天忙碌于几块菜地之间,松土,浇水,施肥,治虫,十分劳累。
身体的劳累,他基本习惯了,但感情上的空虚,却加倍煎熬。品尝了陶今芬的爱情与敬仰之后,突然掉回到人人白眼视之的境地,岑之的生活更没意义了。他又开始到处转悠,看看怎样了断更具诗意。
有一天,当他给学校的菜地施完肥,高卷着裤腿,满身粪臭地回到自己的陋室前时,正在开门锁,就听身后有个女声叫道:“岑老师,你终于回来了!”
他回头一看,是一个年轻姑娘,从树荫下走出来,脸儿红扑扑的,手里拿着一条小手绢,不停地扇风。
“你是。”
“吾师不认识学生了?”
“你是陶。”
“怎么?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我印象里,你是很瘦小的。”
“不兴人长大?”
陶今芬是真的长大了,胸前鼓鼓的,腰肢细细的,白皙的手臂像莲藕一样,碎花的连衣裙,腰间系着同色花纹的腰带,把她身体的凹凸都很微妙地显现出来,脚下是白线袜黑皮鞋。
青春气息扑面而来。
岑之这个大文学家的脑子里却冒出一个家乡的土词:紧箍紧扎的。
他脑子昏了,只能想到这样一个形容词。
这也是岑今听爸爸讲自己的恋爱故事时,必然会听到的一个词。
“紧箍紧扎”的陶今芬看到“吾师”晕头转向的狼狈模样,很是开心,调皮地问:“老师屋子里是不是藏着一个师母啊?”
“没有,没有,我都没结过婚,哪里有什么师母?”
“不结婚也可以有师母啊,未来的师母吗。”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没有师母就好,如果有师母,我就不便打扰了。”
“呃,快进来坐,我刚浇完粪,浑身脏死了,我去水库洗一下。”
“我也跟你去。”
“你。”
“我也刚到,走得浑身是汗,我也去水库洗洗。”
父母那天在水库干了什么,岑今就不知道了。
父母讲这段历史给她听的时候,从来都是讲到这里就打住,跳到“后来”去了。她长大后,也曾涎着脸问过妈妈,但妈妈说那次什么也没干,那时的人,很规矩的,不领结婚证,不办婚礼,是什么都不会干的,顶多拉拉手,接个吻。但那天是父母第一次单独见面,谁也不敢造次,所以两人去了水库,也是各自躲在一个对方看不见的地方,擦洗了一下,就回家了。
那个暑假,妈妈就住在学校给她安排的临时住处,是一个教室,几张桌子拼成的床,妈妈在上面垫了棉絮,铺上自己的粉红格子床单,顶上还吊了个蚊帐。
而爸爸仍旧住在他那间十平方的陋室里,两条学生上课用的板凳,上面放一块门板,就是爸爸的床。
爸爸的蚊帐很旧了,已经破了洞,爸爸每天被蚊子咬。是妈妈从爸爸的旧汗衫上剪下几块布来,补在蚊帐上,爸爸才没有向蚊子“献血”了。
小的时候,岑今听到这里,总是问爸爸:“那蚊子有没有咬我呢?”
爸爸笑微微地说:“那时还没你呢。”
“怎么会没有我呢?”
“因为爸爸妈妈那时还没结婚呀。”
“你们怎么不结婚呢?”
“那时正放暑假,学校领导都不在学校,怎么结婚呢?”
“为什么学校领导不在学校就不能结婚呢?”
“因为结婚要学校领导批准了才能去登记啊。”
“不登记就怎么样呢?”
爸爸郑重地说:“不登记?不登记就不能结婚,结了也不算数。”
后来的事实证明,结婚算不算数,不是看你登记没登记的。没登记的婚姻,可以算数;登了记的婚姻,也可以不算数。而这个算数不算数,直接影响了父母和岑今的一生。
但当时的岑今并不懂得这些,她只是很好奇,怎么不登记的婚姻就不“算数”呢?那是不是就成了“语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