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生的信象投了一个石子在他的生活里，激起一阵水花，搅动了整个水面，然后又平静下去了。但是石子却沉在水底，永远留在那里，无法拿开。她以后还有信来，一个月至少要来三次信。信上话不多，不讲自己的生活情况，只探询他同小宣的健康和近况。她仍旧按月汇款。他母亲要他把款子退回去，他没有照办。他收下款子，不用，也不退回，他把汇款领来全部存入银行，而且依照她的意见，存“比期”。他写回信时也提过请她不要再汇款的话。可是她好象没有见到他的信似的，下次照常汇寄。他要她叙述她的近况，她却一字不提，偶尔提到，也仅有“忙”和“好”两个字。他只有默默地忍受一切，他不愿写一个字或者做一件事伤她的心。

他有了工作和收入。他接到她的长信以后隔了一天，便到公司去上班了。新来的方主任是一个不太严厉的中年人，对他相当客气，甚至向他说了一番安慰的话。同事们（除了钟老）虽然没有什么欢迎的表示，不过全对他点头打招呼。他心里高兴，因此对那些古怪的译文或者官场公式文章也就不觉得怎么讨厌了。

家中仍旧少有人声。除了星期六或者星期天（常常是两个星期一次）小宣回来坐坐，吃一两顿饭或者住一个晚上外，就只有他和母亲两个人，有时甚至只有他们中的一个在家。

日子仍旧单调地一天一天过去，无所谓快，也无所谓慢。他只有一种类似“捱”和“拖”的感觉。他没有娱乐，也没有消遣，他连写信和谈话的快乐也得不到。春天并没有给他带来喜悦。但是春天也终于捱过去了。

夏天里他更憔悴了。他的身体从来不曾好过，他的病一直在加重。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支持他使他不倒下去。他每天下午发热，晚上出冷汗，多走路就喘气，又不断地干咳，偶尔吐一口带血痰。左胸有时痛得相当厉害，连右胸也扯起痛了。他起初咬着牙在挣扎，后来也渐渐习惯了。捱日子在他说来并不是一件难事。反正他的生活就只是一片暗灰色。他对一切都断念了。他再不敢有什么妄想。甚至德国投降也不曾带给他快乐和安慰。他听见人说日本在一年内就要崩溃，他也笑不出声来。那些光明、美丽的希望似乎都跟他断绝了关系。他觉得自己就象一个衰老的车夫，吃力地推着一辆载重的车子，一步一步地往前面走，他早已不去想什么时候能达到目的地，卸下这一车重载，他也不再计算已经走了若干路程，他只是一步一步缓慢地走着，推着，一直到他力竭的时候。

一天晚饭后母亲忽然望着他说：“宣，你这两天没有什么不舒服罢？怎么你脸色这样难看？”

“我还好，没有什么不舒服，”他装出高兴的样子说。可是他的喉咙不肯帮忙他掩饰，他接连干咳几声。他连忙用手掩嘴。他害怕又象白天那样咳出血痰来。白天在办公时间里他咳了一口血痰在校样上面，虽然他已经小心地揩去了血迹，但是纸上的红点还隐约看得见。

“不过你得当心啊，你又在咳嗽。我看你的咳嗽就一直没有好过，”母亲皱着眉说。

“不，也好过一阵子，不过总不能断根。人一累，就要发，”他解释地说。他自己也知道这不是真话，但是他愿意这样说，他不仅想骗过母亲，同时也想骗他自己。

母亲沉默半天，才叹了一口气说：“其实你不应该去做事，不过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

他心里很不好过，答不出话来。他越是想不要咳，越是咳得厉害，一咳就不可收拾，脸挣得通红，泪水也咳出来了。急得他的母亲在屋子里乱跑，又拿开水，又替他捶背。他终于缓过气来。他从母亲的手里接过脸帕揩了脸。

“不要紧了，”他吃力地说，用感激的眼光望着母亲。

“你躺躺罢，”母亲怜惜地说。

“不要紧，等我多坐一会儿，”他沙声答道。

“宣，明天我就去公司替你请一两个月的假。你应该休息。你不要愁生活。实在没有办法，我出去当老妈子，”母亲下了决心似地说。

他摇摇头，有气没力地说：“妈，你是个上了年纪的人，怎么吃得消！这种办法有什么用？受苦的并不止我们一两个，我们不拖也只好拖……”

“这样我宁肯不活，”母亲愤愤地说。

“这个年头死也死不下去啊，”他说了一句，又感觉到胸部的隐痛。病菌在吃他的肺。他没有一点抵抗的力量。他会死的，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很快地就会死去。

母亲呆呆地望着他，他似乎没有注意到。他想到这天在公司里听见的同事们关于肺病的闲谈。那是在吃饭的时候，小潘卖弄似地叙述一个亲戚害肺病死去的情形。“只有害肺病的人死的时候最惨，最痛苦。我要是得那种病到了第二期，我一定自杀，”小潘说，眼光射到他的脸上，话一定是故意说给他听的。

“听说有一种特效药，是进口货，贵得吓人，”钟老接嘴说。

“不过并不灵验，而且这种病单靠吃药也不行啊，”小潘得意地说。

“最惨，最痛苦，”他想着，就再也不能把那个念头驱逐开去。绝望和恐怖从远处逼近。他不自觉地打了一个冷噤（虽然已经是夏天，他还感到冷。他真有一种整个身子落进冰窖里去的感觉）。

“为什么就没有一种人人都买得起的、真正灵验的特效药？难道我就应该那样悲惨、痛苦地死去？”

他绝望地暗暗问自己。

“宣，你早点睡罢，不要再想什么事情，请假的话明早晨再说，”母亲看见他精神不好，脸色黄得可怕，眼光停滞而带恐惧，她暗暗地充满了焦虑，不敢再跟他讲话，便温和地劝他道。

他吃了一惊。他好象从一个可怖的梦中醒过来一样。可是他看看四周，屋子里白日光线才开始消去，楼下人声嘈杂，打锣鼓唱戏，骂街吵架，种种奇特的声音打成了一片。他觉得口干，便走去拿茶壶，倒了杯微温的白开水来喝。“好的，我就睡，”他带着苦笑地说：“妈，你也睡罢。我看你也很寂寞。”

“我倒也过惯了。我横顺是个快进坟墓的人，我不怕寂寞，”母亲微微叹息道。

母亲进了小屋，关上门。他上了床，左胸又在痛，不单是左胸，好象全身都痛。他的脑子十分清醒。他睡不着。街中的锣鼓声和唱戏声仍然没有停止。不知是哪一家请端公（巫师）做法事，那个扮旦角的正唱得起劲。他不要听那些戏词，可是它们却不客气地闯进他的耳里来，搅乱了他的思想。他在床上翻来覆去，越睡越睡不着，越着急，急出了一身大汗。他又不敢把那床薄被掀开。他害怕受凉，也不愿意随意损伤自己的健康，虽然他先前还在想他的内部快要被病菌吃光，他已经逼近死亡。

母亲的房里还有灯光，她不曾睡，她偶尔发出一两声咳嗽。她在做什么？她为什么整年不歇地工作？她换到了什么呢？她的生存似乎完全是为着他，为着小宣。但是他拿什么来报答她呢？他想着，他接连抓自己的头发。

然后又是树生，她的美丽的脸在对他微笑。她嘲笑他，还是怜悯他？她前天还来过一封信，以熟朋友关心的口气问起他的健康和一家的生活情况。她又附寄了汇票来。自然他仍旧把款子存入银行。他写了回信，却始终没有告诉她他并未动用她寄来的款子。她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她已经跟他脱离了夫妻关系，这还是依照她的意见办的。那么她为什么还不忘记他？为什么还要按月寄款、通信？他越想越不明白。可是一种渴望被这个思想引起来了。

他一个垂死的病人却有着一个健康人的渴望，这个渴望折磨得他很苦，因为连他自己也明白他的渴望是不会得到满足的，一丝一毫的满足也得不到。但是他又不能抑制它，消灭它。他在挣扎，湿透了的汗衣冷冰冰地贴在他的发热的背上。

“我要活，我要活，”他控制不住自己地叫了出来，声音不高，他的嗓子开始哑了。

没有人听见他的叫声，更没有人理睬他。在窗外响着各种各样的声音，那么多的人来来去去。巷口新近摆起来的面摊上正是生意兴隆的时候，么（读如夭）师大声叫唤，顾客们高谈阔论。他也听到“炒米糖开水”的叫卖声。然而那是一个年轻的声音，而且有几个清脆的女性的尖声在叫“买开水！”或者“炒米糖开水，这儿！”现在连卖“炒米糖开水”的也换了人，而且也正忙着。只有他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床上。哪怕他已经接近死亡，也没有人来照顾他。

“我要活，”他还在叫，声音只有自己听得见。他究竟在向谁呼吁呢？他说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