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走后第二天他又病倒了。在病中他一共接到妻的三封信。第一封信写着。

宣：

我到了兰州，一切都很陌生，只觉空气好，天虽冷，却也冷得痛快。

行里房屋还在改修中，我们都住在旅馆里。陈经理对我很好，你可不必担心。初到一个地方，定不下心来，过一两天再给你写长信。

母亲还发脾气吗？我在家她事事看不顺眼，分开了她也许不那么恨我罢。

你的身体应该注意，多吃点营养东西和补品，千万不要省钱，我会按月寄给你。祝福你。

妻X月X日

没有写明回信地址，但是这封短信使他很满意，只除了“陈经理”三个字。他等着第二封信。这并不要他久等，过了三天第二封信就来了。这封信不但相当长，而且写得很恳切，有不少劝他安心治病的话，还附了一封介绍他到宽仁医院去找内科主任了医生的信，信末的署名是“陈奉光”。他知道这是陈经理的名字，他的脸红了一下。他顺口向母亲提了一句：“树生要我到宽仁医院去看病，她还请陈经理写了封介绍信来。”母亲冷冷地说了一句：“哼，哪个希罕他介绍？”他就不敢讲下去了，以后也不敢再提这件事情。他又盼望着第三封信，他相信它一定比第二封信长。过了一个星期，第三封信到了。它却是一封很短的信。在信内她只说她正在为筹备银行开幕的事忙着，一时没有功夫写长信，却盼望他多去信，告诉她他的生活状况。信末写上了她的通信处，署名却改用了“树生”两个字。

他读完信，叹一口气，不说一句话。母亲伸过手来拿信，他默默地交给她。

“她好神气，才去了十几天就拿出要人的派头来了，”母亲看完信，不满意地说。她不曾看到树生的第一封信。

“她大概真忙，也难怪她，新开行，人手少，陈经理对她好，她也得多出力，”他还在替妻辩护，他竭力掩饰了自己的失望和疑虑（的确他有一点点疑虑）。

“你还要说陈经理对她好！你看着罢，总有一天他们两个会闹出花样来的！”母亲气愤地说。

“妈，我该吃药了罢，”他不愿意母亲再谈这个问题（它使他心里很难过），便打岔道。

“是啊，我去给你煎药，”母亲接着说，想起他的病，她立刻忘记了那个女人。她用慈爱的眼光看他。他还是那么黄瘦，不过眼神好了些，嘴唇也有了点血色。她匆匆忙忙地走出房去了。

他又叹了一口气，把眼睛掉向墙壁。过了两三分钟，他又把眼睛掉向外面，后来又掉向天花板。不管在哪里他都看见那个女人的笑脸，她快乐地笑，脸打扮得象舞台上的美人脸。他整个脸热烘烘的，耳朵边响着单调的铃子声，眼睛干燥得象要发火。他终于昏沉沉地睡着了。

他做着短而奇怪的梦，有时他还发出呻吟，一直到母亲端了药汤进来，他才被唤醒。他大吃一惊，而且出了一身汗。他用了求救的眼光望着她。

“宣，你怎么了？”母亲惊恐地说。她差一点把碗里的药汤泼了出来。

他好象没有听懂她的话。过了半晌，他才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来。他的表情改变了。他吃力地说：“我做了好些怪梦，现在好了。”

母亲不大明白地看了看他。“药好了，不烫，现在正好吃。你要起来吃吗？”她关心地说。

“好。你递给我罢，”他说着就推开棉被坐起来。

“你快披上衣服，看受凉啊，”母亲着急地说。她把药碗递给他以后，便拿起他的棉袍替他披上。“今天很冷，外面在下雪，”她说。

“大不大？”他喝了两大口药，抬起头问道。

“不大，垫不起来的。不过冷倒是冷，所以你起来一定要先穿好衣服，”她说。

他喝光了药汤，把碗递还给母亲。他忽然拉着她的红肿的手惊叫道：“妈，你怎么今年生冻疮了？”

母亲缩回了手，淡淡地说：“我去年也生过的。”

“去年哪有这样厉害！我说冷天你不要自己洗衣服罢，还是包给外面大娘洗好些。”

“外面大娘洗，你知道要多少钱一个月！”她不等他回答，自己又接下去：“一千四百元，差不多又涨了一倍了。”

“涨一倍就涨一倍，不能为了省一千四，就让你的手吃苦啊，”他痛心地说。“我太对不住你了，”他又添上一句。

“可是钱总是钱啊。我宁肯省下一千四给你医病，也不情愿送给那班洗衣服的大娘，”母亲说。

“树生不是说按月寄钱来吗？目前也不在乎省这几个钱，”他说，伸了个懒腰，拿掉棉袍，又倒下去。

母亲不作声了。她的脸上现出了不愉快的表情。她立刻掉开头，不给他看见她的脸。

“妈，”他温和地唤道。她慢慢地回过头来。“你也得保重身体啊，你何必一定要叫自己多吃苦。”

“我并不苦，”她说，勉强笑了笑。她不自觉地摸着手上发烫的肿痕。

“你不要骗我，我晓得你不愿意用树生的钱，”他说。

“没有这回事，我不是已经在用她的钱吗？”她说，声音尖，又变了脸色，眼眶里装满了泪水。她咬着嘴唇，并且把身子掉开了。

“妈，我真对不起你，你把我养到这么大，到今天我还不能养活你，”他答道。她真想跑进自己的房里去畅快地大哭一场。

“你现在还恨树生吗？”过了半晌他又问。

“我不恨，我从没有恨过她，”她说。她巴不得马上离开这间屋子，她害怕他再谈起树生。

“她说过她对你并没有恶感，”他说。

“谢谢她，”她冷淡地插嘴说。

“那么要是她写信给你，你肯回信吗？”他胆怯地问。

她想了片刻，才答道：“回信。”她仍然不让他看见她的脸色。

“那就好，”他欣慰地说，吐了一口气。

“你以为她会写信给我吗？”她忽然转过身来，问道。

“我想她会的，”他带了几分确信地答道。

她摇摇头，她想说：“你在做梦！”可是她刚刚说了一个“你”字，立刻闭上了嘴。她不忍打破他的梦。同时她也盼望他的这个梦会实现。

关于树生的事他们就谈到这里为止。晚上等母亲回到小屋睡去以后，他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伏在书桌上给树生写了回信。他报告了他的近况。他也说起他和母亲间的那段谈话，他请她立刻给母亲写一封表示歉意和好感的长信来。封好了信，他疲倦不堪地倒在床上昏沉地睡了。

第二天早晨，不管他发着热，他还亲自把信放到母亲的手里，叮嘱她趁早到邮局作为航空挂号信寄出去。母亲接过信没有说什么，走出房门后却暗暗地摇头。他没有功夫去猜测母亲的心思。他的脸颊发红（因为发热），两眼射出希望的光辉，他好象在盼望着奇迹。

为了写这一封信，他多睡了四天。可是一个星期白白地过去了，邮差就没有叩过他的门。在第二个星期里面她的信来了。是同样的航空挂号信。他拆信时，心颤抖得厉害。但是他读完信，脸却沉下来了。一张邮局汇票，一张信笺。信笺上只有寥寥几行字：银行开幕在即，她忙，没有功夫给母亲写长信，请原谅。家用款由邮局飞汇。希望他千万到医院去看病。

“她信里怎样说？”母亲问道，她看见了他的表情。

“她很好，很忙，”他短短地答道。他把汇票和信封递给他母亲：“这个交给你罢。”

母亲接了过来。她皱了皱眉，一句话也不说。

“妈，以后衣服给洗衣大娘去洗罢。今天说定了啊，”他说。“你也不必太省俭了，横顺树生按月寄钱来。”

“不过这万把块钱也不经用啊，”母亲说。

“妈，你忘了她留下的那笔安家费，”他提醒她道。

“我们不是已经动用了一点吗？剩下的恐怕还不够缴小宣的学食费。上次是两万几。这学期说不定要五万多。”她看见他不答话，停了片刻又接下去说：“其实我倒想让他换个学校。我们穷家子弟何必读贵族学堂？进国立中学可以省许多钱。”

“这是他母亲的意思，我看还是让他读下去罢。他上次考了个备取，他母亲费了大力辗转托人讲情，他才能够进去，”他不以为然地说。他想：我不能够违背她的意思。

“那么你写信去提醒她，说学费还不够，要她早点想办法，”她说。

“好，”他应了一声。他还没有决定要不要在信里写上那种话。

“我想还是叫小宣回家来住罢，他回来也多一个人跟你作伴，”母亲换了话题说。

他想了想，才说：“他既然来信说，假期内到学堂附近同学家去住，温习功课方便，就让他去罢，何必叫他回来？”

“我看你也实在太寂寞了，他回来，家里也多点热气，”母亲说。

“不过我怕他会染到我的病。他最好跟我隔开，他年纪太轻，容易传染到病，”他用低沉的声音说。

“好罢，就依你，”母亲简短地说；她心里难过，脸上却装出平静的样子。她走开了。刚走到右面窗前，她又转回到他的身边。她慈爱地望着他：“你宽心点，不要太想你的病。你究竟还年轻，不要总苦你自己。”

他略略仰起头看母亲，然后点头说：“我知道，你放心。”

“这种生活，我过得了。我是个不中用的老太婆了。对你，实在太残酷，你不该过这种日子。”过了一会儿，她忽然抑制不住感情的奔腾，便说了以上的话。

“妈，不要紧，我想我们总可以拖下去，拖到抗战胜利的一天你就好了，”他反而用话去安慰母亲，他说“你”，不用“我们”，只因为他害怕，不，他相信，自己多半拖不到那一天。

“我怕我等不到那一天了，看起来也很渺茫，”母亲感慨地说：“我今天碰到二楼一位先生，他说今年就会胜利。固然今年才开头，还有十二个月，不过我们拿什么来胜利，我实在不明白！”

“你老人家也想得太多了，现在横顺日本人打不过来，我们能够拖下去，大家就满意了，”他苦笑说。

“是啊，就是这样。前些时日本人要打到贵阳来了，大家慌张得不得了。现在日本人退了，又没有事了，那班有钱人还是有吃有穿，做官的，做大生意的还是照样神气。不说别人，就说她那位陈主任，陈经理罢……”母亲又说。

“他们也是在拖啊，”他苦笑地说。

“那么拖到胜利一定还是他们享福，”母亲不平地说。

“当然罗，这还用得着说，”他痛苦地答道。

母亲不再说话，她默默地望着他。他也常常掉过眼光看她。两个人都有一种把话说尽了似的感觉。屋子显得特别大（其实这是一个不怎么大的房间），特别冷（虽然有阳光射进来，阳光却是多么地微弱）。时间好象停滞了似的。两个人没精打采地坐着：他坐在藤椅上，背向著书桌，两只手插在袖筒里，头渐渐地变重，身子渐渐地往下沉；母亲一只手支着脸颊，肘拐压在方桌上，她觉得无聊地常常眨眼睛。一只大老鼠悠然自得地在他们的面前跑来跑去，他们也不想把牠赶开。

房间里渐渐地阴暗，他们的心境也似乎变得更阴暗了。他们觉得寒气从鞋底沿着腿慢慢地爬了上来。

“我去煮饭，”母亲说，懒洋洋地站起来。

“还早，等一会儿罢，”他哀求般地说。

母亲又默默地坐下，想不出什么话来说。过了一阵，房间快黑尽了。她又站起来：“现在不早了，我去煮饭。”

他也站起来。“我去给你帮忙，”他说。

“你不要动，我一个人做得过来，”她阻止道。

“动一动也好一点，一个人坐着更难过，”他说，便跟着母亲一起出去了。

他们弄好一顿简单的晚饭，单调地吃着。两个人都吃得不多。吃过饭，收拾了碗筷以后，两个人又坐在原处，没有活气地谈几句话，于是又有了说尽了话似的感觉。看看表（母亲的表），七点钟，似乎很早。他们捱着时刻，终于捱到了八点半，母亲回到自己的小屋，他上床睡觉。

这不是他某一天的生活，整个冬天他都是这样地过日子。不同的是有时停电，他们睡得更早；有时母亲在灯下补衣服；有时母亲对他讲一两段已经讲过几十遍的老故事；有时小宣回家住一夜，给屋子添一点热气（那个不爱讲话、不爱笑的“小书呆子”又能够添多少热气呢！）；有时他身体较好；有时他精神很坏。

“我除了吃，睡，病，还能够做什么？”他常常这样地问自己。永远得不到一个回答。他带着绝望的苦笑撇开了这个问题。有一次他似乎得到回答了，那个可怕的字（死）使他的脊梁上起了寒栗、使他浑身发抖，使他仿佛看见自己肉体腐烂，蛆虫爬满全身。这以后，他好些天不敢胡思乱想。

母亲不能够安慰他，这是他的一个秘密。妻更不能给他安慰，虽然她照常写短信来（一个星期至少一封）。她永远是那样地忙，她没有一个时刻不为他的身体担心，她每封信都问候他的母亲，可是她并不曾照他的要求直接给母亲写一封信。从这一件事，从她的“忙”，从来信的“短”，他感觉到她跟他离得更远了。他从不对母亲说起妻的什么，可是他常常暗暗地计算他跟妻中间相距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