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小说的形式重现历史事件的作品在近年多有涌现。但从一个女性视角来解读当初发生在中国的大屠杀事实，并能够成功将血腥暴力与民族尊严再度嵌入今人的心坎，那无疑是破天荒的头一遭。张纯如完成英文版本的《南京大屠杀》后不久便长辞人间，战争的罪恶与恐怖足以使一个心智完整的女性陷于无所解救的困境，最终以生命的了结声张自己无声的抗议。而历来被小说评论界看好的严歌苓，着手创作这样一个宏大背景下的以人物命途为题材的小说，应当是接触了很多第一手的资料或者转手的资料，大量残酷的铁证并没有击垮严歌苓，她在2005年日本军队投降60周年的时刻，用笔书写对侵略者毫无人道可言的大屠戮的愤怒，对以身反抗阴毒势力的那群女人那群国际使者投以同情的目光和赞许的喝彩。感性的描述战争中小人物的命运或许比冷冰冰的事实更能使人触摸到历史的苍凉，以及冷的兵器与热的身躯一并毁灭的震撼。看过《金陵十三钗》的读者无不对尘封的历史重燃起这样或者那样的情感来，也许它的价值就在于此。不忘历史不忘灾难该是一个民族的秉性。

1.多种叙事手法的变换

作者以自叙的口吻，讲述她的姨妈书娟在1937年12月南京城的所见所闻。用一个老者的回忆作为切入口，进行全篇的布局，把读者的目光直接引向炮火纷飞的现场。这是个高明而实用的手笔。如果以姨妈作为当事人来复述自我的经历，反而没有比作为第三方听证的作者的引述更加扣人心弦。因为作者在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是以一个听众的身份亦兼以叙述者的姿态与读者交流，这种直面交流相当直接有效。而且引述的方式避免以第一人称叙事的困境，这种方式的自由在于它可以调节叙事节奏，插入作者回顾起历史来的看法及作者与读者的潜性对话。比如说《金陵十三钗》里多次写起教堂以外侵略军对中国人所犯的罪行，要换作第一人称来写显得拘谨，第一人称本身的局限使它不适宜在这篇小说里采用。“我姨妈书娟”是个自由游弋的个体，偶尔消失于文本也不会破坏整体感，反而使我们更深入地接触那段历史的其它人其它事。这些人这些事构成小说的要素，比如装扮成唱诗班的十三个青楼女子的执意投险，刺杀的片段作为小说的最后一幕，却被演绎成不倒的绝唱。

“我姨妈书娟”贯穿了1937年12月12日直至12月27日这15天里所有在美国教堂的事件。圣诞前夕之前的叙述以时间为单线结构，平铺开来。接着日期跳向27日，记述书娟向英格曼神父忏悔的经过。她懊悔于她曾心生恶念，意图加害妓女赵玉墨。而她父亲的这位情人想与她和解，却被日本兵带走而失去最后的见面机会。由此书娟回忆起24日下午至晚上的经历。恶毒的黄军对唱诗班的少女产生邪念，以一种堂皇的理由，一张体面的请帖，并施以强权的手段使美国神父服帖。在这个关头13个妓女站出来表示他们愿意代替唱诗班的女子前往日军营帐，她们各怀凶器打算与日本人拚命。书娟之所以忏悔该是因为后面赵玉墨代人受死的勇气。赵玉墨领头引十二个姐妹向明知不能回头的地方走去，这构成书娟的震撼与不安，此前的只由于家庭原因的怨气消退了。以书娟的忏悔为前调，继而引出十三钗的悲壮出行，把落差和惊讶留给编辑与读者们。

2.历史与复杂人性

起先我感觉《金陵十三钗》里，突出的人物不是那十三个代唱诗班少女受罪的妓女，而是美国教堂的英格曼神父。英格曼神父是个天主教徒，有着众生平等的先进理念。他没有任何歧视中国人的意思，在战争中原本不必对中国人施以援手的他是破例地一次接一次地，顶着生命和教堂灭亡的风险帮助濒临危亡的中国妓女、军人甚至一个个被强奸的路人。英格曼在矛盾斗争里接受30多名妓女的避难，并向他们提供物资及安身之所。当他即将对中国军人说抱歉赶他们出教堂时，军人的一个军礼把他的成命收回。英格曼始终都是彬彬有礼的，对他的随从和雇人严加管教，虔诚地面对上帝严格地对待自己，比如他多方设防把尚年幼的孩子转到国际安全区。当他感觉到美国教堂可能是日本人的目标时，会为担心辜负家长们的委托而扶梯叹息。在战争环境下自身难保而有这等坚持，英格曼神父实在是个特别的人。他面对日本人的刺刀面无惧色，反倒讽刺日本人的十二把刺刀在威胁他。他的威严他的正直在和日本军的数次交锋中显露无余。在首都沦陷的次日，他教育所有女孩为国家为民族而哀悼。他的血性与良知在这里得到展现。

而金陵十三钗的举动并非她们的独创。莫泊桑早在他的小说《羊脂球》里就提起过，羊脂球是个人人嫌弃的妓女。但战局变坏、羊脂球的同胞生命垂危时，羊脂球贡献了自己的身躯给敌军长官以保全他们的性命。不起眼的妓女有她的生命价值，国难当头她们反而是国家尊严和国人性命的维护者。在重读《金陵十三钗》之后，我发现不能单纯从故事框架上否定作者所着意渲染的人物。因为她们有着不同的动因，不同的心灵发展史，而繁杂的是人性不是故事表层。于是通过整理大致理出下面“十三钗”转变的几条主线。

窑姐们最初是有意闯入美国教堂的，她们的楼船已不能维系其安全。这群不速之客鲁莽地和神职人员交涉，以至暴露身体亵渎神灵，脏话没有遮拦地涌出，大俗的举动不断呈现，避难的她们似乎没有想过外面人的生死，而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天四顿的餐饭上。红菱为了一坛女儿红可以委身给陈乔治，她们简直无视爹娘生养的身体。

受伤的中国军人被收容进来，与他们同命相连地躲藏。他们在最危急地当刻相遇并感知，她们甚至懂得了自我的处境，也重新找回一些自己的定位。比如陷入爱情甜蜜的豆蔻会一时昏了头脑，跑上没有人迹的街市购买琴弦，在临别时为他的心上人弹奏一曲别歌。然而她命运的曲折并非她所能预想，被轮奸被羞辱的豆蔻在奄奄一息时还念叨王浦生的名字，这不能不说是豆蔻作为一个完整的女人的觉悟。而这种觉悟在兵荒马乱里被践踏得一无是处。

日本军人搜索在逃中国人。当日本中佐抽刀向王浦生劈去，玉墨这么想：“这时一对小两口一个那样留在阳世，一个这样身首异处。”我相信这是所有窑姐感受。她们依然愤怒了。后来她们一身素裹站在亡灵前祷告，我想在心里她们诅咒了日本千万遍。亲近的人的死亡使她们虽恐惧但更悲愤。

最后被浓写的那一幕慷慨奔赴日本军营，十三个妓女的行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经历了那么多的生死离别。她们已经清楚决不能送鹿肉入虎口了。她们风尘卖笑的本事使她们轻而易举地装扮成娇羞的少女，所谓的刺杀不为别的，只为报复，不计成本的报复。妓女们在战争中成长起来，懂得人格和尊严，懂得爱与被爱，懂得获得与牺牲。这就是她们的转变过程，一群身带耻辱的女性从不懂自爱到为他人而悲而死，以洗去她们所受的所有委屈。这是她们共同的成长过程。

此外，书娟对这群妓女的感受的变异贯穿着全文。其情感走向在一个只有14岁的少女心里熔铸着复杂和微妙。（本处不多议论，这是次要点。同时也是篇幅的限制。）

3.建构历史的两种方式

比起教科书式地用数据和图片来说明事态的轻重曲直，温情的话语血性的文字更能让人贴近特定的历史。明朝的成败存亡放在一部《桃花扇》里来演绎，孔尚任说“以离合之悲，写兴亡之情”。从小集体的生存状况来反映宏大主题有它的可取地方，折射的光芒耀夺眼球。

《金陵十三钗》就是交织大的历史事件与小集团命运的小说。她把人物放在1937年那最血腥的15天里。爆炸的炮火，滚滚的黑烟，血横的尸体，几十万的生命丧失在小说里都有所体现。甚至是国际的友情援助，在小说里都有提及。为了旁证日本的罪恶，作者特意安排了惠特琳女士的自杀。

作品的主要力量还是放在教堂这个小范围的活动空间。其中传神刻画了英格曼神父等神职人员，中国军人和以赵玉墨为首的妓女们的形象。并把他们放置在不断蔓延过来的冲突当中。把他们的个人抉择与故事发展紧密关联，环环相扣。英格曼对中国女学生的一贯关护姿态，对妓女以及军人态度的转变；中国军人不惧生死的凛然，对敌的英勇；妓女们的心灵成长过程的微妙；还有书娟与赵玉墨的结怨和出于悔恨而解怨的经过，这些都深深地打动着当今中国的读者。

我在想，为何这种叙事方法比血的事实更能使人有印象地记住历史呢？答案应当归结到人的接受心理。感性的人物，动人的情节，具有波动的变迁过程，也许更能直触深层的心灵。严歌苓的这种编排结构，是史实材料与基于史实的虚构的结合演绎，是把历史写得灵动，让历史真相鲜活跳动于读者的眼帘，使人愀然，使人震动，也使人惊醒于本民族有过的这样的耻辱和灾祸。

肖龙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