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镇政协的委员当中，最惹眼的两个人，一个是艾老；一个是洪艺兵。

论说起来，艾老是镇上的世家。他叔公当年弃官回来，路过县衙门的时候是不落轿子一径走过的，倒是县太爷后来到镇上来访他。这中间当然有些过节：发达之前，他原是做道士的。有一回在一户人家做道场念经，熬不过瞌睡竟当堂睡着了，遭了东家的劈头问棍。从此便发誓回去读书。功成名就回来，自然是堂堂正正，不会把一个县太爷看在眼里——虽然他的官职并不大过县太爷。缘故是那县太爷是那户打过他问棍的人家的后人。这说法虽然有点藐视的意思，但那做人的骨气到底是在的。到了艾老这一代，又成为本镇文化界有分量的人物。

那年“三百例”大会战，小丁不顾一切地愤而出走后，《平地也能大搞八字头上一口塘》的执笔任务落到老董头上。老董事先已有了准备，趁着小丁走的时候气得晕头晕脑，他把小丁写的那份初稿不声不响地留了下来，一字不动地重抄了一遍，就拿到小冯那里交差。

小冯审阅之后，在稿子第一面的天头上批了几个字：“我意召开讨论会。”下面署了自己的名字，又交还老董。老董看了他的批示，不理解怎样执行，便又去问他：

“讨论会哪些人参加？”

“当然是我们三个。”

“哪个召开？”

“当然是我。”

“那你是让我通知艾老？”

小冯想想说：“不必了。”就对身边的艾老说：“我们开个讨论会。”接着就让大家发言。艾老说稿子还没有看，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小冯就把稿子递给他，问老董：“你的意见呢？”老董回答：“我的意见都写在上面了。”小冯于是清清喉咙，说：“那好吧，我谈谈我的看法。”他先讲了总的印象，时代的高度，路线的深度，英雄的气度，政治的热度，感情的浓度，云云，又从观点、结构、文字分门别类作了具体评判，基本意见是肯定的，只是觉得语言还不够生动。然后，拿过一边艾老手上的稿纸，翻到某一页，说，这个地方可以加上这样一段话：“县里干部黑皮包，公社书记黄书包，大队干部手叉腰，生产队长扛张锹，这样的工作作风是绝对不行的，必须像镇革委主任……”以下就接上了原稿。

小冯的话没有说完，艾老一拍桌子大喊了一声好，冯组长发表“看法”的时候，艾老的脖子随着冯组长语调的抑扬顿挫一伸一缩，及至冯组长说到精彩处，他便忍不住击节。

老董尽量维持住脸上的微笑，只止不住眼睛不停地眨。那四句话，除了“大队干部手叉腰”似乎可以说形象不佳外，其他几句跟“作风”问题不晓得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但他没有表示异议，略略迟疑一会，就把稿纸从小冯手中取过来，加上了小冯的那段话。

小冯把老董加了字的那一页仔细审阅了一遍，最后拍板说：“我看行了，这个稿子，写之前我们有决心，写的时候用了心，现在拿去送审，我有信心。你们看呢？”

艾老说：“要得，要得。”

老董说：“我去再抄一遍。”

送审的结果却颇不遂心。

审稿人的意见，稿子的不足仍在语言上，就是没有一句“闪光的语言”。这原是“三百例”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小冯试着去声明，关于干部作风的那四句好像在别的文章里还没有看到（他这样说是很谦虚的，心里头他认为那四句话简直就是千古绝唱）。省革委办公厅那个负责审读他们这个地区稿件的人很生硬地说，那四句话他注意到了，听起来顶生动的。但“闪光的语言”是从正面表现的豪言壮语。我们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那四句话却抹煞了这个本质，把支流当成了主流，你们把它写进“三百例”，岂不是容易被阶级敌人所利用？要知道，只有阶级敌人才会这样处心积虑地污蔑攻击我们的干部队伍——特别是在我们新生的红色政权成立之后，其狼子野心之恶毒，不是显而易见的么。

那个人越说越来劲，调子越唱越高，直听得小冯一头冷汗，背脊上爬满鸡皮疙瘩。回来，他镇定了一下情绪，尽量做出欣欣然的样子，说，稿子基本上通过审查了，让我们再努把力，锦上添花，把关于干部作风的那段话再提炼一下（这之前，他已经把那四句话用墨汁涂得一点痕迹也看不见）。

艾老说，那四句话，提炼得很精的呀，让满纸生辉的呀，是通篇的精气神呀，已经炉火纯青了，还怎么可以提炼？！发现那几句话已经被抹了黑，他更是如丧考妣，义愤填膺地惊叫起来：这是哪个做的事，简直莫名其妙，扯鸡巴蛋么，不是东西么！

小冯端起缸子喝水，那缸子很大，差不多遮住了他大半个脸。“咕嘟”了一阵，他放下缸子，说：“人家也是严格要求，精益求精的意思。”艾老依旧是咕脓个不停，为冯组长抱屈。小冯只好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接下来的几天就有些沉闷。小冯再也无心同艾老修改剧本并憧憬剧本未来的成功。三个人整天围着一口火盆，为“闪光的语言”冥思苦索。小冯重任在肩，不敢懈怠。老董有烟提神，勉强支持。唯艾老到底年纪大些，身体又弱，时常打熬不住，瞌睡时弄不好就一脚撞翻了放在火盆边沿上的茶杯，搅得烟雾和炭灰冲天而起。

这中间就有别地别单位等待审稿结果的人来串门闲坐，坐多了，就有一两个相对熟悉且富有同情心的人见他们苦恼不过，悄然给他们传经，问他们有没有给省里审稿的人送一点土特产。一句话提醒了小冯。豁然开朗的小冯说真是火不拨不旺，灯不点不明，就去给小镇挂了长途电话。第二天，镇上就派人送来了几大坛酱菜。小镇下面这个农业大队，除了少量种些油菜，打籽瓜，长年种的都是各类菜蔬，卖不完吃不了的就腌起来。镇上唯一的工厂就是酱菜厂。所腌的各类酱菜远近有些名气，小镇人很自豪，以为它业已誉满全球。但是把齐膝高的这样几大坛黑不溜秋的酱菜搬到省革委招待所来，也就实在有些煞风景了。那一两个为小冯出高见的人很怜悯地笑说：“你们小镇到底偏僻了些。”言下之意当然是说他们缺见少识。把小冯说得恼怒，对镇上来的那几个人大发了一通脾气：“你们以为是打发猪狗么！回去问你们镇长，对省里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什么态度！”几个镇上干部回去如实汇报，镇长也火了：“我一个癞痢，两头都是光的，就那么几根稀毛，他们要不要？！只怕肉是酸的。”发火归发火，完了还是让人另外去搜罗了些花生、芝麻、黄豆、菜油等物连夜送到省城去。

就在这往返之间，省城里小冯他们三个也开了窍。三个人正枯坐着，听外面走廊里革命歌声荡漾，好几个人音调参差地拖着腔唱过来唱过去：

苏区干部（是）好作风（哎那个），

自带干粮去帮（呀那个）工。

白天下地去劳动（哎呀同志哥啊），

夜走山路打灯（呀那个）笼。

……

老董最先得了灵感，两个巴掌用力一拍，说，操，这不现成的么。

小冯和艾老吓了一跳，颇不以为然。听他说完，也不由兴奋起来。

按老董的想法，直接把那段歌词根据小镇的特点稍作些改动，移植过来就是了：

“小镇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为了节约手电筒，夜里走路打灯笼（‘灯笼’其实是火把，为了压韵写成‘灯笼’——附记）。”

小冯也一拍膝头说：要得！这歌天天在耳边响，怎么先前就没有悟到呢。想想又说，不过，有个地方恐怕还要改动一个词，小镇叫“干粮”不叫“干粮”，叫“干饭”，应该改成“自带干饭去办公”。

“改得好！”第三个拍巴掌的是艾老，“‘干粮’改成‘干饭’，真是‘一字师’！”

稿子改出来，小镇新的贡品也送到了。小冯按照别地别单位已经创造出来并且行之有效的经验，等了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送到省革委办公厅那位同志家里去。也许因为在家里，那个人脸色不像上次在办公室那么森严，很和悦地批评他们几个熬得很辛苦，应该注意身体之类，把小冯感动得热泪盈眶。

现在，轮到他们进入怀了十分把握等待审稿结果的悠然愉快的日子。第二天中午，三个人凑份子去买了一瓶烧酒，把那些酱菜坛一一打开，加餐庆功。那酱菜在省城上不了台面，他们自己还是喜欢的。

几巡酒过去，几个人就都放了肆，小冯却不过艾老和老董的轮番敬酒，愤愤道：“狗日的，下面想于不能干，上面不想干偏要干！”艾老连忙附和说：“莫说是你，有才有貌，年纪又轻，就是我这样的，当初也不晓得害了几多妹子得相思病呢。”老董对艾老的谄媚始终厌恶，借了酒气，冷笑道：“你老这么个小玩意，还能害人？”艾老细小的眼睛放出尖锐的亮光，驳斥说：“小？！莫看我人小，鼓捶是大的！”

《平地也能大搞八字头上一口塘》到底通过了终审。在终审的通知下达之前，三个人又少了一个。是老董。

在省革委招待所同样是来搞“三百例”的人中，老董遇到了大学的一个女同学，这女同学当时在学校里很俏，谁也看不上眼。对老董倒是有过些意思。老董毕业分到报社，听说让一个苏联女专家看上了，她也就收起了先前一点并不深刻的念头。她后来的生活上却颇不幸，嫁的丈夫在武斗中被打残了，而且是下身。老董的婚姻也没有幸福，因为那位苏联女专家的缘故，他到下乡后才经人介绍胡乱结了婚，妻子是个工人，对他倒是体贴，只是他热不起来。如今旷男怨女碰到一堆，同是天涯沦落人，旧恨新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同小冯、老艾喝酒庆功的当夜，趁他们两个昏然睡去，老董把女同学邀到了自己房里（小丁走后，这房间没有安排别人进来）。却没有想到，女同学一个单位同来的人早已留了心，当夜就把他们赤裸裸地揭露出来。

老董因此成了这一次全省“三百例”大会战中最出名的人物之一。事后众人议论纷坛：岂止是“平地也能大搞八字头上一口塘”，“三百例”应该加一个新篇章：《省革委招待所也能大搞八字头上一口塘》。竞成为一个经典佳话，流传了很多年。比较起来，这佳话比那“三百例”文章影响更大。

老董本人虽说有了新闻价值，调回报社的希望却彻底破灭。没有跟小丁一样做“反革命”就算是天有眼，他后来被带回小镇隔离审查。

三个可能因“三百例”改变命运的人中，现在只剩下艾老了。

艾老并不以“三百例”的成功自满，相反他嗟叹不已，觉得自己壮志未酬，真正的好作品并没有完全成熟。这好作品就是二十年前给他带来大福大祸的那部歌剧。据说，当时的演出是很成功的，戏到动情处，台上台下口号声雷动。戏写的是，在三面红旗指引下，矿山决定使一口废井复活，青年突击队长因为任务艰巨而临阵动摇。暗藏的阶级敌人兴风作浪，突击受阻。突击队长的爱情濒于破裂。于是矿党委书记出示一件遗物，讲出一段英勇壮烈的故事：先烈为保护祖国宝藏而炸毁矿井。那先烈也就是突击队长的父母。执行任务前，他们把儿子托孤给了他。突击队长因而幡然醒悟，带领队员奋起攻坚，终于打开废井，并从中发现烈士临难前揭露叛徒的遗言，叛徒即是现今暗藏矿山的阶级敌人。于是云开雾散，水落石出，叛徒被抓，废井复活，爱情新生，凯歌高奏。每次演出结束，在座领导都要登台接见合影，报纸、电台记者采访，热闹异常。艾老当时还时常接到多情女子附有玉照的来信。只可惜当时剧本还只是自己手刻的油印本，演出也只是非正式的业余汇演。因为他成了“工商业主”，那大作品的前途也随之夭折。所幸的是他一直把剧本传家宝似的珍藏着，终于使这名山事业有传请后世的机会。

老董走后，小冯和艾老还在省革委招待所呆了些日子。那几大坛子酱菜因为开盖走了风，发出一股日益浓郁的酸臭气味。他们就在酸臭气味中满怀激情地千锤百炼他们的“第九个样板戏”。那酸臭后来广泛地弥漫了省革委招待所的全楼道，以至引起了严重的抗议。

回县不久，小冯就让县剧团把《红井》搬上了舞台。事先议好了，编剧署名是“工农兵集体创作”，因为生活的素材确实是工农兵提供的。剧本写作过程，也听取了许多工农兵的意见。但演出前字幕打出来，却无端多了一个“执笔”，而且是小冯一个人的名字。应邀观摩首演的艾老当时一下就在剧场的座位上瘫下去，回去卧床吐了好长日子血。这回卧床吐血，使他明显的“身体不合格”，失去了由赤脚老师转正为公办老师的机会——这原是小冯预先许诺过的。

此后他就再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不久他就到了在编人员应该退休的年纪。好多年后他到处告状，要给耗了自己毕生心血的剧本争著作权。没有得到受理。因为他那个剧本并没有正式发表过，也就没有发生署名纠纷的文字依据。早年上升到地委去分管宣传口领导工作的小冯听说之后，不免感叹：“看不出来，一个人老也老了，还这么犟，这么有进取心。那剧本就算是你一个人写的，又能怎样呢。”这时候的小冯已经不知担任过多少名人著作的“总主编”或“总顾问”，多少得奖影视剧的“总策划”或“总监制”，那么一个“文革”中的剧本的事，他早已淡忘了。

小冯说得很对，艾老即使争回了著作权，戏也是演不出的。一是当地早没有了剧团；二是即使有，那本子也没人要。

尽管如此，艾老在本镇文化界的影响，却是无人可以取代的。

二

洪艺兵成为镇政协委员的主要条件是因为他是台属。

那时候，地富反坏右都摘了帽子，“海外关系”成了时髦。镇上一时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了许多的“台属”。这些人先前都像洪艺兵母亲那样，守口如瓶地瞒骗了政府瞒骗了人民潜伏着，现在则逢人便声称自己是台湾某人的哥兄老弟或外甥侄子。

多年来关于洪艺兵的身世的种种扑朔迷离的传说，居然有了确凿的回声：他的父亲果然真的在台湾，已经写信给大陆的有关部门，找儿子来了。

但洪艺兵却不肯承认自己有一个台湾父亲。不管有关人员怎样向他说明，对方提供的证明完全符合他们母子的情况，又反复向他解释，政策已经有了重大改变，他完全不必有政治上的任何顾虑。到最后就很明白地动员他，他老子在台湾的政界是位有影响的人物，他认不认这个老子，并不只是他个人的家事，而是关于统一祖国的大业……随你怎样苦口婆心，洪艺兵就是坚如磐石，信誓旦旦，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不会的，我决不会有海外关系。父亲的事我一点记不清楚，母亲已经故世，一切查无对证，这一位台湾老先生一定弄错了人。

有关方面的人无奈，也理解他是心有余悸，只有耐心等待他解放思想。剧团的人则很觉遗憾：如果他是大人物的儿子，大家也就是大人物儿子的朋友了；他不肯做大人物的儿子，大家也就做不成大人物儿子的朋友了。他是不是故意跟大家怄气，不让大家沾他的光呢？其实，当初大家批判他，是别人唆使的，并不是自觉自愿的，莫非他还不肯原谅？

洪艺兵连忙矢口否认：不是，不是，不是，是我自己不争气，真的没有台湾父亲。辜负了各位的好意，对不起！

洪艺兵最终接受台湾父亲的事实，是小丁离开小镇两年以后的事，告知小丁这件事的郑风，口气里充满了艳羡和妒意。

没有赴台之前，洪艺兵已经被选为镇政协的委员，这使他最终摆脱了种种疑虑。随后他去了台北，年迈的父亲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见到这个仿佛是照自己的模子复制出来的儿子，高兴得差一点在复发的心脏病中死去。问及其母，不免又是几番啼嘘。往事实在不堪回首。当初离开大陆的日子，正是拥如夫人入怀之时，对新宠的百般要求，一味依从，致使弃下洪艺兵母子不顾。不料去台湾之后，如夫人未有生育。岁月如水逝去，少年荒唐渐少，怀旧之心日深，兼之寂寞老病，由是寝食不安，度日如年。如今总算等到两岸门户略略开启的一天，但那位如夫人的骄横却少有改变，对这位大陆的“阿乡”很看不上眼，懒得答理。这自然是既不合时宜也不明事理之举。今天的洪一鸣（去台之前，他恢复了原来的名字。改名和复名，都是潮流使然），已经不是昨日的洪一鸣。“你算个什么呢！”他在心里冷笑。关于这位父亲的妾，母亲在先前的那些孤寂的夜晚，一千次一万次地给他讲过，“秦淮河上的烂婊子！”母亲一说起她的时候便浑身颤抖，咬牙切齿，恨不得生吞了她。母亲是大家闺秀，对父亲的玩女人没有什么不可以容忍，但父亲竟用一个贱东西轻易地代替一个正统的结发夫人，她到死都不原谅。母亲的一生都在诅咒这个女人，是这个女人使她和她的儿子失却了大好前程，蒙受了那么多的屈辱和艰辛。这无时无刻不萦绕于怀的深仇大恨甚至使她常常脱口失言，使他们几近蛰居的生活出现暴露的危险。他们曾经是怎样地忍受了常人难于忍受的克制和防范的痛苦啊。而现在，这一切都终于到了应该清算的时候了。

洪一鸣报复父亲当年对他和母亲的遗弃所采取的行动是断然返回大陆。这是他赴台两个月以后的事，大家以为他步了父亲当年的后尘，弃了李月娥几个，在台湾花花世界过花花公子的逍遥日子，他却忽然在镇上出现了。“清算”、“报复”种种，是人们的推测，他自己的解释倒是轻描淡写，只说是在那边住不惯，还是这里山好水好人好。再说，党和政府培养了多年，哪能说不回就不回呢，等等。很有政协委员的气度和水准。

洪一鸣于是成为当地的风云人物。他从台湾回来不久，县里开政协大会，他又当选为县政协委员，政治上大红大紫。不过，镇上人谈论得最多的还是他的暴富。据说他得到很大一笔遗产，大得足以买下一条镇街。证明着这事实的是一个流窜到镇上来的小偷。有一天夜里他在洪一鸣家的墙上掏了一个洞，恰好里面立着一架厚重的大柜，未能得逞。小偷本来是从镇上人的谈论得了情报而行动，但镇上人又以小偷的行动做了自己谈论的注脚。逻辑上倒是通顺的，他家里要是没有横财，贼怎么会打主意呢。

真正的证明是洪一鸣自己拿出来的。他后来在离开镇街不远的地方，择了一个依山面河的佳胜处，造了一幢私宅。宅子造得很雅致，一个静静的小庭院，遍栽修竹，一幢二层的小楼，曲廊回环。据说仿照的是他父亲台北寓所的格局，而他父亲台北寓所的格局又仿照的是大陆老籍祖宅的格局。俨然是小镇上头号的大户大家了，让镇上的人个个眼红得出血。

显然是出于大家想得到的念头，洪一鸣发起组织了一个“团友联谊会”。让业已风流云散的镇剧团的人都到镇上来聚会，由他做东。接到那封“团友联谊会”的邀请函之后，小丁（他老婆是受邀对象）给后来调到镇文化站的郑风打了个电话。郑风早已不再作曲，利用文化站邻街的房子开了个小门面，销售音像制品，维持自己的工资。他是个志大才疏，眼高手低的人，自己做不成作曲家，却喜欢对别人指指划划。如今还改不了这习气。守店无聊的时候，就写些音乐批评文字，把自己天天贩卖的那些港台天王和大陆的准天王大骂一通。又找不到地方展示他的高见和宏论，就常常寄到小丁这里来，让小丁帮忙找地方发表，他们也就因此常有些联系。

洪一鸣就是洪艺兵，郑风在电话里大声说。他很粗重地喘着气，好像在说一件人间不平事。上述有关洪艺兵（现在应该叫洪一鸣）去台前后的种种，在小丁听来也确如天方夜谭。难怪郑风之流心理失衡。

你们不妨来开开眼界，这小子如今抖得很了，跟一件擦得锃亮的出土古器一样呢。

小丁老婆应邀去了小镇，亲眼瞻仰了命运发生巨变之后的洪一鸣的风采。

郑风说的有一部分是不错的，小丁老婆回来后证实说。如今的洪一鸣，依旧是高大但富态了；依旧是多礼但自信了；依旧是谦和但让你觉出居高临下了；依旧是不失节制但明显不再卑微了；衣着依旧得体但质地和式样绝对今非昔比；头发依旧一丝不乱但因为焗了油染了色而闪闪发亮；眼镜依旧戴着但镜架换成了金丝边……总之，舞台还是那个舞台，场景变换了；演员还是那个演员，角色变换了。

先前的洪艺兵瘦得几乎只是一个衣服架子，永远像一只饿伤了的麻雀，有气无力地叽叽喳喳，说的都是关于胃和口粮之类的事。而现在，改称了“洪一鸣”的他跟每一个应约前来的人大谈特谈的是：一个人如果不享受感情和被感情所丰富，忘记艺术和被艺术所忘记，他就是一个畸形人，一个不完全的人。

洪一鸣的家依旧是那个家，成员依旧是那几位，但是他同其他成员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他如今像一位国王一样君临在他们头上。他单独用膳，李月娥每餐按照他所规定的保健标准给他做独食。他的食量依旧很大，但他不希望别人注意到这一点。他的已经上了高中的儿子有一次不知出于什么动机，当他的面念了《红楼梦》里形容刘姥姥“吃下一头猪，不抬头”的顺口溜，他觉得是冒犯了他的尊严，给了儿子一巴掌，打落了未来的省级以上的行政官员、或是司令官、或是科学家、或是国际性乐队指挥的一颗门牙。对他最为服帖的是李月娥，她已经完全没有年轻时候的那一股巾帼豪气。在他面前，她彻头彻尾成为一个畏畏缩缩的小老太婆了。随着丈夫在政治上的如日中天，她也妻从夫贵，从临时工转成了正式工，最主要的是她现在是一个知名人士的夫人了。但这名人夫人她做得很不踏实，老是在担心着大富大贵的丈夫会继承父亲好色的传统。为此，她加倍小心，曲意逢迎，尽心服侍，成了洪一鸣的绝对奴婢。

洪一鸣职业没有太大的改变。剧团解散后，他依旧回到文化站。只是不再像当年那样打杂，而是担任了副站长，成了郑风的领导。郑风进剧团之前也在文化站，那时候他常常随心所欲地支使洪一鸣干这干那。现在，他跟洪一鸣的位置调了个过。不过洪一鸣从来不在他面前摆领导的架子。副站长对他的批评往往是他早餐的质量，说，你们家怎么还老是臭豆腐、水泡饭当早点呢。这太过时了，对身体没有好处的；不可以来块蛋糕，煮碗牛奶或是咖啡么。郑风便回答说，谢谢领导关心，我对西式早餐很无知，又没有机会到台北去上短训班。他听了，就推一推金丝眼镜，很惊讶地眨一眨眼睛，然后很不可理喻似的摇摇头，走开。

郑风把这些告诉小丁老婆的时候，特别强调说，无论我怎么刮他，他不敢跟我来势的。他不要忘记了，先前那些年，他怎样老是低声下气地向我讨粮票救急的。现如今他倒是人五人六了，什么东西！

但洪一鸣毕竟是一鸣惊人了。他现在是镇上的士绅。世事如棋局局新，这原是没有法子的事。洪一鸣招致了越来越多的郑风这一类的敌意。同时越来越浓厚地包围起他的，还有对他的失望的情绪。

在这个穷困的乡镇里，领导曾经对他寄予过很大的指望，指望他能为当地的改革开放打开一条海外的通道。遗憾的是他的父亲作为一个政界的人物随着老朽而失去了一切有价值的影响力。后来洪一鸣得到遗产，这笔遗产尽管也许没有传说中的那样一个天文数字，但对于一个年年赤字的乡镇财政来说，一定会是一个不容忽略的支持。人们曾经指望过他将这笔遗产投资开发实业，比如复兴那传说中的两处古迹，但这一类对公益有利的事情他一件也没有做，并且连这打算也没有过。这笔钱，甚至连镇上的储蓄所也没有进，而是据说存在市里的一家银行。这样镇上就连这笔钱的储蓄利润也得不到。他这个样子，让人很难理解。屋可以做，西服革履可以穿，蛋糕可以吃，牛奶咖啡可以喝，奉献精神却一点没有。这就很难不引起人们的义愤，也就是很自然得到一个同郑风相似的结论：他忘记他当初是个什么东西了么？

在小丁老婆的直觉当中，洪一鸣在小镇似乎重新陷入一种孤独的境地，他发起这次聚会也许就是为了抚慰这孤独，或许他想向人们解释什么。但是这次应约参加“团友联谊会”的人，多是已经离开了小镇的人。剧团解散后仍分配在镇上其他单位的人大都没有参加，不仅如此，他们还有意无意地把应约从外地来的团友拦扯走。那天下午，洪一鸣特地给李月娥请了帮手，在他那个小庭院的宽大客厅里准备好了几桌饭，但到时候来的人还不到他预计的一半。剧团的老领导里，徐光荣倒是来了。他已经退休，成了个糊里糊涂的糟老倌，没喝几盅酒就醉了。刘宗吾没有来，但很客气地托人带了首旧体诗来，说是“休道世事深难测，人离团散岂堪忧”。也不知他说的“世事”指的是什么，又为什么不堪忧愁。那个聚餐，尽管洪一鸣从头到尾都尽力保持着笑颜，到底有些凄凉。

这是一个失败的派对。洪一鸣事后用了一句台湾的习惯用语对小丁老婆感叹说，那一次，小丁老婆是他说话的主要对象。

洪一鸣说，他不晓得怎样向人们说清楚，他其实并没有得到什么遗产。父亲沉沉浮浮了一生，到头只不过做了一个拿养老金的寓公。他离开台湾返回大陆的时候，父亲把大部分积蓄都交给他，让他回来造幢屋。到时候，他打算回到儿子身边来养老。父亲自己的老籍已经没有什么至亲的人了。儿子随母居住了这么多年的小镇他从没有来过，如今前妻早已葬在这里，他欠她很多，应该在最后来陪陪她。但屋还没有造好，他已经客死在台湾了。

洪一鸣说着，声音渐渐暗哑。山坡上的庭院很静，浓浓的竹林婆娑，从院墙上向远处望去，河对岸的小镇高低错落，一片参差，有一盏没一盏的昏暗灯光闪闪烁烁。

洪一鸣嗟哦良久，又窸窸窣窣地从身上的什么地方摸出几张纸头来，交给小丁老婆，说你把这个带回去，给丁兄看看。他重重地吁了口气，说：我原是希望他能来的，这么多年不见，很想看看他。

那几张纸头，是周燕对他的邀请函的回信。信的抬头却写的是“团友联谊会”，这原只是一个说法而已。信里说，她见到邀请函，很高兴，又很难过。因为她很忙，不能前来参加盛会。又说，十年来，她也常常怀念那些翻山过河，演戏写诗的日子，她常常在梦里回到小镇，回到剧团。可惜，那一切都不可能在现实中重现了，她最后祝洪老师，祝所有的团友全家幸福，万事如意。

周燕现在在一个沿海城市的一家夜总会做领班，听说曾经跟一个马来西亚老板同居过，又不晓得为什么分开了。

三

“余委员”不是正式委员。镇上有这个意思，但是他本人生死不肯。因为毕竟有过这回事，大家也觉得他该当，便强加似的硬叫他作“余委员”。

这“余委员”便是余自悦。

按说，改革开放了，余自悦这样的人应该再度发迹。下放到镇上各处的各色人都先后回城，蛇有蛇路，鳖有鳖路。余自悦一家竟没有走。他若走，还是一条光明正大的路子。山上的交际处又派人来寻他回去。他连说“不敢不敢”，当初年轻还不称职，如今老朽了，就更无用了。那边无奈，就要挟他：倘若不上山，市里饮食服务部门也不能回。他也就不回，每天一副小担子挑到镇街的集市上，找个角落蹲下来。那副小担子，一头是个小炭炉，一口小铁锅；一头是一小铝桶拌好料的面糊，一小壶油。他就在那里炸油果子卖。每天早上挑出去，半上午就卖尽。然后铝桶里装着现买的肉、鱼回来。细心的人计算，那半个上午，他净收入不会下于二十元。一角钱一个的油果子，就那么一小匙面（现炸出时显得大）。哪个都晓得吃亏上当，哪个又都甘愿吃亏上当，因为味道就是跟别人的不一样。

小镇当局渐渐就晓得原来有一尊大菩萨屈就在他们小庙里。于是派人来拜访他，为他落实政策，把他一家人从李八碗迁到镇街上，恢复了城镇户口。老婆伢子都跟他一起进了国营餐馆，而且都掌了厨。他离开交际处之后，他的哑巴儿子也辍学回家。尽管他对儿子发过狠：学千学万，莫学做饭；但是哑巴儿子整天跟在两位烹饪大师身边，不学做饭，又能学什么呢？

庐山脚下，近年新辟出了几处古迹，扩大了庐山游览风景点。从小镇过路吃饭的人渐渐地增多了。一镇人本来正为找不到经济开发的路子苦恼着，竟无意中得着了一线希望。许多人庆幸，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一下于把目光集中到了饮食业上。那些过路的时有从省、市、县来的领导同志，由镇上的有关负责人陪同来吃余自悦的手艺。余自悦等于又进了镇上办的交际处。不同的是，先前的交际处是有账目的，现在许多人吃过了，却没有哪个付账。有时，领导的子女来了，镇上的领导不做陪，但是要打电话通知，说明请你们今天中午安排几个人的饭，这几个人是谁谁的儿子或女儿，不要让他（她）们付钱云云。这类事多了，许多职工就有意见，但都是打肚皮官司。余自悦的哑巴儿子性子直，总是忍不住，用锅铲敲着锅沿，咿哩哇啦地乱叫。别人不懂，余自悦句句都懂，就喝斥道：

“你一个哑巴吵什么，你懂个屁！”

哑巴确实是不懂事理，他不晓得许多大人物酒酣耳热的时候，趁兴头划个条子，镇上不知要增加多少拨款。镇上后来陆续增加了几家饮食店，许多资金来源于此。

余自悦对儿子严加管束，使镇上的领导对他格外的欢喜器重，都说他不光技术精，还有很高的觉悟，最是难能可贵。要选他作政协委员。

“不敢当，不敢当。”余自悦一再推让。看看推不脱，竟打了退休报告。

一退休，也就成了闭居的老头。没有事，他就搂着满嘴鼻涕的孙子到哑巴儿子店门口去晒太阳。他耷眉合眼，石礅子一样坐着，对满街的熙来攘往，不闻不问。这回他是真在打瞌睡了。

瞌睡却打不安生。

没有几天，镇上的国营饮食店又实行承包或者租赁，他哑巴儿子的这一家，门面虽偏，生意却旺盛，究其原因，就是余自悦在店门口的闲坐。他等于是张广告，说明该店手艺得余家真传。即便是初来镇上的客人，也会很快晓得其中缘故慕名而来。

于是许多店竞相来请他，名义上聘作顾问，其实无须他动口动手，只要他在营业的时候到店门口坐一坐。为了争取到他，各家把红包的数字越加越大。余自悦一动不动，坚持打他的瞌睡，吵烦了，就说：“你们先去吧，我回头想一想。”

结果是他把孙子抱到镇上新盖的影剧院的台阶上，加入了那里的“老儿会”。不过别的老儿热热闹闹地下棋、赌牌，谈古论今，他仍是打瞌睡。

他一走，他哑巴儿子店里的营业额自然受到影响。哑巴原是有雄心的，赚足了钱，就把承包的店买下来，或者干脆另开一家店，重振余家的雄风。如今老子却不合作，儿子气不过，哇啦哇啦地跟他吵。

余自悦把那双细眼雪亮地一睁，厉声道：

“你吵个屁！要你哑巴来振兴家业，几十年前我就是无产阶级了！”

事情到这里没有结束，余自悦一鼓作气，乘势迫使哑巴儿子放弃了承包：

“你个哑巴一句话都说不出，手拿鸡巴充什么六指头，别人饿不死，独会饿死你？”

哑巴儿子出头承包，余自悦就是不同意的。如果说，当初他年轻气盛，上庐山隐姓埋名还于心不甘的话，那么，如今他是到了帮儿子摆脱六根之累的年纪了。

镇上许多人对余自悦的做法不解。觉得他大约是上了年岁，脾气坏了，甚至是老糊涂了，看不清世事。略知些底里的人则说，他这辈子是苦头吃多了，吃怕了。

内中究竟也有真懂得余自悦的，并能把他的处世态度上升到哲学的高度，那便是艾老。艾老对照余自悦，总结自己的一生，无限感唱：他争了一辈子，也就坎坷了一辈子。跟余自悦比，他是糊涂了一辈子，白活了几十岁。为了表示自己打心眼里的钦佩，过年他写了一幅条幅，花钱装裱得极精致，恭恭敬敬送把余自悦，上书：

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

被人由衷认作“圣人”的余自悦看了这条幅，也认真听艾老作了详细解释，却不知是不是仍不懂，一直没有把它挂起来。

他自己仍打他的瞌睡。

艾老却并没有因为余自悦辜负了自己的一番好意而觉得他不知礼，反而赞叹余自悦真正修养到了家：

“所谓复归于婴儿，其在斯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