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道天津回京探亲，是我在茶淀劳改农场期间，与母亲和儿子的最后一次团聚。不久，林彪的“一号战备令”下达，我们这些不安定因素，虽然已远离皇城，但还嫌距离京城太近，便又一次大迁移。反正我们的身价轻如蒲公英，任形势的季候风吹来吹去，飞到哪儿，哪儿便是新窝。

农场开始了大清理，大疏散，大转移。昔日曾相聚于团河的同类们，开始了各式各样的移位。就在我最后一次骑车回京的10月，我同类中的许多人，已开始各奔各巢。有乡的还乡，无乡可归的回原籍所在的劳改单位。一时之间，大有树未倒，猴狲也散的趋势。其间，我在前文提到的友人——逃号张志华、陈邦昭等十几个人，被移交到福建劳改单位；“地理仙”曹克强、画家朱为民、教师陈端昭等二十几个同类，去了河北沙河劳改农场；杨路、李泰伦、水绍寒……去了贵州和四川（为了节约篇幅，不再一一列举）。

对于一些无地收容的右派，除了极少数茶淀急需的人才，不更改身份留场使用（如精通外语的刘祖慰、刘乃元和数学较好的毛振甫留在该地中学教书）以外，其他老右和相当数量的刑事犯，一律发配到“三线”山西。因为怕有人逃跑，农场停止了放假，一时间谣言风起，这是我来农场后最为混乱的一段岁月。不过乱也乱出来一个喜信，听说女队里的成员，只要是结了婚的，一律跟着男人走。

首先给我送来消息的是同类阮祖铨，他说他是听他们白指导员说的。白一直对老右们不错，所以阮一得到这个与我有关系的消息，立刻就到我的监号来告诉我。我不太相信这个传闻，因为就在阮祖铨传递消息之前，我与“罗锅”翟队长在地头上有过一次对话。当时，我们正从稻田里往外运收割完了的稻子，在装稻车旁我遇见了他。

“队长，听说我们要去山西了，她们女队是去还是留？”我是小心翼翼地提出这个问题的。

他乜斜了我一眼，问我说：“你是从哪儿听来的？”

我立刻后悔不该询问他，他是一个最仇视知识的人，“高尔基”与“低尔基”，就出自于他之口，但是出于对命运的关注，我还是忍不住开了口——明知是钉子，还往钉子上撞。

“我问你话呐！是谁告诉你的？”

“场里的人都这么说……”

他猛然打断我的话：“你必须交代出那个造谣的人来，不然的话，就是你造的谣！”

我的天！一句心里话反而惹出祸事来了。当天晚上，小组召开追谣会，翟队长亲临监舍坐阵指挥。那是个十分有意思的会议，组里姓刘“头人”的开场白，是这么说的：

“无风不起浪。我是这个组的组长，最近场里确实在疏散劳改成员，该进庙的进庙，该进坟的进坟。关于双双劳改的成员，一块儿进坟还是进庙，这我说不清楚，但是大伙都这么说。翟队长，这可真不是从维熙造的谣。您要是不信，您问问我们组所有的人，是不是都听见了这个风声！”

“是。”

“我们都听见了。”

“到底是从哪儿刮过来的风，我们也说不清楚。”

……

会议开始就出现了这种局面，是我料想不到的。当然，就更出乎翟队长的意料之外。从田间运稻子回来，已然是天色大黑，吃过晚饭全组成员，无一例外地都倒在了大炕上——从田间往外背运稻子的活儿，累得人直不起腰来；加上一早就顶着星星出工，中午在地头上吃的饭，全天没有一点休息时间。好容易刚刚像死狗一般躺在炕上，翟就走进我们的监舍来了 ——这是会场出现反常的原因之一；之二，虽然同组的成员，在裸体大战的时候，拿我开心取乐，但我与他们相处得并无芥蒂，大家分手在即，谁也不愿意当一个恶人；之三，“罗锅”翟队长尽管风声鹤唳，因为工作能力很低，没有人把他真正放在眼里。

会议如此开锣，使翟和我都陷入尴尬之中。我没有因此而产生丝毫的兴奋，我希望同组的成员，对我胡乱地开上几炮，走走过场尽快结束会议也就完了。但是事与愿违，会场出现了这种局面，等于把来追谣的翟队长，逼上了绝路。他是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干部，说话错也是对，这不是等于与专政叫板吗？他脸涨得紫红紫红，猛地从炕沿上站了起来：

“你们要干什么？是不是要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反？”

没有人应声。

“我告诉你们，无产阶级的江山是铁打的，不怕你们兴风作浪！”

还是没有人应声，人们把头低垂得挨近了胸脯。

“现在是什么时候？是‘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你们这些地、富、反、坏、右，还想变天！呸。”

无声变有声了——有人打起了小呼噜。

“罗锅”翟队长上去就是一拳，进入梦乡的人被打醒了。

“都给我站起来！”

十来个成员，从大炕上站了起来。

“我知道……我知道……”“罗锅”翟队长口气缓和了一点儿，他在寻找着为自己下台的台阶，“你们中的大多数是能辨别羊与狼的，可是也有睁眼瞎子，上了反革命右派的当，听信反革命右派的谣言。我看出来，你们都有点儿累了，可是阶级斗争的弦子不能松。这么办吧，你们今天先睡觉；但是从维熙不能睡，必须连夜写出检查来。散会！”

莫名其妙的开会。

莫名其妙的散会。

同组的成员，都是“内部矛盾”，惟我一个老右是“敌我矛盾”，我不写谁写？好在对我来说动动笔头子并不难，可是谣言从何而来，我当真无从下笔。“头人”见我为难，对我说道：“你都是快要飞离这儿的鸟儿了，还怕他个屁。听我的，甭理他那一套！”

我当真没有动笔，“罗锅”翟队长也没有追问——他的权力欲发挥完了，似乎就得到了某种满足。不久，所谓的谣言再也不是谣言，没过上几天，“罗锅”翟队长骑着一辆自行车来到工地，他把我从干活的稻田叫了出来。他不是来索要我的检查的，而是来证实谣言的：

“你马上回队。”

我说：“我平整田埂的铁锹，还在田里呢。”

“我让别人给你带回去。”他说，“你回去把那间空下来的猪圈收拾一下，打扫干净以后，再垫上一层新稻草。场里刚刚接到女队的电话，你的爱人今天要来咱们分场；不用说你也已知道了，有家眷的和双劳改的——为了对你们施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明天晚上，一律去往山西。”

我忙推起路边的自行车。他又在身后喊住了我：“接受教训，不要到处传播。”

我已无心思再与他多说什么，匆匆回到监舍，然后与管理工具的同类老陈（我实在回忆不起他的名字来了），一块儿打扫那间猪圈。老陈一边帮我往圈里垫着新土，一边骂道： “日他娘的，干部区不是有好几间招待房吗，就不能在那儿过上一夜？”

我对他说：“身份区别摆在那儿，我没有住那儿的奢求。”

“按着规定，摘了右帽的就是公民。”

我一边往新土上抱着稻草，一边回答他说：“你也是脱帽右派，不还是和我一样吗！”

老陈干的是管理工具的木匠活儿，平日与我挺有共同言语的，他知道一些有关张沪的情况。这个原籍山东的老右，继续骂着翟“罗锅”：“地地道道的一个笨蛋，他才穿上警衣几年！张沪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时候，他还是个白痴哩，他妈的，真是没有地方讲理去！”

我虽然也觉着翟这么做，有些过分，但继而一想，他处理事情没有不过分的时候。不管怎么说，在猪圈过夜之后，我和张沪就结束了劳燕分飞的生活。我们已分开九年多了，这总算是祸事中的福事吧！

其间，同类中的友好老陈，还曾想出个邪点子来，他说来个偷梁换柱，夜里他到猪圈来睡一夜，让我和张沪到他的工具房里去睡。我谢绝了。此时正是临近1969年底的寒冬季节，这么做不仅对朋友失敬，还容易在临行之前，招惹出什么是非来——不就是一夜吗，把大被子往身上一盖，头上再戴一顶棉帽子，几个钟头是不难熬过去的。与我一起去老残队旁边拉芦苇的张奎令的爱人小薛（名字我记不起来了），当天正在家里，她找来一块大大的塑料布，遮在猪圈的空隙之处，并用胶布粘好，半间人住的猪屋，就算是完工大吉了。

当晚，我与张沪夜宿猪舍，成了场内的头条新闻。不用人宣布，老右以及一些不安定分子明天要走的消息，立刻传遍全场。猪舍毕竟不是一个便于叙谈的地方，我和她被请到同类聚集的三队监号，一直聊到深夜才归。同类们谈及的问题，不外是去山西什么地方，到了那儿又会怎么样等等——没有人能知道其中的秘密，因而越谈越觉得前景渺茫。那一夜劳改队如同炸了窝的蜂巢，除了老右们知道又要变成一朵时代的蒲公英，飞到不知去处的地方之外，那些刑事罪犯种的二劳改，也惶惶然失去了安静，他们不知道谁走谁留。

老天爷还算悲大悯人，没有在那个冬夜刮起白毛旋风，我和张沪没有在猪舍的稻草上被冻成冰棍。我和她“全副武装”地躺在昔日猪群们睡过的地上，浑身上下用棉被封盖得严严实实。按情理讲，我和她已然分手有一年多的时间，久别之后的相见，人的七情六欲会促使我们亲热一番的；但那是人性僵死的一夜，我和她都没有一点儿那种心情——就如同我们不是夫妻，而是两个同性的朋友睡在一起。

她感叹山西离北京更远了，与家中一老一小见面的机会变得更少。我则尽可能少地流露内心的忧伤。道理很简单，她一向比我悲观，如果不用我的情绪去感染她，她就更少了活下去的勇气——而我自讨苦吃的马拉松，正是强化自己生活意志的一种手段。她是水，我则必须是火，否则如何对待苦难的未来！

我说：“记得，你是十分赞赏《野性的呼唤》这本书的……”

她立刻知道了我的意思：“那是动物与动物之间的生存变化，你不觉得人比动物更残酷吗！现在关键的问题，即便你是一只比狼还强悍的老虎，你也无法挣脱套虎的网——那就是当前的政治。你看江青那个样儿，瞧这形势中国还要出一个新的武则天呢，咱们还会有什么盼头。”

不知为什么，与她争论起来，我永远是一个输家。

“那儿离黄河不知道远不远？”她说。

“它离我们远近，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想想咱俩住猪圈，还不如……不如……”

“你可不能那么想，你刚才不是还提起北京的家吗！”

“不说了，闭眼睡一会儿吧。”

……

第二天，整个分场停工。早上起来，老右们已知自己的命运，因而不等农场宣布，就忙着打点行囊了；那些非同类的成员，被集中在点名的广场上，听候公布是去是留的名单。当天下午，我们分头登上卡车，一字长蛇般的车龙，开往茶淀车站。与我们老右上次转移团河不同的是，火车站的灯影里，有着一排排荷枪的武警——这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车站里人山人海，原来全场有那么多的劳改成员，都要被流放到新的驿站去接受改造。上了火车，我又有一个新的发现，夫妻双双去新巢的不止我和张沪一对儿，还有七八对双双劳改的夫妻，与我们同坐在一个车厢——不用询问，在行车不久，彼此就知道了身份，在这些双料货中，多数都是刑事犯，其中只有一个名叫孙西敏的女号，是个同类。她来自女一中，进劳改队之前，是个为人师表的教师。

列车隆隆西去。这是一趟押解劳役犯的专列，各个车厢之间的通道门，一律被上了锁；每节车厢除有专人看守之外，上车时就宣布了不准开窗的纪律。我们心里清楚，这些严密的防范措施，是怕有人中途逃跑。

我们的车厢中，除了带家属的双料劳改成员，大多数是我的同类右派。

没有欢声。

没有笑语。

整个车厢一片死寂。偶尔有一两声咳嗽，那是有人在严寒的日子里，得了感冒。当列车快要抵达北京永定门车站时，大概因为车厢中的多数成员，都是北京人的原因，才开始有了悄悄的话语声。其中最为引人注意的，是那位当过教师的女右派——她嗓门尖尖的，语言节奏又快得像打机关枪，车厢里目光常常情不自禁地飞到她的脸上。

“你认识她？”我问张沪。

张沪摇摇头。

“她不是你们女队里的虫，那是从哪儿来的呢？”

“这次大集中开往山西，不知她是哪个劳改点来的野鬼。”她说，“你看她喳喳叫得像只喜鹊。”

“是个爱显摆的轻浮之辈。”我说。

列车终于缓缓地在车站停了下来。永定门车站一切依旧，只是多了许多荷枪的士兵，虎视眈眈地面对着这挂列车。特别刺激我中枢神经的是，有两挺机关枪，支在站台的一侧，机关枪后边士兵的手，紧紧勾着开枪的扳机。

“你看……”我指了指窗外。

“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张沪没有抬头，“我在想我们的小儿子，从这儿坐公共汽车，有20分钟就到家了。我们不是大禹治水，但也同样过家门而不能人。”

我低垂下头来，把满腹悲凉埋在我的心扉之中。列车又重新开动了——继续向西。在点点灯火闪过车窗以后，车驶进了黑茫茫的旷野。

那天是1969年冬季的12月28日之夜——还有3天就是1970年的元旦。

别了，北京！

永别了，茶淀！

1998年3月1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