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节后的第一个公休，我请假去看我的妻子张沪。在我离开茶淀这几年中，张沪曾获准过一次回北京探亲的机会，也曾顺便到团河去看过我们的劳改环境。她看了以后，曾愤愤不平地对我说：“为什么单把我们女右派，扔在那块地方？”言外之意，她觉得我们的所在地，比她们的生活条件强多了。她请假回家的时候，正是“文革”前夜，忽然有一天，派出所民警把她找走了，再也没有回来。我找到派出所去询问，才知道是场里找她回去，理由不详。

我从北京给她写过信，询及这一情况。她在回信中没有回答。我想她们女号每一封信都要检查，她可能苦于在信中无法说明。作为一个革命家庭出身。昔日的上海地下党员，她不仅没有摘掉帽子，连解除劳教这一关也没过，这已使人十分费解；此时又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当然在我心中如同火上浇油。为此，我到“582”不久，就曾向队长请假去看望她，但一直没获批准。是国庆节的恩典？还是翟队长一时高兴？我到现在也没找到个中缘由——反正那天他批准我去探望她了。临行前，翟对我说的话使我终生难忘：“休假两天，明天你必须返回中队。你要不遵守纪律，“文化大革命”的铁拳，对你们这一对儿反革命右派，是不会手软的。”

我刚刚要走，他忽然对我说道：“你下午再走吧，上午先好好学习毛主席语录。”

我简直无以对答，因为学“语录”是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让我去看望她，已经是他的恩典了。我怕万一说多了，他改口说不让我去了，只好听命。

好在生活中几乎没有让人快乐的事儿，在失意中生活惯了，“虱子多了不咬，账多了不愁”，否则我该怎么办呢？跟“罗锅”队长争辩我已然摘了右帽，不属于反革命的范畴，那不是自找没趣吗？说我和妻子有许多话要说，按着革命的人道主义，也应多给我一点时间，他能听懂这些话吗？一个连高尔基是谁都不知道的人，你与他还有什么道理可讲？！

记得，那是个秋高气爽的下午，蓝天上南飞的雁阵，排成人字形从我头上飞鸣而过。我不时抬头遥望苍穹，感到那个“人”字的可亲。可是我是个人吗，虽然我有着人的躯体，人的思维，人的感知；但是我早已经是倒着写的“人”了，不要说别的，仅以“罗锅”队长那段训话，我就不属于万物之灵的人了。我不是人，我是个什么——我是个什么——空寂的田野上，没有任何生灵能回答我。

张沪原来的改造地点，紧挨着总场的葡萄园，我不知道女队的新址北砖窑在什么地方。直到我走到总场附近，才从一个“二劳改”的嘴里得知，它在农场的最东北角，那儿是东区埋死人的地方。听他一说，又增加了我的怏怏不快之情，我已经走了近20里路了，目标还在北方——那儿是乱坟岗子。好不容易走到终点，天色已近黄昏，女值班员向她们队部禀报了我来探视，不一会儿走出来一个身材瘦瘦的男劳改干部。他领我走进一问铁丝网里的房子，开门见山地对我说：“我是女队的指导员，姓杨。你是张沪的什么人？”

我答：“我是她的丈夫。”

“你叫什么名字？”

我自报了姓名。

他上上下下打量了我好一阵子，大概确认了我不是冒充张沪丈夫的人，才让我坐在一条木凳上。接着我的神经便一阵紧似一阵，这位干部告诉我，她在这里改造得不好，一股知识分子的傲气，始终没有去掉。这儿是什么地方，是让反动知识分子脱胎换骨的地方。是龙你也得卷起来，是虎你也得趴下……

我的心顿时乱成一团。因为前两次来——尽管那时我还没有解禁，她们的女队长从来没有对我说过类似的话。他态度严峻，对我说话时两只眼睛，闪烁出咄咄逼人的光芒。我拼命镇静着自己狂跳的心，大着胆子问道：

“指导员，她有什么具体的反改造的事情吗？”

“她跟女队中的一个反革命关系密切。至于更具体的东西，你无需知道。”

我问了等于白问。

他说了等于没说。

说这些话时，屋子里的电灯已然亮了起来。看见灯光，我的心反而安定下来，反正过一会儿，张沪一到我什么情况都会弄清楚的。但是我想错了，那位杨指导员与我谈了谈要我对张沪进行帮助之类的话，便对我毫不含糊他说道：“这次你们不能见面，她正在反省号里反省。你么，天黑了，今天也就不用回你们‘582’了，明天一早你再走吧。”言罢，他竟自走了。我追出去两步，见他正与女值班员交代着什么事情——然后，那女值班员走了过来，把我带到一排碎砖头垒起的房子里，告诉我今夜就住在这里。

我看了看，那是一面土炕，已然散了骨架的炕席上，有几床被子摊开着。从色泽上看，至少有几年没有拆洗过了。

“指导员说让你等一下，我去给你到女号食堂打晚饭。”

我说不必了，我可以赶回我们分场去。

她说：“那可不行，指导员让你住在这儿的。你走了，我担不起责任。”

我知道她也是一个“二劳改”，我当真拔起腿来就走，她就要去重新请示；再加上我也确实感到累了，在这儿过一夜就过一夜吧，这是命运的安排。

她要给我去打晚饭，我请她留步，并恳求她说：“有一件事，还得麻烦你一下，这儿有两包点心，是我们同组的人去汉沽时买来的，你能不能转给张沪？”

这位积极分子对我板起了脸：“刚才你为什么不直接交给队长？你不是不知道这里的纪律，一个反省号是不能接受家属任何东西的！”

我面红耳赤地站在她的面前，尴尬之后，我告诉她不要为我打晚饭了，带给张沪的东西就够我吃的了。但是她还是不折不扣地执行指导员的指示——给我端来一碗粥和两个窝窝头。我浑浑噩噩地坐在炕沿上，如同木偶一般、呆坐了很长一段时间。先是后悔不该来跑这趟冤枉路，继而为张沪的命运忧虑起来。进了劳改队，我被生活这把雕刻刀，已雕刻成了非我；而张沪则像是一块水晶石，任时代塑来塑去，似乎没有多大的变化。我在对她崇敬之中常常感到悲凉，因为这是要付出代价的——她已然自杀过一次的病弱身体，经受得住这么折腾吗？

粥早就凉了。我打开点心包，一边喝着冷粥，一边掰食着硬得如同石头一样的点心。从墙洞中钻出来的几只红眼耗子，抢食着落在地上的点心渣子——后来我索性把吃不下的窝窝头，掰开揉碎让那几只饥鼠吃个够。待我感到心力交瘁，囫囵个儿躺在土炕上时，才发现有一股冷风吹了进来。仰头看看，原来后墙墙角，有一个大大的圆洞。根据我劳改多年的经验，这洞并非自然塌落，而是用镐头特意刨出来的。在房子里刨一个洞干什么，我想来想去，判断出这是一间停尸房——我身上的被子，是死亡号留下来的。想到这里我一跃而起，走出房间溜到房后，借着月光：朝四周看了看，房后是一片枯草，但是在紧贴着圆洞的地方，被车轮压成一道道车沟。我不是福尔摩斯，但是根据劳改生活的启示，我揣摸出那个圆洞，是为了从房里向房后顺死人的——生者把死者顺着墙洞推出来，往大车上一扔，就奔往北砖窑的坟场了（后来，我从张沪嘴里确知，一切都与我的推断一模一样）。

我一夜无眠，第二天早上打道回府。

我满怀希望而去。

又塞满惆怅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