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姨死了。

心脏监视仪示波图上的那条荧光线拉平的时候，我不在小姨身边，我去病房外面的花园里抽了一支烟，然后在阒无一人的休息室长椅上坐了下来，我就在那里打着盹睡着了。

医生把我拍醒的时候，小姨已经停止呼吸好一阵了，休息室的灯忽闪了两下，一阵淡淡的唐松草的味道从走廊的另一头传过来。我从长椅上站起来，跟随医生走进病房里，他们已经给小姨蒙上了脸，两个护理士正在那里拆除各种仪器，给仪器套上蓝色的布套，把它们像使用过的武器一般收拾起来，等着下一个病人需要时启用。

值班医生是个中年男子，十指修长，头发锃亮，脸上棱角分明，不像个医生，倒像个艺术家。他把手爱惜地抄在白大褂的兜里，很理解地对我说，你太累了，她们得做记录，来不及去叫你。

我点了点头。我知道他们已经做得很好了。

值班医生看了一眼白色被单下一动不动的小姨，突然说，得火化吧？

我说，是，现在不兴土葬，都火化。

值班医生说，我知道，不过报纸上说，也有天葬和水葬的。

我说，那是西藏。

值班医生说，西藏太远了。

我说，是。

值班医生很遗憾地叹息了一声，摇摇头，走开了。

我知道值班医生为什么叹息。这样的叹息在小姨住进这所医院以后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和这样的叹息有着相同意味的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小姨工作的文化局有一次接待了一位从国外来的艺术家，这位艺术家以他挑剔的审美目光在圈内著名，他在文化局工作了三天时间，这三天时间里，文化局里那些年轻漂亮的女演员们不断地在他眼前晃来晃去，希望引起他的注意，他都视而不见。在离开文化局的那一天，他看见了小姨。他的目光矍然一亮，像是被电触了一下。他哺喃地说，这是谁？

早上的时候，我从医院出来，在医院门口的公用电话亭里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

接电话的是父亲。我说叫我妈接电话。父亲把电话搁了，喊，你的电话。母亲过来接电话。我说小姨走了。母亲在电话那头没有说话，过了好一会儿，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把电话挂上了。

我也挂了电话，然后又拨了一个电话，将小姨的死讯通知了另外一个人，这次的通话时间要长一点，但也不至于长到让人发烦的地步。早晨，雾刚起来，街上还没有太多的行人，有几辆车懒洋洋地驶过去，都是没睡醒的样子。

挂完这两个电话，付了一块钱的电话费，我去一旁的食品店里买了一只刚出炉的面包、一瓶酸奶，回到医院，在休息室里我一个小时以前打过盹的那条长椅上坐下，等着母亲和大姨赶来。

母亲什么话也没说，她只是叹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