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大使是个机敏而圆熟的职业外交家，操一口流利汉语，他按照西方习惯拥抱中国委员长。蒋介石微微皱起眉头，但这只是一瞬间的表情，他的脸上很快堆出亲切友好的笑容来，并向苏联大使祝贺“四·二九空战大捷”的共同胜利。其实蒋介石并不喜欢这个长着一对蓝眼珠的肥胖俄国人，他甚至不喜欢所有西方人，他始终认为西方人身上有种难闻的动物气味。

苏联大使赶来是向中国委员长通报本国政府一项最新建议；为了切实保障中苏战斗友谊牢不可破，斯大林大元帅和伟大的苏联政府建议向中国正式派遣军事顾问团，以帮助中国军队更加有效地掌握苏联武器与侵略者作战。这个建议将是苏联政府考虑向中国提供三笔共计二亿五千万美元贷款的前提条件之一。

委员长还是意味深长地微笑着，不过他的微笑开始变得有些僵硬，有些凝固起来。抗战以来，只有少量苏联人被允许在中央军里担任军事顾问，主要任务是帮助训练中国军队掌握苏式武器。但是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苏共向一贯以反共著称的蒋介石政府提供国际援助完全是出于形势所迫，斯大林此举决非出自国际道义而是从本国战略利益考虑。因为俄、日历史上为不共戴天的宿敌，中国抗战等于帮了苏联人大忙，当时几乎所有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包括英、法、德、意当然还有那个强大的投机主义者美国，他们都希望看到野心勃勃渴望扩张的日本人进攻苏联而不是中国，中国人抵抗越坚决，战争越持久就越是拖住日本人后腿，使得日本人无法放手进攻西伯利亚。

但是苏联人决非傻瓜，即使帮助中国符合本国利益他们也不愿意做赔本买卖，因此他们的援助当然是有附加条件的，此刻苏联大使理直气壮地提出派遣军事顾问团就是要求回报。苏联顾问来华决非摆设，他们理所当然要求享有某些特权，比如进入大本营指挥中心，介入政府核心机密，甚至不排除要求掌握军事指挥权等等。蒋介石感受到这种悄悄逼近的红色威胁。如果说俄国人到来之前他比较欢迎德国军事顾问的话，除了德国慷慨军援等物资原因外，还因为希特勒的反俄反共立场与他不谋而合。那么苏联人是什么货色呢？他们是共产党的老祖宗，是被西方世界视为“赤祸”的共产党发源地和大本营啊！

蒋介石还是雍容大度地微笑着，把瞬息万变的内心活动掩藏起来，只有熟悉他的人才能看见委员长种种假面具后面的铁血意志。中国抗战迫切需要武器，需要国际援助，蒋介石眼前最大的敌人是来自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还有他在党内的反对派汪精卫，所以他必须联合一切国际力量，哪怕对昔日仇敌共产党作出最大让步也再所不惜。委员长是个大国领袖，政治家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惟有利益至上是不变的原则。蒋介石当场对苏联大使表态，国民政府当然不反对友好的苏联政府派遣军事顾问团来华助战，不过光靠顾问团是打不了胜仗的，所以请大使先生转告尊敬的斯大林阁下，请贵国尽快批准贷款条约，这是打败日本人的惟一正确途径。

苏联大使满意地离去，蒋介石伫立窗边没有表情，他凝视苏联人的汽车消失在东湖官邸湿漉漉的树林小道深处，然后转过身来下达两条紧急指示。一条是命令军政部长陈诚，立即采取严密措施，绝对不允许苏联人接触任何有关国家利益的核心机密。

另一条是密令特务头子戴笠，秘密监视所有来华苏联人，防止他们同国内共产党串通起来危害党国利益。

5

一阵凄厉的防空警报如同鬼哭般响彻天空，把坐在汽车里闭目养神的国民党副总裁兼国民参议会议长汪精卫吓了一跳，幸好前面有武装卫士开道，才把汽车领进一处防空洞紧急躲避。随着日本人在地面节节取胜，日本飞机明显加强对武汉三镇的袭扰，让人感到战争脚步正在迫近这座九省通衢的华中重镇。

汪精卫，名兆铭，字秀新。原籍浙江绍兴，生于广东番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孙中山同盟会，是国民党元老和创始人之一。青年时代的汪精卫是个狂热的革命志士，他矢志献身共和，推翻清朝帝制，为此不惜参与行刺清朝摄政王载沣，因行动失败被捕入狱。在大牢中他面对死亡慷慨高歌，写下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慷慨歌燕市，

从容做楚囚。

引刀成一快，

不负少年头。从历史遗留的照片看，汪氏堪称一表人才风流倜傥，人称“民国四大俊才”之一，并且学识渊博诗文俱佳，因此有人评论说汪精卫从政实在是个历史错误，他手中应该掌握笔墨纸砚而不是国家政权。汪精卫曾经深得民主先驱孙中山器重，当时国民党内有“文才汪精卫，武将蒋介石”之说。1925年孙中山病危，汪精卫执笔起草《总理遗嘱》，内有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传世，可见此辈才华决非浪有虚名。关于孙中山是否指定汪精卫为接班人史学界仍存争议，但是孙中山去世后由汪精卫继任国民党领袖和执掌大权却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然而好景不长，后起之秀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异军突起，他利用北伐成功之机和手中掌握的军权毫不客气地取代汪精卫，一举登上民国统治者的宝座。枪杆子打败笔杆子，这不是汪精卫的个人不幸，而是一切号称共和制的国家政权从无到有的必由之路。

在国民党内，汪精卫始终以孙中山正统接班人自居，但是他每次上台都被军人赶下台，因此同军人政治家蒋介石势如水火，他领导的反对派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倒蒋运动，蒋、汪之争就成为抗战之前国民党内最主要的派系斗争。但是政治失意并不是汪精卫走向亲日派的必然原因，大量史料表明，汪精卫从亲日派走向卖身投靠并非偶然，他在留日期间就已经接受“亚洲须由日本来领导”的强权观点。他曾在许多文章和演讲中反复阐释“欲做先生，先做学生”的所谓强国理论，认为日本人请来西方人做先生，才有了明治维新的日本，中国要富强壮大，应虚心拜日本作老师，那么“今日之日本必将是明日之中华”。如果说日本侵华之前汪精卫言论尚属一家之言路，尚未对国家利益造成根本危害的话，那么随着抗战爆发，他竟然不顾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的严酷现实，仍鼓吹中日亲善互相提携，散布和则两利，战则两伤等等对日妥协言论，则说明他的立场已经站到了国家与民族的对立面。另有证据表明，汪精卫集团早在抗战之前就同日本人保持秘密外交渠道，并且始终没有中断过。

当然汪精卫也有例外表现。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成为众矢之的辞职下野，汪精卫被推选出面主政。此时登台的汪精卫一反常态，哪里还有一丝“亲日派”或者“和谈派” 的影子，他简直就是一个热血沸腾的抗战派、反日派和国粹派！他不仅到处发表演讲声援爱国学生，大声疾呼起来抗战，而且不辞劳苦亲自慰问前线军队，号召人民救国救亡收复失地，要不是军权仍被蒋介石牢牢控制，恐怕全面抗战早几年就打响了。许多学者指出，汪精卫这种看似反常的积极表现并不能表明他的亲日立场有所转变，恰恰相反，抗战只是党争手段，一旦大权在握，谁能保证这个包藏祸心的国民党魁不会把全国人民的抗战大业统统出卖给日本人呢？

幸好这天日本飞机没有发动大规模空袭，只有一架侦察机飞临武汉上空侦察，直到中国战斗机起飞它才赶快飞走。但是汪精卫并没有急着赶去开会，他索性来到江边上悠闲地坐了一会儿，然后才又重新登车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