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室门突然被敲响，我知道，一定发生了很意外的事。果然，在水声里我听到斯蒂夫大声报告：“中国人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名字叫个‘Gao shin jin’。”

我能想象，他是从NBC晨间电视新闻前直跳起来的，到处找我来着。

我继续在水下，平静地回答：

“早就知道了。”

然后，一边穿着衣服，一边看着在镜子上斯蒂夫留的一张小条。小条上急抄着同一个消息。从新闻得来的高行健的名字全拼错了，而抢在第一时间出手的报导太匆忙了，名字走调不说，居然说高现住美国。

收音机里NPR在采访普林斯顿大学的林培瑞教授。他是这个国家最好的公共电台能找到的最好的汉学家。林培瑞是80年代末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主席，出版描述中国知识分子情况的“北京夜话”；是他把方励之带到美国大使馆宴会上，引出布什的极端不满，说不定，也为方先生后来避难美国使馆提供了思路；我曾经参与写林主持的一本《非官方的中国》，和他有过个人交谈。在我的印象里，他的非官方立场是很温和的，一口山东腔的流利中文，颇有幽默感，有一次在美国之音里学中国的出租汽车司机，跟像相声似的，听的中文部编辑大为赞叹。六四之后，他从中国逃出来，我正好到香港，在港大楼梯上相遇，他掏出学术主席的名片，划掉了头衔，匆匆写下一个临时寄居的电话。那画面极有逃难味道。

听起来温和的林培瑞显然还在震惊之中。落到林式句子里是委婉着说，高本不在首选视线。（可以猜想他眼界里的首选），林背诵高行健的创作成绩：话剧车站，长篇小说《灵山》。记者问他，高在英语世界的出版情况，他描述说，也就是近一年，高两个作品才有英语小出版。林说，高行健的作品是艺术性的，是有社会批判性的，而中国大陆对艺术性的社会批判作品不能见容。果然是林培瑞，婉转着，学究着，说，无论如何，中国人历史性第一次得诺贝尔奖，这会使中国作家更多地进入了世界文学的视线。而中国作家长期不能获奖的原因，他认为和翻译有关。我听着心想，美国汉学界那几位腕儿Howard Goldblatt，Orville Schell，Jeffrey Kinkley，听了不知该怎么想？扩大着再想，诺贝尔这回让在美国的国际中文评论腕儿，比如王德威，郑树森什么的，一定都傻眼了？所有腕儿们都有点找不到北？都在找词调整说法？是说自己有先见之明？还是照直说有点想不通？而中国究竟怎么对待这个被国际媒体描述为“作品在中国被禁止”的中国作家？怎么对待诺贝尔的选择？

让我真正生感慨的却是，放眼浮华文学世界，谁会知道，在边角北欧，有一个中国人非常安静地握着这副文学牌的基本玩法？

而这个人给香港《明报》的评论新诺贝尔得主的文章早在几天之前就写好了。

这人叫陈迈平。是《今天》杂志的元老级人物，现在瑞典大学中文系教书。两个孩子，一个瑞典汉学家的也是翻译家的妻子，妻子很漂亮，也很学究气，曾经有机会到中国作文化参赞，而迈平被中国大使馆打了小报告，于是，瑞典外交部想把他妻子的机会转给别人，一时间，成为瑞典媒体现场连续直播的新闻，弄得瑞典外交部很下不来台，那位置便一直空着。

我和迈平是中央戏剧学院时候的同学。我念导演本科，他是研究生，专攻莎士比亚。今年三月，我到瑞典开会，他带着我逛大街。说起学院的旧日风景。并且才发现，在学院的时候彼此话并不这么多。他说，他现在敢说了，觉得我当时很孤傲，不敢跟我说话，而我说，我觉得他很深沉，于是不敢和他说话。

迈平穿着件暗绿色风衣，晃着一把极长的伞，提着教书匠沉甸甸的皮包，在结冰的斯德格尔摩街边摇晃着，慢声慢气说着。北欧的漫长冬季，使他本来的忧郁更加重了。不过，在我看来，迈平似乎有一点侦探味道。

台湾的李敖不愧聪明，比汉学家和国际中国文学评论腕们更注意到陈迈平的重要性。去年，陈迈平到台湾开会时，发现有人老在旅馆门口晃，晃得他烦起来，打算抓住人家问个明白的时候，人家自动凑上来，说是李敖的代理人，请教怎么弄诺贝尔提名。迈平松下一口气，笑起来，指出诺贝尔提名的几个要素：作品翻译，什么人能作提名人，包括学院的教授。在迈平的具体指点下，人找了翻译，翻译了作品，又问，那怎么才能证明诺贝尔委员会收到了提名信？迈平继续微笑，慢声慢气说，一封回执挂号信，秘书签字就是证据。这就是李敖为党作秀弄得中文世界一时沸扬的诺贝尔提名故事。

如果说，走在瑞典街上的陈迈平像侦探，有点福尔摩斯，我可能更像华生，像那个代表读者发问的傻瓜。我们自然谈论到诺贝尔。因为谈他曾经心目中的大哥北岛来着。谈早年参加刊物，两人骑着自行车，他跟在北岛身后，一前一后，顶着大风，绕了一大圈，又回到原来的破房子，好象一场考验。那个短促的清纯时代！

而北岛无疑是很想得奖的。有一年连记者都先招好了，迈平给他打电话，十分震惊，北岛回答说，“如果我得了奖， 绍飞（离婚妻子，画家）也许会回来？”

(──我觉得北岛因此是人。)

迈平眯着眼，微笑问：“现在你想到中国的谁呢？”

他的微笑像个作怪的大孩子，于是，我自暴自弃地想，我是怎么都答不对的。

我还是数了北岛，莫言，郑义。北岛的原因是委员会里的中文霸主马悦然。他在作家和评论家里被大写景仰着，我看，这和他在诺贝尔里大有关系。他是瑞典大学前中文系主任，提名北岛，提了有10年之多。外界说他也非常喜欢李锐，但是，他不会提李锐──绝对不会自己乱了自己的阵脚。（读读描写学院派内幕的小说是很容易理解的。）他翻译的北岛诗集瑞典出版社今年居然不想出版，间接说明马悦然的学术权威在发生变化。

莫言的原因更充分。他的力作“红高粱”英文是Goldblatt的翻译，翻译得很精心，并且，诺贝尔得主大江建三郎也曾提到他。

而郑义也有传说。最近的传说是，他自我感觉都要得奖了。

“高行健呢？”陈迈平当时问。

我承认，我没想。并且，我坦率说，不觉得他真那么棒。

“不过，”迈平微笑说，“他的剧本，他的小说，加他的评论，关键是他有评论，他的作品在欧洲评论很多……”

不难联想到，最近得主们创作和涉猎广搏的前例，特别是想到文字游走国际时候，评论制造的幻觉，常常可能大于文字内容的幻术效果，如果说，这是一个国际化商业时代，特点之一就是，说法要比内容更重要。我立刻就同意他的预测了。何况，他分析了诺贝尔文学奖内部新生力量出现：于是，高行健的作品不需要仰仗英文市场的汉学家，也不需要瑞典马悦然提拔，他可以从法文翻译，通过其他评委直打诺贝尔。

虽然当时我听这句不是很用心，但是，接着，见到马悦然，我就明白了。当年我见过马，10多年了，他还是那样，一头银发，很有风度的样子，不过，有了多年闯荡国际文化江湖的经验后，我承认，我看人看事不一样了。那一次是中国女经济学家何清涟唱主角，马在听众席里。然而，作为听众发言的时候，他可不是听众的角色。在批判了中国知识分子都缺乏反省之后，突然，话题一转，他提到高行健，说他最近看了高行健的作品，他非常欣赏高行健。他要翻译高行健。

他的发言长度和内容完全超过了听众提问，和会议话题毫无关系。坐在台上角落里，在福尔摩斯的启发下，看这位汉学家，直觉着，他的话是放出来给其他什么人听的。我是不是敢说，我那时候就认定高行健是重要人选了？不过，和陈迈平讨论下来，我们认为，主攻高行健的话，也还需要几年。我们还是太狭窄于文化游戏，那时候忘记WTO这类参数。

依我看，眼下真想议论高行健的中国评论家，可能不是刘再复，而是李陀等大陆80年代那时候的文化风云人物？高行健在大陆文化圈子里最早知名的，与其说是在小剧场上演的《车站》（我用来写在《剧场效果》的短篇小说里），不如说是《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小册子。那是80年代初，他和李陀，冯骥才讨论小说的新形式，新手法。后来他们自己认为，很难说那有什么真新的东西。那个扬起来的“屁股帘“(当时文学评论语)引起大讨论和大批判的一部分。我也因此成为大批判对象之一。

在处境小改善之后，我得以进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作导演，高行健当时在人艺当编剧，刚写了话剧《野人》。副院长林兆华导演，想让我给他作副手。我读了剧本。我对高行健的剧本是有看法的。我觉得，他的剧本和他的小说一样，说法上的玄妙，要大于阅读快感和舞台实践的魅力。换句话，他比较像为评论家二度创作提供的原本创作。我在大学里读过些当代“外国戏剧”手法，我能在他的剧本里找到对照，而刺激我的创作欲的生命本源性东西不那么多。并且，林兆华是有他的狡猾的，你很难说他是不是理解了作者，理解了剧本，他也喜欢用说法罩住舞台，而不是哪怕说不出来的诱人的地方。我委婉地说了我认为的舞台修改方法，高行健当然是自我坚持的，是非常温和的，不过，是只可以领会他，不可以向其他创作合作者开拓的，而我，宁愿剧作者是激烈对抗的，那更可能出现新创作。大不必为一个戏搞僵了关系，于是，我就骑车走运河，写自己的去了──现在我是不是应该说，我是认识得主的？

和高行健交往的时候，从来不谈小说，不谈创作。我主观地想过，因为观点不很相同。不过，作为朋友，有的时候，你居然会有比以为的生命既创作的更多的真正话题。这种感觉，我倒是从高行健那里体会到的。是90年代初，我到法国作访问学者，私下里和高行健研究能不能在那里生存。行建给我的指点非常直接。一点饶弯都没有。那时候他靠卖画为生，(尽管他的画我觉得也是说法大于“看法”。)说写作是绝对不能吃饭的。当然，他有法语，他大学是法语专业。他就这样直接摊开自己，让我研究一下我自己怎么个活法，怎么才能以其他来养自己的文字。高行健是不是个超等作家，现在很可能成为私下争议的话题。不过，在我的感觉里，高行健倒是个诚恳的人。

在创作层面，做人的诚恳与文学表现，这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普通读者以为的那么大。问题是，这里其实没有普通读者的份。高行健得奖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果真是扮演对抗专制的创作者吗？作品现在被禁止吗？还是说，在商业化时代，放到焦躁的中国，他的作品没有什么出版市场？而诺贝尔不是奥斯卡，和大众阅读市场无关，不过，在21世纪“全球化”的虚幻感下，个人创作这种精神生存行为，其实空前依赖于评论的隐蔽的商业化促销，而销售是异地来的好销，是以他乡“轰动”转销的。至于转销之后，好不好销，又是另外的事了。而高行健究竟是不是中文的一流写手？外国人是不是在翻译里走了眼？这问题有点意思。依我看，人对语言的感觉是相当有地域性，内心时空性的，以为中文老大的读者们自己，也不能全以自己的口味来评定文字。而高行健文学“成功”的现象，提出了主题哲学化，空灵化，可能还和着国际文化市场(谁说不要读者的诺贝尔不是市场？)对中国创作产品多年来缺乏哲学感，内省感，史诗感的口味感？还有一个隐秘的问题：如果说，高行健的小说，虽然在台湾销路也极小(一个人的圣经销200册)，但是台湾有些小出版社能够给大陆作家印书，这个事实是不是提醒我们，文化在高度商业化的世界里，目前在哪些异地有更多的小生存气候？因为，同样的，高行健的一些戏剧创作是得到法国文化部奖金支持的。好奇的是，高行健这两天在准备的发言稿写作里，会不会感激继续他的创作的文化滋养者？

而中国文化知识分子会因此内部乱一下？而怎么乱，才不是在骂或捧，而老百姓仍然说看不懂的表面文章上？那会比80年代努力过的情景还不如。

就在诺贝尔出结果的前几天，大江建三郎到中国访问。这一次大江没有提莫言，只提郑义。他透露给人的感觉是，郑义很有可能获奖，而一个国家不应当把自己的优秀作家放逐门外。他在发言里再三地提郑义的名字，坚决要求翻译把这些内容都翻译出来。结果也都给翻译了。

离开中国的前一天晚上我到一个女编辑家，她是把大江的版权作品引进中国的人，也是《今天》早年发起人的亡妻，自己是一个极好的散文写手。我进去的时候，迈平才来过电话。她带着震惊告诉我说，她问迈平来着，这次哪个国家的作家会得奖？她想着版权引进的问题。迈平告诉她，这次可能是中国。她猜到郑义。迈平说不一定。只说，“我为老北岛悲哀。不过，你等着看，这次是很有戏看的。”

我告诉她，他说的是高行健。她不能相信。

这位女编辑的小桌上摆着和丈夫的旧日照片。我每次去都会默默看上一会。这个当年帮助抄写的女学生，后来，丈夫病了，在长期卧床后终于去了。她一个人带着孩子，总处在被监视，被抄查的恐惧里，她写作着，她作着出版，进了家，放下书包，就趴在稿子前。和照片上那个天真的女人不同，她已经相当老辣，还有反省。下一代诗人在里搜集了一些回忆，包括她的回忆。不像高行健的作品，这书的确被禁止了，只印了6000册，但是，至今仍然在公开出售和盗版中。永远打着6，000册。无以记数的读者在书中寻找微小的回忆，盗版商只看中偷摸的利润。迈平打长途，本只为告诉她，他的床头也放着一本，读着这本书勾起他写自己的文学回忆。而当我们在瑞典街上走着的时候，讨论著高行健和诺贝尔，也和迈平讨论他自己的新小说。他自己还说了一个故事，说当年第一次见到阿城的时候，有一桌人，阿城正在大成名，却说，自己写小说是有榜样的，小说的一个榜样是个“万之”。当场的人都直笑阿城，指着陈迈平。万之是陈迈平的笔名。迈平是大陆现代小说的先驱人物。

听他讲自己的老故事时，我有一种淡然的伤感。感觉迈平这样讲，有点强行自我提示，自我鼓舞的味道。他还在写小说，是写给儿子们的自己生命的经验，不过，他的新小说失去了早期的先锋性，是非常老实（太过老实！）的方法。

──所有游走边缘的，曾经的文学分子和不文学的过来的我们，不知道，此刻的其他人，是不是像我一样，在表面的自我鼓舞下，在温和的质疑里，呼唤着遥远的，过去的，一切的自我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