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区混乱、紧张、痛苦的生活促使孩子们普遍早熟，走马灯似的一批批渐渐同老清阿叔疏远淡漠。我十一岁那年，夏天和老清阿叔一起在村外静静的芦塘边头布网拦鱼，偶然踩到了一个软绵绵的泛起血色污水的麻袋。这就像火山口突然冒出了滚滚的浓烟，把我纯净如春天的心地抹黑了一大片。从那以后，稚嫩的躯壳里跳着的已经不是洁净的童心了。十三岁，我母亲不幸死去，父亲又在后方抗日，家中丢下我们四个孩子在一起过日子，既忙于争吵，又忙于照顾。我再读一年初中就毕业了，千方百计也得想办法借钱去把它读完。我肩挑的担子、思考的内容把我一下子送进了青年时代。我已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同老清阿叔亲密相处。纷繁复杂的世事向我的脑袋瓜子冲击过来，得寸进尺，蚕食和侵占地盘，一步步企图把老清阿叔排除出去……我再不能像过去那样常常想到他了。亏得我的学校是在农村里，在学校周围，还常常能够碰到提问、垂钓、把叉、架弓、设圈套之辈，便能联想到老清阿叔，联想到自己童年生活的情趣，心里便觉着温暖香甜的滋味。我知道老清阿叔很苦。我又何尝好呢，母亲死下来，也是卖脱一亩水田才买得棺材人殓的。升人初三读书，我走亲访友跑酸了腿也没借到钱（谁有钱存着呢，都穷啊），结果只得强行入学，学费挂欠。我不知道自己的出路在哪里，也不知道因何而苦，甚至不知道究竟什么才算真真的苦。也根本没有见过奢华的生活。周围虽然有比我好过的，但又何尝没有比我更苦的呢。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能忍自安，知足常乐，好像人生无非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过下去而已。祖祖辈辈不就这样过来的吗。我实在还不懂什么，能想的东西太少而且想得很幼稚。我天赋平庸，所以想到老清阿叔，也只是浮光掠影，一晃而过，并没有多少感情的波动。

从初中到高中，一直到进入大学，我离开农村去到小城又进入大都市，虽然各方面同老清阿叔的距离越来越大，但是回想起童年的生活，老清阿叔的形象是那么突出，明显地超过了我的父亲。

我已经只有暑、寒假才能够回到家乡去了，后来父亲和后母搬到小城里住，有时我暑、寒假也不一定全在乡下过。有时在回去之前，先写了信给姐姐；告诉了行期，到那一天乘船到了镇上上岸，到码头来接我的总是老清阿叔。他穿得很破旧，冬天也裸着头，脸总是习惯地朝天仰着，手里提着一根扁担，过分正经地大声喊着我的名字。等我听见了，看到了，跟他打了招呼，他才高兴地嘻开嘴笑。然后不管我带了多少行李，都上了他的扁担，少了不说，若是多了，他就料事如神般说： “我说要来接哪，你姐姐还说不要呢。你看，这么多东西，怎么叫你拿得动！”他显然平时不大上街，偶尔碰到熟人，人家就问：“老清呀，怎么上街来啦？”他就神气地回答说：“喏，来接我家侄子的，他学堂里回来！”那样子，好像很光荣很满足。

他的生活越来越艰难，苍老得也快。整个农村已经破产了，不是他一家困难，有些原来笑他种不熟田禾的人，比他更糟，竟有许多人吸毒上了瘾。不买肥料不买农药，虫害蔓延，大面积欠收。有一年老清阿叔一亩田只收了十二斤稻子，其余尽是白莠。通常年景，老清阿叔的米回到麦收时就空了，奸商趁机放米账，讲定一石米换三石麦，到冬天讨账时，一石麦价已等于一石米，转眼三四个月就被剥削了二倍去。老清阿叔年纪一年大一年，又身亏，做事不能像小伙子那样有使不尽的力气了。他原有个大儿子全生，只比我小一岁，原可以是他的好帮手，可是国民党抽壮丁，地方上的乡长、保长，固然看我父亲的面子，不会抽他去，他的壮丁捐是照例要缴的，一年没有二石米过不去。他哪里交得起？只得央我父亲介绍全生去城里学生意，省得在家得眼。这样，壮了捐不交了，家里也损失了一个劳动力。学徒没有薪水，除吃饭外，老板只给些零用钱剃头洗澡，家里得不到一点补贴。

尽管这样，我每次回家，老清阿叔总还要请我吃一顿饭。有时候没有米了（比如暑假），烧不出饭来，捉到了鱼、“虾、黄鳝。青蛙就送到我家让姐姐烧给我吃。不让亲侄儿吃一点他的东西，就会内疚得不能自安。

我记不起是否曾经有过一次（哪管一次吧）对老清阿叔的款待做过回报。我仔细搜索过我心脏的每一只角落，每一条缝隙，没有任何“受之有愧”的记忆储存，我居然认为理所当然，因为我当时还是一个没有收入的消费者，我可以视而不见地在穷得没有衣服穿的亲人身上剥下一层皮来。生活中许多先例早就向我做了示范，只不过我自己没有意识到这种影响并且自己也跟着干出来罢了。

悠久的历史形成的心态和习惯，使自私的人能够在社会上不知羞耻地活得坦坦荡荡。等到觉悟，人已物化，我也老了，悔之晚矣。

大学没有读毕业，我随大流参加了革命。革命到了胜利的时候参加进去，也像我对老清阿叔的态度，那样觉悟得过迟了。况且我又有一个国民党员和科级干部的父亲，我的行动从坏处想，轻则是投机，重则是混进来别有阴谋。当时革命形势发展如万马奔腾，一下子需要千千万万个工作人员，不可靠的人利用一阵也无不可，纵有阴谋也尽可让它暴露出来了再说。要证实自己的忠诚自然并不靠语言，我参加了工作之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乡，每次填写表格，填到社会关系一栏，我便想到了老清阿叔，我就感到轻松，因为他在政治上是一清二白的。正为了这个缘故，我从来没有把他填上表格。然而每一次填表，我总算又想念了一次我的老清阿叙了。有一次机关里需要增加一名炊事员，找不到人，我还曾想把他介绍来。竟不曾成功。原来他已五十出头，哪里还肯背井离乡啊！金窝银窝，不及家里草窝，外边千好万好，不及全家团在一起好。他不但自己不肯出来，就连解放前在城里当学徒的儿子全生，在土改中也回到农村分了土地。五二年春天，全生还赶到省城来找过我，已经完全是个壮实的小伙子了，性格同老清河叔一样憨厚。他来找我的原因，只是为了要买一本农村剧团的演唱材料，这种材料各地新华书店都有供应，全不用找我。可是全生有全生的理由，他像天真的孩子一样对我说：“我要你帮我拣一本最好的。”可见他对我何等的信任。谁知到了五三年春天，我刚从农村蹲点回来不久，有一天传达室传呼有人找我，我走去一看，竟是老清阿叔。他一身旧黑布装，面目黧黑，不仅过分地苍老，而且像经受过一场大灾难弄得枯败了。他见了我，只说了一个“全……” 字，眼泪便籁籁落下来，泣不成声。

原来这一年中，家里起了大变故。春天里我婶婶患了重病，看病吃药，拖了一屁股债，当时虽然参加了互助组，也并不像宣传的那样就搭上了社会主义的大船，经得起风浪颠簸。他们少做了工分，全年收支差了一大截，再无来处。他们不曾抱惯债，又没有把公家的东画当成自己的那种主人翁气魄，心理上受不住债务的压力，急着要赚钱来还。那时候村上还有一爿私人开的小车油坊，两爿豆腐店。依靠政府定量供应的一点大豆，开工不足。他们贪心重，嫌供应太少，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进行反限制的斗争。当地产豆量有限，农民私下里拿出来做交易的不多。于是油坊、豆腐坊老板就唆使一些缺钱用的农民做私贩子。全生中了糖衣炮弹，也去干那勾当，凭一副肩膀，两只脚板，花整夜工夫，来回走五十几里地贩一挑大豆，赚得三、二块钱。出了绝力，还担心惊。倘在路上被检查的干部捉住，就会连本搭利一起充公。所以大路不走走田埂，田埂不走踩查垅，不知要多花几倍力气。全生就因为有一夜挑着一百五十斤的担子逃检查，逃脱了力，回来就病倒了。偏偏请来了一个中医学不好，赶时髦改学了几天西医的全能大夫，夸口西法治病好得快。三言两语，便拿出家什来替全生挂盐水。挂到一半，全生就发抖了。全能大夫说：“不要紧，有点反应是正常的。”后来抖得手臂都快把针头摔出去了，全能大夫还硬捺住了他把盐水挂完。等到针头拔出，全生竟从床上窜起来，跳了几跳，几分钟就死了。是什么原因，也查不出来。许多人怂恿他去控告医生，他想想，他虽然不敢高攀把医生当朋友，总也是见了面就打招呼的熟人。他们之间，无冤无仇，更无财产纠葛。他老清有几亩薄田已进了互助组，几间破屋全不起眼，整个家产抵不上医生一个脚趾头，谁都不相信这是谋财害命，那还费神去追究什么呢？谁能没有失误？木匠会截短一根料，瓦匠会砌斜一堵墙，农民会插歪一席秧，谁叫医生面对的是人的性命呢？我老清阿叔叹了一口气，认了命。他想死的已经死了，再无办法叫他活转来，而活着的还在要死，还有什么闲工夫去计较没有意思的事情呢！我婶婶的病刚有点好转，哪里再经受得住这么大的打击，病情复又加剧，不几天便又归天了。老清阿叔连续死了两个亲人，一句话没有，只是哭。后来不哭了，一天到夜发傻，给他吃就吃，不给就忘记了。他那比我大一岁的女儿已经出嫁，回来陪了他一阵，也没法解他的闷。刚巧婆家村上有人到省城来走亲戚，便劝老清阿叔跟着来找我散散心，老清阿叔倒肯，所以就来了。

听了老清阿叔断断续续的诉说，除了微微点头表示我在认真听着之外，我竟找不到一句合适的话来表达我的情绪。在老清阿叔谈到全生挑着重担拚命逃避检查的时候，我非常激动，因为就在那个阶段，我刚巧在农村里工作，也常常带着几个乡里的工作人员在离家千里外的一处村道口巡夜，查侦私贩粮食的“宵小之徒”。

这种莫名其妙的巧合，把原不相干、毫无牵连的两件事联在一起，像口同一样罩住了我的思绪，留下了永生难忘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