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到我们编辑部来，说要见主编，径直就来敲我的门。

"我跟你们寄过稿子，就是写一个残疾人的那篇。我叫顾小月。"她自己抽了把椅子，坐在我办公桌对面。阳光从百叶窗的条缝里射进来，把她刷成了一只斑马。

"是的，我们看了稿子，还不错。"我说，点上一支烟。"我们正考虑留用。"

我以为她会从那只仿皮的包里再拿出一沓稿子来，让我当面看稿，就像很多业余作者那样。然后，一脸期待和不安。

但是她却道："我想做你们的兼职记者或编辑。"她那有着一双淡眉的脸上分明是"我们来谈谈"的确定的表情。

我说："这个我们还……"她打断我的话，道，"我以前在电台做过记者。在电视台也做过策划人。还在都市报干过，跑社会新闻线。我也在广告公司做过营销。如果你们不缺记者编辑的话，我也可以考虑到广告部来--你们有广告部吧？"

那架式仿佛不答应她还真是不行。这事亦好像是由她来决定，而不是由我。这人还蛮有些意思。我打量了一下她，大约三十二三岁的模样，中等个，略瘦，但一看就是那种做事果决、执着、不达目的不甘休的人。我是看过她的来稿，我对她说"还不错"，其实含有某种鼓励，有"继续努力"的意思。她的文章属可用可不用的那种，看上去尚可，却是没有特色同个性。即使发表，亦将被淹没于我们每天的文字的海洋中，成为消失的垃圾。她要来做兼职，亦是以能写文章来做进阶的。她倒是蛮自信呵。

对于她的自我推销，我无能为力。因我们实在是人手足够。这位顾小月我肯定她相当能干，比我们很多编辑都能干，但我亦不能随便炒掉人家来替换上她的。

我把意思委婉地告诉了她。我还说了些"希望你常给我们写稿，支持我们的工作"之类的客套。我原想她可能会有些尴尬。没料她坦然地笑起来，声音很大地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也晓得找一份兼职的工作并不那么容易。我只是试试而已。"

在理解万岁之后她突然又道,"假如我给你们拉了广告，有多少提成呢？"

我说这个嘛我们没有先例。我们可以考虑，但要商量一下具体可行又符合政策的办法。

我话未说完，她又急急地插嘴道："那你们商量你们的办法，我同步地进入我的角色，这样不耽搁时间，你那里办法出来了，我这里广告就拉来了。我先印一盒名片好不好？衔头就是杂志社广告部营销经理，怎么样？"

我佩服她脑壳真是转得快。但我肯定不能答应她。因万一惹出了什么纠葛，麻烦的不会是她，必是我们。何况我对她一无所知，虽然她无疑是个脑壳好用的人。

隔了几日，她又来了。见我忙，就坐到隔壁的办公室里，同其他几位年轻小编辑聊天。大约一两个钟头后，她敲了敲我的门，推开半尺宽，探出脸来，"你忙，我走啦。"口气像老熟人似的。中午吃工作餐的时候，有位编辑小姑娘就说，这位顾小月呵真是不容易。离了婚，带着个七岁的儿子，一个人从小地方跑到省城里来，一会儿有工作，一会儿失业。要租房，要供儿子念书，要穿得体面，白天忙事晚上还要写作，非常艰难。她说她前一阵做保险业务，跟一个老板谈了差不多两个多月，要签单了，那老板说，我们去开钟点房，完了我就签字。顾小月说，她当时气得打了那人一耳光，掉头就走。走到宾馆外面，她就蹲在地上哭。

我听了亦很同情。但我又揣测，她是不是通过编辑小姑娘，把这一切传达给我呢？

我深知很多人皆在生活底层挣扎，一些人幻想破灭了，一些人欲望正燃烧，各各在沉浮中裸裎着人性的光明同黑暗。很多人的面孔亦是变得模糊难辨。顾小月，我感觉单靠同情是不能深入她的。

她后来又来了两趟编辑部，之后就杳无音讯了，亦未再投来稿件。几个月后的某个周末，我在街上碰巧邂逅了顾小月。她说她最近忙得没时间写文章了，不好意思。 "我找亲戚朋友借了点钱，在我租住的社区开了一家小超市。"她道，"社区人气旺，所以生意还可以。就是忙，单打鼓，独划船，累得想死！"我觉得她总算找到了一个生活中的位子，就说了几句祝贺的话，然后分手了。

再过了一个月，我有天在办公室里看都市报，有则社会新闻说某社区有间小超市，女老板一夜之间叫来搬家公司的车，把租住屋的东西和超市里的所有货物全都搬走一空，人间蒸发。房东和供货商们纷纷跑到派出所报案，据称女老板所欠货款和房租达八万余元之巨云云。

我脑壳里一下子就浮出来了顾小月的样子。淡淡的眉毛，瘦瘦的身形。我跑到隔壁办公室，问编辑们有没有她的电话。他们说没有呵，她没留下任何联系方式呵。怎么啦？

怎么啦？我亦不晓得是怎么啦。我只想，报上说的那个女老板，她一定不是顾小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