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干公安的，看不惯他那流氓劲儿，我教训他几句，嘿！壮丽明就要和我吹，吹就吹，跟葛建元搭亲戚，我心里还腻歪呢。”

“我是干公安的，眼里不愿意钻灰星儿，怎么啦？我就是没那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习惯。”

“少跟妈摆臭谱，你干公安的怎么啦，干公安的怎么啦，公安局又不是和尚庙，想娶媳妇还不得将就点。”

索性，他一拉被子，仰天躺下去了。“我生不求人，死不求鬼，谁爱去谁去。”他说不清是委屈还是气愤。

她猛地掀开他的被子，抄起扫炕管帚，在他的肩头啪地一记，火辣辣的，“我叫你不去，我叫你不去，你当你是公安局的妈就不敢打你啦，没那门儿，看我今儿晚上能叫你舒坦了！”

又一记管帚疙瘩飞下来，五四一翻身下了床，抄手抓了一件衣服，往肩膀上一枪，话也不说，一摔门就跑出去了。他听见妈在他身后哆嚷发哑的声音：

“黑灯瞎火的，你要干什么呀？”

干什么？走！逼急了，我不回来！他心里直发狠。

骑着自行车，漫无目的在街上走。顶着风。风，透过薄薄的衣服，一直把胸口吹得透凉。今年的五月真冷。唉，他这是干嘛呀！为了一个葛建元，得罪了凌队长，得罪了杜丽明，又得罪了妈。搞成了这么个里外不是人的德行，可知不知道自己倒底有什么错！

黑灯瞎火的，风又大，上哪儿去？火车站？

他一下子想起小时候到火车站“刷夜”的事儿了，嘴上想笑，鼻子却酸溜溜的。

那年，他刚刚上初一，十三岁，十三岁的人在家挨了打，已经懂得并且敢于跑出去“刷夜”了。

十三岁啊，青春少年！

可他的少年，哪儿有一点青春浪漫的味道啊，甚至连一点值得怀念和留恋的记忆也没给他留下。那时候，每天除了在学校里“复课闹革命”，应付两节“语录课”之外，大多数时间就是和那辆拣废纸的小车子做伴了。

现在思想。那意是主人简单的东尼，底下图木板拼．成三角，形，装上三个在杂货店里买来的大轴承当钻输，上面再架上只筐。这种小车子在当年北京城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成群结队时，小伙伴们一齐野腔无调地嘴哨着，能把车子蹬得哗哗地响彻一条街，倒也威风则个！直到七十年代以后，这栋废纸的大军才慢慢在城圈子里绝了迹，大街上再也听不见那震耳欲聋的轮箍声了。人们也许都忘了，当年拣废纸还真能算个生财之道呢，满街贴的大字报足有两寸厚，用小刀边戳边扯，一会就能扯一大筐，随手抓挠个三两张毛票儿，简直玩似的。他从小是老实孩子，三毛也好，两毛也好，回家照例如数上缴，从来不象别的孩子那一样，多少“秘”起个三毛两块的做体己，也只有那一次，他被伙伴们激火儿了，三毛钱全搭了份子和大家一起买了猪头肉，站在马路牙子上狂嚼大咽地吃了。他不是熬不住嘴馋，而是受不了别人老说他穷光蛋。十三岁，从那会儿他就这么爱面子。

就是那一次，妈打了他，也是用扫炕管帚，他一气之下跑到火车站来了，就在大厅东侧楼梯的拐角那儿忍了一宿，第二天也不敢回家取书包，就那么空手空腹地上学来了。他没想到前院儿的梁大爷他们好几个人，陪着妈一大早就在学校门口堵着他呢。妈没再打他，抱着他就哭起来了，反倒是一向疼爱小孩儿的梁大爷，戳着他的脑门儿骂：“猴崽子，人不大气性不小，打是疼骂是爱，你妈再打也是你妈，你这一撒子，看把你妈急成什么德行啦，好家伙，真敢一宿不回来，不怕流氓把你拐了去吗？”

他也抱着妈，抽抽噎噎地哭起来，“妈，我再也不买猪头肉啦，再也不乱花钱啦，再也不跑啦。”

十七年过去了，妈妈的声音，梁大爷的声音，他自己的声音，都还是那么熟近，仿佛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昨天，他刚刚下了保证，今天，就又出来“刷夜”了。

可是今天，他已经大了，妈是无须再担心他会被流氓拐了去的。

火车站的大厅里，灯光明亮。他顺着电梯上了二楼，漫天方向地往前挪着步子。

提着大包小篮的出门人不时撞在他的身上，大呼小叫地往检票口跑去，相形之下，显得他那么闲散、无聊、多余，格格不入。他站住了，漠然望着前面横廊上那一排新华书店的柜台，脚下却不知该往哪儿走。

“叔叔，请问几点了？”

“啊，没戴表，对不起。”

怎么着，连这么高的小伙子都要叫他叔叔了？他那么显老吗？可实际上，他连个老婆还没有呢，不，连个女朋友还没有呢。他呆呆地信步近前，眼睛从那一排排五颜六色的书上扫过去，脑子里却不知在想什么，似乎也是一片赤橙黄绿的光谱，或许只是书架上那片颜色在大脑中的单纯折射。身边，突然有一声嫩声嫩气的东北话飘进他的意识，“妈，我要那本小松鼠。”哦，一个小男孩儿，四五岁，虽然东北话上得掉渣儿，可在这么大点儿的小孩儿嘴里，却又显得稚气引人了。“那不是松鼠，那是狐狸。”当妈的柔声哄着：“咱们不要狐狸，狐狸坏。”“我要……”“狐狸坏．狐狸…··”

狐狸坏吗？他仿佛又回到亮堂堂的教室里，操着朗朗的童音，理直气壮地向老师提这个认真的问题了。

“孩子们，从前有个狐狸，它看见了架子上的葡萄，馋坏了，可是葡萄太高，狐狸扑了几次都没够到，临走时，它说‘这葡萄是酸的。”’

就为老师讲的这个故事，他把自己好不容易攒下来的一把钢蹦子全拿出来，买了小小的一串葡萄和一张动物园的门票。他几乎把那串葡萄一颗一颗全部扔进狐狸的笼子里了，可那懒洋洋的狐狸连闻都不肯闻一下。狐狸吃葡萄吗？不，他证明了狐狸是不吃葡萄的，老师讲的故事是没有根据的。

对了，从这件事儿上就能看出他这个死认真的脾气，真可以算得上由来已久了。

他当时就是转不过那个弯儿来，老师干吗没凭没据的跟狐狸过不去呢？

“孩子们，有一次狐狸看到树上的乌鸦嘴里叼着一块肉，就说：‘乌鸦大哥，你是世界上最美、最高大的动物了，你的羽毛那样美丽，连孔雀也比不上；要是你再能张开嘴叫一声，那也一定是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乌鸦一高兴，就张嘴叫了起来，肉掉在地上，被狐狸叼跑了，你们说，狐狸多狡猾。”

可是葛建元呢？对葛建元，你只要看上一眼，就能知道他不是个好东西，他的令人厌恶之处，真可以说是溢于言表了。可是，就如同没有根据不能妄断狐狸偷鸡一样，没有根据能说葛建元窝赃吗？是的，凭这家伙的本色，他会干出这种勾当的。

可是凌队长。

“哎，同志，要什么书快开票儿啊，我们要下班了。”

啊，真的十点了。他真要在这儿过夜吗2就是这儿，这个楼梯，这个拐角，这个十七年前曾给了他一个乱哄哄恶梦的地方，如今早已物是人非，再也看不到那一群群蟋缩一隅的流浪汉了。从这条被擦得光洁如洗的楼梯上，似乎已经很难想象出当年的肮脏和混乱。这会儿，楼梯上一个人也没有，顺着台阶慢慢往下走，拐过弯儿，一楼的大厅也显得空空荡荡。那边儿，乘客寥落的角梯还在从容不迫地运行看。

啊，富丽堂皇的北京站！他要是像当年那样在这儿席地而卧，和衣而睡，不用试，马上就会有服务员或者执勤民警过来盘问他，没错！

世道安定了，在家吵了架，倒是不容易找个猴一晚上的去处了。

走出车站大楼，风还在呼啦啦地响着。是顺风，自行车蹬着非常省力，可他并不希望很快到家。妈睡了吗？

妈，不是我成心气您，不是我没有孝心，世上哪有男人甘心自己枕边寂寞？哪有儿子情愿老母膝下荒凉？可是，妈，您给了儿子一根直肠子，不会见风使舵、逢场作戏；不懂能忍且忍，得过且过；不知道凡事退一步海阔天空。儿子的脾气不好，太倔。太死心眼，要是换上别人，也许就不会在凌队长面前那么得理不让人，也不会在葛建元面前那么按捺不住了。可我，恐怕这辈子包做不了那种。妈妈；儿子一生别无协愿，只是想认认真真地做个好警察，您就原谅了我吧。

家里的窗户黑了，妈睡了？他无论怎么放轻手脚，那扇老掉牙的屋门还是吱扭响了一声，在安静而空洞的黑暗中非常刺耳，他跟着脚走到自己床边，摸黑脱了衣服，铺开被子，还好，妈在里屋没动静。他轻轻吐出口气，躺下了。真累啊。

他梦见杜丽明了，他们在一片青山秀水之中，

后来的事他记不清了，就此梦断还是醒后忘了？睁眼看看，窗户已经染上了晨光，带着红晕的晨光把屋子照得半亮，看来顶多不超过六点半。里屋依旧静无一声，印花门帘纹丝不动，妈还没醒呢，对，趁她没醒，早点起，最好不跟妈打照面。

刚坐起身，忽又听到院子里有人说话。

“咳，还不是我那五四，馋着呢，这不，一礼拜没给他吃油条，嚷嚷啦。”

原来妈早就起来了。真是顺嘴胡编排，他哪儿嚷嚷啦？听见门外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他一出溜又钻进被窝，闭上了眼睛。妈今天怎么啦，怎么跑到外面馆子里打早点呢？油条、豆浆，还有糖耳朵，妈很少这么奢侈过，他咽了口唾沫，肚子里咕咕直叫，昨晚上在葛建元家的那顿，他等于没吃。

门外，抓抓呗的漱口声，夹着含混不清的说话：“大妈，您也是，干吗不让五四起来打早点去？守这么个大儿子，还不乐得享享清福？”

“咳，您哪儿知道啊，五四，一睡下来就没个醒，不赶上班迟至起床，等他几豆浆早没啦。”

“您给他砸起来。”

“咳，我不也是看他从早忙到晚的不落忍吗，现在满世界净流氓，他们不忙也得成啊！反正我早起也睡不着，情当着溜达一圈。”

“噗——”嗽口水喷在地上的声音，“真是‘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

“孝顺？我才不待见他那份孝顺呢，我是见他忙死累活的德行，怪可怜的，再怎么说，人家是搞公安的嘛，咱该支持的还是得支持。”

妈妈的声音就在门口，嗓子还哑着，攒着痰，丝丝啦啦直煽小哨儿，唉，妈老啦。徐五四想哭，可他听见开门的声响，使劲儿把眼泪憋回去，闭着眼，装睡。

在和壮丽明闹翻的第三天，凌队长从沈阳回来了，不知道殷副队长是和他怎么商量的，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组长找到徐五四，说队里已经同意他参加郑媛案的工作，叫他下午一上班，抓紧把材料熟悉一下。

他的性子更急，一吃过午饭就跑回办公室来，不由分说，把铺开架子正准备打一个吨儿的组长拉起来，非逼着他给介绍情况不可。

郑愿到胡踉城棘手，但常规的侦查工作依然按部就班地进行着。眼下是分了三拨人马，齐头并进，一拨人专在郑家的熟人中了解情况，想搞清郑媛之死有没有结仇泄愤的因素。不过殷副队长和组长对这一摊工作都不抱太大的希望，因为从现场情况的特点分析，犯罪的类型属于临时起意而非蓄谋已久，所以，这一调查工作不过是避免遗漏，以为万全而已；另一拨人集中对居住于现场附近的劣迹青年进行摸底排队，到现在也没有排出什么高质量的嫌疑人来。杀人现场四面不着，附近居民一般涉足不到，因此大家对摸底排队工作的价值，也颇有些争议。

现在最让人感兴趣的是第三据工作：段副队长和组下在预审科审一个昨天才拘留起来的名叫骆进财的嫌疑人。这人就是发案当天在工地上看机器的那个值班员。

据群众反映，这家伙过去就有过爬女厕所窗户之类的恶腐。发案那天傍晚，有人看见他到郑媛家的门口溜达过，案发后那几天又神色恍惚，净愣神儿。根据这些疑点，分局领导昨晚上决定，对骆进财先行拘留，突击审讯。昨天夜里把他从床上叫起来的时候，这小子竟吓得尿了精湿一裤子。组长一边说一边摇头。“咳，你算是饶过去了，那份臊！”

不过从组长嘴里，徐五四也知道凌队长今天从沈阳回来，听说拘留骆进财的事以后，似乎是不大赞成的神色，然而话却说得很含糊，大概意思是嫌手里头尚无几样过硬的证据，抓人显得匆忙了些，这家伙要是来个死不认帐，到时取不下口供来，岂不坐蜡？

谈完情况，组长叫徐五四先跟着搞搞摸底排队的工作，五四点头答应。到下午一上班，搞“摸排”的同志都下到自己“包干”的派出所去了。他就开始在办公室里看材料，看了不到两个小时就耐不下性子了。抄起皮包也想到哪个派出所去看看，他希望自己从此能忙得万念俱无，一方面在良心上对媛媛有个交待，另＿方面也好把越丽明从脑袋里挤开。

刚走出办公室，迎面碰上殷副队长领着组长和预审科的老马，神色严肃地快步往凌队长的办公室走来，组长匆匆忙忙问了他一句：

“哪儿去？”

“下去。”

“先别走呢。”

“怎么啦？”

“骆进财承认了。”

组长的六旬不大，说得十分匆忙，但徐玉，四仿佛听见了一颗，响雷！

“啊！他招了？”

组长没来得及回答，就走进凌队长的房门里去了。徐五四带着点傻相站在空无一人的楼道里，发了一会儿愣，才呆呆地走回办公室来。屋里没人，他随便找了个座儿坐下来，心里头有点乱，没想到自己刚刚上手，案件就有了突然的进展，好比一个人要看球赛，刚打开电视机就碰上破网进球，还弄不清怎么回事就得跟着欢呼叫好了，嘴里头多少有点没味，他本来是憋着劲儿要为媛媛出口气的。

屋门优地一响，组长又跑回来了，打开保险柜，手忙脚乱地翻材料，他小心地问了一句：

“怎么样？”

‘啊，凌队长要看今天上午的审讯记录。”

“怎么啦？”

“看我们上午有没有指供逼供的问题。这案子，现在就得看口供材料硬不硬了，得叫人挑不出错儿来。”

组长顾不上多解释，翻出材料急急忙忙走了。徐五四静下心来，细想想，恍然有点开窍，要说搞案子，他不能不佩服凌队长的高明，能一眼在一堆乱网中拎出那条纲来。骆进财不过是具备作案主客观条件的嫌疑所系，加上近来的一些反常举动，才被拘留审查的，除此而外并没有搞到什么直接证据；而现有的间接证据又都是些零散孤立的环节，能把这些环节连结成一条有机锁链的，看来就只有案犯自己的口供了。而口供又必须用完全合法的手段获得，才能具有认定犯罪的法律效力。因为最后给人定罪量刑，还要经过检察院的审查起诉和法院的审判活动这两道关口的检验，如果发现公安机关取证的方式有违法之处，就是人犯划了供，恐怕也难以承认它的证明力了。凌队长的慎重不是没有道见到时候要真前把案手稿夹生，既判不下来又放布出笼那可’就不知道该怎样了结，怎样善后了。

徐五四这么想着，不禁对凌队长又有点肃然起敬了。刑侦这行儿，的确是很倚重经验的，经验能给人远见，能叫人走着这步看着下步。可他不能再往下想，一想，也犯嘀咕，葛建元的事该如何解释？于英雄一脑袋浆糊不新鲜，你凌队长犯什么糊涂？翻山膛海走平地的人，还能叫蚂蚁绊个跟头？

组长回来了，一扫匆忙紧张之态，放好材料，慢吞吞地倒了杯水，一口一口地喝，怡然自得的神气是不能掩饰的。徐五四没急着开口，等着他有滋有味地卖够了关子，才问：“到底怎么样了？”

组长放下茶杯，亮着嗓门说：“往检察院呈报逮捕。”

这句话的含义是不问自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逮捕人犯须同时具备三个必不能少的条件，其中首要一条就是人afor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凌队长既然决定对骆进财呈报逮捕，那就是说，这个案子算破了！

媛媛有灵，这么快就看到了凶手的末日，徐五四有点激动了。

这话使徐五四心里咯噎一下，情绪一下子全没了，组长没注意他的表情，一面从柜子里取出批准逮捕呈报表，一边说：“哎哟，我一高兴差点忘了，凌队长叫你到他那儿去一趟呢。”

“干什么？”

“不知道，叫你马上去。”

徐五四没精打采地往凌队长办公室走。案子破了，冤有头，债有主。应该是件高兴的事，可他却怎么也兴奋不起来，一想起和杜丽明一同送媛媛回家的那些个值得流连的时刻，心里就像是重压了什么东西透不出气来。现在，她们全都离他而去了，来得快，走得急，仿佛是一场明媚而短促的梦。在他眼前晃一下，没了，只留下一瞬温暖的记忆，使人依依。由此他更加憎恨葛建元，为这么个混小子，他和领导、爱人、长辈都吵得一塌糊涂，他本来也可以百事无争，一团和气，上下左右都不得罪的，要不是为了问心无愧地做个好警察，何乐而不为呢！

凌队长正在屋里打电话，电话打得很长，好象是在说他这次在沈阳查的那个案子。他站在旁边等着，好容易等到电话打完。凌队长又拉开抽屉埋头翻找着什么东西，翻了好一会儿才象是刚刚发现屋里还站着他这么个大活人似的，抬头匆匆说了一句：“你坐吧。”便又干他自己的事去了。徐五四在桌边坐下来，心里有点火儿。

凌队长终于停下手，眼睛在他脸上盯了片刻，开口问：

“我听说葛建元是你未婚妻的表哥，有没有这回事？”

这话问得如此严厉，近乎审问，徐五四实在没法儿控制住一肚子的委屈和恼恨在心口汹涌起来，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他这才明白，在别人眼里，原来都觉得他在葛建元身上落了多少实惠似的，可他究竟得到了什么？什么！

“有没有这回事啊？”凌队长又问了一声。

他和社丽明已经吹了，他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没有，可他硬硬地说了句：

“有！”他偏不否认，越否认，人家越会觉得你有鬼。

“晤——”凌队长长长陪了一声，索性关了抽屉，身子往椅背上一靠，直把眼睛来看他，缓缓说：“我不在家这些天，对葛建元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新的考虑吗？”

他完全明白凌队长的暗示，可他回答的口气仍旧极硬：“没导我还是认为葛建元在这件事榜上，构不成窝赃罪z’

“哦，”凌队长自言自语地点点头，“这么说，你还是坚持原来的意见噗，好吧，”他挥了一下手，“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五四这时是真正体会到无所畏惧的滋味了，你顶多不就是把我发回派出所当片儿警去吗？老子不怕！他坦然站起身来，转身就走，凌队长又把他叫住了。

“等等，拿着你的表，在我这锁了好几天了。”

他接过表，拿着，一句话冲口而出：

“队长，我这表是偷的！”

他看到了凌队长茫然的脸。他抬高了声音：“你犯了窝赃罪！”

他听到了凌队长沉重的呼吸。他带着一种无法遏阻的恶毒的快意，再把声音抬高：“你犯了窝赃罪吗？”

直到离开了队长办公室，他才发觉自己出了一身热汗，很痛快。话说出口，心里的负担反倒为之一扫。似乎全身从上到下都干净了，轻松了。仔细想想，其实又有什么可牵挂的呢？英雄无畏，倒是那种瞻前顾后的主儿，活着才费劲呢。他不愿做那种看领导脸色行事，听上级口气走路的庸人。他就认理，认准了理可以什么都不怕。所以他坦坦然然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看见凌队长一个电话打过来把组长叫走了，心里一丝也没犯怵，该怎么着，他等着瞧！

下班铃嗡嗡嗡响了一通，他没动。

于英雄走进屋来，一面往办公桌里塞他的公文包，一面问他：“怎么还不走？”见他没吭声，又说：“晚上在哪儿吃？告诉你，什么时候你真得请我一顿，我今儿可替你向人家赔礼道歉去了。”

他抬眼望着于英雄半笑的脸，“道什么歉？”

“今儿我和凌队长下了火车先去郑媛家了，他们刚搬了新居，孩子一出事，俩大人也不敢再住那鬼地方了。他们单位还挺照顾的，给了两间的一个单元，八成带点安慰的性质……”

徐五四不耐烦地皱起眉头，“你们到底干什么去了，祝贺乔迁之喜？”

“啊？”于英雄愣了一下，“我们正经替你赔不是去了，你还不知道领情，没良心。”

徐五四低声说了句：“我惹的娄子，你们赔哪门不是。”

“凌队长是代表组织去的呀，正巧又顺路。”于英雄凑近他，笑笑，用一种很知己的口气说：“凌队长还真帮你说好话，说你这人特别爱孩子，特别喜欢媛媛，那天是太难过了，太激动了，所以才……”于英雄从烟盒里弹出根香烟，停下话头，把烟点着，喷了一口，笼而统之地又说了一句：“反正说了你不少好话。”

徐五四那颗已经冷冰冰的心忽地暖了一下，表情却故作淡淡：“都说什么了？”

“说你这个同志很认真，疾恶如仇，心直口快，反正就是那些话吧，然后我们再一通道歉，人家就是再有多大的火儿也发不出来了，抬手不打笑面人嘛。”

于英雄的话被开门声打断，组长回来了。

“正好，你们两个都在，刚才凌队长叫我去谈了一下葛建元的案子．．材料现在在你们谁的手里？”

“在五四手里，怎么了？”于英雄小心翼翼地看了五四一眼，见五四板着脸没搭腔，又向组长问道：“下一步叫我们怎么搞？”

“葛建元窝赃问题证据不全，叫你们销案。”

骆进财的逮捕证办得很顺利，检察院第二天上午就批下来了。骆进财由拘留转为逮捕之后，案子就从分局移到了市局预审终。徐玉．四将到被抽出来朝着预审处．的同志跑调查搞材料。一‘色加班加点，挑灯夜战，仅用了一个星期，骆进财杀人案就结束预审，提请起诉了。一切本着“从重从快”的原则，检察院六月十七日提起公诉，中级人民法院六月二十九日开庭审理，认定：骆进财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的刑罚当然是毋庸挑选的——死刑。在宣判后的十天内，骆进财没有上诉，判决于是生效，定在七月十八日交付执行。

七月十八日这天，上午下了一场暴雨，吃午饭的时候停了。七月的天孩子的脸；总是猫一阵儿狗一阵儿的；吃完午饭徐玉田·随分局参加法场警卫的轿子车赶到预审处看守所的时候，南边的云开处，居然露出晴湛湛的天了。

一排红砖砌就的简陋的接见室，在看守所的外墙和监区之间隔出了一个挺大的空院子。在他们来以前，院子里已经排开了七、八辆各型各色的车子，有法院的，有检察院的，还有插着鲜红警旗的警备车、囚车。一些全副武装的武警战士正散在院子里的荫凉处休息。接见室的门前，一个看守所的值班民警正在用竹扫帚扫着积下的雨水，哗哗的声音不时被那群年轻战士南腔北调的喧笑声淹没。分局来的民警们下了车，也都聚在一起云山雾罩地开聊＿王英雄的声交尤其夸张，抑扬顿挫地不知又在吹什么呢。徐五四没去和他们扎堆“砍山”，因为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观念上，他都不愿意那些嘻嘻哈哈的说笑冲淡了此时此刻的庄严，可他又没法干涉人家随便解闷儿扯闲篇几，只好独自站在接见室的门边地上呆着。通过门上的玻璃窗，他能看见那位已经白了头发的审判员正坐在屋里唯一的那张桌子前，十分沉住气地看一份厚厚的材料；特来临场监督的那位女检察员坐在他的右手，漫不经心地摆弄着一只黑色的公文包；左面，他看见了凌队长，站在墙边正在和看守所的一个同志低声说着什么。罪犯还没有提民隔着门上这层薄薄的、有点发乌的玻璃窗，他似乎能从屋里那种看上去非常平淡的场面和气氛中，感到一种极为强大极为庄严的力量，不由身受感染，情绪也禁不住突然兴奋起来。

太阳从云里钻出来了，整个院子明亮起来。靠院墙西边有一排挺拔的白杨树，深绿色的浓荫被雨水洗得新鲜而有生气，连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受了它的感染，变得清凉润爽起来，不知是于英雄“砍”累了还是大家听腻了，院子里慢慢静下来，静得有点过分。大门外面突然响了一声汽车喇叭，给沉闷单调的空气带来～点波澜，又有人来了？徐五四没顾上去看，因为他忽然感觉到身边那庵接见童书时n受欢一声咧开了二道瞪大概提植田田高盛区侧的那扇门的开启，形成空气对流的作用吧。

他知道，该是骆进财提到了。

他知道，这是要履行处决骆进财的最后一道法律手续——验明正身了。

“你叫什么名字？”

“骆进财。”

隔着半开半掩的屋门，他听到的声音非常沙哑，发着抖。

“捕前职业？”

“北京市建筑公司第…”句，他心里就跳一声，“恶有恶报”。啊，媛媛，你听得见吗？我们在干什么，你能知道吗？

“骆进财，根据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你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核准，于今天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你如有需要转送亲友的遗言和信札，我们可以代为……”

徐五四没能把审判员的话听完，屋门不知被谁推了一下关严了。应对；庆路子科·而走过几个人完猛然把他村视线扯了过去。

是他们——媛媛的父亲、母亲，一个不认识的中年人，还有她·

杜丽明！

他和她的目光不知怎么就碰在一起了，碰了一下又各自避开。他将近两个月没见到她了，在这短短的一瞥中，觉得她有点见瘦，脸也没有过去那么白了，甚至还稍稍显着些憔悴……他再把目光瞟过去看她，却发现媛媛的父母正在主动同他点头打招呼，便顺势走过去寒暄。

“你们来啦？”

他站在媛媛父母面前，眼睛尽量控制着不去旁顾壮丽明，但是他的神经却能感觉到社丽明在看他，在温和地看他。

“什么时候？”

他愣了一下，杜丽明的目光正对着他，是她在问，是她在问，他连忙用略带殷勤的口气答道：

“马上，马上。”于英雄一脸严肃走过来，只和杜丽明草草点头打了个招呼，便神情机密地凑近五四，虽然声音轻得近于耳语，但徐五四却听得确确凿凿，他知道，身边的壮丽明也一定听得确确凿凿！

“骆进财又押回去了！”

“为什么又把他押回去了？”

“不知道，看样子今天杀不了啦。”

杀不了？不，不，这绝不可能！朝四下里看一看吧，警车。卡车＼吉普车，庄严地排列在这竟大拇牌子里；刑增纪法套头皮装民警，威风凛凛，候令待发……难道都是来闹着玩的！

可是，于英雄的神色是那么郑重，不带半点玩笑的意思，搞得杜丽明一下子认起真来了，她甚至马上就想到更深的那层意思里去了。

“是不是有人给他说情，想包庇他？”

“谁敢！”徐五四语气坚决，他相信自己敢告到中央去！高级法院已经核准了死刑，根据人大常委会通知，判决就算生效，犯人也没有上诉权了。到了这个份上，就是天王老子也没那么大能耐，敢刀下留人！

可于英雄的话，并不是空穴来风，接见室的门前，人疙瘩已经越堆越大，满院子都在叽叽咕咕、交头接耳……一个年轻的武警战士操着一口山西腔东问西问：

“咋搞的，咋搞的？”但没有人回答他，直到接见室的门打开了．审判员。检察员、．凌见长他们鱼贯而出，人们才一下子静下来。

“为什么不杀？他是杀人犯。”

徐五四猛地打了一个嚏喷，壮丽明的声音是那么勇敢、尖锐，就在他的身边，在突然静下来的院子里，显得非常震耳，他的心一下子提起来。

审判员腋下夹着皮包，眼睛甚至都没有向杜丽明这边瞥～下，对着满院子泥塑般的人群，高声说道：

“犯人临刑喊冤！”

所有人都愣在那儿，措手不及地愣在那儿。一个战士胆怯的声音最先打破短暂的沉寂，使人们从呆怔中惊醒过来。

“喊冤就不杀n驴”

话音虽小，却象一根导火线，轰轰轰，一片爆炸般的议论声、争吵声，平地而起，夹带着壮丽明理直气壮地质问和媛媛母亲嘤嘤的哭声；那位父亲站在人群里，结结巴巴地说：“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

杜丽明甚至冲到了审判员的面前，“法院已经判了，你们难道可以不执行法律？

难道就让孩子白死了吗？”

审判员脸上没有一点表情，徐五四甚至分辨不出，那究竟是庄严还是冷漠。审判员的头发已经灰白，也许这种场面见得多了，以至于可以丝毫不为群情激昂所动。

他的声音高高的，但却是异常冷静的。

“我是执行死刑的指挥人员，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犯人临刑喊冤，我有权决定暂缓执行。”凌队长跨上一步，低沉地说了句：

“分局的，都回车上去。”

这一下，也提醒了武警部队的那位带队干部，跟着向他的战士们大喊了一声：

“集合！”她张开两手，站在院子当中，仿佛是要拦住上车的民警们，“求求你们，给孩子报仇，求求你们，给孩子报仇。”大家都低着头，像逃债似的躲上了车。徐五四的心象给谁撕了一下，他想着应该向媛媛父母说几句话，解释，或者安慰，可他能说什么呢？

凌队长和那位始终没吭声的女检查员说了句什么，然后向汽车走去。徐五四也挪动双脚跟着往汽车那边走，他甚至忘了该和杜丽明说一声再见，更没想到壮丽明会猛然冲到他的前面去，拦住了凌议使的去路：

“你们不能走！你们得说一下，究竟暂缓到什么时候产’

“不会太长。”凌队长放慢了步子，可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还杀不杀？”

凌队长迟疑了一瞬，“这个，现在还不知道。”

“你们知道不知道孩子是怎么死的？你们到底是不是人民警察？”

“丽明！”徐五四一把拉住她。也许是杜丽明太激动了，也许是他的动作和声音太猛烈了，壮丽明的泪珠子巴诺巴嘻地掉下来，低声哽咽了一句：

“你们，是不是人民警察……”

“丽明，”徐五四轻轻地，轻轻地叫了她一声。他觉得自己就是个成熟的大人，在劝导幼稚的孩子；就是个坚强的男人，在安慰脆弱的女子，“丽明，我们和你的心情是一样的，让那家伙再苟延几天吧，你放心！”

杜丽明不出声地抽泣着，在他面前，像一个孩子对大人饿俄诉说着委屈：“媛媛……太可怜了，我老觉得她太可怜了。”

是的，一个可爱的孩子早早夭折，人人都能洒下几行怜惜的泪水，可是，如果杀人犯得不到现世报，孩子在地下依然要担惊受怕，做为她的生养者、教育者和保护者，仿佛都欠了孩子一笔债似的，如何能心安于日后？

·‘你放心，你们放心吧！”他只能这样安慰他们。他也相信，杀人偿命，法理人情，谁也不敢法外开恩，放那厮一线活路去。

回到分局已经是五点钟了。大家嗡嗡嗡地议论了一阵，各自散去。下班铃打过好一会儿，徐五四最后一个从办公室走出来。站在静悄悄的楼道里，心里空虚得不行。他看见凌队长办公室里还半敞着门，迟疑了一下，走过去了。

屋里只有凌队长一个人，什么也没干，正呆呆地坐在办公桌前抽闷烟。因为上午下了雨，窗户都关死了，屋里的空气闷热而通法；速度年七扶殊部科8过焕然产生了一种陌生感。仿佛连冷队长那张很少表情的面孔，也在烟雾缭绕中变得更加模糊、疏远、难以辨认了。

“你没走？”

凌队长问话时似乎并没有看他，他答了一声：“啊。”

“坐吧。”

他坐下来，问：“您知道处决骆进财改在什么时候吗？法院得多久才能定得下来呢？”

没有回答。

他又说：“我刚才翻了一下刑事诉讼法，上面没有明文规定临刑暂缓的期限，不过总归也不能太长吧。”

凌队长抬起眼睛来，看着他，像有什么话难于启口似的。徐五四从来未想像过堂堂的凌见长也会有这样一副出语踌躇的神情，他突然有种莫名其妙的胆颤，说不清，也许因为他已经隐隐猜到这种踌躇意味着什么了。

“我估计，”凌队长的声音苍老得厉害，“骆进财，大概是杀不了啦。”

“怎么呢？”徐五四竭力控制着嗓子眼儿里的颤抖，“怎么会呢？”

“这案子的麻烦就出在捕人捕得太早了点，应该先留着他，通过侦查取点证据，然后再动手。可现在呢，直接证据没有，间接证据不全，口供，唯一能给间接证据一点生命的就是口供了。今天犯人临刑喊冤，等于全盘翻供，你想想……”

徐五四不愿患克制了，的，就是他杀的！”他放开嗓门儿，仿佛一定要把凌队长驳倒似的，“我们在审讯中并没有使用违法手段，全是他自己把的，这您都知道！

如果他不是凶手，怎么能把现场情况和作案手段讲得那么准！”

“我并没有说不是他杀的，可法律不排除偶然性。没有口供，其它证据又不充分，你就是把一千个可能性加起来，也不能等于一个肯定性。”

“放，倒还不至于，可是杀，看来也不合适了。人头落地，万一错了…”

徐五四无话可说，而胸中的闷气，却一拱一拱地直往上顶，发不出来，又咽不下去，他直想摔个东西！

“今天在看守所，你表现不错。”

凌队长沉沉地说了一句。徐五四当然领会，这是指他下午劝阻壮丽明这件事而说的。可他心里却别扭，在凌队长眼里，好象他天生就是个“愣头青”，“没遮拦”，今天没跟着壮丽明火上浇油，就算是“表现不错”了。他委屈！可这时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屋里真闷。他打开一扇窗子，远处大街上喧嚣的声浪扑面而来。他长长地呼了口气，像是要把胸中的郁闷一下全吐出去，看看表，七点了。他没心情再谈下去，低声问了一句：

“您不回家？”

凌队长一动不动，好半天才答非所问地说：

“最近，见着葛建元了吗？”

“没见着，怎么啦？”

“没什么，我是说，那件事你是做得对的，怪我不好，委屈你了。”

他万没想到凌队长会在这个时候如此郑重地向他表示歉意。进刑警队一年多了，他从来没见过凌队长向谁这么认真地道过歉、，这二瞬间，他甚至后悔当初那么尖锐强硬地顶撞队长，如今人家冲他一低头，你反要觉着欠了什么情分了。人啊，也许都这样儿。一夕之间，一念之间，可以干戈玉帛。

他把头低下来，又摇了摇，“这事也怪我，可能当初没把审马有利的详细情况跟您说清楚。”

“不，不怪你，”凌队长却用一种复杂得难以捉摸的眼光看着他，说了一句他意想不到的话：“我一直是清楚的，我只是，太性急了。”

啊——？徐五四的瞳孔都吃惊得放大了，葛建元构不成窝赃罪，难道凌队长一直是清楚的？他为什么？一个老公安人员，为什么要这样！这仅仅是性急的问题吗？

五四身上冒汗了。

凌队长还是那个不动声色的面孔，默默站起来，打开保险柜，取出一卷材料来。

“要不是天天忙骆进财这个案子，我早想把这些材料给你看看了。”

卷宗皮里的材料厚厚的，没有装订。

“这就是葛建元从1979年开始，三次涉嫌犯罪的材料。三次，都是证据不全，不了了之了。”

凌队长一字一顿地说着，仿佛这几句话有许多分量似的。徐五四的声音也不由得放沉重了。

“您上次说的房修公司的盗窃案……”

“那是最近的一次。房修公司俱乐部的二十英寸彩色电视机被窃。彩电是美国货，一个华侨送的，国内没有进口这种彩电。案发后的第三天，有两个房修公司的工人偶然到葛建元家串门，无意中发现那台彩电就在他的床底下藏着，型号、新旧，一点不错，回去向保卫干部汇报了。可保卫干部没有找我们就冒冒失失地向葛建元追问这件事，葛建元当然不会承认，说那彩电是他一个朋友卖给他的，这个朋友，就是马有利！”

“嗅！”徐五四禁不住叫出声来。

‘哪个机会很可惜，如果保卫干部及时向我们报案，我们及时采取措施的话，很可能在葛建元家里人赃俱获。可是保卫干部到第二天才找到马有利核对情况，一切都晚了，葛建元有充分时间同马有利串供，所以马有利一口承认电视机是他以一千元的价格卖给葛建元的。”

“这不是美国货吗？应该问马有利是从哪儿搞来的！”

“这还不好编，在东单信托商店旁边的胡同里，从一个陌生人手上买的。”

“那么电视机呢？叫葛建元拿出来让人认认。”

“还是在东单信托商店的胡同里，葛建元又把它卖给另一个陌生人了。”

“这简直是哄孩子！”

“对了，他们撒谎并不高明，可对法律来讲，就是再蠢的谎言，也要靠证据来推翻它，证据呢？没有。”

“盗窃现场没有勘查吗？”

“俱乐部的大门平时是不锁的，谁都能进去，葛建元做为房修公司的职工，有正当进出的理由，所以，现场没有勘查的价值。”

徐五四目瞪口呆地听着。

“还有，大前年有人在葛建元的衣服兜里找烟抽，却翻出了一个吓人一跳的存折来，多少？一万！他一个普通三级工，哪儿发的横财？我们查了一段，没有线索；想去银行查实，人家有为客户保密的规定，没有确凿证据不给查；仅凭一个人的揭发检举，我们又木能采取任何动作；而且你也知道，咱们人力有限，在一个案子上耗不起太长的时间，结果最后也放弃了。”

这些话要是放在以前，徐五四也许会说：“没有证据嘛，本来就该放弃，没证据就别动人家的心思。”可他现在不但说不出这话来，自己心里甚至也猛烈地跳了一下——那天，他不是也在葛建元家里看见过一个可疑的玉兽吗？后来被葛建元匆匆忙忙藏起来了，难道就没有可能是件来历不明的古董？太可能了！但你就是把一千个可能性加起来，也不等于一个肯定性啊！

凌队长站起来，认真地收起那卷材料。就着窗外黄昏薄暮的余光，徐五四依然看得见他的头发就要白了，不，已经白了。他把材料送进保险柜，锁上，站在那儿长长地出了口气，仿佛有赶不尽的疲倦，又突然挥了一下手，动作却是那么干脆利索，声音也墓地有了力量：“葛建元肯定有问题，绝不会有错的，只不过没抓住他的尾巴就是了。当然，现在还没法认定他有罪，可我们国家的法律也并不实行‘无罪推定’的原则，没有抓住尾巴，不等于没有尾巴。而且这种人，我是看透了，不给他点苦头就指望他改恶从善，做梦去吧！‘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知道这个典故四K’顿了人下似乎并不等着五四回答什么又说，“摩托车这。件事出来以后，我本来想趁机会把他收进来算了，总比漂在社会上害人强，我是太性急了，不应当这么做，也没想到你会这么坚持。你来队里一年了吧，没发现你还有这么种一丝不苟的素质，好，我喜欢这样的。唉，我也是仗着对葛建元心里有底，才破例搞点歪门邪道的手段。后来想想，不行，要是开了风气，别人也学着样儿做，岂不乱套吗。

这事幸亏你硬顶着没搞成，不然我非后悔不可。”

徐五四直想掉眼泪，他觉得自己真混，仿佛再也亮不起那理直气壮的嗓门儿了，呼瞒着说：“我只是，只是怕搞错了案子，队长，我从进公安学校那天起，就发誓要当一个好警察，一个称职的、问心无愧的好警察……”他看见凌队长的脸一下子变得慈祥起来，还有那从未有过的亲切的目光……他不知道该如何说下去了。

“三十五年前，我第一次跨进北京市公安局大门的时候，才十六岁＿十六岁，多好的年组我也是发过警地。要为新的政权，为解放了的人们，为咱们的北京城，当个好警察。三十五年过去了，对这个初衷，我自信是身体力行的。这些年，我亲眼看着你们这些年轻人一茬一茬地补充进来，有不少人干得比我们这些老家伙好。

可有时我也觉得，咱们这些穿‘官儿服’的，怎么样才算尽职了，怎么样才称得上一个好警察？局里这一茬一茬的人，各自都有各自的看法、标准。你们也许认为，能一辈子不冤枉无辜，不搞错案子，就可以问心无愧了。可我们这帮老一点的，心事就更多一些。特别是现在，我们总觉得自己没能好好地尽职，总忍不住要去怀念六四、六五那几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升平盛世。我们是从那时候过来的，不象你们，一进来就赶上十年内乱，没有我们这种怀念和幻想。你看前些年，开大会做报告一张嘴就是那句套话，叫做社会治安有所好转，但恶性案件仍有发生，但实际情况怎么样，咱们在基层工作的人最清楚嘛，那时候，社会治安越来越坏，恶性案件有增无减！在这么个现实下，还一味坚持少捕少拘，不敢提‘乱世用重典’，一提，有人就扣帽子，说你否定大治天下。有什么办法？全在那儿自己骗自己呢！老百姓那几年是怎么说我们的？说我们笨蛋、能包、废物点心。人们上街出门走黑道，连点安全感都没有。大家恨小偷流氓猖狂，也恨我们这些公安人员没用。我这次去沈阳，沈阳市局的同志说，当时有人把沈阳出的那六个劫机犯、二王流窜杀人犯和咱们公安局并列起来了，叫六英二虎一能，我干公安三十五年了，三十五年！干到这个份上，真是无颜见江东父老了。这三十五年，我可以说基本上没搞错过案子，没冤枉过好人；‘文化大革命7一开始我们这些老公安就卷铺盖了。所以也没有欠帐。可我仍然觉得我们没有尽职，一个工作上从来不出错，可对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也一点不着急不痛心的警察，是好警察吗？至少在我这儿，我不承认他！”

徐五四一连串地打着冷战，脸上却烧了一片火，如果这时候有人摸他一顿，他也情愿挨着。这些年他天天觉得自己已经不错了，可以问心无愧了，别胆怯、别出错、别摘砸了案子，他对自己一直就是这么个标准，可除去媛媛以外，对那些被打被杀被侮辱被祸害的父老．他见来没有过象凌队长这样发自内心的惭愧和焦急，从来没有过！而他还一直以为凌队长只不过是个极为熟练的机器人呢。他三十岁了，竟是这样一个混人！

“五四，你也是从十年动乱中走过来的人，应该有体会，社会治安的问题是长期动乱的后遗症，没有快刀斩乱麻的气魄绝搞不好。这话我以前就说过，现在看怎么样？要不是前年中央坚决提出‘从重从快’的原则；要不是咱们全国几十万干警拼命干，怎么会有现在的局面？多年降不下来的发案率降下来了；老百姓拍巴掌叫好了；我们也觉得实现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真的有奔头了，干着是那么回事了。中央撑腰，老百姓也撑腰，往下就看咱们的了。不是要当个好警察吗？行，那就既别罚无辜，也别赦有罪。现在光是把浮在面上的一层脏沫子打掉了，还有不少沉在下面的渣滓没动呢，有朝一日水一浑，照样沉渣泛起，象葛建元这样的，你别小看了他！”

“不，凌队长，我不是个好警察，我真的不是好警察……”

天黑了，他记不清是怎么离开凌队长的办公室的。踏上宽阔的马路，回头看去，他们的办公楼里已经亮起了点点雪白的灯光。今晚上加班的格外多。马路边，乘凉的人群也开始拥挤起来，搬个板凳，铺块凉席，安闲吸茶，高声谈笑；几个孩子喧哗着从他后面擦身跑过去了，是女孩儿，一片斑斓耀眼的裙子飘飘地融进了柔和的夜色里。他深深地、庄严地吸了口气，陡然觉得双肩沉重了许多，而两条腿却似乎更粗壮更有力，他禁不住也跑起来了。他想叫喊，大声儿的！老人们、孩子们、男人们、女人们，万家灯火的北京城啊，我是你们的！我要重新地、真正地爱你们！

对了，我不是个好警察，可我要做一个好警察，我一定要一做一个问心无愧的好警察！

马有利、骆进财、葛建元，所有社会的渣滓们，你们听见了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