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还爱着那个公安人员，我当然不能再说什么。”乔真自我嘲弄地笑了笑，又换了一种认真的口气，接着说：“可他对你姐姐既然能够这样落井下石，将来你要有什么倒霉事，他未必不会，这种人，值得你爱吗？”

一种极度的反感，使她把心扉完全闭住，并不想和乔真争辩下去，只是冷冷地说：“你以为，我会成为我姐姐那样的人吗？”

“咳，”乔真叹了一声，绕开她的反问，说：“为了你姐姐的事，我爸爸在市委里很不得意，所以最近心情一直不好。可他还是为了你留校的事找了一下王副校长，他要不是为了咱们俩的关系，这时候是决不会出面求人的，你知道我们家是多么希望咱们能够，能够……”

“什么？”她的心跳突然加快，“你说什么，你爸爸找了王副校长？为我？”她气得直打哆嗦，“为什么不和我商量？我还是不是个独立的人？为什么事先不征求我的意见？你们，你们简直把我当成玩偶了！”她如同一个被蒙在鼓里的人忽然明白了真相，胸口堵着口无处发泄的火气。

“这这，完全是为了你呀。”乔真发了慌，“分校的生活艰苦倒没什么，可学习条件、师资力量那么差，这是不能将就的呀，况且过不多久我们就要面临一个分配的问题了，连总校都要有百分之五十的学生分到外地，真要是去了分校……咳，难道我们替你做这件事是害你吗？”

“害我！”她气极地喊了一声，邻桌的人无不侧目而视。她站起来，咬着牙说：“我靠自己生活，不需要别人可怜我，同情我，不需要别人恩赐！不需要！”

“小萌，你干什么？你要上哪儿？”乔真在她身后软弱地喊着。

她回到了家。

家……

这是一个市委政法书记的家，这个家给过她无数温暖和享受，给了她难以割舍的优越感和依赖心，倘若不是命运把磨难横摊在身上，她的未来大概不会离开她自己在想象中塑造的公式而发展到别处去——她将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律师，爱人搞公安，姐姐擅音乐，姐夫是出色的翻译，父亲是德高望重的老干部，母亲病休在家，安享天伦之乐，这是一个和睦、美满、令人羡慕的家庭，一个殷实的物质生活和丰富的精神生活兼备的家庭。啊，这类想象，这类憧憬，是多么市侩、多么俗气，可她居然一直没有剥夺它们在自己心中的那一小块领域，就因为它们能给自己庸俗的心灵带来一点儿苟且的幸福感。够了！她不要这幸福感，不要这无聊的、虚伪的、低级的、自欺欺人的幸福感！她要靠自己生活，靠自己生活！

进了家门，母亲正在走廊里拨电话。她低着头正要进自己的屋子，母亲竟意外地叫住了她。

“卢援朝又被捕了，你知道吗？”

她停在卧房门口，“知道。”

“这下清楚了吧，你姐姐就是给他弄坏的，他才是真凶。当初我不让你去给他瞎辩，你偏不听。结果怎么样？这件事对我们这样的家庭会有什么影响，我看你是从来不考虑的！”

她好容易才忍住了火气，镇静地说：“我是有错的，可我的错并不是因为当了他的辩护人，杀人犯也有获得辩护的权利。我错就错在不该无原则地轻信和同情，不该这样麻痹，这样天真。我的错我知道。可是您呢，您没有错吗？您为姐姐开脱罪责，走后门，您还是个党员呢！您这么做，又会给家里带来什么影响，您考虑过吗？”她不知道是因为气愤还是因为难过，发着抖说出了这番义正辞严的话，这是她第一次敢于这样撕破脸地指责母亲。

“你，你，你胡说什么！我是你母亲！不是你的同学，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母亲老羞成怒，“她是你姐姐，她是大反革命，犯死罪，对你有什么好处！”母亲的嗓子完全嘶哑了。

“那是她，罪有应得！”她咬牙说了一句，拉开房门，走进了自己的屋子。

“好吧，”母亲在门外喘着气，“你不用这样对待我，我也活不了几天了。”母亲说完走了。隔了一会儿，传来一声重重的摔门声。

她一个人，默然在椅子上坐下来，心绪孤独而缭乱，几乎想象不出今后这种形同水火的日子该怎么过。床边的桌子上，摆着一封信，大概是吴阿姨送进来的。信封上没有写发信地址。她满腹狐疑地打开信封，展开信纸，一片斑斑点点的水渍把信纸搞得有点发皱，是什么？泪水吗？她看见信纸的下方写着“严君”两个字，呼吸忽地紧促起来。

肖萌：你好！

我想和你谈谈，我觉得应该和你谈谈。因为我知道你是爱着周志明的，也因为我和你一样爱过他。

我们都是不幸的。我的不幸在于得不到他的爱，而你的不幸在于得到了却不珍惜。你和你的全家也许还不知道，三年前他锒铛入狱，给自己选择了一条牺牲之路，就是为了救护你的姐姐和你的一家，由于他销毁了你姐姐在十一广场上‘闹事’的证据，你们才在那场浩大的冤狱中得以幸免。这几年，他吃了多少苦是可以想见的，但他却从来没有诉过苦。这种忍辱负重的性格，也许是使你至今不能完全了解他的一个原因。但是，他的正直；他的善良；他对别人的热情和坦荡；他对生活的严肃和乐观；他对事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难道都没有使你为有这样一个爱人而感到过一点儿自豪和满足吗？这一切闪光的品质在种种顺逆荣辱之中保持得那么顽强，顽强得成了一种本色，使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觉得他可信和可靠。我想你不应该是无动于衷的，你应当是看到了的，因为你最亲近他。

请你原谅我吧，我爱过他。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他从来没有爱过我，因为他已经爱了你。

友谊可以分享，爱情必须独占。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使他幸福的家庭环境，多么希望你能好好地待他。你能吧？

我是你的朋友，请别怪我多这个嘴。

严君

她扑在桌子上，无声地痛哭起来，她的泪水和严君的泪水重叠在那封信上，湿透纸背。她糊涂、她羞耻、她悔恨！她不配他！她终于在泪水中决定了自己的道路。

她决定了！

三天以后，学生们开始放寒假，在那张贴在教学大楼门前的光荣榜上，她成为法律系第一个要求去分校草创的志愿者，并且主动要求参加了去分校打前站的先遣组。她决心要去吃苦，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自强的人；她决心抛弃庸俗，挣脱自私和冷漠的小圈子，真心实意地为他人、为事业而生活，在忘我中找到新的寄托。只有这样，她才能配他！

她默默地收拾着行装，一切都没有告诉母亲。如果母亲对她的去留无所谓，那她也无所谓；如果母亲感到伤心或者生气，那就随她去。她甚至体会到了一点儿恶毒的报复欲！

先遣组不用带行李，她仍然像搬家似的装了满满两大手提包东西。她想好了，这个春节她要一个人在外面过。

在走的前两天，她给周志明写了一封信。她曾经一遍又一遍地思考、梳理着那些渴望对他倾吐的话语，但是最终拿起笔的时候，却是极短极短的几句：

志明：

我对不起你。

我要走了，到分校去。后天早上坐十六次慢车走，再见。

信发出以后，她一直没敢离开家，估计着他见到信便会来找她。她在家等了整整一天，然而他却没有来。

早上，天刚亮，外面下了雪。她提着手提包走出自己的卧房，在走廊里恰巧和从厨房里走出来的母亲打了照面。

母亲显然是刚刚起床，还穿着睡裤和棉拖鞋，棉袄披在肩上，手里端着一只盛满牛奶的玻璃杯。看着她行装齐备的样子，惊愕地瞪起了两眼。

“妈，我要去分校了，坐今天早上的火车走。”

母亲明白了，握着牛奶的手拼命抖起来，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看着母亲苍白的、有些睡肿的脸，心一下子软了，万端感触一齐堆积在心头，眼泪忽地流下来。

“妈，你和爸爸，自己多注意身体啊。”

“我，我还是你妈吗？你要走，还跟我说什么？还说什么！你可以一仰脸就走嘛，你可以不认你这个妈妈，你从来没把我当作你妈妈！”母亲疯了似的，哆嗦着叫喊起来。

母亲的叫喊，使她的心又坚硬起来，怨气和委屈、不满和忿恨全都凝结在舌尖。她只吐出两个字：

“再见！”

她提着提包，从母亲身边走过，走出大门。听见玻璃杯掉在地上碎裂的声音，她没有回头。

火车站里人很多。正是春节前铁路联运的高潮时期。坐这趟车探亲和放假回家的人拥挤不堪。站台上泥雪狼藉，到处堆着一堆堆的箱子和行李，拉东西的电瓶车高声鸣着汽喇叭，技术高超地在人堆中绕来绕去。她的手提包被两个男同学帮忙拿到车上去了，她没有上车，心情紧张地向检票口企望着。她在那封信上是写了车次和时间的，虽然没有要求他来，但她固执地咬住内心里的那个确信——他会来的，会来的。

“施肖萌，快上车吧，座位快占不住啦，你等什么人吗？”先遣组的老师在车厢门口大声招呼着。

她紧紧盯住检票口，仿佛一个蹲在黑洞里的人紧盯着洞口的一线光亮一样，已经没有什么人进站了。一个检票员在栅栏上挂起了“停止检票”的牌子，她心里格登一沉，那牌子像一面大盖子，把洞口堵死了。

扩音器里，播音员开始催促乘客上车，接着，站台上的喧闹的人声被喇叭里的一支轻快的乐曲盖住。她沉重地移动起脚步，踏上车厢的踏板。车门关住了，列车在不知不觉之中徐徐开动，她的脸紧靠在车窗上，望着检票口的栅栏远远地消失在窗沿的后面。

“他到底没有来……”

当十六次慢车拖着沉重的气声驶出南州火车站的时候，市公安局五处的大灰门里开出一辆淡绿色的上海型轿车，在滑泞的雪路上小心翼翼地朝北开去。

纪真坐在开车的段兴玉身边，默然地把视线从挡风玻璃上延伸出去。

——五颜六色的街道；琳琅满目的摊售；缤纷竞呈的迎春灯彩；提篮挎兜的行人，一派节前的热闹景观，在雪色迷离中闪过。

他的视线慢慢移动，在挡风玻璃上方的反光镜上，晃动着周志明的脸，他怀抱着厚厚的卷宗袋，脑袋歪在座椅的背垫上，一副孩子般疲乏而酣甜的睡态。

唉，要是有个儿子……他突然想到了儿子这个字眼，他没有儿子，他没有！人老了，心理大凡都有些古怪吧。

八点钟，汽车在市公安局大楼前停住，纪真、段兴玉和睡眼惺忪的周志明快步走上宽阔的台阶，向持枪的岗哨出示着证件。

在二楼的一间小会议室里，大小间错的沙发上已经坐了五六个人。局长马树峰看着从门外走进来的纪真三人，俯首在市委第一书记李直一耳边说道：“他们来了。”

纪真三人在他们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会议室的门关上了。马树峰环视一下，然后对纪真扬扬下巴，说：“好，你们开始汇报吧。”

纪真从周志明手上接过卷宗袋里的材料，却并没有去翻。他向市委第一书记李直一行了一个注目礼，然后侃侃说道：

“经局长批准，我们在今年一月将一九七六年三月发生的重大间谍案３１１案与去年十一月发生的１１·１７盗窃案并案侦查。目前，此案的侦查工作已告结束，我们于二月七日破获全案，主犯卢援朝在押。”

纪真停了一下，从材料中找出一沓审讯记录，下意识地翻了翻，接着说：“在初审中卢援朝供认，他在一九七五年去法国里昂学习的时候，另一个国家的特务机关——Ｄ３情报总局就对他进行了工作。一个女特务伪装成富商的女儿和他恋爱，布设情网，然后又由那个所谓的富商出面策动他申请政治避难，留在法国生活，在金钱美女的引诱下，卢援朝终于掉进了这个精心制造的陷阱。当特务分子抓到了他的把柄之后，真相毕露，公然对卢实行突击策反，迫其就范。卢援朝在敌人威胁之下，屈从于敌，堕落成为一个背叛祖国、背叛人民的特务分子。”

李直一是个年逾花甲、精神矍铄的老人，他打断了纪真的话，说道：“这倒是个很典型的事例，看来，‘拉出去，打进来’仍然是那些特务机关的手法。现在我们派到国外学习的人越来越多，其中难免有少数不爱国不坚定的家伙，外国特务再插进来做点手脚，两下一合，事情就来了，到头来，误国害己，这确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好，你接着说吧。”他收住了这段额外的议论。

纪真接下去：“特务机关策反卢援朝，主要是冲着９４１厂来的，在以后的四年时间里，卢向他们提供了大量关于这个厂的和其他方面的军工生产情报，联系的方法主要是靠密写信、无人交接点这两种途径，有时他去北京出差，也同外国特务分子进行接头会面。一九七六年徐邦呈越境进来企图在健康路的一处秘密无人交接点里放置的特工器材和经费，就是给他的。去年十一月十六日发生于９４１厂总工程师家中的盗窃案，也是卢援朝所为，但这个行动并不是特务机关的布置，而是卢的自行其事。事后，我刑侦部门追查严厉，卢唯恐罪迹败露，遂发密写信向特务机关乞援。于是，情报头子马尔逊便一手操纵导演了一出０号计划的‘双簧戏’。０号计划的全部目的是为了保护他的情报员，而并不是他向徐邦呈交待的那样，是为了消耗我方力量和检验我方水平。徐邦呈是这个计划的主要执行者，也是这个计划所选定的真正替罪羊！”

“等一下，”李直一抬起一只手，再一次打断了纪真的汇报，“我有一点疑问，徐邦呈就是那个冯汉章吧？”

马树峰从旁点头说：“就是他。”

“把这样一个人牺牲掉，去保卢援朝，特务机关为什么要付出这么高的代价呢？这个０号计划的目的，是你们自己的分析判断，还是有什么可靠的凭据？”李直一的问题十分尖锐。大家把目光又都集注在纪真身上。

纪真和段兴玉交换了一下眼色，从容说道：“０号计划的这个目的，最早是我们在发现卢援朝的真面目以后分析出来的，后来对卢进行审讯的结果，完全证实了这个分析。”纪真略略停了一下，又说：“因为１１·１７案发生后，摆在马尔逊面前的局面是很明显的，卢援朝和施季虹都在盗窃现场留下大量痕迹，特别是卢援朝，是很难侥幸过关的。如果他最终被查获，敌人就将失去一个十分重要的情报来源；如果施季虹被涉嫌牵连，那冯汉章也将不保。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卢援朝这张头牌一倒，后面的就要跟着倒。在这种态势之下，马尔逊才不得已而发动了丢车保帅的一战，丢徐邦呈，保卢援朝。

“当然，徐邦呈是一名经过严格训练、迂回派遣的骨干特务，在我国内已经取得了极好的职业掩护和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个人素质上远远胜于卢援朝，把他抛出来是很可惜的。但是由于他无法直接接触我核心情报，故而只能起到中介情报员和交通员的作用，至多做一些策反、联络和搜集一般性情报的工作，比起身居在９４１厂技术部门内部的卢援朝来说，在马尔逊的价值天平上，无论如何是略轻一筹的，在两者必取其一的情况下，马尔逊只好忍痛割爱了。至于施季虹，则更是个毫不犹豫就能抛出去的人。”

李直一这才信服地点点头，顾左右而对马树峰和其他几位副局长笑道：“这些间谍机关，信奉的就是实利主义，对自己的情报员说抛就抛出去，任何信义道德都可以不讲的，真是人性的毁灭呀，可怕。”

大家都感叹地笑了笑，议论纷纷，连周志明都跟着咧了咧嘴，他还是头一次参加这种“高规格”的汇报会，所以一进屋就连大气也不敢直出，很恭谨端正地坐在沙发上，帮着纪真挑拣汇报所需的材料。李直一的不断插话使屋里的气氛活跃了许多。等大家静下来，纪真又继续说下去。

“在０号计划将近大功告成的时候，也就是卢援朝在被法庭宣告无罪以后，他给徐邦呈发了漏格密码报警信。马尔逊当初把同徐邦呈的联系方法交给他，是为了使他能够在急需帮助时直接使用徐邦呈，而发这封报警信，则完全是卢援朝好大喜功，自作主张之所为。这封信，最后便成为我们迅速揭开‘０号计划’全部秘密的重要线索。这封信的底稿，是被替卢援朝做家具的９４１厂工人杜卫东发现的，因为信是写给冯汉章的，而冯汉章作为施季虹诬陷卢援朝的幕后人，在９４１厂是哄传很广的人物，所以这封信的底稿很自然便引起了这个工人的怀疑，于是便暗中拿走了这封信，可惜，他还没有来得及向我们报告，就被谋杀了。”

屋里的空气变得肃穆而沉重，仿佛是在为这位可敬的工人致哀。周志明的鼻子酸了一下，一幕幕往事蓦地撞上心头，他恍若又记起了三年前和杜卫东在十一广场上的那次交手仗；又听到了在自新河机修厂车库后面他那哽咽泣悔的誓言；又看到了他穿着９４１厂工作服的那副得意洋洋、兴高采烈的神态。他是刚刚开始新生活，刚刚尝到人生的甜味啊！如果他还在，谁说他将来不能成为一个好工人、好丈夫、好父亲呢？可是他死了，看不到自己美好的未来了。周志明低下头去，按捺着悲酸的感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那间摆满了杜卫东亲手打出来的家具的屋子里，是他，亲手将闪光的手铐用力扣在了那双杀人者的手上。当听到铐环弹进锁沟的清脆的咔嚓声，看到卢援朝那张绝望发僵的脸的那一刹那，他心里汹涌而来的快慰，是无可代替的，无可代替的！

纪真从皮包里取出几样物证，让周志明送到李直一和马树峰的面前，说道：“这是破案时从卢援朝家中搜出的特务器材，这个小瓶子里装的是一种烈性麻醉药，是间谍机关的一项‘科学’发明，用极少的剂量就足以使一个强壮的人昏迷半小时以上，而这种毒剂又可以随着汗腺很快挥发，在人体内不留任何药物痕迹。杜卫东正是在被卢援朝设法麻醉后勒死的。卢援朝杀人后，伪造了自杀现场。”

小瓶子在人们手上传看着，谁也没有说话。纪真的声音又响起来，不大，却显得分外有力量。

“上述这些事实，证据充分确凿，在押人犯均供认不讳。这是书证材料和有关物证，这是预审记录和录音，请局、市领导同志审查。我们认为，卢援朝、徐邦呈、施季虹的行为已经触犯刑律，分别构成间谍罪和反革命杀人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建议将此三人依法移送人民检察院提请出诉。”

纪真干净、简洁地收住了话尾。周志明不能不佩服，纪处长的确是一位富有魅力的演说家。在这些无可争议的证据面前，所有到会的领导都表示了一致的意见：同意３１１案结束预审，提请出诉。

周志明从心底长长地透出一口气来，像一个刚刚从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得胜而归的战士一样，他心里荡漾着一股没法形容的轻松释然的快感。

会散了，纪真被李书记和马局长留下谈事情，段兴玉把汽车留给了他。

“我们坐公共汽车回去。”他对纪真说。

从市局大楼出来，他们过了街，向十一广场西侧的公共汽车站走去。雪停了，太阳出来了，天空湛蓝耀目，路边粗大的松树枝头压了厚厚的雪被，雪掩盖了松的苍绿，掩盖了周围所有的颜色，只给天地间留下一片单纯的洁白。微微有风，风不再是那么寒冷峭厉了，挟带着早春的暖意，湿润清新，直扑在心坎上。街上没有多少行人，远远的广场上，只有几个孩子黑点儿似的身影在雪里嬉戏雀跃，顺风传来几声尖细的笑闹。

“还困吗？”段兴玉问。

“不困了。”周志明大口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我原来，就一直盼着结案这一天，好憋足了劲儿狠狠睡他三天，可现在，又不困了。”

“走一站吧，散散心。”

“走吧。”

两个人沿着空荡荡的马路慢步走去，整个身心都浸入到一种完全松弛下来的节奏里。唉，有多久没有这样闲适轻松地散散步啦！

“案子，总算是搞完了。”段兴玉自言自语地笑了一下，“一个挺值得回味的案子啊。”

“这下，你那个第二期座谈会的发言，总算有感可发了吧？权力与法律，这个案子不就可以说明，法律是庄严不可侵犯的吗？不管是谁，都得服从它。”

“是啊。”段兴玉眺望远处，若有所思，好一会儿才说：“法律一经制定，当然是要求上上下下，一体遵从的。只可惜……”他把目光收回来，落在周志明脸上，“可惜天下哪儿有那么多纯然一律的事情呢？法律这东西，是写在纸上的，是要靠人来实现的。人可以执行它，遵守它；也可以敷衍它，玩弄它，甚至抵制它，所以法律有时候就不那么庄严了。咱们这个国家地域辽阔，人民的法律知识和法律习惯太弱了；吃法律饭的专门人员又少得可怜，许多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法律？哼，不是鞭长莫及，就是海外奇谈，老百姓能不能得到公正，归根到底还得看那个地方的长官怎么样。别说那些小地方，连咱们这样的大城市，也并不是有了法律就等于实现了公正，如果我们公安、政法工作者，我们的各级领导者不能够向人民负责、依法办事的话，那就还可能放纵坏人、冤枉好人；还可能造成新的冤假错案。你可别小看长官权力，有时候还蛮厉害的，处理什么事，连法律上那套繁琐程序都用不着，说了就算！不过倒有一条，现在不管多大的干部，一般是不敢明目张胆地违法的，咱们呢，虽然是一般干部，可却是具体办案的人，咱们要是硬攥着法律豁着跟他顶，他就是想徇情枉法也不那么顺当。这期座谈会的发言我都想好了，我不谈什么权大法大，不谈理论，我就谈谈我的一个感想，要想抛弃人治实现法治，光有纸上的法律不行，光号召老百姓守法不行，一定还要建设好一个公正无私的、向人民负责的、敢于以身殉职的执法队伍，要有好的法官、好的检察官、好的律师，再就是，要有好的领导者，真正有觉悟的领导者！”

“还要有好的侦查员！真正向人民向国家负责的侦查员！”周志明被段兴玉的感慨鼓动了，情不自禁地跟着小声儿呼喊起来。

他们两人激动地对视着没有说话，继续向前走去，雪块在脚下发出清脆的破碎声。是啊，侦查员，这是个紧张而又枯燥的工作，它也有富于戏剧性的、振奋人心的突破，但那是由多少细小、繁琐、艰巨、甚至是无谓的劳动集变而成的啊。当你爱上了这个工作，当你理解到其中的甘苦所包含的意义时，你就不会、永远也不会腻烦它了。

段兴玉放慢了脚步，向远远地耸立在白雪之中的方尖碑眺望而去，感叹地说：“我有时候常想，咱们这一行，假如用不着保密的话，真应该在这个广场上，在方尖碑的下面，铸起一面大大的盾牌，用青铜、用钢铁、用黄金，铸成一面碑石般的盾牌，把我们队伍中那些个流血流汗，忘我苦干了一生的无名英雄铭刻在上面，让人们也能够知道他们的业绩，了解他们的艰苦，分享他们的骄傲；让人们知道，在这漫长的和平岁月里，有那么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者，他们没有一天停止过同侵犯者的你死我活的战斗，战争，对他们来说从来没有中断过；让人们知道，他们在无日无夜地工作，把心血甚至生命全部浇铸和凝结在这面捍卫国家和社会安全的盾牌上；让人们知道，他们不是一群提线木偶和冷血动物，而是有着充足感情和自觉信仰的战士，他们以博大的忠诚和炽爱，为党为国做了无愧的贡献，而他们却从来没有享受过任何公开的荣誉、表彰和尊敬，没有一个反间谍人员上过报，上过电视和广播；他们的事业是可歌可泣的，他们的行列中不乏英雄模范。是的，他们的甘苦本来都应该让人们知道，可是却不行，恰恰不行，你要想献身这个事业，就得准备并且情愿默默无闻一辈子！”

周志明停下脚步，简直听呆了，“嗬！科长，没想到你也有这么多诗人的气质呢，真的，我过去从来不会想象到这种浪漫的话会从你嘴里说出来。”

“其实是一时性起，胡思乱想吧，再正经的人也会有胡思乱想的，只不过嘴上不说罢了。我像你这个岁数的时候，幻想多着呢，干工作多苦多累多危险，都不在乎，可是干完了，你的胜利，你的成绩，你的辛苦，全都随着案件一起，成了密不可宣的东西封进了档案，心里多少是有些不甘的，你是不是也有过？”

“啊，”周志明傻里傻气地摇摇头，“我还真没想过这么多，我呢，觉得一个侦查员，总得尽责任吧，人们不了解我们，不了解算了，党和国家总是了解的，而且我觉得群众还是挺信任咱们的，不管认识不认识，一听你是公安局的，马上就能把信任给你，这就行了，别的，没想。”

段兴玉听着，别有意味地笑了一下，“啊——你倒是简单，你呀，我夸你一句吧，其实，这种简单才是一个侦查员最可贵的素质呢。”

“算了吧，”周志明直苦笑，“还侦查员素质呢，要凭我的直觉，绝怀疑不到卢援朝身上去。要讲素质、讲经验，我还真是弱透了，我呀，傻人就凭着个傻认真，就是这个傻认真，有时候搞极端了也成了缺点了。”

“你还年轻嘛，你没见着我年轻的时候，比你们现在这批年轻的，还不如呢！”

周志明站住了，看了一眼路边的公共汽车站牌子，“坐车吧，要不，回去赶不上午饭了。”

“坐吧。”段兴玉率先向车站走去，“对了，昨天中午传达室来电话说有你一封信，我忘记告诉你了，你拿到了吗？”

“信？”

他终于又站到了这个门前。

那一片碎渣土已经清走了，地面干净平整，斑驳发暗的残雪还留在墙根的背阴处尚未化去，四周静悄悄的，使人淡淡有种荒凉的感觉。

人去屋空啊。

是吴阿姨给他开的门。

“都在吗？”

“她爸爸出差了，她妈妈在呢。”吴阿姨像是见到了阔别很久的老熟人，高兴地帮他脱大衣。

“您去问问，说我来看看她。”

吴阿姨手里还抱着大衣就跑进客厅里去了。他独自站在走廊里，隐约觉出走廊有了点儿什么变化，哦，电话机从季虹和萌萌的房门中间挪到客厅的门口去了；龚裴文老先生的墨宝旁边又添了一个镶着镜框子的照片，他心里扑地跳了一下，是萌萌那张扎小辫子的照片，什么时候给放大了？

客厅的门开了，宋凡怀里抱着个热水袋站在门口，后面跟着吴阿姨。

“难为你，还来看看我。”宋凡无力地直了直身子，病态的脸上露出点儿憔悴的笑来。

一刹那间，他只觉得她的样子很老，很孤单。体谅、怜悯、歉疚，他说不清是用了哪种语气，吃吃地说了第一句话。

“来看看您，您，您还生我气呢吧？”

“不，我不生你气，你也是我的孩子，我不该生你的气。”

这一句话，暖暖的，使他对宋凡的畏惧和前嫌消释了一大半。

宋凡把他让进客厅，看到她步态蹒跚的样子，他不由自主地想去扶她。

在沙发上坐下来，他先开口说：“我打听了，季虹分到市模范监狱去了，是个对外开放的监狱，劳改系统的先进单位，各方面都会很不错的。过些天她可能就会有信来。”

“啊，我知道了。”宋凡脸上浮上一层感谢的笑容，笑得很艰难，“上午你们公安局有个段副局长来和我谈了，你知道他吗？好像是才提起来的。”

他点点头，隔了一下，迟疑地问：“萌萌……有信来吗？”

“有的，来了一封。”宋凡停下来，声调有点儿打颤，“她，不管我现在这样的身体，这样的心情，一甩手就走了。过春节，过春节也不回来，我这是干什么呀……”她终于忍不住，用手掩住眼睛，啜泣起来。

“阿姨，”他劝慰地说，“年轻人行事，是喜欢一跺脚图干脆的，不过上分校不是坏事，您别太难过。”

“我是知道她的，她是什么一意孤行的事都能干得出来的，她连春节都不回来，说要留在那儿看摊儿……她根本不想回来，我死了她也不会管！现在家里常常就是我一个人，没有人来管我。”宋凡用手绢擦着浮肿的眼睛，抽着气，显得很虚弱。

“我去找她，看她，我们今天放假了，补春节的假。我明天就去，萌萌会想念您的，她懂事。”

这是他早打算好的主意，他一定要去看她，代表自己，也代表宋阿姨和施伯伯。大家是亲人，亲人是应当互相关心、互相交流的，互不关心和缺乏交流的关系是脆弱的，是难以在共同生活中的各种矛盾里长期维持的。他要去看她，带去爱的温暖，也带去家庭的拥抱，不管她是在总校还是在分校；不管她将来分配到什么苦地方、穷地方；不管他们会不会成为牛郎织女，他们一定都会找到共同的追求和乐趣，“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他们会过得很好，很幸福，他们是能够得到幸福的人！

他离开萌萌家的时候，宋阿姨拉住他的手，她只在三年前他开始和萌萌交朋友的那会儿这样拉过他的手，“我知道了，你坐监狱是为了我们，你是一个好孩子，你要是能原谅阿姨，就搬回来住吧……”

啊，她知道了。

不，他现在已经有了住的地方，养蜂胡同的招待所一间九平米的单间，很不错，有暖气、有开水、有食堂，一个星期还可以洗两次澡，离单位又近。只是公家每天得出三块钱的房钱，所以不能赖着长住。过些日子他就要搬回西夹道，和王大爷一家接着做邻居去了。他会常来这儿看看施伯伯和宋阿姨，常来帮着他们做事情，但是他并不想再搬回来，至少现在不想，以后？以后再说以后吧。

他回到招待所的时候，传达室给了他一本书，《普希金诗选》，书里夹着一张字条和一个牛皮纸信封。

“你们单位一个女的，高个，挺漂亮的，找你你不在，就把东西放这儿走了，里边有条子。”

他道谢，上楼，进了自己的小房间。

先看严君留的条子，字写得很潦草：

志明：

火车就要开了，我不能再等，书还给你。夹信的这一页上那首小诗，我看时掉了泪，不是为诗，而是为我自己，你知道，我本来不是个轻易掉眼泪的人。

我这次回北京是把春节补的假和今年的探亲假加起来了，大概得二十来天，主要是为了办办调动的事。我妈妈已经帮我联系好了，北京的铁路公安处同意要我。铁路系统，户口也好解决。我犹豫再三，决定还是调回去，离家近点儿，好在没出公安这个大门，你知道我是热爱这个职业的。我要走了，以后，恐怕相见时难了。我把那首小诗录下，作为临别寄言，送给你。

另外，市委组织部给处里发来一信，是给你的，顺便带来。

严君匆匆

他从书里又抖出一张白纸，上面是严君清俊整洁的字体，工工整整地录着普希金赠别女友的那首小诗：

我曾经爱过你；爱情，也许

在我的心灵里还没有完全消亡；

但愿它不会再打扰你；

我也不想再使你难过悲伤。

我曾经默默无语、毫无指望地爱过你，

我既忍受着羞怯；又忍受着嫉妒的折磨；

我曾经那样真诚、那样温柔地爱过你，

但愿上帝保佑你，另一个人也会像我爱你一样。

他的心颤抖起来，严君，是个多好的人！生活，把那么多好人安排在他的命运里。他高兴，高兴了又有点儿难过，仿佛真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严君似的。如果严君探亲回来，他一定要劝她别走，劝她留下来，我们是一个在斗争中建立了友谊和默契的集体，谁都别走，谁都别走，一块儿干下去，该有多好啊！

他手里慢慢捏搓着那张字条和那一纸“别诗”，心里茫茫然，若有所失。段科长已经提起来做副局长，上个星期走了，现在，严君又要走……唉，真的，他真希望谁都别走。

打开市委组织部那个扁扁的信封，他已经猜出里边是什么东西了，——一张打字油印的收据。

周志明同志：

你寄来的你父亲周耘田同志的党费人民币壹万贰仟圆整收悉。

此据

中共南州市委组织部

他胸口一阵滚烫，情不自禁地把这张薄薄的收据贴在鼻子下面，深深地闻着上面散发着的油墨香味，闻着，闻着，带着快要迸出的眼泪，他自己笑起来，“父亲啊，你也笑吧……”他相信黄土之下的父亲是一定能够感知的！

第二天清晨，天还没全亮，他就爬下床，很认真地洗了脸、刷了牙，然后带上准备好的小提包?穴主要装了些水果一类的吃的?雪，离开了还在熟睡中的招待所。

火车票，现坐现买。早上七点钟，他坐着十六次列车，离开了刚刚苏醒过来的城市。

下午三点，在一个大地图上也许找不出名字来的小车站下了车，又换上长途汽车往一片丘陵地区的深处继续走。火车上人挤人，而汽车上却空得可以散步，到底是个偏僻的地方啊。

“见了她，头一句话说什么呢？说我来看看你，或者就光说，我来了……”

下了长途汽车，走不远，就能看见南大分校了。那是一片新崭崭的红砖建筑，顺着缓势的坡地向上铺展。没有围墙，没有栅栏，楼房、平房、球场全都暴露在眼底。跨过一条宽宽的柏油马路，迎面一座四层高的楼房门口，赫然挂着新漆的校牌，牌子上涂着一片黄昏夺目的金晖。

“见了面，到底先说什么？”越走得近，他越觉得没了主意，“最好是一句既家常又带感情的话……”他搜索枯肠，不知觉中已经走进了校园。

寒假还差三天没有结束，分校的首批学生还没到校，校园里冷冷清清，大部分房子都挂着锁，空的。他在大操场边上碰到一个提着两只暖壶的女老师，便上去问路。

“请问施肖萌在什么地方？南大的学生，女的。”

“啊，施肖萌，你是她哥哥吧，还是弟弟？”女老师微微笑着，很和气地问。

他索性干脆地说：“是她朋友。”

“啊——”女教师笑着打量了一下他，放下暖壶，指着前面的一片坡地，“那片平房，看见了吗？挂门帘子的那间，她就住那儿，在呢，你看烟筒还冒烟呢。”

“谢谢老师。”他差点儿没给她鞠一躬。

那一片坡地，静谧无人，清一色的新砖平房被晚霞的余晖衬着，略带朦胧，仔细看，墙上还贴着墨迹未干的迎接新学年的标语，黄纸红字，暖意融融。一条新砌的青石台阶从操场边缘直通上去，正对着那扇挂了厚厚棉帘子的门。薄薄的白烟从那屋顶上的烟囱里无声无息地吐出来，轻纱似的飘向黄昏薄暮的天际。他脚踏着簇新的青石板，拾级而上，早已忘记见面头一句话该说什么，心里只是在想：

“她呀，自己会弄炉子吗？”

“你今天晚上去刑警队干什么？”严君却反问他，“要不要我帮忙？有没有需要抄抄写写的？我晚上没事。”

“算了，不去了。”他挥了一下手，“本来是准备去看卷的，可我现在觉得都有点儿没信心了，不知道施肖萌约我是什么事，我去看看吧。走吧，咱们一块出去。”

他们熄了办公室的灯，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