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说这人表现还可以，行政处还要评他当先进工作者哪。”

“那他干吗还寻死？肯定有问题。偷东西这玩意儿，有瘾，染上了就难改。”

“要死不在家死，跑厂里脏一块地方，以后那屋子谁还敢住啊。”

“我就敢，我正没宿舍哪，没人住我搬进去。”

“呸！你搂着吊死鬼睡去。”

“咯咯咯——”一阵轻谑的笑声。

他加快走了几步，想躲避开这些随口无心的议论和超然事外的嬉笑，他心里像灌了铅似的那么沉重。到了厂门口，看门的老头儿接过他还回的进门牌子，压着嗓门神秘地问道：“同志，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都说修管子小杜上吊啦。”

他回过头，呆呆地向杜卫东离开人间的方向望了一眼，嘴里应道：“啊。”

“因为什么事儿啊？”老头儿瞪起惊恐的小眼睛。

“啊，不清楚。”他烦乱地敷衍了一句，喉咙已被沉甸甸的悲哀和迷茫扼住。他走出了大门，身后，还传来老头儿自言自语的喃喃声。

“前儿个还给我修暖气哪，今儿怎么就会寻了无常呢？”

他骑上车子，两腿无力地蹬起来，心里充满了问号——

“怎么会寻了无常呢？”

办公桌上那只俗里俗气的闹表起劲地走着，在寂静中，答答的声音显得格外沉重。窗外，茫茫的夜色把一切都笼罩在一种神秘莫测的暗幕之中，要是没有这只不甘寂寞的闹表，真让人觉得时间都停顿了似的。

从晚上七点钟他就坐在了马三耀这间办公室里，近乎痴呆地望着那根迟钝的分针慢慢地转了两圈，而那扇虚掩的房门却依然纹丝不动，门外的走道里也听不到一下脚步声。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前，又转过身子，走向门口，然后烦躁地在椅子上重新坐下。桌角放着一本《人民公安》杂志，杂志下面压了一本书，他拿过来看看，是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乌兑格人》，信手翻了几页，却一行字也看不完整。屋里又燥又闷，燥闷的空气使他难以集中起自己的思绪，也许真是脑子过于疲倦了，太阳穴一阵阵发胀。他放下书，合上眼，希冀着能稍稍打个盹，然而胸中的浮躁却怎么也无法安定下来。

他看得出，在今天下午的会上，当他说了杜卫东昨夜暴卒于９４１厂的事情时，连段兴玉也没有能对这个耸人听闻的消息保持冷静，脸上的那种极不常见的茫然竟久久没有退去。因为议论和猜测这件事，占去了半个多小时，所以使这个研究如何追查那封报警信的会延时到晚上六点钟才算结束。会一散，他连晚饭也没心思吃就匆匆跑到刑警队来了。

窗外，骤然刮起了风，怪腔怪调地砰砰撞击着封闭的玻璃窗，在燥闷的氛围中又添进了几分恐怖，一阵空茫茫的心绪突然在他的意识里飘过，他不明白杜卫东好好的为什么想不开；为什么连句话也不留就这样急不可待地抛开人间。他刚刚参加侦查工作的时候，在错综复杂的案情面前常常出现的那种空虚无措，没有信心的心理状态，似乎此时又开始在内心里重新体验了。杜卫东死得那么猝然，那么出乎意外，以致他连自己那点儿一向灵验的直觉都捕捉不到了。

脑子里正在乱无头绪地瞎想，房门突然被人推开了，马三耀一脸倦意，疲惫不堪地走进来。

他急不可待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怎么样，化验结果出来了？”

“出来了。”马三耀一屁股坐在他的对面，把手里一沓化验、鉴定表放在桌上，如释重负地喘了口粗气。“最后结论：自勒死亡。”

“还是自杀？”一股气从他喉咙眼儿那儿泄了下来。

马三耀抓起桌上的暖瓶，晃晃，空的，又放下，说：“化验分析和法医鉴定的结论是非常明确的，第一，杜卫东死于机械性窒息无疑；第二，解剖后没有发现胃内任何异常物质，因此排除了被人麻醉后勒死的可能，他死前的神志应该是清醒的；第三，哦，你自己看吧，结论都在这儿。”

周志明翻看着各种化验的鉴定书，“可是，他为什么要自杀呢？他原来好像并没有厌世的情绪啊。”

马三耀站起来，用力地伸了一下懒腰，全身的骨头节咯咯作响，“是啊，也许在这个案件的档案里是还缺少一份遗书。今天下午我们也分别派人向他的单位和家属做了调查，的确没有发现他死前有什么反常举动和厌世情绪。不过话说回来，没有表现出厌世情绪而且没有遗书的自杀事件是屡见不鲜的，况且，这些化验和鉴定总该是科学了吧？说实在的，没有它们我这回是不会贸然肯定什么或者否定什么的，上次错案的覆辙不远，我还不至于那么健忘吧，何况为了那个案子，我连百分之二的晋级都给扔了呢。”马三耀笑笑，又问，“你这家伙是不是又有什么直觉啦？”

马三耀得而复掷的晋级，使周志明每每想起来便会觉得是叫自己给断送的，时时有点儿不安。当然他知道马三耀从内心到言表都绝不会有半点忌怪他的意思，因为大黑马到底是一个真正的侦查员！也许正是基于这个信任，他现在才仍然敢于和乐于毫不顾忌地再一次向他提出自己的看法来。

“不，我没有理由怀疑这个结论，”他说，“我只是考虑他自杀的原因，这是个谜呀。”

“自杀原因？那说不定永远是个谜了。”马三耀想了想又说：“会不会……他上次放出来是因为我们抓住了卢援朝，这次卢援朝又无罪开释了，于是他就产生了某种压力，怕再被怀疑上？不过也不至于呀……”马三耀的语气像是在问，又像是在答。“要不然就是他在什么问题上真有鬼。我可不是拿老眼光看他，我的意思是，作为侦查员，在没有获得确实证据之前，是应当允许自己在内心里留有怀疑和假设的充分余地的。”

周志明突然想起什么，截断马三耀的话，说：“对了，有个重要情况我上午忘记告诉你了，昨天他给我打过两次电话。”

马三耀一怔，立即圆瞪了眼睛，“什么！你是说杜卫东吗？”

“是他，昨天下午四点多钟他从什么地方的公用电话打来一次，晚上又打来一次，后面这次我没接到。”

马三耀连忙从抽屉里取出笔记本，“你慢点儿说，昨天，下午四点多钟，第二次是……这么说，他在自杀之前和你通过电话，这太重要了，他在电话里说了什么？”他飞快在本子上记着。

周志明凭记忆尽量把那个电话中的对话原原本本叙述出来，他说完后，马三耀望着记在本子上的几行简短的字，颇有些不满足地问：

“就这么多？他一直不肯说出因为什么事要约你去的吗？”

“那是个公用电话，他说讲话不方便，非要同我面谈不可，当时我没当回事，现在回想起来，他的口气像是很急切。”

“真是讨厌，你昨天晚上为什么不去呢！你小子干什么去啦？”马三耀十分惋惜地敲着桌子。

周志明懊悔地狠狠在自己乱蓬蓬的头发上扯了一把，“说不定，全部秘密都在这个电话上了，我要早知道……”

马三耀思索了一会儿，用笔敲打着本子，说：“话又得说回来，如果那个电话只是这些内容，还是不能说明什么。”

“它说明，它说明，杜卫东的自杀可能是不寻常的……”

“废话，谁自杀是寻常的。”

“我是说他死得奇怪。”

“咳，你要是一直在刑警队工作，这种事经得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也许他给你打电话就是为了死前再见你一面，说几句表示告别的话呢，你们的交情深嘛。”

“这个案子，你打算怎么办？”周志明干脆直问。

“怎么办？案子的事，可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得队里几个领导共同研究了以后再定。不过根据办案子的章法，我估计，既然已经判明死者自杀，那就只能销案，就这么回事。”

“销案？连自杀的原因都没查清楚，怎么能就这么销案大吉了呢？”

“哎呀，”马三耀苦笑一下，“我说你呀，亏你还当过几天刑警呢，怎么净说外行话？咱们公安部门只负责处理和犯罪有关的事，自杀事件是向来不管的，那么多自杀的你都一个个给他们找原因去，那就甭干别的了，杀、偷、抢案件还积压着查不过来呢，哪有工夫往这些寻短见的身上耗呀。跟你说吧，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天下就有那么一种人，心眼跟针鼻儿一样窄。你甭以为他寻短见就一定因为什么过不去的大事情，也许屁事也没有，就是不想活啦。上次我就搞过这样一个案件，那个人就属于那么一种抑郁的神经类型，感情脆弱得不得了，在别人那里不算什么的事，到了他那儿就缠绕不开了，表面你还看不出他有什么不对劲儿，实际他思想上已经背了一串莫名其妙的大包袱，一旦发作起来，就往死上琢磨。这号人，整个精神都是混乱的，性格也是病态的，你要真是死心眼儿去查他的死因，那才算是白搭工夫，别说杜卫东这种小人物，就是那些个有名有姓的大人物又怎么样？”

马三耀从桌上拿起那本《最后一个乌兑格人》，对周志明晃晃，“法捷耶夫，还有海明威、杰克·伦敦，一代文豪，功成名就，活得挺滋润的，结果怎么着？自杀了，他们为什么自杀，多少年人们猜测纷纭，莫衷一是……”

周志明说：“海明威是不堪病痛而自杀，杰克·伦敦对现实失望才……”

“那法捷耶夫呢？”马三耀不容他争辩，“还有马雅可夫斯基，都是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干吗也要走自戕之路？咳，其实除了他们自己，谁又能说得清呢。”

周志明呆呆地听着马三耀的这一番滔滔的宏议，干张着嘴说不出话来，他总觉得自己也有一肚子道理，但却不及马三耀的雄辩，心里混乱得连一句反驳的话都想不出来了。

马三耀连连打着哈欠，周志明看看表，时间已经很晚，便告辞了出来。一出楼门口，砭骨的迅风劈面撞在脸上，他猛丁打了个寒战，心里那股子躁妄的火气顿时冷却了很多。他突然后悔刚才跟马三耀说了那么多话，捣了那么多麻烦，不管怎么样，马三耀现在毕竟是处在刑警队长的位子上，对他主管的案件总是这么不管不顾地提问题、发议论，不是过于僭越了吗？就算是好朋友吧，长此下去也难免会使朋友讨厌的。他迎着风苦笑了一下，心里说：“真得改改了，这死认真的毛病。”

第二天，他们全组就开始投入了查找那封报警信投寄人的工作，按照星期天下午定好的分工，大陈和小陆到预审处去提审徐邦呈，周志明从那封信的原件上剪下一条空白的纸，送到造纸研究所里去鉴定纸的产地，严君呢，到了市百货公司批发部去了解这类纸张在南州是否有过进货。几路分兵，齐头并进，大家都满怀着信心地杀了出去。

可是一上午的战绩却有点儿令人失望，冯汉章在证据面前，虽然不得不承认了这封信的报警作用，但究竟是谁寄给他的，他也一无所知；周志明在造纸研究所碰的钉子更大，几个技术人员凑了半天，只能从纸的厚度、光洁度、色泽和纹路判断出是五十二克凸版纸，成分是麦草浆，但要确切认定产地，非得有一张十六开以上，完整无折痕的样纸来做纸质检查和拉力试验不可，这到哪儿去找呢？

比起他们，严君得算是战绩辉煌了，她不但在市百货公司查到了这种横格纸的产地和印刷厂家，而且还抄回了南州市的进货日期、数量以及批发和零售的单位，连百货公司现在的底存情况都搞来了。可是要从六十多个进了这种纸的单位和商店里找出寄信人所在的大致方向来，又是何其遥远的彼岸啊，大伙儿望着这几张抄得密密麻麻的记录纸，全都闷了声。

傍晚，天黑得似乎比往日早，刮了一天一夜的风虽然停歇了，外面却又洒洒扬扬地飘开了沙粒般的雪花，不一会儿，地上便薄薄地铺敷了一层晶莹的乳膜。因为下雪，又因为调查工作处在了急也急不得的阶段，所以到五点半一下班，段兴玉便决定让大家早点儿回去。

晚饭以后，周志明一个人待在办公室里，办公室没有开灯，很暗，也很静，显得空洞洞的。他突然生出种奇怪的感觉，仿佛自己正置身在一片非常荒凉，没有人烟的沙漠中，哦，这是个多么怪诞不经的感觉啊。这四周，这楼房的四周，有繁华的闹市，有华丽的剧场，有绿色的公园，宽阔的马路上，正是华灯初上的时候……大陈、小陆、小严他们，他们在哪儿？在闹市，在剧场，在公园，在温暖的家里？在长时间紧张工作的空隙中，能有这么一个安静的晚上来调剂一下，是多么普通而又多么令人渴望的享受啊。他发呆地站在窗前，觉得自己怪凄凉。他跟他们不一样，他现在只渴望加班，盼着工作别闲下来，他最怕办公室里没有人，没有人说话，没有开关保险柜发出的砰砰的声响。大家走了，他心里就是一片沙漠，空白而苦寂。哦，繁华的广济路，华丽的红旗剧场，绿色的建国公园，去走走，走走……和谁？萌萌？一想到萌萌，他心里就不能安静。他原来是有个小小的计划的。自打从自新河出来，他还从来没能陪萌萌痛快地玩过呢，他计划着等萌萌放了寒假，如果这个案子能有个了结的话，科里必定会给他们组放几天假的，那时候他就陪萌萌出去，好好优游一番，北京、济南、泰山，哪儿都行，随萌萌的主意。平心而论，萌萌对他是有恩的，他忘不了，自新河，砖厂，哦，他忘不了那个酷日炎炎的夏天……他要用全部的爱去报答她。他心里老是这么想着，老是这么想着，可是，光想，却没能做什么，他只顾得这个要命的案子了，没有好好地同萌萌温存，偶然在一起还吵架，他真浑，干吗要吵架呢？干吗不稍稍珍惜一下已经得到的幸福呢？总妄想着能一下子改变萌萌那些错误的成见，为什么偏偏不考虑改变一个人常常不能光凭辩论、说理，而更需要大量的事实和漫长的时间呢？这一切，在和她分开之前，都没有意识到，而现在都已经无可挽回了。萌萌恨了他，他也不能再找上门去认错赔不是，他不能那么碖脸。萌萌那么不顾情面地刺伤了他，把他从家里骂出去，那个情形，他也同样是无法忘掉的，想起来眼泪就想往下掉，不，不去找她，不去，不去！他觉得自己就像个赌气的孩子。

就着窗前一片淡淡朦朦的月光，他看了看表，犹豫了片刻，最后还是走到电话机旁拨动了那部公安局的内线电话。他先拨了马三耀办公室的号码，耳机嘟嘟地响了半天，没人接，他转而又拨了刑警队值班室的电话，这回接通了。

“劳驾给我找一下马三耀。”他说。

“不在。”对方不假思索地回答。

“下班回家了？”他又问。

“你是哪儿啊？”对方却反问。

“我是五处。”

“啊，刚才市南区发生了一起抢劫案，马队长到现场去了。”

“啊。”他挂上电话，若有所失地愣了一会儿。的确，马三耀是个忙人，想叫他撇下那些恶性的刑事案件不管，而把人力物力花在查一个自杀者的死因上，是自己多么不合道理、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啊。他心绪茫然地离开办公室，默默下了楼，在楼门口呆立了片刻，然后朝外走去。他没有回西院小工具房，而是骑上自行车往西夹道来了。

西夹道里燃着一盏孤零零的路灯，细细的飘雪在它那橙黄色的光芒下，像一片扑光的飞蠓上下翻舞。他推门走进院子，院里安静得像座空宅。他不知道自己的雪夜造访会给这个小院带来安慰还是带来难堪，他不能预测在过去的一两天内，这个家庭的成员之间彼此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他只是在一个下意识的念头驱使下才来到这儿的。在这个时候，他觉得应该来看望看望这家老邻居。

王焕德一家人大都坐在东屋里，一个个脸上布满了阴云。王焕德见他进来，嘴唇上勉强牵出一丝笑意，招呼他在椅子上落座；郑大妈只说了一句“你来了”，眼圈一红，声音便哽住了。他有些日子没有见他们了，只觉得他们的脸上骤添了许多老相，一举一动都显得颤巍巍的。

大福子手里抱着孩子，老气横秋地坐在对面的床沿上，轻声问他：“我们家的事儿，你知道了吗？”

他若有若无地点了一下头，扯开话题问道：“我嫂子呢？不在家？”

“在，西屋里陪着我妹妹呢。咳，这两天，我们家在街道里都成了众矢之的了，志明，你知道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现在左邻右舍说什么的全有，可我们也不知道卫东到底有什么问题，真没法说。”

王焕德声音嘶哑地打断了大福子的话，气呼呼地说：“人家爱说什么说什么去，你甭理那些。”他转脸又对郑大妈说：“你那个治保主任，当不当还不照样干四化吗？志明你是知道的，我们淑萍和卫东好，我原来是不同意的，可是他俩铁了心，咱当爹妈的也不能给包办呀。卫东以前干过坏事，那是以前，年轻人嘛，谁还没跌过跤子呀，改了不就完了吗？自打他进了我这门，眼皮底下的好赖我还不清楚？在家，对我和你大妈没说的，不比大福子差；在厂，人家还要评他当先进工作者哪。这不，今儿早上他们支部书记，还有厂子里一个姓安的领导来啦，人家说的可都是好话，还把卫东没领的工资给送来啦，不信我拿给你看。卫东要真的有什么问题，人家厂的领导能对我们这样儿吗？我告诉你大福子，以后再听见谁在背后没根没底地败坏我们，你就叫他拿出凭据来，噢！合着人死了就一定有问题？我看没准儿还是叫坏人害死的呢！”

一直在床角上坐着的郑大妈抬起泛红的眼睛，目光里游动着一线希望。她知道上次为了她这位刚过门女婿的冤枉官司，志明是出了力的，所以今天一看见志明进来，她简直觉得就像是救星降临了似的。她耐着心等老伴唠叨完了，才摆出了那个她认为是最根本的问题。

“志明，卫东就这么死了算完了吗？你们公安局总应该有个正儿八经的说道吧，要不，算怎么回子事呢？你能不能跟你们公安局的领导说说去？”

周志明把自己的目光躲避开，没有答话，他实在不知该答些什么。沉默了一会儿，他站起来说：“我到西屋看看淑萍去。”

他独自出了东屋，走到西屋的门口，心里突然感触万端，不久前，他不是恰恰也怀着和今天类似的心情从东屋走到西屋去的吗？所不同的是，那时杜卫东还活着，而现在……他用冰凉的手掌抚在额头上，仿佛想拂去那簇新而灼烫的记忆。稍稍平定了一下心情，他推门走进西屋。

梅英正挨着淑萍坐在显得空荡荡的双人床上，见他进来，忙站起来打招呼。周志明在她们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仔细端详了一下淑萍，她好像几天没吃饭没洗脸似的，菜黄的面色与萎靡的精神使她如同一个沉疴已久的病人。

“小萍，你别太难过……”他只说了这一句，便被淑萍神经质的哀求打断了。

“志明哥哥，你别以为他是坏人，你千万别以为他是坏人，不，他不是坏人……”

他完全没有想到淑萍会说出这样维护杜卫东的话来。呆呆地，他问：“那，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死，要自杀吗？他露过一点儿迹象没有？”

淑萍愣着神儿没吱声，梅英催促她说：“你好好想想，跟志明说说，上次卫东的事还不是亏了他。”

“我说不出来，我一点儿也没想到，我一点儿也不相信，他为什么？为什么……”淑萍又要哭。

他赶快用话把她的情绪打断，“他这几天都干了些什么？”

“没干什么，每天按点上班，下了班就是帮他们厂里一个人打家具，这些我都跟昨天来的那两个警察说了。”

“上个星期六他给我打过电话，你知道是因为什么事吗？”

“星期六？不知道呀。”

“那他没说过有什么事想找我吗？”

“他前两天说过要找你的。”

“什么事？”他站起来，急切地问。

“我们俩想请你吃喜酒，我叫他找你定个地方。再有，我们商量好了，春节以前把这间房子给你腾出来，他大概想告诉你。”

“噢，”他不觉泄了口气，想了想，又问：“星期六那天他都到什么地方去过？”

“早上就出去了，大概是上班吧，晚上回来的，在家吃的晚饭。”

“晚上几点回来的？”

“五点多钟吧，也许六点。”

“这么说，他五点多钟从厂里回来，在家吃了晚饭，然后七点多钟又到厂里值班去了，对吗？”见淑萍点点头，他心里忽地动了一下，“这就怪了，既然晚上要在厂里值班，为什么还要这么远跑回家来吃晚饭？何苦这么疲于奔命呢？是为了回来等我？还是他下午根本就没在厂子里？那，他能去哪儿呢？”

他慢慢踱着步子，环视了一下这间屋子，那贴在墙上的大红喜字剪纸上似乎还弥留着新婚之家的温热气息；沙发的旁边，新置了一个自制的小书架，上面的书册不多，插放却很整齐，他哈着腰从上到下地浏览着书目，问道：“这是你看的书，还是他看的书？”

“差不多都是他的，他挺爱看书的。”

他拿起一本《新体育》，翻了翻，“他喜欢看这些？”

“挺喜欢的，上上个星期他开始每天早上练长跑了，你看那是他的球鞋。”

“这也是他看的吗？”他拿起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是，是他从厂子里借来的。”

周志明心里好像有一面重鼓在擂，“不！不！不！他不应该是自杀！”但是他抿紧了嘴巴没有出声，脸色平静地离开书架，又踱到五斗橱前面。橱面上零乱不堪地散放着些水杯、电筒、眼镜和本子之类的东西。梅英走过来一边动手归置这些东西，一边说：“这几天，淑萍也没心思收拾屋子了，平时呀，这间屋子拾弄得可干净呢。”

“这是谁的本子？”他从橱面上拿起一个塑料皮本子，翻开看了一眼，他当然认识杜卫东的字，于是对淑萍说：“他写的，我拿走看看行吗？”

“行。”

“这是什么，淑萍？”梅英手里拿着一只小玻璃瓶子，“里面是什么水呀？”

“什么？”淑萍用红肿的眼睛审视了一会儿，摇摇头，“不知道，可能也是他的。”

周志明接过那个瓶子，打开盖子，里面是一种暗红色的水，闻闻，挺呛，他也说不清这是什么东西。

又问了些其他的问题，说了些老生常谈的安慰话，他离开了西屋，临走的时候把杜卫东那个本子，还有那个来历不明的小玻璃瓶都带在了身上。

在回机关的路上，他觉得一股子很有力量的火，从心里一直烧到脸上，他坚信杜卫东不是马三耀讲的那种多愁善感、神经虚弱的人，也不是那种不知道珍惜新生活而继续作歹的人，他应该把他的死因查清楚，应该担起这个责任来，好让杜卫东走得明白，让王大伯一家人安下心来，他觉得这对自己是一件责无旁贷的事情，因为他，现在也只有他，才能这么强烈地、确切地体会和感觉到杜卫东死的奇怪！

第二天早上一上班，周志明就来到技术室。刚拿出那只小瓶子，搞化验的老钱就伸出一只手来。

“送检单。”

他笑笑，“没有。”

老钱半真半假地绷起脸，“刚一上班就跑这儿起哄，是不是？”

他把瓶子递过去，“凭交情，你给我看看是什么东西。”

老钱朝瓶子上斜了一眼，“到底是公事私事？要是公事，回去填个送检单，写明送检的目的要求，叫你们科长签上字，别嫌麻烦；要是私事，劳驾别往这儿拿。”

他知道老钱平常特别喜欢他，所以带点赖相地说：“得啦，我又不让你们化验，凭经验，帮我闻闻是什么东西，还不行吗？”

“嘿，你这上下嘴唇一碰，说得倒容易。你以为跟酱油醋似的，一闻就闻出来啦？哼……得了，谁让我是你大叔呢，拿来吧，我闻闻，省得你哭……这是什么怪味儿啊，好像有酒精，小齐，你闻闻来。”

小齐把鼻子凑上来：“好像还有碘酒味儿……”

“不行啊，闻是闻不出来的，像这种连名堂也叫不出来的东西，就是做化验也得送技术处才行，咱们这儿……”

“算了，你们真笨蛋！”

技术室的门在弹簧的拉力下重重地关在身后，生硬的响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反荡出持久的回音，他机械地向前移动着脚步，心里突然腾起一股恶狠狠的火气，仿佛自己是一个长久地在黑暗中摸索的人，不得不体验着那种由于信心的城垣不断溃坍而产生的烦躁和恼恨。这个职业，这些个案子，真是太难了！这一瞬间，他胸中集变起一种异常狂暴的心情，恨不得把手上这只小玻璃瓶用力摔在墙上，看着那暗红色的浆水随着玻璃的碎片飞迸出来才痛快。然而这个歇斯底里的念头在脑子里刚一闪，就立即被一阵猛烈的心跳窒住了，“我这是怎么了？这么没有耐心，这么缺乏克制，我不能这样，我还算一个侦查员呀，一个听起来多么光荣的称号……”

他镇静下来，看着手里的瓶子，把它揣进兜内，忽听到身后段兴玉的声音在问他：

“在这儿干吗呢？”

“没干吗。”他转过身。

“你不舒服？好像脸色不大好。”

“没事儿，我就这样。”

他们两个说着话，走回到办公室来。

大陈、小严和小陆成鼎足形坐在屋里，见他们进来，大陈说：“我们等你们半天了。”

段兴玉在自己的桌前坐定，说：“咱们抓紧时间开始吧，今天上午得把投信人的画像勾勒个初稿出来，可惜我们手上的颜料就是这么一封信，太单一了点儿。”

“噢，”大陈说，“刚才我们三个人一块儿议了议，粗粗略略地给作案人画了一张相，我们在大方面意见一致，在个别问题上还有不统一的地方。”

“是吗？”段兴玉说，“那就先说说你们一致的意见。”

“综合起来有这么几条，”大陈说，“第一，作案人必须具备仇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动思想基础，这是当然的条件；第二，作案人具有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第三，年龄在四十岁以上；第四，具有能迅速知晓十二月二十七日审判结果的条件，这四条，我们三个意见是比较统一的。”

“嗯——”段兴玉思索着点点头，没有表示什么看法，大陈继续说：

“还有几个拿不准的问题，比如说：作案人的职业，我们估计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范围，从这封信上几乎一点儿也看不出带有职业性的语言。另外，也找不出比较特殊的方言土语和谐音字，所以，投信人的籍贯也难以确定下来，还有性别，从行文语气上看像个男的，但也很难说。”

段兴玉沉吟着，问：“把这个人的年龄定在四十岁以上，有什么根据呢？”

“当然有，”陈全有未假思索便说，“这封信的语言，显然不是出自年轻人的手笔，全信只有一百一十几个字，却大量地使用文言，你就拿抬头来说吧，冯汉章就冯汉章呗，还非得‘台鉴’，现在的年轻人哪儿懂这些个繁文缛节呀。”

小陆插嘴，“不光抬头，信文里也尽是古色古香的词儿，你看——”他拿着那封信指点着说，“什么家父啦，移榻啦，无大渐啦……”他自己也笑了，“真绕嘴，这家伙，反正是读过两天‘子曰’的人。”

严君说：“说不定是私塾出身。”

段兴玉听着，仍然没有做出然否的表示。他把目光移向周志明，问道：“你的意见呢？”

“呃——”志明想了想，说，“这个，我倒觉得，……像个年轻人。”

大陈不解地眯起眼睛，“年轻人，为什么？”

“说不出为什么，反正是一个总的印象，感觉。”

“哈，又是你那个感觉，”小陆笑起来，他现在跟志明已经不那么僵了，所以才揶揄地说，“能不能少来点儿那种虚无飘渺的感觉之类，说出点实打实的道理来嘛。”

严君却插上来说：“道理归道理，感觉归感觉，互相又不能代替，上次杜卫东的问题，这次卢援朝的问题，实践证明小周的感觉都是挺灵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对于严君露骨的袒护，小陆有点儿来火儿，“照你这么说，办案子可以不要客观证据，不要逻辑分析，凭感觉就行了，是不是？你这套歪论，纯粹是经验主义，自由心证的大杂烩！”

“帽子工厂。”严君半笑不笑的。

周志明打断他们的争执，说：“信里，是用了些文言，但基本上是个文白相杂，或者说是个白话的东西。那几个古词儿我倒觉得和信中其他文字并不是交融得十分和谐的，总有生拉硬扯之感，读起来不那么顺。所以我想这个人大半是没有受过地道的古文训练，倒像是一个年轻人的模仿和卖弄。我上中学那会儿，我们有的同学看了几本《三国》、《水浒》之类的书，说起话来也就是这副咬文嚼字的德行，其实无非是看了几本章回小说，耳濡目染，之乎者也的顺口就来了。”

大陈点起一支烟，喷了一口气，点着头说道：“嗯，也有道理，刚才我还琢磨呢，这个人倒是用了不少简化字，虽然说老年人也有用的，但还是年轻人用得多。”

段兴玉从小陆手里要过那封信，把差不多可以倒背下来的信文又看了看，说：“我还有这样一些想法，咱们可以研究研究。你们提的第一条，作案人的政治思想基础问题，这当然是毋庸多言的，可是我想以后如果在确定的侦查方向上排列嫌疑人的话，这一条可以不列上去。”

“为什么？”小陆问。

“因为作案人并不一定把自己的反动思想暴露得那么明显。人是复杂的，多面的，也许他在单位还表现不错呢，你定上这一条，有的侦查员和保卫干部就容易单凭自己主观上对某人的好感而把他漏掉。过去一搞‘人物画像’就把这条放在首位，因为不这样就会有人说你不用阶级分析的眼光看问题，旗帜不鲜明。现在是三中全会以后了，用不着怕这套形而上学的闲话，‘画像’的目的是为了给侦查员提供一个可以捉摸到的标准，又不是给犯罪分子列罪状。”

“对，搞案子嘛，来实际的。”几个人都赞同。

段兴玉接着说：“第二条，你们认为作案人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我同意，但是在文字表述上还是改动一下，因为文化程度包括太广，这封短信不能概括。而且文化程度还容易被人狭义地误解为学历，免不了会漏掉一些嫌疑人，你别看有的人只有小学学历，却自攻了一笔好文采。所以这一条应该改为：作案人具有相当于高中以上的文字能力。”

段兴玉顿了一下，“年龄问题，我倾向志明的意见，如果上过私塾或精通古汉语的人写出来的东西，绝不会是这种七拼八凑、半文不白的模样，而且文言文的书信语言是很?唆的，前后都有许多谦谓的套话，一般不会这么开门见山。当然，敌人要在信文中潜伏暗语，在语汇的选择上不得不受些限制，写得通顺也很难，但是年龄定在四十岁以上，无论如何太偏高了，我看年龄范围宁可大些，二十五岁以上怎么样？”

“行，这更保险些。”大陈说。

“第四条我没什么意见。至于这个人的职业、性别和籍贯问题，既然目前还缺乏可供分析的材料，那就不要硬分析，先空着吧。”

对作案人粗略的“画像”就算是议定了。大陈把从百货公司抄来的那六十多个单位和商店的名单从抽屉里取出来，摆在段兴玉面前，面有难色地说：“这么多单位，都进了这种纸，要查清这封信所用的纸是从哪个单位拿的，或者是在哪个商店买的，哼，海里捞针哪。”

“墨水化验了吗？”段兴玉偏过头来问。

“化验了，这封信是用普通的鞣亚铁墨水写的。全国统一配方，哪儿都有卖的。对缩小侦查范围一点儿价值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