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楼是青砖砌成的，因为旧，表面呈现出一层黑色，几乎所有窗户上的油漆都已被风雨侵蚀得斑驳一片，一扇不堪入目的楼门既脏且破，用五合板充作玻璃的门页冲她半咧着大嘴，她全身打了一个哆嗦。

“这是怎么回事，还不如南州市歌剧院体面？”她心神疑惑地走进楼门。一声很漂亮的男高音从顶上传来，在她有些灰冷的心里发生了一点儿兴奋提神的热量，她顺着破烂的楼梯爬上去。

在三楼，她找到了妈妈那个朋友——李阿姨，李阿姨一见到她，脸上就现出吃惊的样子，好像对她的到来毫无精神准备似的。

“你怎么来了，没收到我的信吗？”李阿姨把她领到走廊上，向她问道。

她心里一跳，“什么信？没收到呀，是不是有什么变化了？”

“今年给剧院的进员指标没有了，我也是才听说的，已经给你妈妈写了信，我还生怕你来呢，结果还真来了，你看这事儿……”

她望着墙不吭声，心绪坏到了极点。

李阿姨想了一下，说：“我看这样吧，既然来了，就在北京多玩两天，回头我在剧院里请几个专家给你听听唱，如果他们对你感兴趣的话，也许还有门儿，即便不行，让他们给你指点指点也有好处。你别急，以后这儿总会招人的，现在我们就缺年轻的，哎，你现在住在哪儿啊？”

她把自己的住址和电话留给了李阿姨，离开了这座破破烂烂的大楼，回到何伯伯的家里。第二天，李阿姨果然打来电话把她叫去了。

“这几个人都挺忙的，今天特意凑起来给你听听嗓子，我好大面子呢。”李阿姨颇为得意地说着，把她领进一间钢琴室。她朝屋子里的几个人看了一眼，除了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头子还多少有点儿艺术家的派头外，其他几个简直就像卖酱油的，和她过去想象的风度大相径庭，她情绪不高地把要唱的曲谱递给了钢琴师。

唱了两支曲子，一支是美国电影《音乐之声》插曲，一支是法国歌剧《卡门》里米开拉在山洞唱的那段咏叹调。唱完之后，便由那几个人问话，全是些泛泛的问题，学唱多久啦，跟谁学过啦等等，最后，还是那个花白头发的老头儿讲了讲她对米开拉那段咏叹调的理解偏差和换声点、装饰音的毛病，不过她好像已经没有心思去听这些了。

走的时候，李阿姨一直送她到院子门口，拍着她的肩膀问：“你什么时候回南州啊，替我问你妈妈好。”这一句话使她立刻明白了昨天那关于“也许还有门儿”的话，也不过是一句口惠而实不至的空头支票。她对李阿姨没有做半点儿感谢的表示，顾左右而言它地说：

“这破地方，还用得着设双岗吗？”

李阿姨瞥一眼院门口的岗哨，“这院子是部队的，我们在这儿临时占了一个楼，岗是他们的。”

她撇嘴笑了笑，告辞走了。

一连两天，她门也懒得出，除上了一次王府井之外，整天就是歪在床上，李阿姨来过一次电话，请她去家里玩玩，她敷衍了两句，推辞了。何伯伯一家人见她没精打采的样子，都先后过来说过许多宽解的话，何伯伯的爱人胡阿姨根据她在北京市委搞过一段人事工作的经验，鼓着多肉的嘴巴说：“你妈妈托的那个李阿姨在剧院是做什么工作的？我看办事可不怎么牢靠。往北京调工作，哪儿那么简单呀，即便剧院收了你，户口怎么办？进户口归公安局管，你是工人，工人调动走劳动局这条系统，可演员是按干部管理的，干部调动走人事局这条系统，各个系统都有自己的一套政策条条，说不定在哪儿就把你卡住了，可不那么好调呢。要我看，你还不如先去南州歌剧院呢，再说那儿上台锻炼的机会也比这儿多，这儿都是些名家，难得轮上你的角色。”

胡阿姨的初衷是想往宽处劝导她，而她的心情却反而更加阴沉恶毒起来，心里骂着，“真他妈没治，什么户口啊指标啊，就咱们国家这一套?唆！”

星期天，她仍旧没有心思去转转，但情绪多少平静了一些。这也怪自己过去的幻想太多了，在幻想中生活的人是不容易知足的。也罢，就先设法把去南州歌剧院这件事办成吧，她的嗓子在那儿是够得上中上等水平的，比起“凤尾”来，“鸡头”也许更多一些优越的地方呢。

晚上，跟何伯伯一家人吃过晚饭，就坐下来看电视，新闻联播刚刚结束，桌上的电话突然响起来，玲玲摘下听筒，大嗓门喂喂两声，把听筒冲她一伸：

“找你的。”

“又是歌剧院那个姓李的吧。”她坐在椅子里没动窝。

“不是她，是个男的，有点儿口音。”

“男的？”她疑惑地站起来，接过电话，一个似熟不熟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

“喂，是施同志吗，你不记得我了吧？”

“你？……噢，冯先生！”

“你忘记了你还向我许过愿呢！”

冯先生亲近爽利的声音使她胸中的郁闷为之一扫，声音也明亮起来：

“您的公事办完了？是吗，什么，我？我什么时候都有空儿，明天？行！”

第二天一早，冯先生如约乘了一辆“小丰田”把她接走了，他们上午爬了红叶正浓的香山，下午逛了秋爽宜人的颐和园，晚饭是在“听鹂馆”里吃的。她看得出来，冯先生并不很有钱，要的都是些一般的菜，不像邻桌几个欧洲人那么挥霍。但冯先生很高兴，一天里爬山、荡桨、照相，玩兴极浓。她虽然和他相差了十来岁，但发觉和他的交往并非一件难事，冯先生开朗大方、文化程度又高，所以和人相处显得洒脱融洽。她觉得这一天是真够轻松愉快的……

在“听鹂馆”吃饭的时候，意料之中的问话来了。

“你考试怎么样，还顺利吗？”

“别提了，”她挥挥手，“剧院没有分到进员的指标，就是当代十大女高音来了，也照样不能收。”

“噢，”他做出一个惋惜的表情，呷了口酒，又说：“这种事，要是在国外就好办多了，一切凭本事，像你这样一副好嗓子，走到哪里都不愁吃饭的，你能唱出钱来，唱出一切来，当然，国外也有国外的不好……资本主义嘛。”

从颐和园出来，天已经擦黑了，冯先生余兴未尽，建议到民族宫去跳跳舞，她谢绝了。一来因为太累，二来是这几天在何伯伯家里灌了一耳朵关于跟外国人去民族宫跳舞的女人如何如何败坏的话。她想了一下，说：“我想回去了，明天还要早起去排队买火车票呢。”

“你要回南州了吗，太巧了，我过两天也要回去，我们又能同路了。”

“我最迟后天就得走，我是请了假出来的。”

“后天？好，我帮你买车票，我在饭店里订票很方便。”

“那我什么时候把钱给你送去？”

“你太客气了，我还付得起这点小小的盘缠。”

“不不，实在不好意思又叫您破费。”

“我们是朋友了嘛，你这样认真，是不是要我向你付今天的向导费呢？噢，我明白了，现在国内的人是不是还害怕和外国人接触？如果你觉得为难的话，我当然不勉强，我不愿给朋友带来麻烦。”

“不是，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您想到哪儿去了，如果您高兴，我当然很希望有您这样一个谈得来的朋友，真的。”

“谢谢，你知道吗，我最怕一个人坐火车，就是因为受不了那个寂寞，这下好了，我们可以一路聊回南州去。”在颐和园门前停车场的路灯下，冯先生心满意足地笑了。“好，现在我送你回家。”

马树峰是七六年的十一月离开自新河的。一年多的光阴在匆忙中一闪而过，当他重又踏上自新河坚硬的土地时，真正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他现在住的场部招待所的这栋讲究的小楼，正是过去甘向前和公安部调查组的“行馆”，他当时还以第八副场长的身份，陪调查组去过砖厂呢。多快，一晃两年了。

几乎是从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的第二天起，他在农场的简陋宿舍就开始门庭若市了，甚至连那个平时从不和他说话的农场第一把手陈政委，见了面也躬身含笑，带着几分敬意。在这个偏处一隅的劳改农场里，改朝换代的气氛和枯荣交替的速度，甚至比大城市还要来得快。马树峰本来是下决心留在农场好好搞一阵的，他毕竟已经了解了这块土地，对它有了感情。所以，在新上任的市委政法书记施万云突然从南州市打来长途电话要他回去的时候，他并没有立即动身启程，总觉得该把这儿的工作做个交待，或者等大方面的形势有个着落再走才好。直到从北京调来的市委第一书记李直一亲自来电催促，他才不得不抛开一切事务，连行李也没有打，只身回到南州市来了。

刚回来的那阵子，他，还有准备担任市委政法部长的乔仰山，先是以工作组的身份参加了市公安局党委常委的工作。因为当时李直一和施万云对甘向前的底细不清楚，开始还是指定甘在常委内牵头，所以，头两月局里的形势是非常复杂的。甘向前在公安局经营了十年，只要他这棵大树不倒，下面的猢狲也就绝不会散。别的不说，光是平反冤假错案这项工作，就非常掣肘。比如他马树峰前面刚在局政治部讲了，凡属在十一广场事件中立功受奖而提拔起来的干部，一律暂回原职的话，甘向前后面接着就在大会上宣布：十一广场事件和天安门事件性质一样，是中央定的性，立功的照样使用，受奖的照样光荣！针锋相对的态势，越来越表面化。难怪局机关大楼里有一张大字报的题目上赫然写了“甘向前到底是‘牵头’还是‘钳头’”这样几个字，很是辛辣。他也曾抱着一线希望，以不念旧恶、不计前嫌的态度找甘向前谈过，结果不行，一谈就崩！

“我当然是有意见的！”甘向前很激动，“平反工作不能翻烧饼，不能对过去的结论一概否定嘛。别的不提，我只举一个例子，据说连周志明的案子有人都想翻，这成什么了？不要说徐邦呈脱逃的疑案未了，难道连他销毁证据的事也要一风吹吗？再说他在地震期间还有策动犯人越狱的新科，又该怎么说？”

对于３１１案的失败，公安部调查组兴师动众而来，不了了之而去，马树峰是早就打算重新调查的，只因始终大事缠身，一时尚不能顾到此处；对于周志明销毁证据的案子，他倒没有什么新解。这些年的事情，真伪杂陈，乱七八糟，没有第一手材料他一概不表态。而且市里后来对复查平反工作又做了新的分工，公安局只搞未决犯，投入劳改的已决犯统统归检察和法院系统甄别，他也就把这事搁在一边了。这次回自新河的路上他还想着，不知道这个周志明是不是还在这地方。

很早就想回自新河看看了，但是自从他被正式任命为市委常委、副市长兼公安局长以后，要想躲开自己那间办公室，是绝没有可能的。直到现在，甘向前撤职审查，局里的形势完全明朗，各业务处的班子也基本上配齐，一切都朝好的方向起步了，他的这个愿望才算实现。昨天晚上下了班，他只随身带了个秘书，轻装简从，孤车一乘，直奔自新河来了。

一路颠簸，夜里十二点到了场部。不知是谁先往这儿打了电话，场长、副场长，一溜七八个，迎候如仪，前呼后拥地把他送进了招待所的小楼。这使他十分扫兴，本来盼望着体会的那点旧地重游的亲切感，全被这种官场的繁文缛节淹没掉了，可惜。

今天一大早，他没等有人来拜就离开招待所，先到场长办公室来了，场长也是个刚复职不久的老家伙，一见面就发牢骚，——劳改局迟迟不给场里派新政委，搞得现在生产、管教、震灾后的基建，还有揭批查运动、搭配各分场的班子、落实党的改造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还有生活，全场一万多干部、职工、家属和犯人的吃喝拉撒睡，事事都得他这个当场长的躬亲主持，吃不消！马树峰听着，也只能心里叹气，“你叫我怎么办？”他说：“抓紧找年轻的，接班！”

这真是个要紧的事，局常委的班子几乎快成敬老院了；下面这些干部也是青黄不接。找什么样的人来接班，什么样的人才算是合格的公安人员，这是他近来时时盘桓于心头的问题。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儿的当然不行，唯唯诺诺，难得糊涂的也同样不行，一定得要那种有责任感的年轻人来接公安事业的班，要真正有责任感的人！这些年叫“四人帮”搞的公安人员的责任感都到哪儿去了？像那个本来并不复杂的３１１案件，为什么叫一个外行加极左的甘向前就给活活搞砸了？那些当处长的、当科长的、当侦查员的，你们可不是外行，为什么不敢坚持原则，据理力谏呢？

一想到这些，马树峰心里就沉甸甸的，话自然也就说得少了。场长告诉他，上午机修厂要开先进工作者授奖大会，估计很热闹，建议他去看看，他同意了。

正要出门，狱政科长来了，看见他，很恭敬地垂手说道：“哟，是马局长，您什么时候来的？”

“昨天刚来。你找我？”

“不，我找场长。市委政法部刚才来了一个长途电话，问砖厂犯人企图越狱那个案子的情况。”

场长挥了一下手，说：“你们各司其职，不要事事都找我。”

“他们电话里说，是政法部领导要问的，要我们尽快报个材料到政法部去。还说，如果周志明挑动犯人鼓噪的问题属实的话，也要尽快把处分意见报到检察院去，还叫咱们先提个加刑期的意见供法院参考。”

毕竟是政法部领导亲自垂询，场长不得不郑重其事了，“下面不是报过材料吗，实不实？”

“我看没问题，我们科的常松铭原来就是砖厂的文书，这件事的始末经过他都清楚，材料里还有他的一份证明呢。至于周志明本人的口供……砖厂领导是找他谈过的，他态度极坏。据砖厂老于反映，这个人自从入监以来，反改造情绪就很大，一直不认罪。虽说口供是证据之王吗，可他拒不承供难道就不处理了吗？”

场长还没答话，马树峰插问道：“是砖厂那个周志明？”

“就是他。”狱政科长转过脸来，“对了，马局长知道这个人，七六年公安部还来人查过他的事嘛。”

马树峰奇怪了，“地震期间的事儿，怎么拖到现在才加刑？”

狱政科长解释说：“因为那事出了没几天，就赶上主席逝世，然后又是粉碎‘四人帮’，所以一直没腾出工夫来办。”

马树峰皱起眉毛，说：“快两年了，说不定犯人的思想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有错儿的时候不及时加刑，等到他变好了，又补算旧账，这对改造工作是很不利的，以后可不能这么拖拉了。”

“就是就是，我们准备在以后的管教工作会议上专门研究一下。不光影响犯人的改造情绪啊，有时候连法律上规定的追诉时效也给耽误了。那么，您看这个案子还报不报了？”狱政科长小心地问了一句。

“情况查实当然要报，不过不要提什么参考意见，该多长刑期，由法院去判。”

狱政科长喏喏连声地走了。他和场长乘一辆美国造的库莱斯汽车去机修厂。这种老牌子汽车在南州市的大街上早就绝迹了，跑起来连吼带喘的，很吃力。借着路上同车的机会，场长叨叨不停地向他讲着场里的事情，可他此时却没有一点心思去听，直把目光飘向车外。

车子老掉牙了，柏油马路却是新铺的；路边栽了许多小树，细细的树干被草绳裹着，更给人一种弱不胜寒的感觉。老车，新路，小树，真的，今年的冬天冷得出奇，小树很可能会冻坏的。马树峰想着想着，忍不住打断身边那位场长的长篇大论，问道：

“你见过周志明吗？”

“谁？”也许是他的问话离题万里，场长愣了一下，半天才说：“啊，听说过。对了，去年场里统一调整了一批犯人，周志明正好调到机修厂了，你要感兴趣，今天可以把他找来。”

“啊。”他不置可否地应了一声。

机修厂离场部不过十来里地，一会儿就到了。因为是粉碎“四人帮”后头一次评选先进工作者和先进生产者，大家都有个新鲜劲儿，所以授奖会确实开得很热闹，领导讲话，代表发言，披红挂彩地发了奖，最后还演了节目。马树峰的不速而至，更带来一种近乎过节般的气氛。

散了会，机修厂的厂长和教导员把他们请到厂部一间办公室里落座。虽然是地震后才盖起的简易房，但屋里既干净又温和，一只深青色的水壶坐在炉子上，噗噗地喷着白气，十分悦耳。他先问了问厂里的生产情况，接下去，话题就移到管教工作上来了。

“犯人最近思想还稳定吗？”

“还好吧。”教导员和厂长对视一眼，说：“前两天开了春训动员会，回去以后犯人们都在班组会上表了态，整个儿情绪还不错。这两天除了修理车间的周志明之外，没有发生不服管理的现象。”

又是周志明！马树峰倒真的感兴趣了，问：“周志明为什么不服管理。”

“谁知道，可能因为不干活儿，我是听李副教导员说的。这个犯人是去年才从砖厂调整来的，在砖厂是第一号反改造尖子。”教导员说着，脸上略露得意之色，“结果到了我们这儿一直表现不错，最近还评上了修理车间的改造标兵。不知道昨天怎么又跟李副教导员吵起来了。”

场长插嘴说：“犯人嘛，思想允许有反复。”

马树峰看看表，还早，于是说：“你们把周志明领来，我和他谈谈。先把他的队长找来也行。”

没一会儿，教导员领了一个干部回来，进屋介绍给他。这个人叫丁广杰，过去也在砖厂当队长，去年带着砖厂的十几个犯人一块调过来的。

丁广杰很拘谨地坐下来，马树峰先漫无边际地问道：“周志明现在在队里表现怎么样？”

丁广杰点一下头，“不错。”

教导员问道：“前天不是跟李副教导员吵起来了，到底为什么？我看老李气得够呛。”

“就为新起的那栋简易房，前天把墙抹完天就黑了，灰浆也用完了，可李副教导员的家属在招待所大房子里已经住了快一个星期，想早点儿把这间房子弄利索了住进去，所以就叫周志明再拌点儿灰把屋里的炉子砌上。周志明开始也没说不干，土也围上了，水也打来了，后来李副教导员有两句话他不爱听了。”

“什么话？”马树峰说。

“李副教导员说：‘你们这号人，就是缺乏劳动才滋长了好逸恶劳的剥削阶级思想，走上犯罪道路的，现在让你多干一点儿，也是让你多去去毒、赎赎罪。’这话是难听点儿，可也没什么不对呀。好，他小子犯犟了，铁锹一扔不干了。”

机修厂长插了一句，“这人我不熟，可我看他干活儿还可以嘛，修理车间几次表扬犯人的名单里都有他。大概就是脾气大。”

丁广杰说：“脾气也不是大，这人其实说起来还是个弱性子，胆子也不大，干活也肯下力气，蔫蔫的还挺爱学习。就是有一条，你不能老说他犯罪不犯罪的，你一说，就顶你，当了犯人还这么大自尊心，我真是头回见。”

场长点着头说：“说来说去，关键是个认罪服判的态度没端正的问题，这次春训，你们厂里可以重点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马树峰却沉思了一下，抬眼说：“李副教导员的那个话嘛，倒也可以不说，刺激人的语言对犯人转变思想不见得有什么好处。”他停了一下，又问丁广杰道：“他对自己在砖厂策动犯人暴动的事，没有一点担心加刑的想法吗？”

“噢，那件事呀，”丁广杰却反问道：“怎么，查清是他了吗？当时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现在查出结果了？”

“也用不着怎么查嘛，当时砖厂的文书亲眼看见他在挑动犯人冲出去嘛。”

“您是说常松铭吗？”丁广杰皱起眉头，“他怎么看见了？他光听见声儿不对就跑回来了，这事后来我们几个队长还议论过他哪。是他自己说看见的吗？”

“他写了正式材料的。”

“那他是瞎扯！”

“你怎么知道他没看见呢？”马树峰心里一动，怀疑地问。

“没错。”丁广杰的口气是不容置疑的，“那天犯人们都到窑上收拾场地去了，就留下他们六班在监区里清理砖头碎瓦，我本来在监区院里，后来尤厂长叫我到厂部的防震棚里谈话，常松铭也在那儿，还跟我们一块说了会儿话呢，后来他说要去监区看看，就走了。走了大概顶多两分钟吧，噔噔又跑回来了，脸都白了，一进来就嚷：‘不好，院里要放羊。’意思就是犯人要跑。我们出门一听，果不其然，监区那边一片吵吵嚷嚷的。尤厂长问常松铭怎么回事，常松铭说不知道，还那儿瞎分析哪，说可千万别是集体越狱吧。他这一说尤厂长也急了，赶快叫我骑上三轮‘小东风’到附近的五分场去叫警卫部队，又叫常松铭赶快把在家的干部、工人叫出来围监区，连家属学生都绰着棍子出来了。不过当时的确是够吓人的，因为正赶上刚刚传达市委领导的指示，要防止犯人暴动、逃跑，大伙的神经都特别敏感，一听到犯人在院里叫唤，连我都以为是闹起事来了，所以当时尤厂长尽管没闹清楚情况就采取了措施，也还是应当的，你想想，监区的围墙震倒了差不多一半，那些天连电话也不通，干部有不少都到窑上去了，警卫部队又不在跟前，犯人一炸窝跑出来，你还不干没辙？那时候南州街上还都住着人，连北京、天津的人都还睡在街上，这帮人要是跑出来，那还不满处偷呵抢呵祸害去！不过……”丁广杰想了想接着说：“不过关键还是里面没闹起来，犯人里主意也不统一，有人想跑，有人还不想跑呢，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嘛。要是他们没矛盾，一哄跑出来，你措施再快也白搭，警卫部队离了十几里地，干部职工得挨家现喊，砖厂又没配备武器，连尤厂长还是现从堆在门口的救灾物资中拣了两把大铁勺才算没空手，要真跟犯人玩命我看也不是个儿，犯人一个个身强力壮的，手里头都是铁锹铁镐，你打得过呀？”

场长点头说：“这倒也是。”

马树峰笑了一下，“你说了半天，其实并没有回答出我的问题来，我是问你怎么能肯定常松铭没看见监区的情况啊。”

“肯定肯定，”丁广杰挺着脖子说，“从厂部那间防震棚到监区起码要走四分钟，常松铭刚出门就折回来，说富余点儿也不过两分钟，靠厂部这面的院墙又没倒，他往哪儿看去？根本看不见。背着小常咱也不好乱议论他，他这人，写个材料什么的还挺快，要说这胆子，还真小了点儿，不过作为一个劳改干部，明明听见里面吵吵嚷嚷的要闹事，不赶快进去压住，反而往后跑，生怕一个人进去让暴动的犯人给砸里头，这可是有点儿……怎么说呢？”

马树峰陷入沉思，丁广杰后来又说了些什么，他没有听清，直到丁广杰走了，他才沉着脸对屋里几位农场的干部说：

“把周志明叫来吧，我单独同他谈谈。你们有事忙你们的，不用陪着。”

场长和两个机修厂的领导说要谈谈财务方面的事，到隔壁的房子里去了。很快，周志明被人带来了。

也许别人会奇怪，他以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的百忙之身，怎么会有兴趣和闲暇来管一个普通犯人的问题。其实，他并不想知道周志明是如何顶撞干部的，甚至也并不关心那场鼓噪闹事的前因后果，这些问题，下面的同志自会搞清楚，当然用不着他来越俎代庖。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公安干部——犯人、反改造尖子——改造标兵，这样一个大起大落的人物，也许他的历史能给人某种启发，某种经验吧，马树峰心里这么想着。

犯人还是那么一张稚气未脱的脸，比上次胖了点儿，气色也不错。进门时几乎没有发出一点声响，进来后就安静地靠在门边的墙上。马树峰说了句：

“你坐吧。”

小伙子两腿一屈，身子溜着墙，一屁股坐在地上。

他诧异地愣住了，指着桌前的一把椅子，说：“坐这儿来。”

犯人迟疑了一下，站起身，在椅子上坐下来。

“平常干部找你谈话，你也是往地上坐吗？”

“不，是叫蹲着。”

年轻人穿了身过于肥大的黑棉袄，腰间还很好笑地扎着根粗草绳，显得土气而臃肿。马树峰打量着他，口气随便地问道：“这棉袄是特号的吧？”

“嗯。”犯人仍旧垂着头，喉咙里咕噜了一声。

马树峰先拣最近的事问：“前两天，为什么跟干部顶撞啊？”

“因为砌炉子。”犯人还是简短地说。

“你等于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是问为什么同干部顶撞？”

“因为我没砌。”回答照旧是简短的。

“为什么不砌？让你劳动是害你吗？”

犯人不说话。

“我问你，这是什么地方？”

“劳改农场。”犯人咕噜了一句。

“劳改农场是干什么的？”

“改造罪犯的。”

“改造罪犯的途径是什么？”

犯人又不说话了。

搞审讯，马树峰当然是驾轻就熟的。像刚才这种逻辑式提问，就是旨在让犯人自己驳倒自己的一种方法。显然，犯人已经察觉了他的用意，眨着眼睛不答腔了。他笑笑，把结论摆了出来。

“是劳动嘛。劳动是改造罪犯剥削阶级思想的唯一途径，只有通过劳动，罪犯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新人。当然，还要进行思想教育。所以，干部叫你加班砌炉子，对你进行教育的那些话，原则是对的，你加以顶撞就不大合理了，你说对不对？”

他本来以为在这番道理下，犯人必然会无言以对，没想到他竟开口反驳起来。

“照您的说法，只要参加劳动就能改恶从善了？那为什么有些犯人，比如砖厂的田保善那种人，坐了二三十年的牢，干了二三十年的活儿，到现在还是个坏蛋？照李教导员的说法，好像犯罪就是缺乏劳动，那些农村来的犯人本来就是劳动人民，在家天天干活儿，为什么还要好逸恶劳去偷去抢呢？”

马树峰张了张嘴，竟一时语塞，他打量了一下犯人那副认真的表情，反问道：“你是觉得劳动不劳动无所谓，所以才不砌炉子吗？”

“不，”小伙子低下头去，“我觉得我用不着拿干活儿来赎罪。”

马树峰的口气变得严肃异常，一字一板地说：“你干活不是为了赎罪，不论你还是其他犯人，干活是为了使你们做一个劳动者。你们应当和社会上所有具备劳动能力的公民一样自食其力，而不靠别人来养活，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你，也包括我，都有义务为社会主义祖国创造财富，难道这也不对吗？”

小伙子愣了半晌，头一点，说：“您要这么讲，那让我干多少活我也愿意。”

“你进来多长时间了？”

“快两年了。”

“时间也不短了，怎么到现在还没有端正认罪态度啊？”

犯人回避开他的注视，低头不语。

“我看你脑子挺灵的嘛，过去在公安局也干了几年，难道不知道销毁证据、包庇坏人是犯罪行为？”

犯人不服气地抬起眼，“现在您还认为悼念周总理的人是坏人吗？”

马树峰一下子愣住了，“你是因为广场事件抓进来的？”

“是，我觉得是。”

“‘你觉得是’是什么意思？”

“我是按刑事犯罪判的，可实际上和广场事件是一回事。”

马树峰脸上很快冷淡下来。没有第一手材料的事，他绝不贸然露出一点带倾向性的表情，只是冷冷地问：“既然你不承认自己有罪，为什么在地震期间还要挑动犯人闹事？”

“地震期间？”年轻人惊讶地瞪圆了眼睛，“谁说的！那次是田保善他们要跑，怎么是我挑动闹事？”

“田保善是什么人？”

“砖厂的杂务。”

“你详细说。”

“那时候不是经常有小余震吗，”小伙子圆圆的眼睛很认真地瞪着，说：“犯人中间不知怎么传开了一个谣言，说自新河这儿要发生陆沉式地震，过不多久就是汪洋大海了，还说五百里滇池就是这么一眨眼出来的，反正是有根有据的。犯人们孤陋寡闻，再加上一辈子都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地震，全有点儿震怕了，所以说什么都信，搞得人心惶惶，田保善是最害怕的一个。那天大多数人都到窑上去了，家里就留我们一个班，旁边又没干部，他说现在不跑就跑不成了，过这村没这店，先跑出去活命是真的。他们一人绰了把大铁锹就往破墙那边跑，我拦住他们，他们就说要劈了我，我也不怕他们，我手里也有铁锹，我也不跟他们讲大道理，单讲实在的。我说你们不要命啦，现在是抗震救灾，非常时期，这时候捣乱有什么好下场，他田保善坐了二十多年牢，腻了，想出去新鲜新鲜，他本来就是个无期徒刑，抓回来也定不了死罪，你们干吗陪着，再说四周都是警卫部队，你往哪儿跑？那五百里滇池水真是一眨眼冒出来的，你就是跑一个星期还不是照样淹里头。我这么一说，其他犯人就都犹豫了，田保善一个人还冲我乱喊，我也冲他喊，我嗓门比他大，我说田保善你敢跑我就敢劈了你！反正我横着比他长，竖着比他高，他不怵也不行，后来干部们冲进来了，叫我们都回棚子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