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审了三天，那些人就再也不来了。砖厂这地方实在太偏僻，太苦，南州市来的人不容易坚持太久。他倒宁愿让他们天天来提审，见见太阳，也不愿日复一日地关在反省号里守孤单。还有他的胃，老是疼，好几天了，只能清水入肚，前些日子那种总也吃不饱的饥饿感现在倒是难得可贵了。昨天早上送饭以后，他强挣着吃了一点儿，胸口和两肋便胀得难受。进反省号已经多少天了？熬不过的闷热和比闷热更难熬的寂寞把日月的行走越拉越慢，过一天活像过一年，他一天天在这个与世隔绝的蒸笼中往下熬，早已记不清过了几度晨昏，只知道现在是七月份，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了。干部们仿佛已经把他给忘记了，除了每天有人到这小屋来送两顿饭水之外，只有早上和傍晚犯人们出工收工的哨音和列队的脚步声、喧哗声能把一点儿活人的气息带进来。安静，静得如同到了世界的末日。叫人疲惫不堪的安静，叫人歇斯底里的安静，你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小萌，你在哪儿？再来看看我吧，来看看我吧！在苦海一般的寂静中，他的脑子里反复地跳出那张温柔的脸。他感激她，感激她，而由这感激凝结成的爱护感和责任感却使他绝不敢在她面前叙述自己的苦处，表示自己的感情。可现在，他后悔了，发疯似的想再能见到她，哪怕加十年刑，哪怕挨枪子儿，只要能见到她！把自己这几个月的经历全告诉她……他真想痛哭一场，在反省号外面，想哭都找不到个没人的地方！

他费力地坐起身子，说不清是胃疼还是肋巴条疼，已经好多天了，郑三炮铁棍般的手指头仿佛还狠狠地勾在他的软肋上。他记得那天从探视室一出来，脚下的地仿佛都旋转起来了，他搞不清是怎样跌跌撞撞地走回到窑上来的。他想哭，眼睛红着，可却没有一滴泪！他想发泄，他不再是软弱可欺的孩子啦，谁敢来！

窑上正在歇午，郑三炮端着个水碗，晃着膀子迎面走来，“哎哟嗬，你们瞧这小子，刚见完媳妇儿，眼睛就直了，嘿。”郑三炮粗壮的短脖子扭过去，向其他犯人大笑起来。

“哈——”几个人跟着哄笑，林士杰脸上的大疤一纵一纵的。

“哎，我说田头儿，今儿你派兄弟取饭，可算是给了趟美差，我看见那女的了，‘盘儿’特亮！真他妈是个情种儿，我告诉你……哎哟！”郑三炮话没说完，突然怪叫一声翻下沟去，他一记有力的拳头击在那多肉的下巴上，那只水碗朝天飞了出去。

犯人们惊呆了，整个工地异样地静下来，郑三炮从沟里爬出来，破口大骂：“好小子，他妈的活腻歪啦，我叫你变棺材瓤子！哎哟！”他没容郑三炮站稳就把他又送进沟里去了，拳头上热辣辣的，很舒服！

有人尖叫：“这小子是公安局的，会打拳！”

对了！公安局的拳头，就应该打在这种人的脸上！

田保善怪喊一声，有四五个人围上来，一只铁锹重重地拍在他的肩部，他跌坐在土埂上，身体立即被人压住，只觉得脑袋发胀，嗡嗡一阵乱叫，田保善粗哑的声音很近，很清楚，“别让他还手！”数不清的拳头擂在他的胸部，巴掌抽在脸上，火烫一般。

“你小子服不服？”田保善居高临下，一脸残忍。

“不服！”他拼出全部力量喊出这两个字。田保善不见了，换上郑三炮狰狞的脸，嘴角上还拖着一条血道子，鬼似的，短粗的指头铁棍子一样勾在他的软肋上，他眼睛发蓝，叫人发昏的疼痛，哎哟！……他的意识迟钝起来，耳边一片杂乱的聒噪，不一会儿，叫喊声悠然远去，变成了一个声音。

“他要干什么？”这是教导员细细的嗓子。

“他要闹监，是他先动手的，”田保善的声音一下子变得那么老实、忠厚、娓娓动听，“您看郑三波的嘴巴。”

“为什么动手？”

“什么也不为，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嘿！就揍人家郑三波哎。”

“先铐起来！”细嗓门很果断，“小丁，带几个人送他到反省号去，我就知道他要闹！”

于教导员，你不是个公安人员，你不是！

他还记得，前些天他胃疼，蜷着身子缩在反省号的床板上，丁队长硬把于教导员拉来看，要求送他到总场医院去。可于教导员居然当着他的面对丁队长说：“肚子疼这玩意儿，全凭自己说，检查也查不出真假来，有的犯人这疼那疼事儿多啦，无非想泡顿病号饭，歇两天工。上次二队的刘海顺，拿体温表往热水杯里插，为什么？为的是能到总场医院瞧瞧女大夫女护士去，当了几年犯人，憋急了眼了。”

“你看看，你看看，”丁队长指着他，“这是装的吗！他又不是演员！”

“我不是说他。你叫医生来看看也行，医生说送医院就送。”

他那时几乎忘掉了疼，拼着力气叫了一声：“我不去！”他不能受这个侮辱！

他这一叫，倒把丁队长僵在那儿了，于教导员却满不在乎地冷笑，“甭理他，这种人浑到家了，好赖不知！”

丁队长还是把医生叫来了。所谓医生，就是厂里的卫生员。一串老生常谈的问诊，哪儿疼？多久啦？是绞着疼还是胀着疼？吐不吐酸水儿？……

看完，卫生员说第二天下午要带他去总场医院做个钡餐造影。因为做钡餐的规矩，要空腹一天，所以第二天早上就没给他送饭，结果连水也忘了送，整整一上午，他渴得嘴巴里又粘又涩，拼命想在舌面和上腔之间碾出星许唾液来往冒烟儿的嗓子里咽。下午到了总场医院，当一个女护士端给他一杯带有怪味儿的白糊糊的液体时，他竟像见到了牛奶似的，急不可待地一口气喝了个干净。女护士吃惊地瞪起眼睛，嗔训他说：“你急什么，不怕呛着？又不是什么好喝的东西。”

从钡餐造影的第二天，他就一直拉不出屎来，肛门像被什么东西堵塞了，在马桶上一次次拼命的挣扎都归于无效。卫生员来开了一点儿泻药，吃下去以后只流出些黄稀便来又是老样子。他有点受不了了，真恨不能大哭大闹大喊大叫地发泄一通才痛快，但当他真的张开了嘴巴要喊的时候，却又觉得出不来声了。

“快成精神病了吧？”他常常发自内心地产生出这样的恐惧，这些天，脑子里出现的种种极端而怪诞的念头不正是一种精神倒错吗？这倒也好，大概真的发了疯，倒算是进入了超凡脱俗、没有痛苦的境界了，他心中偶或也有这样自弃的闪念。但是在心灵的底层，另一种相反的意识却越来越强硬地滋长和上升起来，那就是活的信念，他要好好地活下去！至于为什么要活，他没去多想，只感到在这个信念迸发的时候，脑子里就会同时想到父亲；想到肖萌；想到段科长、大陈、小严、小陆和同志们；想到花白了头发的施伯伯和江伯伯；想到待人热情的安成；想到许许多多熟识的人们；想到了自己毕竟是一个实际上同他们一样的好人，一个有信念的共产党员，一个并没有做过恶事的青年。“田保善、郑三炮、林士杰，他们算什么东西？可居然还有滋有味儿地活着，我干吗要死呢？”他觉得自己虚弱的身体里注入了一股生机，有一刻他竟突然产生了一个壮烈的自我发现，他发觉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坚强的人！如果九泉之下的父亲还能感知的话，他也会说，孩子，你是一个坚强的人！

他要活下去！

大便排不下来，饭却还要往下咽，一天早上他在一碗清水里望见自己神形枯槁的脸，知道不吃饭是绝活不下去的。他找出被捕时穿的那双尼龙袜子，把高粱米装进袜筒，再把那碗清水倒进去，挤出半碗淡红色的汤，然后再把汤倒入袜筒，再挤出来，周而复始，一直到把袜筒里的米挤成一团渣子，才把那微稠的汤水喝下去，经过这番加工的“流食”，喝进肚子后大多能从尿里排出来，腹部和肛门便能好受些。这法子没人教过他，是他的首创。

“嘟——”外面又响了一阵哨儿，该晚点名了。今天的晚点名真短，值班队长高腔大嗓地讲了几句话，就散了。院里乱了一会儿，渐渐安静下来。突然，有人向他这边走过来了，接着就是哗啦哗啦的开锁声，他一听见这声音就紧张。

门开了，他眼睛一亮，是卞平甲！

卞平甲从门外提进一桶清水，对他笑笑说：“你该擦个澡了。今儿轮丁队长值班，我请示了一下，丁队长叫以后天天给你送桶水。这天儿，太热！”接着又坐在他的铺位上，握着他的手低声问：“还没让你写检查吗？”

他摇头，他明白卞平甲的意思，如果叫他检查，那就意味着快放他出去了。

卞平甲握着他的那只手微微用了用力，然后站起身往外走，他依依地在身后叫了一声：

“老卞。”

卞平甲在门前站住，“干吗？队长还在外面等着锁门呢。”

他很想同他说说话，随便说点儿什么都行，他实在太需要有个可以交谈、可以倾吐的人了，可仓猝间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张了张嘴，问：“今天……几号了？”

“七月二十八。”

“……”

“我走了啊。”卞平甲一抹身，出了屋门。

到了夜里，他辗转反侧，腹部的憋胀感越来越厉害，算算，大约已经一个星期没能排出大便了，肛门被顶得像烧了火，全身冷汗淋淋。在熄灯哨子吹响以前，就已经挪不动步了，这时他突然觉得身体的痛苦和虚弱似乎已经难以使生命维持到天亮，一阵死的恐惧蓦地笼罩在心头。

月亮升起来了。迎门的一面墙壁投上了一层灰蒙蒙的光芒，门上的玻璃虽然早被取下了，屋里却仍旧闷热异常，几只长脚蚊子不厌其烦地在耳边吵闹起来。不！他得活！他咬咬牙，侧身趴在床上，左手的食指哆嗦着从肛门缝里深深地插进去，想掏出些大便来。他心惊肉跳地感觉到，指尖触在一种坚硬的东西上，用指甲抠抠，竟然喀喀有声，像是块粗糙的石头。他把手指再往里伸，咬紧牙关把这块堵住肠道的硬东西往外抠，一阵穿心挂肺的疼痛从下往上扩展开来，他不由松下劲，喘了一口气，又接着用力抠，又一阵头晕目眩的剧痛使他的意识飘忽起来。也许是昏迷了几秒钟吧，当意识又回到他身上的时候，手指感触到那硬邦邦的东西已经碎成了几块，他一小块一小块地往外抠，一线热乎乎的液体同时从肛门里流出来。在惨淡的月光下，他看清手里浸着热血的碎“石块”，原来是一个星期以前喝下的那缸子钡液的凝块。大便终于排下来了，一种非常舒适的畅通感立时传遍了全身。

他疲乏地瘫软在床板上，望着被门上的铁条划成两半的素月，仿佛生来没有发觉月亮竟是这么动人，在皎洁的清辉下，似乎自己的整个身心也同明月一样爽然不染。他咧开嘴笑了，一个人呆呆地笑了，笑容一直带到梦境里。

朦胧中他恍惚变成了一个婴儿，仰卧在摇篮中嗷嗷待哺，两边是父亲和母亲，父亲很老，母亲却很年轻，她那么轻娴地摇动着摇篮，可这种母性的温柔却似乎很虚远很陌生。父亲宽厚的手又抚在自己脸上，脸痒痒的十分舒服，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感触。他想坐起来，投进他的怀抱，身子却动不得。不知是谁，把摇篮剧烈地摇撼了几下，仿佛要连他一同撕碎，他张开嘴巴，拼命地呼叫了一声……

他惊醒了，四周漆黑如墨，耳鼓响彻了排山倒海般的轰鸣，“呜——呜——”门外像是刮起了十二级飓风，嵌在地上的床板疯狂地抖个不停，整个屋子都在抖，在跳！四壁和房顶发出咔喳咔喳的怪叫。院子里，是一片杂乱的喧嚣，有人在喊，“原子弹！”但是更多的声音压过来，“地震啦！地震啦！”

他惊悟过来，不知从哪儿来的那么大力气，翻身从床上跃起，冲向屋门，门是反锁住的，他用力去撞，撞不开，他叫喊：“开开门！这儿还有人呢！”可他的声音马上淹没在四壁的咆哮和门外的狂呼乱喊之中，惊恐万状的人们谁还能记起这间小屋里还反锁着一个活人？不，这时候人们是不会记起他的！他浑身颤抖地回到铺位上坐下，向黑暗的四周望去，整个屋子依然猛烈地摇撼着，发出行将倒塌的惊心动魄的巨响，他现在真正体验到一个人在生命最后一刻的那种绝望了。

“轰”的一声，一面墙倒下来，碎砖齐展展地向外飞迸出去。他眼前出现了一个大豁口，一股求生的力量推动他猛地站起，连滚带爬从豁墙的尘雾中夺路而出，往前跑了几步，便无力地倒在地上。

大地的震动在他的身下渐渐停下来，院子里，赤足赤背的人们在惊惶地奔动，有两间监房和几处围墙塌了，一团一团的人围在倒塌的房前嘶喊，院子的大门洞开，几个管教干部冲进院来，无线电喇叭的声音旋即压住了混乱的人声。

“列队，不许乱跑！”

“赶快救人！一班、二班，到这边……”

混乱中不知是谁尖叫了一声，“报告队长！反省号！反省号塌了！”

“哎呀，里边有人呢！”

“早跑了！”

“少废话，赶快救人！”

几个人影向倒塌的反省号奔过来，领头的一个高声呼喊：“周志明，周志明！”

“丁队长，我在这儿！”他拼足全力爬起来，迎上去。

爸爸回来了，望着客厅里杯盏狼藉的茶几，竟连一句招呼都不同客人们打，皱着眉径自走进了卧室。这帮时髦的朋友们大概也都感到了一点儿没趣，讪讪地告辞走了。施季虹拉上天蓝色的尼龙窗帘，经过过滤的阳光在雪白的墙壁上映出一片恬静的淡蓝。刚才跳舞时还十分拥挤的客厅此时显得豁然宽敞起来，也许是在神农街头条那间打着隔断的斗室里蜗居得太久了，虽说搬到这幢“复辟房”里已经将近一年，但她对这间客厅的那种初始的开阔感却仿佛还是簇新的。客厅里的陈设布局和色调基本上都是出自她的审美观，素雅豪华兼而有之。窗帘是蓝色的，沙发套子也是蓝色的，她特别偏爱蓝色，是因为蓝色属于安静色，可以减少视觉的疲劳，据说还有降血压的特效。和蓝色相衬，地毯是深红色的，红色显得富丽堂皇，具有强烈的温暖感和刺激性，使人兴奋。屋子一经铺上这种深艳的尼龙地毯，立即抬高了一格似的，连那几件略嫌陈旧的家具也给它衬托得漂亮了。这地毯是上个星期市外办送来的，原来是加拿大工业展览会展品包装箱里用来减震的，展览会一结束便处理给了市委几个主要领导，价钱自然是象征性的。现在的事情就是这样，你在其位，自会有人巴结你，父亲担任了市委政法书记以后，不但房子问题很快得到解决，连沙发也配套送来了，镶了菲律宾木的大办公桌也抬来了，这些事用不着你开口提，自然会有人操持着送上门来，这些人说不定在“四人帮”那阵儿整你整得最凶，现在又拍你拍得最响，一帮小人！

她半躺在长沙发上，顺手打开茶几上的收录机，因为刚才放舞曲，收录机的音量放得很大，一阵粗犷强劲的音乐便突然爆发出来。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

她一向鄙薄戏曲，对常香玉这样的名家也不例外。发音就是不科学，靠喊，年轻时还能凭口底气，一上五十岁，高音就没了。西洋唱法就优越得多，瞧人家张权，六十岁的老太太了，照样唱出小姑娘水灵声儿来。她把调频旋钮拧了一阵，看见吴阿姨手里拿着把扫帚探进身来，便关掉了开关。

“小虹，有人打电话。”

“是我妈打来的？”

“是个男的。”

“噢。”

她站起来走出客厅，来到走廊上，见鬼，电话的听筒不是明明挂着的吗，她把疑问的目光向吴阿姨望去。

“哪儿有电话？”

吴阿姨怔了一下，走到电话机前，抓起话筒放在耳边听了一下，用难听的安徽口音大呼小叫起来。

“咦，怎么没有了？”

她恍然有些明白了，“你叫我的时候是不是给挂了？咳，你怎么连电话也不会用，叫人的时候，这东西要放在边上，不能挂的。”

“哎呀，我，我不知道的呀。那……怎么办？”吴阿姨脸上尴尬地堆起歉疚的笑来。

“算了算了。”她恼火地摆摆手，“怎么办也没用了。”她向自己的卧房走去，快进门的时候又回过头来说：“你把客厅收拾一下吧。”

吴阿姨是从安徽望江县来的，那个县份到南州市来帮人做保姆的很多。吴阿姨四十一岁，可农村人老相，看上去足有五十多了。不过手脚还麻利干净，饭菜也蛮会做的，她来这儿已经有一个星期了。现在家里这么多屋子，爸爸工作忙，妈妈又有病，小萌上了大学，晚上就是回来也埋头书本，像个张手张嘴的大小姐，不请个阿姨做做家务是不行了。

她关好自己卧室的房门。“电话是谁打来的呢，是卢援朝？他原来说好了明天一早去火车站送我，会不会有什么变故了？”

走到窗前，窗台上一盆文竹养得深翠逼人，妈妈原来在这儿摆了一只花里胡哨的瓶子，还插了些红红绿绿的塑料假花，全叫她给扔出去了，俗不可耐！大红大绿纯粹是农民的美学要求，摆假花更是小市民的趣味，这种素雅的文竹那些人反倒不那么喜欢，真是没治。

透过文竹挺拔多姿的细杆向外望去，窗外的地面上，散落着厚厚的红叶。这条街的两侧栽满了高大的法国梧桐，在金秋落叶的时节，地面上便如同铺了一层绚丽多彩的织锦。在她窗前十多米外，是一幢和她家外表相同的房子，整个这条太平街，靠东侧全是这样的房子，因为这是七五年给一些落实政策的老干部、老知识分子盖的，所以到现在人们还习惯地称之为“复辟房”，其实“复辟”这个词在七五年人们的嘴里并不是个坏词，“复辟房”便自然也不包含什么贬意了。可房子盖好后，全让些反复辟的“勇士们”给占住了，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完璧归赵。也真凑巧，挨着她家的这栋房子现在是江伯伯住着，他的四个孩子有两个考上外地大学走了，一个还在部队，另一个最小的还在东北农村没办回来，江伯伯一个人住这么大一所房子，可能也够害怕的吧？

不知道又是什么客人来了，小汽车的车轮声在门外刹住，门铃响了一下，又响了一下，一会儿，走廊里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

“老施老宋都在吗？”

她听出来，来者是市委政法部的部长乔仰山。乔叔叔原来和他们家并不熟，只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才过从密切起来。他的两个儿子——乔真和乔笠也成了家里的常客，乔笠刚刚还在这儿跳舞。乔真和小萌同在南大上学，他学中文，比小萌高一届，是最后一批工农兵大学生，还是在他爸爸没恢复工作的时候上的学，大概不会是走后门吧。

“在，小孩儿她爸爸在。她妈妈上医院看病去了。”安徽人学说普通话，实在太不顺耳了。

自从搬到这儿以后，多半是因为那间宽大客厅的引力所致，常常有一帮人来这儿跳舞，她的朋友便骤然多起来，有不少人就是“大乔”、“小乔”领来认识的，大都是些干部子弟，她同他们交往，做朋友。一起去听音乐会，去郊游，去吃西餐，一起跳舞，也参加他们的高谈阔论，表面上像是棒打不散，可心里却实在看不起他们，有时甚至还讨厌他们。这些人总爱做出一身与众不同的样子，动不动议论时政，中国、外国、天上、地下，要不就是中央谁谁又怎么啦，一个个口气大得很。其实他们的理论见解又有多少感性基础呢，没有！有些人爱辩论无非是显示自己不同凡响罢了，还自称是什么什么“沉思的一代”，真恶心。再不然就男男女女一块背雪莱的诗，也是臭酸气。尤其是乔真，不就是个工农兵大学生吗？有多少真才实学？见着小萌还老爱卖弄他那点儿半通不通的英文，小萌也真爱跟他答对，没治。我就烦这号人！乔真上次跟我谈什么问题来着，好家伙，引经据典的，现在大学生怎么都是这么个风尚？一会儿贝多芬如何说，一会儿柴可夫斯基如何认为，瞧他那一本正经的样子，当时真恨不得给他一巴掌，少在我面前臭显，要显跟我妹妹显去。乔真喜欢小萌，言谈举止，形迹显著，乔叔叔也给他提过，妈妈好像也动了点儿意思。上次小萌去自新河“私奔”的那场风波过后，妈妈说过再不管她的事了，可现在这不又管上了？人还不就是那样，一阵儿一阵儿的。不过，要说朴实好处，周志明比乔真还是强多了，长得又漂亮。乔真呢，倒也不是难看，主要是气质不好，女里女气的，奶油小生，还不如他弟弟乔笠有棱角。乔笠可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人，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什么时候都没正形，只有跳舞的时候除外，舞迷一个。他不但能跳老派的波尔卡和华尔兹，也能跳探戈和伦巴，今天还表演了一段迪斯科。迪斯科其实并不好看，不过他跳得还挺是那么回事的。这小子的聪明劲都用在这上面了，能跳，还能讲，什么节奏呀，旋律呀，步法呀，一套一套的如数家珍，他能讲出探戈来自阿根廷，伦巴源于古巴，桑巴始从巴西，克里卜索生在海地。这种人，花花公子，要说真学问却一点儿没有。可不知为什么，她一方面看不起他们，一方面又总和他们闲泡在一起，他们要是好久不来，她也会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寂寞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也许自己身上总有些东西同他们相投吧。卢援朝可说是彻底地看不惯他们，看见她和他们在一起便耷拉下脸来，虽然从来没明着干涉过她的私交，但男人总希望自己的女人安分一些，专一一些，这对女人倒也不是坏事，至少说明他是爱你的，否则，管你跟谁呢！“大乔”“小乔”他们都奇怪她怎么会找上卢援朝这么个书呆子，其实他们不了解，卢援朝不是个锋芒毕露的人，但却老于世故，工于心计，胸中的城府是极深的，他身上的书卷气不过是表面现象，表面现象并不是实质，甚至是实质的反面。男人总得有点儿沉稳的气质，她最烦的就是那种咋咋呼呼的男人！

“对，应该给他打个电话去，如果明天他不去送我，那箱子怎么提得动呢？”

她走出房间，来到走廊里，给９４１厂卢援朝的办公室里拨了一个电话，他不在。

“出去了？上哪儿了？”她对着听筒问。

“他母亲又闹病了，刚刚送到医院去，这几天恐怕上不了班。”卢援朝的一个同事挺耐心地答复着。

果然不出所料，一求他帮忙他就有事儿，她有些恼火地冲听筒发问：“他弟弟呢，他弟弟在家闲呆着，为什么不带老太太看病去？”

对方有点儿不快了，“那我怎么知道，喂喂，你是谁呀？”

“算了算了。”她烦躁地挂上电话。

看看时间，离吃晚饭还早。身上有点痒，走前该洗个澡，换换衣服。她回到卧室拿了大毛巾，推开了客厅的门。

“乔叔叔来啦。”她先向客人问候了一下，然后说：“爸，我洗个澡。”

“哟，虹虹没去上班呀？”乔叔叔总是这样亲热的口吻。

“她跟厂里请了假，想去北京考考中央歌剧院，她妈妈托人给她联系上的。”爸爸说。

“哎，原来不是说咱们南州歌舞剧院已经要你了吗？”乔叔叔一说话，嘴就张得老大。

“她呀，这山望着那山高。要我说，在厂里当仓库保管员就挺好，仓库管理也是一门专业嘛，搞好了同样可以为国家做出成绩来。”

“哈哈哈，”乔叔叔笑了，倒是笑得很爽朗，“现在的年轻人啊，可不像咱们老头子那么容易知足喽，我那两个孩子也是，生活条件那么优越，还老是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心，一天到晚发牢骚，不满意，年轻人嘛，都是这样的。啊，你什么时候去北京啊？”

“明天早上走。爸爸。援朝明天有事不能送我，妈叫给何伯伯带的那一包东西，又是酒又是苹果，死沉，我可提不动啊。”

“明天，是早上七点一刻那趟直快吗？”乔叔叔又插话，“正好，我明天早上要到车站去接个人，我叫车子往这儿拐一下，把你捎上不就行了吗。”

“乔叔叔也去车站？太巧了，谢谢乔叔叔啊。”

两个老头儿继续他们的谈话去了，她穿过爸爸的卧室走进了洗澡间。真讨厌，这房子当初是怎么设计的，洗澡间偏偏设在最里面，洗个澡非得穿过客厅和爸爸的这间大卧室才行，实在不方便。不过从附近工厂里接了热气管道，热水倒是现成的。

她把水调节得比往常热一点儿，站在喷头下，让微烫的热水长久地从肩上淋下来，刚刚跳了半天舞，现在用热水一烫，的确很解乏。

乔叔叔还没走，还在客厅里同爸爸说话，卧室的房门是开着的，说话声能很清楚地传到洗澡间来。

“昨天市公安局那个组的讨论我去听了一下，”乔叔叔的声音就像多声部的乐句一样浑厚明亮，“讨论得还不错。看来今后的公安工作，社会治安是个重头，‘四人帮’时期尽抓反革命了，反革命真成了汪洋大海喽，社会治安没人管，也没个法律可循。等过一阵儿中央公布了法律就好办喽，一律依法办事嘛。法律是白纸黑字呀，我看这些年这么乱，关键是没有法。”

“有法也不依嘛。”爸爸的声音小得多。

“对了，我忘记告诉你了，萌萌今天晚上不回来吃饭了。”

“噢，你今天见到她了？”

“是乔真打电话告诉我的。他今天被批准入党了，在四川酒家请几个同学吃饭，还专门请了萌萌。”

“入党，怎么还要请客呢？”

“咳呀，他们还不是找个借口打打牙祭吗，哈哈哈，年轻人的事，我们老头子不管也罢。”

年轻人的事，哼，乔叔叔到底会说话，可爸爸居然没听出那番弦外之音来，还在一味地发感叹。

“现在的年轻人真不得了，五十年代的时候，他们这么大的娃娃哪里敢自己去下馆子呀。前两天我去了一次九仙居，一桌一桌的都是些半大的孩子，成群结队地去吃，要一大堆好菜。吃不了扔下就走，‘四人帮’毁了一代青年，真是不得了呀。”

爸爸总是这一套老生常谈，“八旗子弟，不得了呀，”纯属说教。现在年轻人不自己乐呵一点儿，谁给乐呵呀，下了班连玩儿的地方都没有，你瞧咱们国家那个破电影……她关掉水龙头，开始往身上打香皂，澡间里顿时飘溢着一股浓郁的馨香。那个蹲监狱的周志明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小萌一直给他去信，可一字回音也没有收到，真是多情女子薄情郎，现在她上了大学，大概也顾不上想这种事了。乔真固然有浅薄的一面，但总还是个大学生，家庭教育，生活习惯和我们家都是一路子。不知道小萌心里是否属意于他。别看小萌平常温顺老实，其实还真是个倔性子，自己认准了的事儿谁说也不听，自新河之行便是一证。这几年还死抱了个宗旨：同情弱者。同情弱者如今也成了一种时尚，谁倒霉，谁挨整，大家就可怜谁，这也算“文化大革命”乱整人的后遗症，这些年除了几个整人的，几乎没有谁是真正的坏人。整人的遭怨恨，被整的落同情，可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吧。不过同情弱者在小萌身上之极端、之绝对，几乎成了她的一大怪癖了。

“老施呀，我走了。啊呀，我那老伴儿说了好几次了，什么时候请你去品尝一下她的拿手菜呀。”

“有空儿吧，我去看看她。”

脚步声响动了几下，又站住，“老乔，还有件事，原来市公安局有个叫周志明的，呃——，他的情况你清楚吗？”

“周志明……”

“‘四人帮’时期给抓起来判了刑的，现在不知道复查了没有。我上次向马树峰问了一下，他说查一查，到现在还没有告诉我。”

“噢，那个人呐，我记得法院的同志提起过，他不属于在广场事件中错抓的那一批人，所以不在上次释放的范围之内。他好像是犯的……是渎职呀还是包庇坏人呀搞不清，反正是属于刑事犯罪的性质。法院的同志说，上次他们到自新河农场去复查案件，听那儿的一个干部反映，他在抗震救灾期间企图策动犯人越狱暴动，不知道后来查实了没有。这种问题按理是得加刑的。呃——，如果你关心此事，我直接向劳改局问一下。，现在人手紧张得很，冤假错案得一个一个地复查平反，怕几年也弄不完呢。有些人赶着这个风头，明明有错误也闹着要翻案，情况复杂得很呢。”

脚步声又响起来，说话声移出了客厅，消失在走廊里。

热水从头上复又淋下，雪白的香皂沫团在脚下散开，她揩干身子，裹上宽大的线织毛巾，披散着头发走出浴室，回到自己的房间。

立柜上的镜子映出她开始发胖的体形，刚刚浸过热水的脸泛起两片潮红，她揉揉眼睛，不知是浮肿还是已经生了泪囊，眼围的皮肉显得有些富余。真是人未老，色已衰了，将近而立之年还是一事无成。这次去京投考是缠了妈妈一个月的结果。妈妈就恨不得女儿都跟她一样，一辈子碌碌无为，总想把她那个自得其乐的人生观在后辈们身上推而广之，好像女人的本分只是成为男人的助手，帮助男人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妈的知识有限，可在这方面，却能信口举出许多中外名人的例子，她的那副自鸣得意神态，就像爸爸能坐上现在这个职位全是出于她的功劳似的，其实她若不是挂了块市委政法书记爱人的头牌，妻以夫贵，还不是什么都没有吗？她反正是决意不走母亲的路子的。她不想做达尔文的妻子埃玛那种贤妻良母型的女人，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牺牲在丈夫的事业上，她为什么不能像居里夫人？卢援朝有卢援朝的事业，她有她的事业。如果这次能考上中央歌剧院，就可以再设法把卢援朝也调到北京，丈夫做翻译家，妻子做歌唱家，相得益彰，互不辱没。要是能出国就更好了，上次乔笠领来的那个建国，他女朋友就自费留学走了，现在走的可真不少。妈是连南州也不愿意让她离开的，简直像个封建老地主，恨不得一辈子不出村子，不过也难怪，人上了岁数，当然最怕膝下荒凉的孤独晚景。可自己也得为自己考虑呀，虽说市歌舞剧院已经答应录取了，但倘若可以争取到更好的地位，为什么不呢？国家歌剧院，这在外国可不得了，英国皇家歌剧院的演员一小时挣七十英镑，社会地位极高。现在的事算看透了，过去把成名成家、个人奋斗批得一钱不值，现在又怎么样？还不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三十年，就这么变来变去，把人们都给变聪明了，什么这个那个的，全是虚的，没本事就得被社会淘汰，弱则愈弱，强则愈强，亏了前几年她没犯傻，还学了点儿声乐，要不然，还不就得在仓库窝一辈子！

天色暗了，妈妈也从医院回来了，就着晚饭吞了一大把红红白白的药片。妇女病、冠心病、腰肌劳损，以前在小破房里住着的时候也没那么多病。他们那个出版社倒是恢复了建制，可她也成了长期病号，索性不上班了。

为了控制体重，晚饭她照例没敢吃太饱，回到房中收拾了一下准备随身带着的东西，不觉有了点儿困意了。

小萌果然没回来吃晚饭，乔真也真肯下功夫，爸爸不知对小萌的事持什么态度，他好像还挺关心那个周志明的，也许是小萌托他问的，也未可知。难道她还在留恋着他吗？这也未免太不实际，退一步讲，就算他是冤假错案，将来平反了回来，可在监狱那种地方染了两年多，还不知道变成了什么德行呢。有时候，环境对人的造就简直是不可抗拒的。他会变得粗野、冷酷、委琐不堪，说不定还学会了偷、骗、流，都是未可知的事，在那种地方，谁也保不住一身清白。可小萌往往想不到这些，在她脑子里，周志明还是那个朴朴实实、漂漂亮亮的形象，真是不实际。

“算了，由她去吧，我也不管那么多了，自己的事还管不过来呢。早点儿睡吧，明天还得早起，乔叔叔不会忘了接我吧？可别误了我的火车。”

这一天正是北方特有的那种秋高气爽的天气。车窗外，天空湛蓝耀眼，初升的太阳把收割后的田野照射得一片灿烂，她的胸臆也格外豁朗起来。

这间软卧包厢里，连她只有两个乘客，一个四十多的男人坐在她的对面，衣冠楚楚的像是个华侨。车一开他就埋头看报纸，一张《人民日报》把脸遮得严严实实的。

乔叔叔很准时，一早就用车子把她带到了车站，还介绍她认识了这趟列车的列车长。列车长大约有四十岁了，生了一副广东人的高颧骨，听说她是市委政法书记的女儿后，便爽快地把她领进了软卧车厢，安排了一个铺位。

这是她第一次坐进软卧车厢，一种新鲜的舒适感充满心头，她竭力做出一副无所谓的神态，压制着不让这种快感露在脸上，可脑子里却不由生出许多杂乱无章的联想来，思绪无端地跳来跳去，一忽儿想到《红楼梦》里刘姥姥进荣国府，一忽儿想到这一年来随着爸爸政治上的翻身而在她的生活中发生的种种变化，一忽儿又想到文革初期，她甩着两条小辫子跟着串联大军挤在南来北往的火车上浩浩荡荡闯天下……哼哼，那时候坐火车的情形与现在是多么迥然的两样，像她这么大的女孩子，要是不依赖一帮男同学的帮助，几乎就没法从火车的窗口爬上车去。在肮脏的车厢里，所有空间都饱和地利用起来，连行李架上都躺着人，在从北京到上海的那次“远征”中，她和另一个女同学占领了车厢里的厕所，在里面足足松快了两个多小时，任凭人们在外面把门擂得砰砰响。后来每每向别人学说这段“喜剧素材”时，她对自己当时在厕所里那种心安理得的描绘，总能引起听者的捧腹大笑。她望着眼前宽大明亮的车窗，望着车窗两旁垂挂下来的勾针窗帘，望着铺了雪白台布的桌面上那盏考究的台灯，似乎怎么也体会不出当年挤火车时那种浪漫的激情和乐趣来了。她用皮鞋的高跟蹭了蹭地，红色的地毯又厚又软，再也不是那种湿漉漉、黏糊糊的感觉了。那划时代的一切确实都已经过去了，成为一个不堪回首的梦。

“不妨碍您吗，同志？”对面的中年人掏出一根香烟，彬彬有礼地冲她笑着说。

“不不，”她连忙摆摆手，“我不在乎烟，我爸爸就抽得很凶，我熏惯了。”她边说边注意地端详了他一眼。

中年人穿了一身浅色的西装，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档次很高的金丝眼镜，身材魁梧，面容却很斯文。他嘴里轻轻地喷出一股带甜味儿的烟雾，笑容可掬地放下报纸，向她问道：

“您是去北京？”

“是的。先生也去北京吗？”她还是头一次使用“先生”这一称谓，所以说得有点儿生疏别扭。

“啊啊，”那人点点头，大概是被她的客气影响了，没有再称她同志。

“小姐是南州人吧？在哪个部门工作呀？”

“我在南州９４１厂工作。”

“９４１？啊，是保密工厂吧？”中年人夸张地做出一个神秘的表情。

“咳，什么保密不保密的，就那么回事吧，卫星时代，什么密呀，没密！”

“哈哈哈，”中年人笑起来，“小姐说话蛮有意思呀。您这是去出差吗？”

“不是，北京的中央歌剧院想收我，叫我去试试嗓子。”

“啊，怪不得听您的声音很好听，原来是学过声乐的。”

中年人说话热情而有礼貌，给人一种自然的亲切感，她很快摆脱开拘束，轻松地同他攀谈起来。

“先生是华侨吧？”

“不是，我是外籍华人。”

“来旅游？”

“不，我是里克贸易公司派驻南州市的代表，我姓冯。”中年人从上衣袋里取出一张名片递过来，“小姐贵姓？”

她很不习惯地接过名片，“姓施。”

整个一上午都在轻松愉快的闲谈中晃过去了，中年人性格开朗，谈锋很健。谈风景，谈气候，从南州说到维也纳，还谈了音乐，谈了外国的歌剧院和音乐学院，从当代十大女高音到风靡世界的“猫王”和“硬壳虫”乐队，所谈的话题几乎都是她感兴趣的，她的话也因此多起来。

“没想到冯先生对音乐还是个行家。”

“噢！那可谈不上，我只是比较喜欢一点儿罢了。施同志什么时候登台演出，我要能赶上机会一定去欣赏。”他不知不觉又称她为同志了。

“看这次考试情况吧，我估计问题不大。”她心神怡然地笑着。中午，一个年轻列车员走进他们的包厢，通知他们现在可以去餐车用餐，小伙子说话的时候，看也不看她，只把脸冲向西服革履的中年人，显然是表示正式的软卧乘客只是他。一股强烈的羞辱感和自卑心胶和在一起从她的灵魂深处冒出来，以前，即便是在当走资派子女的时候，她在精神上也从来没有这样自卑过。

餐车对硬席车厢的午餐供应已经结束了，铺了白塑料布的餐桌被擦得干干净净，又摆上了花瓶和各色水酒。这趟车的软席乘客寥寥无几，所以大部分餐桌都空着。

这是她头一回跟“外国人”一道吃饭，中年人要了一个辣子鸡丁，一个焖大虾，还要了冷盘和酒，菜不多，可两个人吃富富有余。

在她的那帮朋友中，有不少人和外国人有交往。现在交外国朋友也成了时尚，全不像过去那样躲躲闪闪，生怕沾上“洋”字惹是生非了。连过去人们谈虎色变的“海外关系”如今也成了值得四处宣扬的荣耀，甚至成了谈恋爱的价码，别管是什么丑八怪，只要国外有亲戚，立即就会身价百倍，对方也得刮目相看，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连不少干部子弟也纷纷往外国人的圈子里钻营了，乔笠就在南州饭店被外国人请过两次，以后便常在众人面前津津乐道那桌面上的奢费和排场，还有吃西餐的那一套绅士规矩，什么喝汤不能出声响啊，餐刀不能入口啊；骨头不能嚼碎呀，擦嘴要“拭”而不能“抹”啊。过去，她一听到乔笠这类吹嘘就感到厌恶，觉得他很下贱，而现在，当冯先生向她端起斟满暗红色葡萄酒的玻璃杯时，她一下子又觉得乔笠也是可以原谅和理解的了。

旅途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她很愉快。

列车开过了丰台站，她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把手提包放在了床上。中年人又点起一支烟，半仰着脸专注地听着喇叭里对北京名胜古迹的介绍，听了一会儿，对她问道：“施同志对北京熟吗？”

“熟，太熟了，我以前在北京住过很长一阵呢。”

“噢，我想求你一件事，不知可以不可以？”

一个下意识的迟疑在她脑子里闪现了一下，但很快就消失了。自从爸爸出来工作以后，她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八杆子打不上的“认识人”来求她帮忙办事了。她早烦透了那一副副讨好的笑脸和殷勤的吹捧。可这会儿，虽然还不清楚对方所求何事，但光凭这个人，她也是乐于出力的。

“那怎么不可以，”她说，“我能办的一定尽力。”

“我这次除了办几件公事之外，主要想到北京各处名胜玩玩，可人生地不熟，施同志要有空闲的话，能不能帮我做个向导，我们一起转一转？”

“这个呀，没问题，准能叫您满意。”她很快活地答道。

“我在前门饭店下榻，唔——，怎么找你呢？”

她思索了一下，“我住在我爸爸一个老战友家，他家有电话，”她从自己的电话条上撕下一页纸，写上电话号码，又写上自己的名字，递给他，“打这个就行。”

“唉，”中年人收起电话来，不无感慨地说：“回到祖国快两个月了，事事都觉得很习惯，就是有一点受不了，没有朋友，太孤单了，想找个说说话的人都难啊。将来你要是一个人出国，准有体会的。”“我还能出国？”她脱口问了这么一句。

“怎么不能，我想准会有机会的。啊，要是到了外面，我可以做你的向导。”

“冯先生的夫人也在国外？”

“夫人？啊，我们早分开了。”他简短地答着，并未加任何解释。列车徐缓地驶进了北京车站，站台上挤满了接客的人群。她下了车，身体被奔来挤去的人来回撞着，回头望望，紧挨在身后下车的中年人已被拥挤的人流淹没。她的胳膊渐渐吃不住手提包的重量，疼得有点儿发麻了，头上刺痒痒地出了汗，她索性放下手提包，伸手到兜里去摸手绢，摸到的却是一张硬纸片，拿出来一看，原来是冯先生的名片，在车上她只是仓促地晃了一眼，这时不由仔细看起来。

“欧洲里克贸易公司派驻中国南州市办事处代表，冯汉章。”哼，冯先生告诉过她，所谓办事处其实就是他一个人，再下面呢？“地址：南州饭店七一二房间，电话：４４０７１。”名片的另一侧写的是外文，她看不懂，便将它揣回兜里，掏出手绢一边擦汗，一边向左右张望着。

“何伯伯他们家没接到电报吗？这么沉的东西，一大半是给他们带的，也不来接，真讨厌！”她烦躁地用手绢在鼻尖上来回扇着凉风。

“嘿，季虹姐姐！”随着一声尖细的叫喊，她的肩头重重地被人拍了一下，回头一看，一个二十多岁的高个子姑娘站在眼前。

“玲玲！”她惊喜地叫起来，“我一猜就是你来，收到我妈妈的电报了吗？”

“没收到我怎么会来？”玲玲是何伯伯的小女儿，像个运动员一样结实，她一把抢过提包，笑哈哈地说：“你什么时候烫的头？真变样儿了，我都不敢认了。”

“越变越丑了吧？”

“得了，越变越洋了。哈哈哈……”玲玲旁若无人地大笑，她的性格同她粗放的外表倒是极为相似。

她们出了检票口，在车站右侧坐上了二十路公共汽车。汽车转了两个弯，便拐上了宽阔的长安大街，她的心怀也为之一宽。

也许用不了多久，她就会离开那光线暗淡、令人窒息的配件仓库，成为北京国家歌剧院的一名演员，也许，每天上班下班都能在这条世界上最宽最长的大街上往返。她把视线向车窗外伸展出去，坦荡笔直的长安大街仿佛展示着她的广阔未来，歌剧院现代化的排练厅在眼前一跳一跳的——崭新的练功架，巨型的大镜子，那镜子像个宽银幕似的占了一面墙……将来总会有机会上电影的，她最适合那种自唱自演的角色，还有……咳，不用想那么多了，只要进了那个金光闪闪的门槛，凭她的天赋和刻苦，将来在事业上有所建树是不难的。对了，还可以出国，作为中央直属表演艺术团体，出国的机会决不会少。重要的是得控制住别再胖下去了，演歌剧不同于独唱，形体和嗓子是一样要紧的……出国，哦，小时候还以为哪儿都没中国好，现在，真他妈想出去看看……他们一般在哪里演出呢？天桥剧场还是民族宫？……

她知道这些乱七八糟的幻想，实际上都是八字没一撇的事情。但幻想并不是坏事，特别是她，现在正是需要幻想的时候，幻想常常会成为奋斗和起飞的动力，人没有幻想就完了。

当然，幻想有时也会被现实击碎。在何伯伯家安顿下来以后，她第二天便按照妈妈给的地址找到了中央歌剧院。这是一座挺大的院子，大门口还有两个解放军战士在站岗，她的心激动得怦怦跳起来。

“到底是国家级剧院，门口还设了岗。”她津津有味地琢磨着，顺着院子里一条弧形的马路来到剧院的楼门前，不由得呆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