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韩起科确实去了省城，而且确实是去见那个在服刑期间找到的“女人”去了。

事后大伙才得知，那天，韩起科确实去了省城，而且确确实实是去省城见他那个在服刑期间找到的“女人”去了。这个“女人”，也就是后来的某一天马桂花在电话里跟她说过话的、“大约有三十岁左右、自称是韩起科的‘老婆’”、还口口声声称韩起科为“小文盲”的那个“女人”。她的确像马桂花在电话里感觉到的那样，“声音浑厚，中气很足，似乎应该是个个头不小，体形壮硕，胸腔和胸部都特别宽大、绵软和丰厚的那种胖女子”，而年纪却比马桂花判断的要大得多。她比韩起科要大八九岁、十来岁。韩起科去省城跟她见面的时候，她已经有三十三四岁了。甚至还可能要更大一些。

韩起科怎么会在服刑期间认识这么个女子的？又怎么会“喜欢”上这样一个女子的？这话，还得从他那一回主动放弃假释，要求回监狱继续服刑时说起。按说，任何一个正在监狱里服刑的人，最大的愿望，大概就是走出监狱，重获自由了。假释，也是他们所急切期盼的。其实韩起科也不例外。当然，他和所有这些服刑人员一样，尤其跟一些被处以重刑的罪犯一样，在监牢里待了那么些年，一旦要走出监狱大门，重获自由了，都会有一种忐忑和恐惧在折磨他们。他们既盼着重新融入监狱外那个自由世界，但那一天即将到来时，他们也不无担心。相对来说，他们已经非常习惯于眼前这个“不自由”和被管教的生活了。而“自由”对于他们来说，反而变得很空洞很茫然，似乎又很没有“保障”……他们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被久违了的那个外部世界接纳。韩起科不是个重刑犯。但是在进监狱前，他的经历，说起来非常单一，他就是在冈古拉这么个偏远的地方生活过，就是忠诚地服务于高福海。他完全不知道人还可以以其他不同的方式生存，他更不知道，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去生存，在今天的中国，不仅是允许的，而且也会得到鼓励。当然，这个所谓的“不同方式”，前提是不触犯各项法律，不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韩起科倔强。好胜。他曾经非常的自信。然而，几乎一夜之间，他的自信被彻底击溃，击得粉碎。他被捕的当天晚上，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朱、李二位曾到场部看守所看望他。在做了一些例行的政策宣讲后，朱、李二位突然对他说，你这回这个祸，实在是闯大了。现在有个法子还可以做点补救，那就是争取上头同意将他这案子留在冈古拉，交给朱李来处置。这案子只要能交到他二位手上，他二位会设法从宽处理。但要争取将这个案子留在冈古拉处置，需要他韩起科具结一份悔过书。悔过书里不仅要对自己纵火行为有深刻的认识，还要对冈古拉这些年的工作有一个全新的正确的看法。而后面一点，比前边一点，更重要。说白了，也就是要他在这份“悔过书”里，和高福海彻底划清界线。这样，上面才会放心地把他这个案子留在冈古拉，交朱李他们来处置。而划清界线的主要标志就是向组织上说清楚高福海的问题。韩起科断然拒绝了。他知道，在上下关注的“退伍军人事件”以后，又发生如此重大的“纵火案”，高场长的去职，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而高的去职，必将影响一批人的前程。而过去为高重用的那批人，更是首当其冲。朱李二人对这一点当然也是很清楚的。因此，尽快地和高福海保持距离，尽快地甩开这个高福海，对他二位，可说是至关重要。这一点，政治上颇为敏感和老到的朱、李，其实在发生“退伍军人事件”后，已经开始着手进行了。现在只不过做得越发公开，越发加大了“工作力度”罢了，以至于想直接利用韩起科这“狗屁孩子”，收集彻底“打垮”高福海的“炮弹”。韩起科怎么可能向他们提供打击高场长的“炮弹”呢？！对于整个冈古拉来说，你朱某人李某人和高福海相比，又能算个啥嘛！虽然，想起高场长近来的许多做法，韩起科内心深处就会涌出一阵阵困惑，不适和迷茫，就会觉得特别的不愉快，特别的沉重，产生一种无比的缺憾……

那天，朱李二位甚至把高福海都“支到”看守所来做韩起科的工作，以为这样就能最终说服韩起科，向朱李二人提供他们所需的“炮弹”了。事后知道，在朱李二位跟韩起科谈话的时候，高福海已经在看守所这间号子的门外等着了。不一会儿，高福海柱着手杖，步履艰难地走了进来。让韩起科大吃一惊的是，似乎只是一夜之间，高福海就老了十岁，或二十岁。眼神完全暗淡了下来，眼皮也完全耷拉了，嘴角也只剩下一丝淡淡的苦涩。

“我们错了……”他颤颤地说道，声音低微，气息短促。

“是我错了。这档子事跟你没任何关系。混蛋的是我。是我放火烧了知青的娃儿。”韩起科叫道。

“是我们错了……”高福海木木地重复道，似乎在精神上已完全崩溃。

“你别听他们的。他们别有用心。当时腆着脸溜你沟子的是他们，现在趁乱反戈一击倒打一耙的，也是他们。你要不顶住，咱冈古拉就真的彻底完了。”他大声恳求道。

“你就别再执拗了，听我说，按他们要求的去做。你这个案子只要能留在冈古拉，朱副场长和李副场长都能想办法宽大了你……”

“可你知道他们要我干啥吗？他们要我揭发您……”

“那你就揭发嘛。”

“那我成了啥啦？”

“你成啥了、成啥了！到这份上，你怎么还不明白？成啥不成啥，现在还有什么要紧的？现在最关键的是把你眼前这一关渡过了。你懂不懂啊？难道你真是个狼崽啊？你这脖梗上长着的，真不是个人脑袋？你还要我说啥呢？你能别再给我添麻烦了不能？！！”一阵剧烈的咳嗽和喘息，中止了他激烈的詈骂。看得出，他完全把持不住自己了。那密布着血丝的眼底里，不时闪现着一绺绺慌乱和自责。

一时间，韩起科完全呆住了。

这就是我心里一向以来尊为“父亲”的人？

一向以来被我尊为父亲的那个“人”哪儿去了？

这就是一向以来，我把他当作“冈古拉化身”来尊奉的人？

一向以来被我尊奉为“冈古拉化身”的那个人哪儿去了？

他为什么要显得那么慌张？那么的拿不定主意？眼神中闪现出那么多的自责和惶惑，悔恨和愧疚？难道，天塌下来了吗？即便是天真的塌下来了，又能怎样？

假如前边出现了连绵不断的沙丘，水源已然断绝，千年的胡杨树连片干枯，苇丛中的黑雀也骤然间销声匿迹，古驿道两旁只剩下焦黄的骆驼刺和半塌了的旱獭洞，因此，我们就应该不再往前走了？就应该跪下了？假如是这样，冈古拉在七千年前就不会再有任何活物了，它就应该完全寂灭。但它寂灭了吗？冈古拉因此垮了吗？

哦，“父亲”……

从那以后，不知道为什么，他怕再见到高福海……怕再看到他那慌乱和自责的神情……从那时候起，他心里就憋着一股子劲儿，争取尽早地走出监狱。他常常想起他发掘的那个千年曲肢葬古墓。想起那两具古尸头前木盘里放着的那些炭化了的红枣，羊骨和面饼。他常常梦到他俩睁开了眼睛，坐起来叹气。他梦到他俩走出地窝子。地窝子外头停着一个车队，旌旗招展。他梦到车队的末尾还停着两辆带播种机的拖拉机。人们正在往播种机的机厢里填装拌过农药的种子。拖拉机突然吼叫着走动起来，带着庞大的播种机，一颠一晃地向路那边的深沟走去。而此时，他发现，驾驶室里根本就没人。他惊骇地喊叫起来。但那二位却不管不顾地只是冲他微笑。他再一看，才发觉，这二位的眼眶里居然没有眼珠，只有两个空空的黑洞。再看队伍里的那些人，眼眶里也只有个黑洞，也都在冲他呆呆地微笑着……他吓出一身冷汗，忙转身跑去，但一阵狂风刮来，他发现自己已然被刮到了空中，并且随风飘荡着，卷进了一个无底的空空洞洞的漩涡之中……

但五年后，真的得到假释通知了，他的心情又跟刚入狱时那会儿大不一样了。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已经失去了过去的那种自信。他知道他得做好别人需要他做的每一件事，自己才能安然地度过眼前的这一天。他相信自己会尽力去做。但，到底能不能做得像需要他做的那么“好”，他已经很没有把握了。五年前，他本能地只知道盯着一个人的脸色去做事。现在，他学会了品味所有人的脸色。五年中，他曾无数次地向往过监狱外那灿烂的阳光。五年来，他也不是没有走出过监狱。但今天揣着假释证，再走出监狱大门，沐浴在那灿烂阳光的照

耀下，他才发觉那明白无误的阳光竟然是那么“刺眼”。

“您说有没有这个可能，起科是基于一种恐惧，忐忑，才放弃了假释回冈古拉的机会？”有一天，在省师范专科学校政教系读书的范东，回哈拉努里来看我和马桂花。我们留他吃饭。喝了一点酒，范东叹着气，一边把玩着那只青花瓷的小酒盅，一边这么分析道。“他恐惧啥？他已经五年没回冈古拉了。他压根儿就不知道冈古拉变成了一副啥模样，暂时还知不道他自己到底能不能适应这已经变化了的冈古拉，他咋会恐惧咧。”马桂花反驳道。她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为韩起科辩护的立场上说话。在这一点上，她多少年来可以说一点变化都没有。“那你说，他为什么不愿意回冈古拉去假释？”范东不解地问。“兴许是离家的日子太长了。有时，离别的时间太长了，也怕见面啊。你们就从来也没有过这种感觉？”马桂花皱着眉头，反问道。“但他一开始是想回冈古拉的，后来才突然变卦的。如果仅仅是因为离家时间太长的原因，那么情况应该是倒过来的：一开始不想回，而后慢慢地又想回了。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啊。为什么？”范东端着酒杯的那只手做了个很大的动作，来强调他的推理和反问。因此，有许多酒都洒到了桌子上。一股强烈的酒香顿时在空气中弥漫开。马桂花回答不出范东的反问，也无法抵御他的推理，便去厨房里取了块抹布来，只顾低头去擦桌上的酒迹了。

应该说，范东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事后证明，对“回冈古拉”的恐惧，一直在困扰、折磨着狱中的韩起科。在失去了高福海这个精神支撑后，这个世界上，他惟一熟识、热爱、并且还可以说是属于他的，就只有冈古拉了。任何时候，只要说到冈古拉的黑杨林，冈古拉的黑雀群，冈古拉的高地，荒原，冰雪，芨芨草，冈古拉的那群母狼……他心里都会升起一股不尽的暖流。不管呆在任何地方，只要一想起冈古拉，他都会微微地颤栗起来。脸色都会变得特别的苍白。眼睛里都会发出一股灼热的光。有一回他带着几个劳改员去起猪圈。浓烈的猪圈味儿和猪圈外头那股同样浓烈的青草味儿，还有那股从白杨林深处刮过来的深秋的风，顿时让他想起了他的冈古拉，他的心皱缩起来，整个人也跟着颤栗了。他站立不稳。他翕张着嘴，微微地依靠在猪圈的土墙上。这时，那几个劳改员挑着担子走了过来，发现他这副模样，便非逼他承认独自躲在这儿“打飞机”(手淫)了，还要扒他的裤子验证。早已发育成人的韩起科，又在监狱那样的环境里过了这么些年，对那些成年罪犯的粗野黄色言行，应该说也是习以为常的了。但是今天自己正在思念冈古拉，这几只“烂公狗”的行为让他的确产生了一种吞下一把蛆虫的感觉。已经好几年没打架的他，当时就咬牙切齿起来，骤发“狼威”，把那几个比他大二三十岁的浑蛋家伙统统打得东倒西歪，眼青鼻肿；后来虽然受到了狱方加械具禁闭七天的严厉惩罚，(白天劳动时，加戴脚镣。晚上睡觉时，加背铐——左手弯向肩后、右手从腰背后向上，两手反铐在背后，)心里却痛快了好一阵子。这几年里，常有新入狱的人，告诉他外头的世界大变了，也包括他的冈古拉，“再也不是你进来前的那个球模样了。”他听这些话，就像一个重刑犯，老听有人在自己耳朵跟前叨叨，“你老婆在外头不正经哩”一样，他将信将疑，却又忐忑不安；忐忑不安，却又将信将疑。他想象不出，几年的时间，冈古拉能变到什么地步去。他更不敢想象，在失去高福海那样的精神支撑以后，如果再遭受冈古拉的“遗弃”，自己将“沦落”到一种什么样的境地……

……得到假释通知后，他迫不及待地要回冈古拉去亲眼瞧一瞧。他去车站买票，亲眼看到赵光的“风光”和“牛气”，又参加了小分队的那个“聚会”。他脑子里开始进入一些“真实”情况：他知道在冈古拉掌权的，都换成当年那批退伍军人了。他知道冈古拉也跟周边那些老乡公社一样，把土地都承包给各家各户了。原小分队的这些同伴们提醒他，你回冈古拉，也得从承包土地开始。你可得好好地给连长磕头烧香上供。你可再不能像过去那样小瞧那些连长。否则，他们不会把好地承包给你；到该使用机器作业时，不给你安排机力；到该浇水时，却把水先打到别人的承包地里……到秋后，你就尽等着倒挂欠账吧。有人还故意跟他说，冈古拉搞承包的头一二年，有些老职工端了一辈子铁饭碗，不习惯这种操作方式，到年终账上倒挂，欠下公家不少钱，心慌意乱地看不到前途，正经还有上吊自杀的哩。他从他们嘴中还知道，赵光现在发了，差不多成了冈古拉的一“霸”了，控制了冈古拉一多半甘草肉苁蓉的“进出口贸易”。每到甘草和肉苁蓉的采掘季节，这小子会雇用几百上千人，撒到冈古拉方圆几百平方公里的戈壁沙漠上去挖这些野生的肉苁蓉和甘草。这时候，从哈拉努里开往冈古拉的长途班车的车票，一多半都会控制在这小子手里，用来运送他雇用的“盲流仔”和“盲流妹”。他当然也会给长途车站的那些领导和售票员们许多好处。他掏钱给长途车站每位领导的家里都安了一部程控直拨电话。就是这许多好处中的一种。而那时候在私人家里安一部程控电话，得交四千多元到五千元的初装费。而那个时候的四五千元，实实在在说，对一个靠工资过日子的人，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他还知道了，过去一直瞧不上赵光，并老跟赵光做对的张建国，现在也“投奔”到赵光的门下，居然做了他的小车司机和“经理助理”，天天开着车拉着赵光东奔西跑地“作威作福”。就跟过去无比地忠诚于他韩起科一样，现在无比地忠诚于赵光。而孟在军也在赵光手下做了他收购部主任，每到夏秋两季，在军都会带着一帮人，开着东风牌卡车，在戈壁滩上四处设点，为赵光收购甘草和肉苁蓉。从今年开始，他们还将开设加工厂，对甘草肉苁蓉进行深加工，以从它们身上赚取更多的附加值。在聚会时，这些原小分队队员一个个都嬉皮笑脸地告诉他：“你就等着瞧吧，要不了几年工夫，赵光就能成为冈古拉新一代的‘高福海’，而且比当年的高福海还要牛皮，还要有钱！”他们哈哈大笑。但，谁也没注意到，从那以后，韩起科再也没有跟在场的任何人说过一句话，直至聚会结束……他的脸色逐渐地灰暗起来，眼神也从陌生、好奇，到疑询、疏离，再到恍惚、呆滞……嘴角的笑纹似乎也显得有点苦涩、僵硬。

……他真的开始犹豫了。他活这二十多年还从来没有犹豫过。就连那天被捕时，他都没有哆嗦犹豫。他心慌但并不犹豫，心里更没有任何迟疑。但是，到了这会儿，他开始疑问了，他问自己，冈古拉还是他韩起科应该回和能够回的地方吗？他，韩起科，还“回得去”吗？他开始预感到，过去自己看高福海的眼色过日子，现在，则可能要看赵光的眼色过日子。从看高福海的眼色过日子，到必须看赵光的眼色过日子，还能说，冈古拉真的是属于他韩起科的？

他真的没把握了。他再也不是那个冲动起来就能不顾一切地向麦草路洒煤油扔打火机的那个韩起科了。他以一己之五尺热血之躯，突然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无能和无奈；于是，他决定暂时不回冈古拉。他要再想一想，再看一看，再等一等……

是的，如果不回冈古拉，他只有重回监狱。他没别的地方可去。好在，他本人在这五年服刑期内，一直诚心地把自己放在一个赎罪的位置上，老老实实地接受惩戒和改造，能尽力帮政府方面做一点他们需要他做的、又是他能做的事，他总是拼命去做。再加上，政府方面的人都了解了他这案情的底细，因此，上上下下在情感上一直也没怎么太把他当刑事犯来看待。现在他愿意回监狱来接受“假释”，虽然这在哈拉努里第一监狱是破天荒的，但大伙也愿意接受他“回来”，经郑重请示批准，这事还真成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那位后来总叫他“小文盲”、并总自称是他“老婆”的那个胖女孩。这女孩——如果一个女孩过了三十，因为没正式成家，没生过娃娃，我们还能戏称她为“女孩”的话——原是那位分区监狱长（“沙哑嗓门”）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小亲戚。她的正式职务是省城一家博物馆电话总机房的守机员。那时候省城还刚处在筹建程控电话网的阶段。绝大多数单位绝大多数街区使的还是那种老式的交换式电话。也就是说，都得先把电话打到一个交换总台去。由守候在总台上的女话务员，替你把电话转到你想找的那个人的电话机上去。她守着的是一台当年俄国人留下的一百门老式电话交换总机。博物馆的老楼据说也是按俄国人设计的图纸盖的。墨绿色的铁皮屋顶和高大结实的天花板，和同样高大结实、直接砌在墙角里、显得极其笨重的圆桶状黑漆铸铁火炉，还有从那些高大的窗户里透进来的一条条诡异的光线，让博物馆里那些踩着嘎吱嘎吱作响的旧地板，朝夕在这里忙来忙去的工作人员，总觉得自己一年四季都在忙着参与拍摄那部百看不厌的老电影《列宁在十月》，或者是在拍摄后来又热闹了一阵的《两个人的车站》。有一年冬天，这个胖胖的女话务员(那会儿她还不到三十，最多也是刚过三十)，大老远地到哈拉努里监狱来，名义上说是看望她这位八竿子打不着的“老舅”，其实是受一位朋友之托，来请“老舅”关照这位朋友的一个朋友的。这位朋友的朋友正在这座监狱里服刑。按说，她不该过问这种烂事儿的。省城离哈拉努里好几百公里哩。大冬天的，长途班车里哪儿都灌风。人挤人的，怎么着也好受不了，能闻到的全是那么一股劣质烟的烟味，劣质酒的酒味，正犯着牙周病的黄板牙的牙臭味，还有从黑棉胶鞋里长期捂出来的臭脚味。就是到了哈拉努里也不好受。这儿的气温要比省城整低十度。没扫雪的地方，雪都堆得比窗台还高。但谁让她是个热情仗义的女孩呢？而且朋友还特别多。这里对她和她那帮朋友的情况和“社会背景”，我得稍稍地做一点补充介绍。她和他们都是地方大院或军队大院的干部子弟。她老爹是省军区司令部管后勤的一个科长。“文革”一结束，这些父母们大部分都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在各自的岗位上，重新掌管起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的命运。这些老同志大都比较正统，再加上也是刚刚恢复工作，多数人都不会去（少数的则还来不及去）去搞那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名堂。所以他们的子女当时大多数都跟这位胖女孩一样，从事着非常普通的职业，话务员啊，保育员啊，会计啊、技术员啊，中小学教员啊，更多的甚至就是个普通工人和营业员，等等等等。但父母的恢复职权，还是使他们和别的那些普通从业人员发生了实质性的区别。首先，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意识到，自己这种“普通”的地位，不会持续太久。他们会像他们的父母一样，有可能比别人承担起更多的一些责任，会有更多的机会去发展自己。而在别人眼里，他们也是与众不同的。所以，到韩起科结识她的时候，她还在省博的总机房做她的“话务员”，但实际上，她已经很少去电话交换台跟前去上那个班了。

每回到哈拉努里，胖胖的“薛姐”都住监狱招待所。招待所有一个老大不小的院子。那天黑早，路灯还没灭哩，她裹着件军皮大衣，趿拉着鞋，哆哆嗦嗦地穿过院子，去那角上的厕所解手，却被一个清瘦的“鬼影”吓了一大跳，好大一会儿工夫都没敢动弹，差一点都尿裤子了。只待醒过神来，她飞一般地跑去敲开“老舅”值班室的门，上气不接下气地一口咬定自己看到“鬼”了，一个年轻的“男鬼”，只穿着一件薄薄的外衣，薄薄的单裤，也没戴帽子，低着个光脑袋，耸着个肩膀头，从院子里飘也似的走过，一转眼便隐到墙犄角背后不见了。“肯定是夏天里冤死的野鬼，这大冷天都穿得那么单薄，他要不是鬼，我把他蘸蘸蒜泥，活吞了！一个活人大黑早地怎么可能穿得那么单薄，我穿着棉袄皮衣，还冻得直想哭哩。”她手舞足蹈地边说边形容着。正在值班室值班的“老舅”被她无端吵醒，心里正烦得没法处治，也不接她话茬，只等她说完，拿起电话，就让总机把电话接到文化室，然后跟文化室那边接电话的人吼了声：“你马上到我这儿来一趟。我这儿有人见鬼了！”不一会儿，韩起科就匆匆赶到。“老舅”指着韩起科问那位远房外甥女：“鬼来了。你自己跟他说吧。”说着，又钻回热被窝里睡他的回笼觉去了。“老舅”一听她描绘的那“鬼”模样，就知道是韩起科了。那个胖女孩一见韩起科却傻愣在那儿了。一方面看韩起科的外形、衣着打扮，确实像刚才在院子里见到的那个瘦“鬼”，另一方面，她怎么也想象不出，在“老舅”的这大牢里，怎么还会“藏”着一个这么眉清目秀、白白净净、还挺有气质、怎么看怎么算也都要列在“有模有样”这一档里的“小男生”？她迟疑了好大一会儿，只说了句：“对不起。刚才是你在院子里转圈吗？我错把你当鬼了。可是……可是，你……你真的不冷？啥也没穿……”

“我怎么没穿？”韩起科恭敬地一笑，用两根细长的手指拈起那件薄薄的灰大衣反问。

应该说，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她和韩起科“迅猛发展”的这层关系上，她是占据绝对主动的。那天一回到招待所房间，她就觉得自己眼前老晃动着这个“小男生”那副“小可怜”的模样儿。挥之不去，却之也不退。(这也是她这人一生可叹又可爱之处：她总觉得别人可怜，需要她去关爱、帮助，甚至需要她去“救援”。)于是她坐立不安，怎么也放不心来。那一个白天，她起码上“老舅”的值班屋里去了有三四回、五六回。每回去，都是打听询问这位“小男生”情况的。“你想干啥呢？”“老舅”警觉地问，“别在这儿跟我添乱呢咧！”她斜了“老舅”一眼，哼哼道：“我怎么了？”她不高兴了。“老舅”却正告她：“这个韩起科还在假释期间哩。你别在省城肥的吃腻了玩腻了，又上我监狱里来换什么口味。”听“老舅”这么说，她就更不乐意了，大声嚷嚷起来：“你怎么说得那么难听呐？！谁玩腻了吃腻了，上你这儿找个假释犯来换口味？你把我说成啥了？再说了，他也已经假释了。法律已经给了他跟人交往的自由了。你还能限制？嗤！？”她又斜了“老舅”一眼，然后又丢下一句：“一会儿，我上你们文化室去参观参观。通知你们那些牢头狱霸，到时候别跟我大惊小怪的。”掉转身就走了。后来的三几天里，她果然去“参观”了好几回监狱的文化室，招得分区监狱的大小干警们都有感觉了，也都反映到“老舅”那儿。“老舅”真生气了。她这才收敛了一点，继续又小住了几天之后，乖乖地返回了省城。后来，她常来。半年，仨月，总会来一回。但她不再去文化室“参观”，而是把韩起科叫出来，甚至叫出监区，叫到招待所她房间里“谈话”。因为他是“假释”的嘛，可以“自由”走动的嘛。一年多以后，在一次很偶然的谈话中，那位分区监狱长突然听到韩起科居然称呼他那个远房外甥女为“我薛姐”，好不吃惊，愣怔过后，傻傻地问：“你薛姐？嗨，叫得还怪亲热底哩！她啥时候认了你这个弟弟的？啊？一眨眼都‘薛姐’了？好嘛！”韩起科红红脸，强词夺理道：“叫个姐又有啥哩？我们又没干啥见不得人的事……”分区监狱长的两只眼瞪得更大了：“你还想干啥见不得人底事咧？啊？你小子也跟我学坏呢咧，啊？你们到底干啥事了没有？孤男寡女、烈火干柴的。快说。”韩起科当然不会跟他说实话。其实，那时候，他跟她（准确地说，应该是“她跟他”）还真干了一点“坏事儿”……

……那是结识“薛姐”后第二年的春夏之交。工程规格不高的省道县道纷纷结束了让人极为头疼的泛浆期，中断了二十多天、小一个月的公路长途交通刚刚得以恢复。那天“薛姐”突然又来哈拉努里看望韩起科。说“突然”，是因为以往“薛姐”来哈拉努里，事先总要告知一声，打个电话，写封信什么的。但这一回，事先不仅没有发任何“通告”，而且到哈拉努里后，也没像往常那样，“下榻”监狱招待所，而是在离监狱挺老远的一个街区，找了个背静的小旅社住下了，真有点地下工作者搞秘密接头的味道。办完住宿手续，交完了预付

金，服务员带她进了房间（她特地要了个小单间），打开窗户子，前后左右上下仔细察看了一下环境状况，放下那两片并不干净的窗户帘子，换上自己带来的那双棉拖鞋，这才神神秘秘地打电话到一监的“文化室”，通知韩起科，赶紧去看她。

韩起科虽说感到十分意外，但异样的惊喜和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个中原由的那种心跳，让他几乎是一分钟都没耽搁，撂下电话就跑到管教那儿，胡乱找了个由头，请准假，去了那个“红星旅社”。他感到意外，是因为“薛姐”刚走不多久。再次见面相隔的时间从来也没这么短过。这也是“薛姐”这一次来之前不敢声张的原因之一。她怕“老舅”因此而起疑心，怕他上她爹妈那儿去告状。老爹虽说只是个科长，但毕竟是军区的老同志，自己的闺女有事没事地老往监狱跑，去找一个假释的“男犯”，他能容忍吗？万一知道这情况了，这位文化不高，但原则性很强的老军人能有她好受的？那天见了韩起科，她跟他说的也只是，办事路过这儿，顺道拐过来看望一下。她不希望给韩起科造成一种印象，她是专门来看望他的，而且已经到了“迫不及待”想见他的程度。她不想在他身上惯出啥毛病来，把他宠得“不知天高地厚”了，以后再没法相处。在韩起科之前，她交过男朋友。两三年里，交了好几个，但一个也都没存住。这也是那位“大舅”要说她“肥的吃腻了，想上这儿来改换改换口味”的原因。但那些男朋友之所以最后都没能“存住”，她觉得真的不怪她。这些男孩中，有干部子弟，也有平民的孩子。家境自然殊异，本人性格爱好相差也挺大。但相继都离开了她，她最后总结教训得出一条，如果一定要从她身上找原因，只能怪她为人太热情，待人太真心。一点余地都不留，把他们一个个都惯坏了宠坏了，以为自己真是他妈的啥“白马王子”，回过头来，又不把她放在眼里了。那天，她对韩起科说，她只能在这儿待一天一宿。她说她上一回去文化室的时候，就发现他老借用公家那个砖块式录音机听歌。“你这习惯可不好了。老公私不分，我不喜欢。一个录音机才多点儿钱嘛？咱们贪这便宜干啥？我跟你说过多少回，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跟着掌勺的学大厨，跟着吹唢呐的吃豆腐。(以往，这一带雇和尚道士打鼓吹唢呐的上家里来做丧事，中午晚上吃“工作餐”时，菜肴多以豆腐为主。)你这个小文盲，自己在这种环境里，就得知道要管住自己。再说，我看你老喜欢听那种哥哥啊妹子啊你爱我我想你的歌。这种歌有啥意思么？叫你‘小文盲’，你还不警觉？得匀出点时间，多读读书看看报，不比啥都强？！”一边数落，（就像数落儿子那样，）一边从旅行包里掏出一个新买的卡式录音机，还拿了两套春夏际换洗衣服，往韩起科手里一放。韩起科的心就热辣辣地通通直跳。

那一段时间，韩起科不知道为什么，心里老是很特别的一种感觉，慌慌地，痒痒地，又没着没落地老盼着能再见这位“薛姐”一眼。这在他，可以说是一件破天荒的事。在此之前，韩起科可以说从来没为女人动过心。在冈古拉的时候，他不想，是因为年龄还小，又一心扑在高福海托付的各种工作上。后来进了监狱，那帮子劳改员闲不闲的，嘴里倒是整天不离女人。但于他，也就是在一旁偶尔地听上一耳朵，偶尔找个没人的地方，独自冲着遥远的地平线，发发呆，红红脸而已。但“薛姐”的突然出现，却让他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异样感。她的絮叨、体贴和专制，都让他心动，让他感到一种特别的温暖和酸涩。他忽然觉出，自己是那么地需要一个人，一个女人来絮叨他，“专制”他，同时又能给他别人替代不了的那种“体贴”。也许这跟他自己从小没有爹，没有妈，没有哥，没有姐，但从来又都以强者的嘴脸出现在冈古拉所有人面前，而现在又一下遗落在人生最低谷之中有关吧。“薛姐”每回离开，都让他感到怅惘。一生中他第一次感到什么叫“空虚”。从高福海那儿，他曾得到过“关心”。但那种“关心”更接近于“管教”。而且是强制的和强硬的。他赞成这种强制和强硬。他以为人需要的就是这种强制和强硬。十几年来，他一直是这么认为的。接触了这位胖胖的“薛姐”，同样有一种强制和强硬，但这里的的确确多了一份他从未经历过的“温暖”和“体贴”。他自己也说不上来为什么会那么的喜欢听她唠叨，为什么竟然跟个小狗似的，那么顺从地由着她叫他“小文盲”，心甘情愿地接受她的“专制”。在此以前，在高福海的安排下，他和人们的关系从来就是“管教”和“被管教”的关系。不是他被别人管教，就是他在管教别人。而那时候，别人的管教（包括高福海的管教，当然也包括这几年在监狱里受到的那些管教），只会让他紧张，有时还会引发一阵阵心的痉挛。但胖姐的“管教”却让他放松。这种放松让他找回当年走进荒原深处野林子里的一种感觉：四仰八叉，随地一躺，微微合上眼睑，放缓了丹田气息，松弛了身上每一块肌肉，设想自己好比一块太阳底下慢慢解着冻的油脂，正在脱皮懈骨地瘫软下来，融入身下这酥松的大地；这时节，由着黑蚂蚁慢慢爬上自己脸庞，听着林下风悄悄在四处游逛，而后在似睡非睡的状态中，感觉一种暖暖的强大地气慢慢把自己托上蓝天的幻象……他发现自己一天比一天渴望见到那位胖姐姐。他甚至被自己的这种“妄想”震慑住了。“我想干吗？”他问自己。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他“狡猾”地掩藏起自己这种渴望，他不让自己在她面前流露这种“渴望”。他怕自己的这种“渴望”会吓跑了她。他觉得“薛姐”跟那些政府工作人员一样，只是来教育帮助他的。不管这种帮教是多么的贴心，细致，既然是“帮教”，就总是有时限的，也总是有局限的……很长一段时间，他甚至都搞不明白这位胖姐姐为什么要那么关心他？他总是在暗中告诫自己，知足吧，别太那个了，否则，“薛姐”下一回就不肯来了。

要是，她突然不再来了，会咋样呢？有时，忽然想到这个问题，他甚至都不敢再想象下去。他会立即慌慌地去干别的事情，以努力驱赶掉这个能让人感到有点绝望的念头……

但这一回，“薛姐”却在离开哈拉努里仅仅一个月之后，又“秘密”地来看他了。她为什么要把这件事做得这么“秘密”？因为……因为……因为她……他不敢再深想下去。因为他觉得这个问题的惟一的回答是完全不可能成立的。但除此以外还能有什么原因呢？虽然仍不能最后确定“薛姐”把事情做得如此秘密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但一种狡猾的窃喜，一种无名的焦虑，一种惶惶的期盼，甚至还有一种舍命搏一把的赌徒心态，再加上放下电话时那种异常的心跳，都让他认定，不管等一会儿见了“薛姐”，听她为她的做法说出什么样的理由，他都肯定，这一回她只是为了看他而到这个哈拉努里来的。

这又说明了什么呢？他不敢深想下去……

“他们准了你几小时假？能在这儿跟我一起吃顿晚饭吗？”那天，他不无有些忐忑地进了“红星旅社”那个房间，“薛姐”便这么问他。

“不能……我还得回监号参加晚点名……”他讷讷地答道。

“点啥名哟！你在假释中，怎么那么嗦！不能吃晚饭就算了，赶紧把里头的衣服换换。你瞧瞧你，都跟个脏猴似的了！我看这旅社隔壁新开了个洗衣店，送那儿洗，也不算贵。刚才我去问了，这会儿送洗，赶明天一开门就能取。快换吧。”她催促。“别送洗衣店了。这钱……”他慌慌地说。“这钱我给你掏。瞧你这抠门样儿！快换呀。试试我买的那套衬衣衬裤。我瞧着可能有点大。”她再催。他只得放下手里的录音机，赶紧脱衣服。她却一下脸红了，走过来冲他那正在解衣扣的手，狠狠打了一巴掌，啐嗔道：“你冲谁脱衣服呢？光屁股好看？昏了头了？！”他大红了脸，赶紧抱着那两件新衣裤，跑到楼道里的公用淋浴间去了。等他洗完澡，又换了内衣内裤出来，她也已经把他扔出来的脏衣裤送隔壁洗衣店去了，然后又扔了个小木梳给他，让他把那些支愣着的头发收拾整齐。在梳理的过程中，她一直坐在一旁看着他。目不转睛地。后来又一把从他手里把木梳夺了去，“连梳个头都梳不像样！你说你还能干啥么？！”她一边嗔责，一边拽着他一条胳膊，把他一下拉到自己身前，要替他把那头发重新整理一遍。也许是她无意间用力太大，也许是因为他压根儿就没那防备的准备，更也许他和她一百年都在等这一回，当他踉跄着跌坐过去时，几乎都要依偎到她怀里了。他感到自己的一个肩头触碰到了她上身特别柔软温热的那个部位。他听到她轻轻地哼了一哼，整个身子似乎都本能地回缩了一下。他还觉得有什么同样柔软的一绺东西从他汗涔涔的额角拂过。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便下意识地躲了一下，同时偏过头去看，却发现是“薛姐”的一绺头发。更加不知所措的他，为了稳住自己的身子不再向后倾倒，慌忙间伸出手去自己身后支撑，却没想支在了一个同样温软厚实的地方。一瞬间，他知道坏事了，可能把手伸到“薛姐”的腿上去了。他本能地赶紧缩回手来，却发觉自己潮热的手被抓住了，那是一只冰凉的手。他脑子里一下空白了。汗大颗大颗地沿着脸颊往下流淌。他绷紧了全身，一动都不敢动地依靠在“薛姐”那宽厚的胸怀里。他觉着“薛姐”那只冰凉的手在慢慢地抚摸着自己那只滚烫的手背。他感到了“薛姐”的胸部在剧烈地起伏，他听到“薛姐”轻轻地喘息着，在呢喃地数落：“小文盲，你咋也那么坏呢？啊？你咋也那么坏呢？啊？”喘息声越来越急促……“薛姐”的上半身像大雷雨时漆黑一团的天空，在发出几道耀眼的电光后，便整个都向他覆盖了下来，那同样冰凉的脸颊，同样冰凉的嘴唇，仓促地在他脸颊上眉目间游走寻觅。那只冰凉的小手抓捏得也越发地用力了。他觉得自己就像是被肆虐的狂风旋起的一股沙尘，在狂躁的旋转中扩张升腾弥漫，并隆隆地轰鸣，只想去吞没眼前这整个世界。在经受住了这第一波冲击后，他终于转过身来，但仍然不敢睁开眼来看“薛姐”，只是用那只没被她抓握的手，紧紧搂住了她的后背，全身心地贴近过去，全身心地感受那柔软的起伏，放肆地去呼吸从她衣领和脖颈间散发出气味儿。他拼命地跟自己这一刻突然萌发的渴望和冲动进行着殊死的挣扎。他告诉自己，不能再这么错误下去，得赶紧站起身，赶紧离开这个“温热柔软之乡”，赶紧……赶紧……但这时他已经完全动弹不了了。他渴望得太久了。在听到那些成年罪犯肆无忌惮地谈论“女人”的同时，他之所以不敢往深处想，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不能想象有哪一个女子会跟他这样亲近。也不能想象自己怎么能越过那一道道无比深峻的鸿沟，接近到那一片“孤岛”上的“玉楼琼宇”。而十几年来，太多的关于“女色”和“错误”，和“犯罪”紧紧相联结在一起的训戒和先例，也使他不敢往进一步的方向去思想。但这会儿他却这样被拥抱着。一个关心体贴他的“姐姐”。他内心居然一阵阵地哽咽起来，一种感激，一种感动，整个点燃了他所有的欲望。世界消失了。这时的他，只想用力地把自己或把她一起挤压进那个沸腾的无底黑洞里去，把自己完全消融到那片温柔之乡中去……这时，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大概因为转身时太慌张，位置压根儿就没坐正确，“薛姐”的一只膝盖紧紧地顶住了自己的腿裆。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感觉到这一点时，忽然……忽然……他浑身抽搐起来，剧烈地颤抖起来……他忙松开手，躲避似的离开“薛姐”，并呆呆地坐直了身子，脸色苍白，虚汗淋漓，低头不敢再看对方。“薛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呆坐了一会儿，才细声地问：“怎么了？弄……弄疼你了？”他忙站起，忍受着裤裆里的那片湿冷，只说了声：“对不起……对不起……”便抽身走了。

过后，他俩有一年多没见面。他怕。她也怕。但她还是有信给他。他当然是有信必回。只是双方都不提见面的事。一直到韩起科的刑期快满了，她突然又提见面的事了。只不过，这一回她是这么说的，省博物馆将要为建国多少多少周年举行一个本省考古成就展，她在信上问道：“小文盲，有兴趣来看看吗？我能替你搞到赠票，一张，两张都行（如果你已经有女朋友的话——“薛姐”这样注解道）。我还管报销路费。管吃住。一个人的，两个人的，我全管。想来学习学习吗？”他当然要去。立即试图写回信。写了几次，但最后都没发出去

。写着写着，他就为难起来。拿不定主意了。他不知道“薛姐”写这封信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不知道自己到底应不应该接受这个“邀请”，去省城“学习”一下。如果“薛姐”没有别的意思，真的只是请他去看一下展览，“学习”一下我省考古最新成就，他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那个必要，大动这个干戈。假如“薛姐”跟他一样，这一年多来，一直火急火燎地渴望着再见到对方，那么，一旦真的到见面的那一刻，他又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控制住自己，不犯任何“错误”……特别是万一做出什么过火的举动，伤害了这位“胖姐姐”，或者，即便没到“伤害”的程度，却让对方严重误解了自己，最终导致失去这位善良而热诚的“好姐姐”，如果结局真会是这样，只能是这样，他还不如不去。

他怀疑自己，真的走到“胖姐姐”跟前，自己还能不能保持“必要”的冷静和克制。八九年来，人们从他恭恭敬敬的态度里，谨小慎微的作风中，站在谁面前都垂手低眉的外表上，几乎早已忘掉了他是一个“喝狼奶长大的娃娃”。但只有他自己知道，有时在梦中，有时在深夜，有时在极端苦恼时，脑子里总是会情不自禁地出现狼群在铃铛刺丛林中疾奔的场面，他会听到那一阵阵疾奔时的风哨声，灌木丛枝条在脚爪下嘎巴嘎巴折断的声音。他会真切地感受到疾跑时身子的晃动，鼻翼急速的翕合，四肢关节优美协调的伸张，感受到林子外那股特别清新的空气的召唤力，感到集体守望的焦虑和喜悦，还有那种你长嗥一声，我短吼一下的激奋……他害怕那一口狼奶和野性会让他在再度见到“薛姐”时，失去任何控制，就像那年的那一天，他向麦草路上洒煤油扔打着了的打火机……

他真的不希望被“薛姐”误解，也不希望被她拒绝；他不希望在本不该由他来得到的那份情感面前陷住了脚步，但更不希望失去本该由他得到的那份真心和……和挚爱……他自己也拿不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一直到那天，他以自由人的身份，正式走出监狱，被原小分队的那些伙伴们接到那个“摩托车修理站”院子里，见到那个四川小丫头时，他终于明白，无论是这位十八九岁的小丫头，还是将来哪位二十八九岁的大丫头，都不可能消除了自己对那位三十多岁的“胖姐”的思念。因为这毕竟是自己在最艰难时刻从“女人”那儿得到的一份情感。那天，聚会散了后，等马桂花和张建国也都走了，他走到小丫头住的房间里。小丫头见韩起科突然大步向她走来，不无有些突兀。但她倒也镇静，只是稍稍后退了一步，指着身前的一把椅子，对韩起科说道：“韩哥”，坐。”韩起科坐下，平静地打量了小丫头一眼，只见剪着齐耳短发的她，脱去聚会时穿的那件粉色薄呢外衣，里头穿的是一件藕荷色的涤棉长袖衬衣，下身依旧穿着那条在任何一个农村集市上都能买到的武警绿女裤，中跟的黑皮鞋今天特地擦得锃光瓦亮，衬着一双带花边的白袜。整体看来，倒也细巧宜人。“我出去打个电话。”他说道。“家里有电话……”小丫头提醒道。“我得打长途。”他解释道。那时哈拉努里也已经能给各小家小户安装电话了。只要交钱就行。但自家的座机还是没有长途的功能。打长途还得到长话局的营业厅去。“都这么晚了。明天再打，不行？”小丫头劝道。小丫头见韩起科匆匆走来并非是跟她来亲热的，虽说多少有点失望，倒也暗自赞赏这位“韩哥”的“涵养”。“这你就别管了。睡觉前别忘了锁院门。”韩起科说着就向外走去。小丫头也就没再过问。小丫头原先是赵光公司里一个“打工妹”，来哈拉努里还没俩月哩。前些日子，张经理(张建国)和马姐(马桂花)找到她，说是要给她介绍对象，但说明了对方曾坐过几年大牢。当时她一听还正经紧张过一阵，也好别扭了一阵。还是看这二位大哥大姐的身份不一般，尤其是那位“马姐”，正经是市委副书记的老婆。经二位力劝，并做了最后的担保，保证她在结婚后的三个月之内，就能正式落上哈拉努里的城市户口，她才勉强答应。今天见面，看到韩起科眉目间并没有半点“犯人”应有的“匪气”，举手投足也十分有分寸；特别看到马姐张经理和在场那么些有头有脸的人都对他挺尊重的，心里又高兴许多，得到了许多安慰。

其实，那天晚上，韩起科也很清楚，都那么晚了，长话局早就关门了。再说，这些年，在哈拉努里，他也没走过夜路。他一个人也找不到什么“长话局”。但这一刻，他完全不能让自己静下心来在屋里静静地等待天明。他要到最接近“薛姐”的地方去。他要找一位最亲的人，告诉他(她)我刑满了。我不再是个“罪犯”了。在失去了那个曾经的“父亲”以后，还有谁能倾听他这样的倾诉呢？只有她了……另外，在刑满释放的第一个夜晚，他也需要四处去走一走。他要证实，自己确实是被“释放”了，人身不再受限制了。他要认真享受一下、体味一下那种可以自由走动的可能和幸福……

那天晚上找到长话局时，长话局的确已经关门了。但他没回修理部小院，而是在长话局门前高高的水泥台阶上美美地坐了一夜，享受那没人管制的空旷。不时有流浪的狗走过。不时有重载的卡车驰过。而后是送牛奶的拉水的车哐啷哐啷地晃荡过。空空荡荡的十字街口，逐渐地又重复昨天前天的热闹。后来他便糊里糊涂地睡着了。是扫大街的用竹条把把他给捅醒的。等长话局好不容易为他接通“薛姐”的电话，已经是上午十点了。出乎他意料的是，“薛姐”的声音听起来很冷淡。“摩托车生意做得咋样了呢？我还得祝贺你啊，摘了劳改帽，又做新郎倌，双喜临门……”她怎么啥都知道了？难道他依然在被监视着？韩起科一紧张，便结巴起来：“薛姐你听我说……”“你还记得有这么个薛姐啊？”她冷笑。“我……我……”他慌忙解释，一时却又说不出啥话，憋了好大一会儿，只说道，“我明天就去看您。”“带着新娘子啊？”“薛姐”问。“哪有啥新娘子么。你咋这么看我呢？那都是小时候那些伙伴的好意。可我哪能抓到篮里都是菜呢？我韩起科再没出息，再没见过女人，在这样的事情上也不能完全由着别人摆布。我是那样的人吗？我知道我在您眼里是挺幼稚挺粗鲁挺没文化的，可我也没幼稚粗鲁没文化到那个地步……”突然间口齿伶俐起来，便急急地说了许多许多。后来就只觉得电话那头没声音了。又过了一会儿，才听到“薛姐”说：“你干吗那么着急上火的？我又没别的意思。只要你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心上人，我当然还是为你高兴的……”这时，他拔高了声音叫了一声：“薛姐，您咋还那么说呢？！别人不了解我，您还不了解啊？我哪儿去找心上人嘛。她在哪儿嘛？！”当时，他真想大哭一场。事后自己仔细想想，唉，韩起科啊韩起科，你他妈的也真是没鸡巴出息！

当天，他带着自己全部的行李，上了去省城的长途班车。到省城后，他没马上去找“薛姐”。只是给她打了电话，说他到了。她说，那你还不来看我，磨磨蹭蹭地干吗呢？他说，我等安顿好了，再去看您。她问，安顿啥呢？安顿新娘子？他又急了，吼叫道，薛姐，你咋还那么说？就我一个人。听明白了吗？一个人。可就是我一个人也得安顿啊。我不能不吃不住啊！她说，你安顿啥嘛？我说了，吃住全管嘛。他说，您能管我一天，两天，管我十天八天。您还能管我一年两年？她笑着反问，为啥不能？他忙说，就算能管我一年两年，还能管我十年八年吗？就算能管我十年八年，我作为一个男人，能让你一个女人管十年八年？这样的男人，您愿意管吗？“薛姐”沉默了。过了一会儿，她很认真地问，听起来，你这回好像是不想走了？还十年八年的，问题好像挺“严重”咧。他断然答道，是。我不想走了。

关于“不想走”这一点，在正式出狱前，他已默默地在心中盘算了好长一段时间。假释后那段的冲击，曾让他恍惚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他一直在责备自己，当时怎么会那么没出息，怎么就不敢再回冈古拉了呢？比较外头翻天覆地的变化，自己怎么就那么胆怯？真是中焦上火，百会发蒙了？居然还缩回监狱里去了！操！小分队有些人的变化自己确实看不惯。社会上的许多变化自己也确实看不懂。但看不惯，看不懂，就该躲开吗？躲得了初一，也躲不过十五啊！当时中气上涌，就决定，有朝一日刑满后，要勇敢地走出去试一试。没敢想去

北京上海，但想着就要在省城“试一试”……

那天在电话里，他跟“薛姐”约定，在安顿自己的这段时间里，不管安顿得怎样，一定会每天跟她通一次电话。如实向她报告情况。即便遇到再大的挫折，也绝不隐瞒。“薛姐”要求他当天就去买一个BP机带上，以便她随时能联络到他；并提出要求，只要她呼叫，他必须立即回应。然后，她跟他介绍了一下省城几个著名的劳动力市场的情况。还给了他几个她朋友的电话。这是几个当了老板的朋友，都是跟她一起在军区和文联大院里长大的。假如实在没辙了，可以去找找他们。(“薛姐”的妈妈是文联的普通干部。所以，她从小在那两个大院里都待过。)最后，“薛姐”提出，能不能先跟她见上一面，再去安顿他自己。韩起科犹豫了一下，没答应。“薛姐”怏怏地悻悻地数落道：“我知道你压根儿就不愿见我。”韩起科答道：“不是不愿见。而是不愿像个讨吃讨喝的窝囊货那样去见您。”“薛姐”再没得可说的了，只得叹了口气道：“好吧，就算你有志气。”然后又不放心地补充了一句：“南城化工厂那一带你别去瞎逛。尤其不能进那些发廊洗浴中心的。有人拉你也别往里去。”韩起科听着觉得好生奇怪，便说：“这大的省城我就认识你薛姐。只要你不拉我去，谁还会来拉我呢？谁知道我韩起科是老几？！”“叫你别乱跟人跑，就别乱跟人跑。多问啥呀？”说着，“薛姐”挂断了电话。

在以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除了没去找“薛姐”的那几个“朋友”外，她提出的那些要求，他都照办了。腰里别上那个BP机后，有时一天里，“薛姐”自己一个人就能让它响五六回，七八回。在这段时间里，他替在小巷深处开澡堂的老板背过煤，(拉煤的车开不进小巷子。老板就雇些人把卸在巷子口的散装煤，铲进麻包里，一包一包地背进锅炉房。干这活的，都是这城市打工仔中最低档次的。是刚进城，还完全没找到正经活儿的那帮子“散伙”。这就是那会儿的韩起科。)在家具城门口替人蹬过平板儿三轮，在火车货站卸过散装水泥……最像样的一份工是受雇于一家空调售后服务部，上门去给客户安装空调。这是一个技术活儿，又能出入不同的家庭，感受到这个城市中各种各样人，尤其是中上层人的家庭生活气息，接触到他过去从来也没接触过的人。他干得挺努力。但半个月后，他被解雇了。服务部那个年轻的经理没跟他说什么特别的理由。后来才听说，在一次干活的时候，他跟客户随便聊了一会儿天，很天真地透露了一点自己的“历史”。那客户回过头来就给他们公司总部打了投诉电话，说你们怎么可以雇用一个劳改释放分子，随便出入千家万户。“万一出点儿事，你们负得了这责任吗？”后来的三天，他一直躲在自己租住的那间不到六平方米的小平房里，不管BP机怎么震跳怎么响铃，他都不作回应。他这时才真正懂得那句搁在人们嘴头子上，早就被说滥了的话：“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一件事，就是重新起步。”你仔细掂量掂量周围的每一个人，其实在他们的一生中，都“重新起步”过。只不过“重新起步”的内容、力度、环境、条件各有不同，有“大起步”“小起步”之分罢了。许多人还会经历多次“重新起步”。而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在一次次“重新起步”的折磨下，泄了气，服了软，得过且过了，变得“芸芸众生”了。“比起他们，我又算得上个什么玩意儿？居然还想着要从‘劳改释放分子’那样一个泥潭中翻身起步！”想到这儿，他一下从杂乱的床铺上坐直了身子，对着小平房低矮的顶棚和那个连灯罩都没安的电灯泡，呆呆地追问自己。“我们错了……”这是谁说的？高场长。十年过去了，那股沮丧，那种无奈，那副衰老，至今依然历历在目哩！难道说，这也就是我的未来？大概吧……想到这里，BP机又响了。这大概是这三天里的第八十回了吧？！他一咬牙，拿起BP机，就向最近一处的公用电话走去。总不能永远不理人家吧？刚拨通“薛姐”的电话，就听到“薛姐”一通吼叫：“你这个死劳改犯，你想干啥？你说你想干啥？三天不搭理我。别跟我说BP机没电了那种狗屁话。你到底想干啥嘛？”他张嘴刚叫了声：“薛姐……”心底里就涌出一阵阵哽咽。当年的第一场雨夹雪，穿过马路边那高高的路灯杆儿布下的土黄色光晕，淅淅沥沥地滴打在破损的人行道上。阴冷潮湿的风嗖嗖地推赶着混杂在雨线中的雪片，从这一幢老式的红砖住宅楼前，摇摇晃晃飘向下一幢红砖老楼。风雪和雨水灌进脖子，他忍不住打了个寒噤。他看到公用电话的主人(一个小店主)正在灯下，跟自己的家人围坐在一张小小的矮方桌跟前，热热和和地吃着晚饭。一大盘薄皮包子在灯下油滋滋地散发着诱人的羊肉香味儿。他再回头去看身后的世界，每一幢旧式的红砖老楼上的每一扇窗户子里的灯光都亮得那么平静，匀和。很有一些住家的窗玻璃上还不时闪烁着变幻着一种五颜六色的彩光，那是多年前在普通家庭里还根本不可能想象的那种彩色“TV”屏幕上发出的光。而近些年来新盖的那些“摩天大楼”，在雨雪中，必然显得那般的高傲和尊贵。几个二十一二岁的女孩穿着深色的中长风衣，裸露着修长的小腿，说说笑笑地从他身旁走过，带过一股幽雅的以色列香水气味。马路对过，一家新开张的画廊门前两侧人行道上，排满了庆贺的花篮。高大明亮的玻璃橱窗里展放的是鲁本斯那幅著名油画《三个十字架》的复制品。阴霾重重的天空中，游走着闪电的瞬间，三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以他们无与伦比的悲壮和惨烈，体现着人性中往往被多数人忽视的一种境界。总有人在这橱窗前稍加停留，向这幅罕见的名画投去匆匆的一瞥。但他们都不会逗留太久，就像不会有人因为韩起科此时的哽咽，埋怨，沮丧，懊恼和无奈，因为他的郁闷和绝望，而改变自己作为新一代“风雪夜归人”的行程……更不会因此而改变这黑夜里亮灯窗户的数目和它的亮度，改变那些摩天大楼的姿态，当然也不会去改变任何一盏灯下正在发生的笑语和龃龉。世界还是世界。人们还是人们。生活还在照常进行。路必须靠你自己去走。有别人走的，就应该有你走的。就看谁能坚持到最后……哽咽终于慢慢平息了下来。这时，那个也就三十来岁的小店主一手端起饭碗，一手用筷子指了指他，嚷了一声：“嗨，哥儿们，别在雨地里站着啊。你不怕淋。我的电话机还怕淋哩。”他一哆嗦，才觉出，自己拿着这话机，竟然一直站在短促的屋檐外，也许是在有意寻找一种冰凉吧。他忙道了歉，缩回到屋檐下，跟电话那头的“薛姐”说了声：“我没事。一会儿，再跟您细说。”便撂下话机，付了话费，上前边又找了一家兼营公用电话，又卖面食的小饭铺，进店堂安安生生地坐着，重新拨通“薛姐”的电话，很平静地向她说明了自己被空调售后服务部“解雇”的经过，并再三强调，这很正常，没事儿。自己已经换了四五个工作了，再换几个，大概就可以稳定下来了。到那时候，一定去看她。然后就挂了电话；等了十来分钟，见“薛姐”没再呼叫，便去要了一大碗撒了青蒜碎末的羊杂汤、两个贴饼子，再加一碗白皮面、一碟油泼辣子和两个生蒜头，用筷子搅着，稀里哗啦地吃了起来。这时他才觉出自己是真饿了。那羊杂碎汤和青蒜末儿是真香。那油泼辣子是真够劲儿。一切都那么的过瘾。这时，他才想起，自己已经有两天多没进一口热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