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啊,冈古拉……
一出他办公室,我就愣那儿了,琢磨半天,越琢磨,觉得这事儿越蹊跷。蹊跷之一,假如冈古拉真缺一位校长,机关里有的是教师出身的人,干吗非指着我?蹊跷之二,去一个只有三十多个狗屁学生的学校上任,干吗还要限定我出发时间和行走路线?去冈古拉有无数条路线可选择。而西坝河子黄沙梁这条道儿,可以说是所有选择中最糟糕、最没名堂的一种选择。那是一条五十年代中期修建的等外级公路,失修多年,路况极差,布满了大坑小洼不说,有些路段早让洪水冲断,还有些路段则早已消失在铃铛刺、芨芨草和苇子窝之中。特别让
我不能理解的是,从那儿走,得多绕出好几十公里去。放着黑油铺就的省道国道近道不走,风雪征程地,偏要我绕那么个大弯,多受那一份大罪,干吗?故意耍我咧?当领导的再无聊,再下作,也不应无聊下作到如此地步。不,不会的。别人我们且不去说,最起码,宋振和这家伙不会。他也有许多毛病,但绝对不是那种无聊下作的领导。从刚才分烤火煤时的表现,你们也可看出,我也不是那种肆意得罪领导,无端惹同事们讨厌的人。起码在公开场合不会。我这人虽然没有特别知心的朋友,但也没有视我为“仇敌”的对手。在一般情况下,我绝对不会伤害别人,当然,也绝对不会允许别人无端地来伤害我。所以,我确信,他们的这种安排不是一种“耍弄”。惟一的解释只能是,发生了什么特别重大的事情,而且,跟“西坝河子黄沙梁”,“三五零八”又有一定的关系。
那……到底是一档什么样的“大事”呢?机关走廊里光线十分暗淡。难道,就像当年摩西必须穿越沙漠,才能拯救犹太人似的,我这回非得要走一走西坝河子黄沙梁,住一住三五零八兵站,才能办得了这档子“大事”?但最近也没听说出了什么特别了不得的事啊。哈拉努里的平静依然像啸叫的雪后狂风,虽然可恨,却永远保持着一副不变的面孔。再说,我是“摩西”吗?不是啊!我这样的狗屁玩意儿,永远也当不了“摩西”啊。至于那个“三五零八兵站”,据我所知,这是军区下了文件要撤消的单位。几个月前,那儿大部分的营房已开始拆迁,大院里断垣残壁,荒草凄凄,一片颓败杂芜景象。非“指定”我上那儿去过夜,难道还想让我在那断垣残壁间,秘演一出新“聊斋”故事?哦哦,这一切,真的让人太匪夷所思了……
但直觉又在告诉我,这件事跟荒唐和无聊绝对无关。宋振和这小子被我们机关里的年轻人一致公认为是那种“干大事”的人。他轻易不胡来。他也有那种气度,不以个人的好恶来取舍人和谋划事。这使许多年轻人特别愿意跟他一起干事,也愿意替他去办事。还有一点,关键时刻,这家伙只用他瞧得上的人;而且,他一旦做了决定,那就绝无更改的可能。他说他这一生,最欣赏的两句话是李大钊说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不过得改仨字,把“著文章”改成“治天下”。那就是“铁肩担道义,辣手治天下”。他常把机关的这帮年轻人找到他屋里去喝酒。三杯下肚,他就会开讲他那“辣手治天下”的宏论。因此,机关里这一帮子年轻干部都特别清楚,对于宋镇长做出的任何决定,你要么低头认命,要么就准备着,跟他对抗到底。您觉得,像我这样的,会有那样一份心气儿跟他对抗到底?所以,即便对这回的新任命琢磨半天我依然云里雾里,不明所以,但最后的决定还是只能有一个:低头吧,去冈古拉。
去冈古拉……走吧。走吧……青山何处不埋人?只待马革裹尸回哦!!
吃罢中午饭,我赶紧抽身回家去打招呼,准备赶第二天黑早起程赴任。虽然心里还是在动荡不安着,但既然已决定受命,晚走就不如早走了。(事后证明,这里的确是隐着个名堂,而且是个“大名堂”。)
我家离哈拉努里镇还有十来公里。老爹是那儿一个畜牧防疫站的兽医助理。老爹正经是个中专毕业生。专业化程度正经比我高。但他一生嗜酒如命,一天两顿酒是天坍地陷也不能少的。他这人就那么怪,好酒,偏偏又沾酒就晕。一天得不着这份晕,他都没法活。晕了,又没法工作——一沾酒,他手就抖,抖得不听使唤,听筒针筒捣药面用的石杵什么的,全都拿捏不住。所以,很多年了,他只能在上午干个三四个小时。中午晚上喝罢酒,就没法再干了。虽说是给牲口看病,好像没人那么要紧,但在咱这地方,牲口往往又是许多老乡的命根子。你要治死了他的坐骑,他的奶牛奶山羊,比治死了他本人还要紧。要那样,真还不如一刀把他自己给劈了呢。就是这传统。我这老爹,不仅医术高明,对牲口、对老乡还都特有感情,绝不允许自己在给牲口瞧病时,干出那类二不跨五的烂糟事儿,把老乡们一生的心血和寄托都晾到了干河滩儿上。所以,只要一喝了酒,总挺自觉地躲到他自个儿那个小屋里去放倒了,绝不出来应诊。曾经发生过这么一档子事,让我刻骨铭心。那年,他五十大寿,呼朋唤友,必有一通好醉。院子里,临时加砌的三个柴火灶上,咕嘟咕嘟地煮起好几大锅白水羊头。到下午三点来钟,好几大塑料桶的散白酒全喝空了,屋里院内,果然呼呼啦啦躺倒一大片。霎时间,西边云团紧涌,天色骤然昏黑。电闪雷鸣,狂风卷起巴掌大的砾石,直奔帕拉贡嘎拉河对岸的野麻滩而去。紧接着,拳头大的老雨点挟带着浓烈的土腥味儿,砸得人两眼直冒金星。那群或醉或半醉的亲戚朋友,被冰冷的老雨浇醒,强撑着打颤的双腿,纷纷地,或逃进我们家的屋,或逃回他们自己的家。只有我老爹四仰八叉躺在院中间的凉棚底下,怎么搡怎么唤,也不理不睬,只是睡他那自认人生最为享受的酒后觉。不一会儿工夫,只听院门外响起轰轰隆隆一片杂响。家里人都以为这老雨引发山洪,直奔咱家来了。惊瘫了的娘张了张嘴,居然没叫得出声,只是指指依然熟睡的爹,要我们背起他赶紧往后院高处跑。这边我刚抄起爹死沉死沉的身子,那边院门却訇地一声被许多人撞开。这时,全家人才闹清,那响声并非源自“山洪”,是野麻滩种马场的人赶着十来辆大车,拉着二三十匹突然中毒的纯种马,找我爹救命来了。据说在种马场另外还倒着四五十匹良种马,而这二三十匹只是中毒最为严重的。听说马中毒了,我爹一下就惊醒了。他努力睁开眼,但还是站不稳身子。他哆嗦,头晕,结结巴巴说不清话。我娘跟着我爹这多半辈子,兽医方面的事也略知了一二,瞧着这些马情况严重,便让这些人别再耽搁了,赶紧把病马往别的兽医站送。但是,最近的兽医站也得有四五十公里。时间已经不允许他们“转院”。再说,这些乡民也不信,除了我爹以外,这世界上还能有谁救得活此刻嘴角鼻孔里已经在流黑血的病马。这时,这些一个个全让大雨浇透了的、并在焦虑中脸色已然变得青白了的乡民,突然齐刷刷地给我爹给我娘跪了下来,一个个都抱住自己的头大声呜咽,抽泣,求我爹不管咋的也要“开恩”,救他们的纯种良马一命。屋里顿时极度地安静了。所有人都把目光盯在了我爹身上。可以看得出,此刻他的头脑正在清醒之中。他拼命地在跟自己挣扎,在尽一切努力,让自己能不哆嗦,不颤抖,能挪动脚步,走到病马跟前去,能准确地判断出是什么有毒的东西酿成了这场大灾祸……最起码,能听清这些病马的主人对马发病史的叙述……但是,所有这一切,他都办不到。后来,他几次用颤抖的手对我指指存放在一旁白色小医柜里的兽用注射器。我拿起那金属制作的大家伙,但不明白他到底要想干什么。他突然踉跄着扑过来,把自己的手按在了那硕大的针头上。他想让那一阵钻心的疼痛来让自己完全清醒,完全镇静。针头因此扎进了他宽大多肉的手掌心,浓浓的血随之便汩汩地直往外淌。那一刻,由于惊吓,我骤然松开手,并往后大大地倒退了一步。金属针筒因此也就那样吊挂在他手掌心上,不住地晃动。但即便这样,他也没有能制止住自己全身的颤栗、酥软和晕眩。他捂着流血的手,倒了下去,倒在红砖铺的地面上,还在一个劲儿地颤栗。但当时,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他哭了……或者应该说,从他还不能完全睁开的眼角里,确确实实地流出了一颗颗浑浊的似乎是内疚的泪珠……
那天,紧急拉来求治的二三十匹良种马全死了。死马拉回去的时候,全种马场的男人都哭了。女人们抱着娃娃,围站在同一个空场上,默默地看着男人们给死去的种马办葬礼。
后来,老爹破天荒地足足戒了一个星期的酒。在这一个星期里,我们全家人紧张得几乎都不敢喘大气。谁也说不清我们到底紧张什么害怕什么。一个星期后,全家人发现,他又喝开了酒,全家人因此都沮丧得要命,但却莫名其妙地松下了一大口气。
开戒的那天晚上,我鼓起勇气找老人家谈了一次话。我知道在畜牧兽医中等专科学校读书的时候,他也曾十分优秀过。毕业那年,本可以留校任教的他,是主动要求分配到哈拉努里这个“最艰苦”的地方来工作的;工作初期,也曾打过好多次入党报告。原先他并没有这嗜酒的恶习。说起来,他这一生的确遭遇过不少糟心事,甚至包括他和我母亲的这场婚姻,可能也不算十分理想。但是,“作为一个男人……”我准备跟他好好谈一谈“男人”这个话题。比如“男人”的责任和义务等等等等。听我一说起“男人”,他一直耷拉下垂的眼皮突然略略地抖动了一下,然后就抬起了头。我以为引起他探讨这致命话题的兴趣来了,便赶紧往他跟前挪了一下板凳,又赶紧给他上了颗纸烟。没料想,他在稍稍地犹豫了一下之后,却说了句:“再说这个,有意思吗?”然后就一直怔怔地盯着我,好像在打量一个不可理喻的怪物。我只能一愣。然后他起身就走了,连那颗纸烟都没拿,就那样撂在了桌子上。以后,我们再没有单独谈过。只要一回想起他说那句话的神态,我整个的心就起皱,两腿会止不住地晃动,就像我自己走到了个悬崖边似的,雾似的云带正从我腿边蹭过。很多次我发现自己躺在床上,会无缘无故地在黑暗中流泪。我会惊觉地问自己,有朝一日,我也会这么反问我的儿子:“……再说这个,有意思吗?”
如果到那一天,我也会有一个儿子的话……
这回回家跟他告别,给他带了两瓶好酒。他破天荒道了声“谢谢”,并亲自掌勺给我炒了两个小菜,在晚饭桌上还跟我对饮了好几盅,趁自己还没昏睡过去,泛着满脸的红晕,嘟嘟囔囔地跟我说:“不错……不错……你小子比你爹强咧……强咧……好好干么……好好干。莫嫌那底学校小咧。三十来人底校长也是校长咧。反正……反正比你爹强咧……强咧……”他破天荒头一回承认我比他“强”。这一晚上,他显得特别兴奋,又显得特别郁闷,居然在喝够了量之后许久,仍没昏睡过去,只是端酒杯的那只手,照旧抖得厉害;并一直翻来覆去地跟我念叨我小时候干过的许多“特操蛋”的“浑球事儿”。而多年来,他早变得寡言少语,尤其很少跟我这个当儿子的扯闲篇。再后来,他就自顾自地歪在那把破椅子里睡了过去,彻底把我晾在了一边。娘要留我在家过夜。我说,不了,还得回机关收拾一下行装,要不,赶明天黑早就动不了身了。娘只得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往我书包里塞许多地瓜干和自家腌制的黄羊肉干。走出院子时,我又将它们悄悄地留在了院门洞里。我知道,爹喝酒,一般都不舍得用下酒菜,只抓几片地瓜干嚼嚼,他就能喝掉一公斤用苞谷豆烧制的散装老白干。只在最高兴的时候,才会让娘在蒸馍的笼屉里捎带蒸上一小碟腌黄羊肉干,给自己改善一下生活。
策马走出很远了,我还缓辔回过头,试图在朦胧月色中,再度寻找这个“家”的轮廓和灯光中的回忆。那灯光是从被厚厚的土墙挤扁了的窗户子里依稀透出的。我也曾无数次这么跟它告别过,惟有这一夜,却特别让我感到心酸,心重。真的不知道是为的什么……
回到镇上,收拾行李。其实我并没有多少东西要收拾。这三年我并没给自己攒下些啥。就那点工资嘛,除添置了一副铺盖卷儿、几身换洗衣服,对付每月的烟钱,再给些家用,剩余的都买了书。偶尔,也上街里小饭馆,要上一个白水羊头,解解馋。前年民兵集训,县武装部的高参谋送了一把老式刺刀给我,说那还是当年国民党部队溃退时丢下的。“哟,他们也驻防过哈拉努里,也够辛苦的!”记得当时我还跟他开了这么一句玩笑。刺刀是老式七九步枪上使的,扁刃,开着一道挺深的血槽子,还带一个牛皮刀鞘。给我时,刀还没开刃。我让镇上五金店的经理替我开刃。两天后,他给还我刀,赞不绝口:“嘿,这球底钢火,毁我好几片砂轮咧。”上高地,带把短刀,还是必要的。收拾完东西,还一点都没睡意,看看床头的小闹钟,还不算太晚,想,再去宋振和家坐会儿吧。平时很少去领导家“磕头烧香”,这回真的要走了,最后去“烧炷香”,给他留个印象,并非不重要,便狠狠心,带上那套刚买不久的《汉书》,又揣上两盒平时不舍得抽的好烟,去了宋家。但他家里人却告诉我,他早走了。“走了?去哪儿了?”“去三五零八啦。还不让我到处去乱说咧。听老宋说,你不是也要去三五零八吗?啥时候走呢?”我一愣,当下里没多想,把那套书和那两盒烟给留下了,便赶紧往出走。回到我住的办公室,心里不平静了。“他怎么也去了三五零八?这算咋回子事么?”嘀咕半宿没睡着,翻过来,折过去,怎么琢磨,也琢磨不出个所以然来。直折腾到凌晨两点来钟光景,才渐渐有了点睡意,赶紧往炉膛里添足煤,又坐上大半壶水,熄灯,倒下;却没料想,刚眯盹儿了不大会儿,“哐哐哐”,却有人来紧急敲门了。
敲门声来势凶猛,吓我一大跳,赶紧从床上跳起,光脚探进冰凉的大头鞋鞋窠里,却睡意朦胧地只知在床边沿上呆坐着了,迟疑好一会儿,才嗦嗦地问出一声:“谁啊?恁讨厌!”门外答了声:“我。”听不真切是谁,但已能让我确认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不速之客,便跟他嘟哝起来:“我知道你老舅子是谁?大半夜的!”“开门咧,你个臭小子!”门外又喊了一声。这下听真切了。操,是协理员大叔。昨天上午,我办完所有调动手续,临回家前,上他屋里去打了个招呼,让他一定把车准备妥,再通知小食堂今天早点起火,做两个人的饭,让我和司机热热呼呼地吃了,黑早好动身。“才几点呢?就是往死里收拾我,也用不着恁早嘛!”我一边继续嘟囔,一边披上大衣,晃晃悠悠地打着哈欠去开门。
外头,雪倒是不下了,月色也还清朗。门刚虚出一条缝,雪后冻死人的那股寒气,裹成白森森的一团,跟个夜鬼似的,呼地一下往里扑来。我赶紧钻回被窝,顺便还嚷了一声:“进门不关门,不是西北人!”大叔他默默一笑,只是躬身把棉门帘理顺了,再用力带上门;进得屋来,先什么话也不说,直奔火炉那儿,习惯性地在灼热的火炉盖上把手来回翻烤那么几下,再找到火钩子,把已经被我封上了的煤火撬旺了,这才放心大爷似的,慢慢地摘皮帽,卸大衣,拖过一把椅子,凑到火墙跟前坐下,说:“今天你走不成了,咋底也走不成了。”“啥意思嘛?我昨天跟你打过招呼的!领导让我黑早必须起程哩。”我肯定是嚷嚷起来了,因为他随后也跟我大声嚷嚷起来:“你能小点声说话不?黑咕隆咚底,让人听到耳朵壳里,以为我入户劫物了咧。”“那,走不成是啥意思么?”我挺直上身,稍稍压了压音量,继续追问。“我咋知道哩?当头头的打电话来这么通知底咧,让你改成明天一早动身。”“咋又改明天了呢?”“我咋底知道呢?”“谁打的这电话?”“宋镇长呗。”“他不是去三五零八了?”“去三五零八就不能打电话来了?”“还让我走西坝河子黄沙梁么?”“没听说要改路线咧。”“半道上还让我住三五零八么?”“那是吧。”“那你这黑早的来吵醒我干球?!”“昨黑里我来找过你底,莫见人嘛,锁着门咧。”“那不能等天亮了再来通知我?”“我怕你一早又找吃的又找车,把全机关人都吵醒了咧。”“那你这样,就不怕把我吵醒了?”……我跟他一递一顶嘴地抬杠,直把“大叔”气得够呛,“行行行,你小子的事,鸡巴我再不管了。”一甩门,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