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

柳璀并没有被冷落的感觉，她本来就不喜欢这伙人。李路生把她抛下去忙他的事，这也是常事――她自己也经常把李路生抛下，忙她自己的实验。问题不在这儿，而在于她刚刚暂时忘记一点这次南下一路的不愉快，对他恢复了一点感情，他却说走就走。她让步太多，投降太快，现在很不是滋味。

本来阴差阳错，透过李路生亲自来接她这一事，她可以顺水推舟，悬在他们婚姻头上的危机可以装作从未发生。现在却要一寸寸冰冷地开始，而且要另找时间。

她像个机器人一样按电梯键，电梯像等着她一样轻轻地滑开了钢门。

她想起李路生回国后，她一人在美国的生活。倒不是为了省房租，而是图方便，她从单独的两室一厅换到校园里一个单间，不过与人合用客厅和厨房。没多久，她与室友就交上了朋友。这个室友是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她学的是电脑，未毕业就有公司雇她。这女子对柳璀很好，问柳璀，“你丈夫不在，为什么不肯找个情人？”

“这完全不可能。”

“你们中国女人的脑子被男人洗过了，太可怜。”

柳璀解释说，她爱丈夫，少年时就在一起长大，没人比得上他。

那天晚上，柳璀很想给丈夫拔了一个电话，告诉他，她想念他。但她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

室友什么心事都告诉柳璀，包括她与男人的交往。最近的一个男人是她的同事，但是她明白自己与他不会有结果。他们成为恋人后她才发现他有妻子。有一天妻子来找她算帐，搬起门前的花盆砸坏窗子。后来那男人来道歉，室友没有说什么，就让他走路。

柳璀觉得这男人其实也很为难。

室友说，换窗子也好，划个句号，她该有下一个男朋友了。

她没有对室友说的是：她其实看不起男女之间这种随便的关系，倒不是什么讲究道德，而是这种不必要的事，把堂堂正正的人弄得卑贱龌龊。因此，她从未想过李路生会有外遇，更没有想到自己沦为弃妇。不，她不需要怜悯，这让她觉得非常可笑。

走出电梯时，柳璀已经清醒过来，她手里有钱了，现在应该办她自己要去办的事。

打开房间，一大束黄玫瑰插在桌子的玻璃瓶里，玻璃瓶放了一半水。她搁下皮包。玫瑰丛中有一小卡片，她好奇地取下来一看，竟是酒店那个姓郑的经理送来的，说这是给柳璀压惊，希望她休息过来给他打电话，他希望有荣幸请她吃饭。

玫瑰很香，是那种“意大利钟楼”品种，花朵奇大，花瓣似绸，但却是真花。不知这种名贵品种从哪里弄来的？

柳璀觉得一身都又脏又臭，发痒，那拘留所的尿腥味附在她的皮肤上。她去了浴室，迅速洗了一个澡，用干毛巾揩头发上的水，对镜梳了梳头发。她出来坐在沙发上，想打开手提包，这才发现皮包是锁着的，当然，应当是锁着的。到这时候，她才意识到阚主任顺手递给她一把钥匙，的确有过钥匙。她摸了摸裤袋，钥匙在。

看来她是走神了，被这些整日奔忙国家大事的人弄糊涂了。钥匙一伸入，锁就弹开了。

她揭开包盖，里面基本上是空的，有一个棕色包装纸的袋子，打开来是整齐的人民币五十元一迭一百张。一看就知道是银行里捆的。旁边还有十张一百元零币――这个李路生还知道多带点钱给她用。

还有一些揉皱的报纸。可能是他临时抓了一个有锁的皮包。也可能这事是阚主任安排的，那么这里的六千元，也是挪用的公款？

她不禁打了一个寒噤，他们一路上都在谈几十亿几百亿的钱。不会，李路生不会是这种人，他整天生活在公事里，每月的工资恐怕用不了，这点小存款应当有，不会与三峡库区投资沾什么边。她在美国边读书边在实验室工作，后来又一直在研究所，工资不低。但她也没有乱花钱买名牌货的习惯，所以手头一向也不觉得缺过钱。

不过她还是不由自主把钱袋赶快放回皮包里。在这个人人谈钱的地方，她不愿意与钱打交道。

柳璀发现自己小腿手臂和耳根后毒蚊子咬过留下的红点，又痒又痛。她打电话，这个旅馆居然没有医护室，总台好不容易送来半瓶碘酒。她坐在床沿，挽起裤子，两个膝盖撞伤的地方肿块更大了。她小心地擦了碘酒，把手腕擦破的地方消了毒，然后才到镜子前，抹耳根后面。房间里顿时有股碘酒气味，不过小时她就喜欢这气味。

看看手表，八点刚过。她拉开窗帘，四周的群山沉落在阴霾的暮色里，山下的灯影一丛丛生起，江上的那些旅游船一排排的舱位，张灯结彩地驶过，江水拉起一长条亮闪闪的鳞蛇。而背景的峡山却是黑黝黝地毫无动静，几乎是天老地荒一直没人迹似的。突然船的两翼向江两岸打起探照灯，贴烫着汹涌起伏的江面，光线擦过水波，仿佛发出唰唰的声音。

她走回床上，因为有床在眼前，人就想躺上，一躺上，人就觉得累。生活中很多事情发生得太快，她一生难得遇到那么多让她困惑的问题，全拥挤在这几天了。

刚要合上眼，她突然想起，陈阿姨与她说好晚上见面，她无论如何应当去一次。况且，钱已经到了，就应当赶快送去。

她推开酒店的旋转门，警卫毕恭毕敬候在一旁，穿得像民国大元帅，肩章还带流苏。她请他给叫个出租。那个青年为难地抓抓后脑勺，几乎把那顶高高的帽子给推落下来。他说这个城市不大，出租车好象不多。

柳璀看出这是个刚上班的乡下青年。

正在这时，一辆出租车滑到大门的车道上，那青年有点不好意思地走上前去给柳璀打开门。

她说去鲥鱼巷，司机用本地话重复了一下，柳璀也用她认为最地道的四川话重复了一下。这个司机大概以为这里的住客不会在这个时候到旧城去。

下过雨后，空气异常清新。一路上，司机话倒是不多，哪个城市的出租司机都一样，察言观色，对什么人说什么话。柳璀还是想听听，就用四川话问了一句：

“你们良县的干部啷个样嘛？”

司机愣了一阵，习惯地朝汽车四周看了一下，然后神神秘秘对柳璀说：“这个地方有妖气！”

柳璀愕然，完全没想到问出这样的答复来。开车的是个很年轻的小伙子，似乎没有必要相信这一套。但是司机一开腔，话就往外倒：

“这里鬼气十足，人在这儿平地无事也三灾四病，我们这儿的老年人说。你看这山上建的大批的商品房，完全像个棺材盒子，现成的悬棺！”他腾出左手摇下车窗，继续说：“当官做民，一样会中祟。穷山刁民，恶水贪官。像你这样的外地人得注意，当心被人害。”

柳璀不高兴了。她说：“难道这里不是中国最漂亮的山水？”

“来看的觉得漂亮，住的就不一样。”

柳璀忽然明白，司机说的是很真实的大白话，一点不神神鬼鬼。父母原来是到这里来“住”的，不像她是来看的，所以她至今还没有明白这个良县为什么成为母亲心里一个结，始终过不去，忘不掉。

并不宽的路上，有一辆车门未关的私人小客车，那售票员招呼路人上车，声音大得如高音喇叭，那车走走停停，随时有人不等车停好就跳下，对面有运货卡车驶来，看起来十分危险。不过那下车的人一侧身就闪过了，什么事也没发生似地走自己的路。

她正看得出神，司机问，“鲥鱼巷几号？”

车子是开不进去的，那是下坡的石梯路。司机是有意考她。

她说，“就在这里好了。”掏出钱，她就下车。付钱时看到司机似乎在讪笑，她觉得心里有点慌，那表情有点像他说话的腔调，装神弄鬼似的。

柳璀东一脚西一脚摸进黑糊糊的巷子里，找到陈阿姨的家，见到陈阿姨的脸，她才定下神来。陈阿姨背对屋里昏黄的灯光，惊叫：“这么晚你还来，吃过饭了吗？”

柳璀这才想到一直没有想起应当吃点东西，李路生让她自己去吃晚饭，她却心不在焉又走了出来。被陈阿姨一问，她感到肚子饿极了。

她摇摇头。

陈阿姨拉着她的手，直接进到里屋。外面的小木桌搬了进来，屋子稍调整了一下，也清洁过了。矮矮的桌子上摆着杯盘筷子，不知是等着什么客。

她在小凳上坐了下来。屋子里还是有中药味，不过，她已觉得不难闻了。房间里开着窗，江风习习吹来。陈阿姨笑了起来，说：“我料着你要是来得了，恐怕就是没有吃饭。”她去了厨房，锅里传出烧煮的香味。没一会，她给柳璀端来一碗蛋炒饭，一小盘自己做的泡菜，还有一碟豆腐干。“蝶姑去医院了，我想到你会来，让她代我去。”

“她病好些了吗？”柳璀问。

“她说好些了，不过我怕她又反复，所以还叫她吃药。”

陈阿姨这话提醒了她自己，她到厨房拿起一包用纸绳绑扎得方方正正的草药，放进罐里，放上一大勺水。然后蹲下，铲上湿煤灰遮住大部分炉火后，这才把药罐放上去。她大声大气地对柳璀说，“你好好吃，我洗过手就来。”

柳璀笑了，端起碗来，吃炒饭，简简单单的泡菜豆腐干真香，很开胃。她对陈阿姨说：“你怎么知道我来不了？”

陈阿姨把一杯老荫茶放在柳璀面前，她说，“月明一出来就到我这里，所有的事情都说了，要我想办法把你弄出来，说你这人好。”

柳璀没想到月明会说她人好，不知为什么她脸红了。

陈阿姨说，“我没有去，因为我知道他们不敢把你怎么样，而且我想你肯定是要给他们出个难题，故意不离开那个鬼地方。”

“噢，”柳璀没想到月明出公安局拘留所后，首先就到陈阿姨这儿来。“你不是抱怨你儿子什么都不跟你说？他不就马上跟你说了吗？”

“他不傻，你瞧他老做傻事，都是他自己的事。关系到别人的事，他不傻。他大概认为你是我的客人吧，我们应当对你负责，就来告诉我了。”

柳璀喝了一口茶，陈阿姨看到她眼里闪过一丝疑惑，就说：

“这样的，我听见你提过一下，你家先生今天晚上之前会来，我就让月明到江边等，他知道总部那几艘快艇的样子。”

柳璀惊奇地说，“原来是月明见到了路生，是他告诉路生我的情况的？”

“没有见到，”陈阿姨拍了一下手说，“等你先生的人太多，码头上都是我们良县市府里的人。月明被赶开了，根本挤不上。他看见那个汪主任也在，想上去跟汪主任说，不料汪主任发了脾气，要叫警卫抓住月明。不知为什么，可能不想在码头弄出事来，才摆手叫月明滚开。”

柳璀马上接上去问：“月明对汪主任说了什么，让他不高兴？”

“只说了一句：”李总夫人怎么没有来码头？‘汪主任当然明白，绝对不敢瞒你家先生你在哪里。月明留个心眼，他又回到老公安拘留所院子门口去等。后来，看到你先生开车进了院，才赶回来告诉我，让我放心。“

柳璀心里一热。“我连累了他。他还被警察打了。”话一出口，她就后悔了。

“该打，打得好，让他有记性。”陈阿姨嘴上这么说，却掏出手帕去擦眼里的泪水。她一下注意到柳璀受伤的左手腕，抓过来心疼地看，眼泪又涌出来。“怎么说的，是他连累了你！他去交什么信嘛？痛不痛，要紧吗？”

“不要紧的，只不过破了点皮。”柳璀问现在月明在哪里？

“说是今天误了一天工，晚上他还要回小学宿舍去，同事都等着他回去，打听情况。然后他又得到山上去赶工。明天要交货给礼品店。”

柳璀想了一下，她要说的话，要问的事情实在太多。“你跟我说说心里话：这里的干部怎么样？月明去递意见书，肯定是有道理的。”

“什么道理呀，”陈阿姨很不快地说，“我们是城镇户口，月明户口至今还在我这里。城镇户口水位线下就地后靠，来量了，我们住的这房子刚好在水位线上面，所以不用拆迁。这地方虽然小是小，没有卫生间，连洗个澡的地方都没有，可是住惯了，有感情了，不搬也好。”

柳璀想到那么漂亮的新城，应当每个人欢心鼓舞，却轮不到这个陈阿姨一家，她觉得这事太不公平。但是陈阿姨似乎无所谓，她说：

“再说我和老伴都没有退休金，他的病就靠姑儿和月明挣几个钱。外表那么漂亮的房子，里面都是毛坯房，装修还是得用自己的钱，恐怕也不会比房价便宜多少。反正装修不起，不知多少人为装修房子还得打破头弄钱！我们省了这烦心，也好。”

“那月明去抗议又为什么呢？”

“你阿姨以前也是干部，这点当然懂。月明是给人当枪使了，他那些同事――小学老师，个个胆小，说月明既然没有利益关系，他去递意见信最合适，说不谈钱的事，只谈重视教育，人家不好拿他怎么样。”

“为什么关系到钱就不能说呢？”柳璀觉得自己真是不懂民间疾苦。

陈阿姨把围裙取下来，叹口气。“以前，权是祸害，现在，钱是祸害。老百姓为几百块钱能打破头！干部为几百万也能打破头。月明伸出头去给人打，犯得着吗？我每天为他提心吊胆。”

“照你说，这里干部肯定贪污来着？”

“这不好说，从前，也有干部不爱升官的。老陈就不，性子直。”陈阿姨说，“我不该说，你从哪里来，还会回哪里去。我们一辈子在良县，死了也留在这里。哪怕是蓄水这样的大事，几十万年也轮不上一次的大变化，老百姓最多也只不过是朝后搬几步而已。”陈阿姨说话其实一清二楚，条理分明，最后还有提纲挈领的总结，画龙点睛：“说到底，你跟我们不一样。”

听到陈阿姨这一大堆不酸不咸带讽刺的话，柳璀反而觉得亲切，她终于摸到乱糟糟的事情的线头。这次她得小心，不能轻易错过了机会。她好奇地问：

“月明知道我父母在这里的事吗？”

陈阿姨不说话，她去看厨房，那儿房子大门早就关上了。她回到房间里，坐下后才说：

“我从来不提你父母，跟儿子，跟现在的老伴都不提。几十年，一个字也没向任何人提过。连老陈在世时，我们也尽量闭口不谈。”

柳璀放下碗，很惊异地说，“那又为什么？”

陈阿姨长叹一口气。她说，“慢慢说，慢慢说，你先吃，你不着急走的话。吃完咱们俩再谈。也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见到柳家的人。你来了，跟你母亲来了一样。这几天你来了三次，邻居就在问，来的什么人，我只说，‘远房外甥女，太远了，一直没联系’。”

她在对面的凳子坐着，有点犹疑，手擦着围裙布。

柳璀把凳子搬过去，坐到她身边。“陈阿姨，你连我还信不过吗？”

“阿姨是怕你不高兴。”

柳璀明白她应当主动拆除这层障碍。

“陈阿姨，我太累了，想到你的床上躺躺，你陪陪我躺一会儿，行吗？”说着就站起来，往床那头走。

陈阿姨马上摆手，拦住她：“不行，太脏，太脏，不能让你躺。”

柳璀不由分说，拉着陈阿姨的手，就坐到床边上。她脱了鞋子，床上的确有股味，枕头上的汗味特别浓。她干脆把有点黑的蚊帐放下来，本来就只有外间的黄灯光映进来，放下帐子，床上更暗了。看不清被子枕头的颜色。但这一切都不重要了，陈阿姨完全没想到柳璀真的一副静下心来听的架式，也就上床了，她把叠好的被子垫高枕头。在这个硬梆梆的旧木床一躺下，柳璀感觉心就安定多了。

“陈阿姨，你从来没对人说的话，现在应该说给我听了。”

“哪里的话呀？”陈阿姨反而犹豫起来。

“我知道这事跟我有点儿关系，你不说给我听，我就一辈子不会知道了，柳家也就永远没有人知道。要不，你上北京来跟我妈说？住上一个月，只要你喜欢。”

“你真是个聪明透顶的姑娘！”陈阿姨说，“我就一壶水倒光。只有一个条件：有什么不中听的，你不要打断我。有什么话，听完再问，好吗？”

柳璀用手按了按旁边躺着的陈阿姨的手：她完全同意这条件。

红莲与玉通禅师

厨房里飘出熟悉的草药味。陈阿姨说，那年怀孕，她的反应大，跟蝶姑吃的这种草药感觉差不离，成天寡肠寡肚的，想吃点肉，好不容易买到了，吃了，却全部吐出来。几乎天天呕吐，胃口又越来越坏，心里猫抓似的烦躁。齐军医来查过，说是羊水过多，胎位不太稳定，要她卧床休息。

但是那段时间太忙，她没当一回事。

他们吃机关食堂大锅饭，她经常去要点米汤，泡点红糖，算是给自己和孩子的一点特殊待遇。幸亏她从小做惯了田里活，身子骨硬朗，人又年轻，倒头就能睡。所以，看着肚子一天天大起来，还是继续在外面跑上跑下。

丈夫老陈的工作比她还忙，要布置新成立的武装部下面各县区的工作。前一年他刚在清剿的残匪战斗中受了一点伤，不过他这个人命大，身上十处伤，从来没有伤到要害，这次臂上的伤也是很快就好了。这一带深山老密林剿匪很难，死了不少人。大股匪一消灭，就开始镇反，各地抓溃散藏匿的土匪，有罪行的全枪毙，火药味还是很浓。

柳璀母亲来晚了，没有看到老陈他们全体武装出动，一个半夜里，封锁全部码头包括临江的几条街，封屋抓人。

那时没有多少妇女干部，陈阿姨怀孕了也照常参加，执行任务。每天弄得鸡飞狗跳的，妓女和嫖客乱跑，她们按住妓女，士兵抓嫖客，登记后才放行。

妓女改造班，一上来就困难。柳专员要求找出恶霸，作为控诉对象，这里是小地方，大部分是暗娼，没有登记的正式妓院。

陈阿姨注意到一个叫红莲的年纪稍大的女人，说稍大，也就是二十五六岁，人叫她红姐，是几个妓女的头儿。在陈阿姨看来，不过是几个年轻妓女请红莲主持合伙。红莲长得挺漂亮，瓜子脸蛋，双眼皮，身段也好，女红最上手，人又勤快干净。可惜命苦，父母双亡，不满哥哥主持包办婚姻，深夜逃出村庄，不幸被人拐卖给走船的老板，又被转手卖给妓院。

红莲对她说自己是从山里逃婚出来的，因为夫家她从未见过，她非常畏惧，担心自己嫁给一个歹人。

陈阿姨也是从乡下逃婚出来的，只不过她刚好碰上了山里的共产党地下游击队，同一个路子出来，遇到人不同，命就不同。

红莲一再说，她对改造班的前途，随便被什么男人领出去，也就是被迫嫁人，特别害怕，跟以前的害怕心理感觉一样，她说，那不也是包办婚姻，比家庭包办更糟。

她劝说红莲，这总比做妓女好，要相信人民政府，给你一条新路。

红莲说，做妓女至少知道为了一个目的跟男人睡觉，被迫嫁人，永远被这一个男人睡，完全没有自己的好处。

红莲的话，让陈阿姨吃了一惊――她从来还没有朝这个角度想过。她觉得红莲这个话，还不能说没有点道理。晚上说给老陈听，老陈骂她没头脑。老陈的态度从来没那么坏，大声吼“闭嘴！”砸了一个碗，还伸手打她一巴掌，但她这个女游击队员一闪身就躲过了。亏得老陈砸烂的这一个碗，不然她在会上冒失说出来，就会犯政治原则错误。别人甚至会怀疑她帮助红莲逃跑。

抓住红莲的那天晚上，陈阿姨的肚子很不舒服，任务来了，她都起不了床，肚子里的孩子把她折腾得很累，她只好躺回床上。老陈很不放心，不愿意离开她，但他是军人，服从命令，还是佩好枪走了。

这一夜都无法入睡，肚子断断续续的痛，陈阿姨只有请齐军医来。齐军医说，这恐怕还是正常的，让她安静，只是这几天要多注意，若有不舒服，就叫他好了。

临近天亮时，陈阿姨睡着了。

第二天一大早，大概六点半至七点，街上已经早集，轰轰闹闹的，院子里不时就有人奔跑的脚步声。陈阿姨听到有人在喊，“抓住了，抓住了。”

紧跟着，妇联的一个女同志来找她。那女同志说抓住了跑走的妓女红莲，还有寺庙的玉通禅师。“那个红莲竟然在寺庙与玉通禅师奸宿，在他床上活逮住的，抓奸成双！我们的情报工作真了不起。你相信吗？这次对我的教育可大了。”她激动地说，“外面正在游街。走，去看看！”

陈阿姨听了吓了一大跳！牙齿直打颤，她听说那和尚是世外高人，怎么会跟红莲在一起，而且偏偏被一道抓住？她心里暗暗叫苦，觉察事情有些不对。肚子里有气胀着，她站着不动，感觉那股气在转动，突然打了一个结，她抱着肚子，真痛！但她还是扶着墙出去，跟着同事出去。街上人山人海，还不断从四乡从街里拥出来。那条街就在武装部院子外二十米远。

她站在门口的一坡台阶上，正好游街的大队就挤搡过来了，四个壮汉扛着一条又粗又长的竹杠，上面捆着一男一女，剥光了衣服，裸着身子，捆的样子很怪――其实是四川乡下抓奸成双后，若双方家族里坚持，就给最严厉惩罚方式：两人反背，手臂张开反捆在一起，双腿也叉开反捆，一条长杠子从他们后腰中间穿过，所以两个人身体反躬出来，挺着肚子，样子像上刑一样痛苦。而且他们两人看来都冻坏了，嘴唇惨白，脸乌青。武装人员后面端枪押着，前面开道的很困难地推人群，两边还有人卫护。这两个人就光着身子，正面对着街两边的人群。被抬在空中，比人群高出一个肩膀。

那个和尚年纪已经不小，光头上长出一些头发茬，白花花的，他紧闭双眼，歪着脑袋，或许是昏过去了。红莲头却昂着，头发披散，有的就披到和尚的脸上，眼睛圆瞪。

陈阿姨下了几级石阶，跟着人群走，觉得红莲看见了她，被人抬着走，眼睛却直望着她。她觉得很恐惧，双手护着她的大肚子，往后退了几步，但是红莲的眼睛还是望着她，好象要她负全部责任似的。

街上挤得像煮开了锅的沸水，人们乱吼乱叫，警卫班开道也很难通得过去。街一边人看淫妇过了瘾，还要挤到另一边看无耻和尚，看过无耻和尚的，还要挤过来看淫妇。赶集的农民，镇上的市民，一个个都想钻到前面，朝两人吐口水，扔臭菜帮和臭烂布鞋。有的人还用尖石头砸他们。

陈阿姨看到这两个人头上身上脸上，挂满了口沫和浓黄的痰，石头打出的血，顺着往下流，样子惨不忍睹。挤到武装部前面这一段街时，人更多，很多老百姓跑上去又卡又捏，抓红莲的两个奶子，抓和尚腿间的那蔫成一团的玩意儿。警卫看这阵势，无法无天，根本拦不住，只好不管，人们闹得更凶。街上一个女人竟然找了根擀面杖似的东西，去捅红莲的下身，捅出鲜血来，周围一片喊好。

红莲嘴都咬出血来，眼睛却还在人群众中寻找，还是找到陈阿姨，盯着她就是不转眼。红莲原本水灵灵的眼睛，此时露出疯狂的绝望，却没有求救的哀怜。她不明白为什么红莲就盯住她一个人看，即使她偏过一点脑袋，也能感觉后脑骨被盯着，阵阵发麻。这街上红莲认识的人应该很多，改造班的干部也有好几个在场，怎么就盯住她看呢？除了平日她待红莲比其他人要和蔼一些外，她没有什么与别人不同，难道这就是理由？而且红莲那眼神怪得过分，丝毫不变，狠命地盯着她，仿佛要钻入她的肚子里。

她吓坏了，不敢与红莲四目相对，掉过脸，朝武装部的院子走。可是她感觉到红莲还是盯着她，就在这一刻，肚子像刀割一样唰地一下尖痛，紧跟着羊水流出来，孩子在肚子里直踢猛抓，裤子湿了，她用手一摸，发现是水里夹带着血，当时就晕倒在台阶上。

同事把陈阿姨抬回家，齐军医也赶来了，她不知齐军医手忙脚乱地在准备什么。同事赶去叫老陈回来，说是他妻子恐怕是难产，母婴性命都怕保不住。陈阿姨过了好一阵，才醒过来，听见了，连忙阻止同事，“告诉他一声就行。”

外面一直闹哄哄，口号声传来。说是在开公审大会，她知道老陈在这时候走不开。女人生孩子就是受罪，命硬就能活下来，命不硬丈夫也没办法。

但是老陈还是赶过来，他很着急，蹲在床边抚摸着她的头，一点不像平时那种粗心样。外面轰闹的声音更大，她没法听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看见她痛得脸都变形了，老陈急得直在屋子里走动，六神无主，冲动地捉住她的双手，放在胸口，对她说，她和孩子若有三长两短，他也不肯活了。

她听了这话，泪水顺着脸颊淌。但不到一会儿，老陈就被叫走了。她咬着牙齿，忍着痛，一想到红莲的眼睛，盯着她的奇怪的样子，她禁不住浑身发抖，仿佛看见红莲就站在面前。“你看见了吗？”她问扶着她双腿的女同事。

“看见什么？”女同事说。

她定眼一看，床边确实没有红莲。可一会儿，红莲又出现了，她吓得昏了过去。

突然传来了枪声，是一阵枪声，然后是山呼海啸般的哄叫。

她听不清他们喊什么，看公开处死犯人的人总有这样莫名其妙的喊叫。突然枪声又响了，一枪接一枪。她觉得这枪声是朝她而来，很近，很直接对准她而来，枪声就在耳边，她腿间有个东西拼命往外窜，她大喊着，那东西不顾她痛，往外窜。只是钻不出来，把她顶得无法呼吸。

这样过了好一阵，她怀疑自己是不是还活着，却听到有人把齐军医叫走，齐军医只好交代几句话给几个女同事，就急匆匆走了，没有再回来。眼前一片漆黑，真不知在什么地方，真是如同下地狱一样可怕，她禁不住拼命摇头，要滑出那可怕的漆黑。最后她终于停止了叫唤，晕死过去，好象自己头上挨了枪子儿。

等到她醒过来，月明已经生下来，一个女同事捧给她看，一个胖乎乎的儿子，浑身粘着血，还未来得及洗干净。女同事告诉她，原先齐军医说是胎位不正，一直在设法掉转，所以不敢走开。医生不在，大家都已经绝了希望，难过地等着她和孩子最后咽气闭眼。没料到孩子却自己顺产生了下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她们娘儿俩能死里逃生？

她抬起身子找老陈，老陈不在，过了一阵才汗淋淋跑回来，看到她们母子俩，样子却并不如她想象的那样高兴。

她问他：“怎么啦？”

他说，“两头顾不上，真是对不住！”他情绪大变，抱着她哭了出来。“真没想到，你们娘儿俩都好好的活着！”

但是他又不得不急着往外走，只是请几个女同事帮着洗冼弄弄，让陈阿姨好好睡一下。

陈阿姨刚睡了一会，同事给她端来酒酿荷包蛋。她模模糊糊听见周围人在说，她临产时，齐军医被叫走，因为柳专员爱人也发生了难产，而且现在正带了医生搭上轮船，急急赶到重庆去。

陈阿姨说，“结果，你知道的，我们母子俩，你们母女俩都是一切平安，一场虚惊，你母亲却吃了大苦头。不过我们的苦更长：老陈后来挨了组织上严重处分：对敌斗争不坚决，在运动紧要关头立场不稳。”

她说老陈到后来才告诉她，原来半夜赶山路，路上还牺牲了一个战士。柳专员拉出去的是警卫排组成的骨干班，士兵也和老陈他们一样不知道具体的任务。他们走进山里，月亮就被云遮住，而且细雨绵绵，山石路很滑，听得见猿猴或其他野兽的嚎叫。幸亏老陈预先布置了，一律只带手枪，轻装前行。

突然，在最前面的士兵惊叫一声，滑倒在地，然后就消失了。他们用火把一照，才发现这里路过分窄，下面是悬崖乱藤。那些士兵议论纷纷，说这条路平日下午四点后就不敢走，太阳下山后更没人敢走，这儿阴气重。老陈命令下去一个人，看看跌得如何，设法救上来。

柳专员瞪着眼睛说：“不会打仗了？”

老陈咕哝说，他不知道这在打仗。他不顾柳专员的脸色，还是留了一个士兵在此，等天明看情况。其余继续赶路，直奔南华山中水月禅寺去。

到庙里，只见和尚坐着在打禅。柳专员命令先抓和尚，罪名是窝藏土匪――以前的确有土匪逃到过禅寺。他们把和尚架回来，顺路到城外的一个土地祠，那是土家人扎堆的地方，不会引起人注意。红莲已经被抓到那里等着。

柳专员就作布置，叫老陈和支队长处理武装押送，清晨六点半进城，而且像乡下人抓奸那样处置。

老陈问了一声，“为什么？”

柳专员骂了老陈一句“愚蠢！”就撇开他，把支队长叫过去布置了一通。最后临走时，走到玉通禅师面前，打量着他，低下身去对玉通禅师说了一句什么。玉通禅师气得脸色发白，对柳专员说了四个字：“德亏必报”，然后闭上眼睛。

柳专员暴怒地喊：“反动！猖狂！”他一句话也不愿再说，匆匆地离开了。

老陈说在公审大会前，柳专员对他说，要他主持枪决行刑。他觉得心静不下来，怕到时候枪打不准，因为老婆正在生孩子，难产，可能两条性命都没了，他希望柳专员另外派人执行。柳专员这下子真生气了，但还是让他负责警卫会场。他不顾一切往家里跑。结果会场上又出现群情激昂抓打犯人的事。

宣判后支队长安排一个班士兵执行枪决。红莲和玉通禅师并排站着，红莲在那里狂叫“冤枉！冤枉！”那天士兵可能被周围的混乱分了神，枪法不准，把红莲和玉通禅师两个人打得血淋淋的，他们身上中了好些洞，倒下了，却没有死，流满血的身体在地上扭动。

柳专员气得要自己提着手枪上去，这时，士兵才反应过来，上去补枪，枪口直接顶着脑袋打，把头颅打得稀烂，那玉通禅师的腿还在抽动，士兵又对准他的下身猛打，这才把两人打死。

虽然老陈知道整个事情经过，他受处分时，已经被几个月的“教育会”斗惨了，根本不可能为自己辩解。柳专员却因为善于发动群众，阶级斗争火焰高热气大，镇反改造有声有色，接下来的土改和其他一系列运动就顺利开展，提拔到省里，一批干部跟着也提升了。老陈被降级，留在地方上，他不服上诉，陈阿姨也帮他喊冤，最后两人全部被开除党籍和干部队伍，一辈子成了平头百姓。

老陈死在这里，他在后山的坟其实连骨灰都没有，当时不让她去领，后来让领，却找不到了。

母亲与陈阿姨

柳璀听得口呆目瞪，气都不敢透，原来她竟然是在这样的喧嚣与血腥之中出生的。她没有见到的那一切，没有意识的年代，现在都被陈阿姨的回忆带回来。她无言以对。

听了足足一个半小时，两人早就躺不住，坐了起来。浓烈的草药味弥漫了空气，她想，那药水想必又苦又涩，可能会把泪都喝出来。两个人抱着膝盖，背靠着枕头，把枕头竖起在床档头当垫子靠着，面朝同一个方向。陈阿姨没有面对柳璀说这个故事，柳璀一个问题也没敢提，其中有些地方，她还是有点弄不明白，虽然好几次她都想打断陈阿姨，但她还是忍住了，遵守自己的允诺。

显然，陈阿姨说的，与母亲说的，是同一件事，两者之间没有任何矛盾之处。可是同一桩事，还有如此不同的观察，让人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母亲只知道她看到的情景，不知道父亲具体的处理安排。但是母亲真的不知道吗？柳璀想，如果完全一无所知，母亲和陈阿姨，父亲和老陈，怎么会一辈子再没有往来？

政治就是无情的，犯错误，就是站到阶级阵营的对面去了。一旦有所同情，无疑引火烧身。但老陈“犯错误”，这次可是犯在父亲的手里，至少这事情过去了，父亲完全可以开恩原谅，不必对老陈追究处分。但是父亲没有。父亲似乎想早点忘记这整个事情，一辈子不想听见“良县”两字，起码柳璀的记忆里没有听到父亲说过。

陈阿姨最困难的时候，写过一封信给母亲，母亲也没有任何救援之心。或许，母亲也可能觉得她无法把历史理清楚，没这个权力，也没这个胆量。

陈阿姨说，“我们都看过报，当年你父亲平反，开追悼会，良县以前的老战友老部下，都以为你母亲会来信请我们去省里。结果一个也没有请。以前我是她最好的朋友，我们俩做孕妇衫，一件是为自己，一件是为对方，做婴儿衣服也是如此，而且什么话都说，什么烦心事都一起分担。可是，她从生你那天离开良县后，她从未回来看过这地方，我就知道，她不愿与我有一点牵连。”

柳璀的心里很乱，如果一切真是如此的话，人对人都太狠心。

“当然一个女人嫁对丈夫就是一种命，我与她的命相离太远，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陈阿姨说。

据说剖腹产的孩子大都缺少耐心，这点柳璀一点不像，她耐心，沉得住气。心理学说人在胎中就有所感觉，成长也会受其影响。对1951年发生的那些事，她怎么一点没有感觉呢？除了夜里做怪梦，她醒来就强迫自己赶快忘记，可是梦却未减少。

当年她拼命想钻出母亲肚腹，险些害了她和母亲丧命。除了她和母亲的模样相似，她与母亲的性格完全不同。哪怕是对一个科学家来说，也未免太专注一些，看不到事情的复杂性。想起有一次在美国开车，她脑子里又想到基因的事上，开到对行道上了，差点与一辆货车撞上了。回到中国，看到那污染，就绝对拒绝开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