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家都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靠着山脚岸边长大，天天看嘉陵江水清长江浪浊。一家子围着小收音机听本地“言子”，笑成一团。只有一个人不一样，那是我父亲。

父亲是抗战时被抓壮丁来到重庆的，重庆人叫他“下江人”。父亲一辈子没学会说哪怕勉强过得去的重庆话，幸亏他是个木讷寡言的人，不得不开口时才开口。开口便是天台宁波口音，很像上海话，与重庆话就隔了千里万里。只有我能听懂父亲的话，所以做了义务翻译，由此拣了几句半通不通的上海话。

父亲一辈子都想顺江水而下，回到长江入海的那片广阔的平原，那生育他的土地，但他只是一个病休的川江拖轮驾驶，在家烧饭做家务，六个孩子数着米粒下锅。社会最底层的人物，能有什么奢想？只能闲下时看着滔滔江水，男人家也不能尽落思乡泪。

但是父亲是个大度的人。街坊上有痞子看见他软弱可欺，对他说话如凶神恶煞，让我这小姑娘怒火直冲天灵盖，恨不得一刀挥过去。父亲却不记恨，当这种人需要他帮忙时，比如借盐借米，父亲照样给，别人不还，他也不要。有一年坡下有户人家起火，父亲提起灭火器，就往坡下冲，火灭后，他的脸和一身衣服都熏得黑糊糊的。

今年上他的坟，我带了百合花和一本写我成长的书，烧完了纸钱，烧这书，火旺旺的，父亲在另一个世界读得很快。我一边陪伴父亲读这本书，一边对他说了上面这些话。血缘关系固然重要，父亲与我之间，却超越了父女天伦：他虽不是我的亲生父亲，却是我最爱之人，他身上的善良、同情心，使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孩子未葬于污浊的黑暗之中，因为他的存在，让我始终对这个世界不彻底绝望。

父亲生前有个愿望，希望骨灰回家乡。母亲和哥姐都不肯，怕父亲的魂回了老家就回不到重庆。所以那年我从伦敦回来，兄弟姐妹一起选择了面临长江的山坡，让他的坟朝向江水，以便他的灵魂顺着江水去家乡探望，再顺江水回来。

但是，父亲的愿，我必须还。八十年代末我到上海读书，我学得不够地道的上海口音，让我在上海商贩手里吃了不少苦头，连坐公共汽车都被指错方向，售票员厌烦地说：“外地人，拎勿清。”

近年我到上海做过几次签名售书之类的事，上海记者却惊喜我能学上几句宁波腔。

最终我与上海还是“隔”。

但是，作为小说家，我却有一个多年修炼得来的移魂术：我能让我的主人公替我还父亲的愿：在上海长大——冒险上海，征服上海，败绩上海。

冥冥之中，我觉得父亲会喜欢这个故事，让我代他生活在上海。

我从重庆到上海，与所有的外地人一样，被上海人看做小月桂一样的乡下人。这没有什么错，并非每个上海人都是大慈大悲的佛陀，不必皆知众生苦。

我想问自己，上海引以自豪的现代性是怎样出现的？这成了我的一个悬疑。我不得不想像“如果我与上海一起长大”。

而我母亲的第一个丈夫是个袍哥头子，他在旧重庆的西餐馆，或是两江一带码头呼风唤雨，对女人却很有流氓本色。母亲还是逃离了他。

我开始设计这本小说时，本想写一个革命者怎么一步步成为一个黑道人物，后来发现最可写的是一个女人，如我的母亲，她那双大脚，如何从乡下踏入摩登世界。怎么遭遇奇迹，陷入地狱；又从地狱返回，历遍人间。

这才出现这本“虚拟自传”。

写完这本小说初稿，去年已落的桃花，又一次花开，又一次花落。我很想让父亲知道，我花了整整一年半时间，为他还了一个愿。

我今年回重庆，去上坟的那天夜里，梦见父亲，背景是一片烂漫的桃花，他还是一口天台话：“客舍如家家如寄，谁问花开尚如昔？”这半通不通的奇怪言语，把我惊醒了，难道父亲的灵魂陪我当了文人？

我看拂晓的窗外，果然如父亲托梦所言，梦中的那片桃树，长到了梦境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