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遥远的婴儿时代，一鸣的双脚总是处于某种不安定的状态中。一鸣两岁刚学会走路就有了一次远游的经验，他在一个阳光绚丽的早晨爬出了立桶，直奔门外的街道，一鸣他跌跌撞撞地混在早晨出门的人群里，像一匹小马驹沿街奔走着，一直走到邮电所那里才停下来，他摸了摸墨绿色的邮筒，他当时还弄不清楚那是不是一个人，或许他知道那不是一个人，所以他大胆地对着它撒了一泡尿。然后他就站在邮电所门口朝这个陌主的世界东张西望，从他身边经过的人们都以为他的父母正在邮电所里寄信呢，没有人注意两岁的小男孩一鸣，但一鸣注意到地上有半截被人丢弃的油条，他捡起油条放在嘴里咬着，虽然已经被别人的脚踩脏了，但油条毕竟是油条，一鸣吃得很香，吃完油条他又发现了地上的一颗烟蒂，一鸣照例去捡了放在嘴里，咬了几下，大概觉得味道不时，却不知道把它吐出来，于是一鸣就张大了嘴站在邮电所门口大哭起来。

这件往事当然是一鸣的父亲告诉他的。一鸣不记得父亲说过多少遍了，他不喜欢父亲如此回忆孩提时代的事。他不喜欢在换鞋出门前听见父亲的絮叨，看见父亲挑剔谴责的目光，那种目光久久停留在他的球鞋和鞋带上，他的尼龙袜上，以及他的整个腿部，当父亲的目光终于上升，最后投射到一鸣的脸上时，他的眼神倏地变得坚硬而犀利，并且总是匆匆的冷冷的一瞥。

去捡油条吃吧。父亲对着墙壁说。

你小时候就没抢过油条？一鸣说。

去捡烟蒂吃吧。父亲对着桌子说。

一颗烟蒂，吃了又怎么样？一鸣说。

什么怎么样？我没跟你说话！父亲终于勃然大怒，他朝儿子挥着手说，想出去就快滚吧，没人拦你，我不管你，你出去了不回来也行，脚在你身上，没人想捆着你的脚！

一鸣的脚很大，而且形状也有点奇特，大脚拇指比其它四颗长出一大截，因此一鸣的鞋袜的寿命都很短，它们的顶端外侧一律都有一个洞。一鸣记得母亲活着的时候经常为他缀补那些鞋袜，袜子容易一些，在破洞上补一块就行了，补鞋洞就难得多，母亲有时拎着他的球鞋到汽车修理行去，回来时那双球鞋上便增添了两块黑色橡胶，工人们像补汽车轮胎一样为一鸣补鞋，虽然火补的痕迹很粗糙，但两块黑色橡胶分列于一鸣的左脚和右脚，看上去很对称，就像脚的眼睛一样。

母亲去世后一鸣的大脚拇趾便常常露在外面了，一鸣在穿或脱鞋的时候才注意到那两个破洞，往往这时候他会突然地思念母亲，而且他也意识到母亲一旦离去，不会再有人来关心他的大脚拇趾，也不会有人注意他球鞋上的两个破洞了。他的鞋子也不会有两只黑眼睛了.

我的鞋破了。一鸣拿着他的鞋给父亲看。

没有破，春节刚买的鞋，怎么会破？父亲的目光在两只球鞋上环视一圈，独独略去了鞋尖部分，他说，好好的新鞋，怎么破了？

那个洞，我的大脚拇趾露出来了。一鸣说。

那不是破了，是你自己顶破的。父亲说，男孩子，露出点脚趾怕什么？穿着吧，你的脚长得那么快，鞋没问题，是你的脚有问题。

一鸣拎着鞋子还想说什么，但他知道父亲不同于母亲，父亲对于他的脚的看法也不同于母亲。不知为什么，一鸣始终觉得父亲不喜欢他的脚，甚至是厌恶，甚至是仇视。他的鞋子以及他的脚。

他的脚后来需要穿四十三码的鞋子。

现在一鸣穿着四十三码的鞋子几乎走遍了中国。他的青春时光就像无数箭头标向这里、那里，他要到这里去，他又要到那里去了。地图上的那只公鸡看上去精巧，其实是幅员辽阔的，很明显一鸣的脚印虽然有四十三码，但靠它们去填满真实的公鸡却难于上青天，一鸣的父亲就是这么批评儿子的。

中国那么大，你每个地方都要去吗？

我没说每个地方都要去。一鸣说。

你就是把两条腿走断了，你也走不完中国的一条线。父亲说，去这里，去那里，你想把中国走遍吗？你想让报纸电台都来采访你？

我没说我想要什么采访。一鸣说。

那就别走了，别白费工夫了，给我好好地呆在家里。父亲说，你在家里好好地呆上几天，在家里呆着你就会死吗？就会死吗？

我没说呆在家里就会死，我不过是想去看看洞庭湖。一鸣往他的旅行包里塞着照相机、袜子、电池和毛巾一类的东西，他说，你发那么大火干什么？我已经在家呆了二十多天了，我没去过洞庭湖，我一定要去一次洞庭湖。

一鸣很少去正视父亲的脸和眼睛，他认为这是一种减少冲突和口角的好办法。有时候在旅途上他突然想起父亲，浮现在眼前的竟然是父亲年轻时的模样，父亲把他从自行车后座上抱下来，父亲把他往小学校的大门那里轻轻一推，去吧，慢点走，别跑，别跑呀！那个声音严厉而机械。一鸣现在其实很少想起父亲，但是在开往邵阳的火车上，车窗外猛地掠过一个老人佝偻的背影，老人打着一柄黑雨伞站在细雨中等候火车从道口通过，一鸣看见了老人花白的头发和他手里的另一柄雨伞，另一柄雨伞被老人抱在腋下，一鸣突然发现了父亲真实的苍老的脸，花白如霜的头发，纵横交错的皱纹，还有像别人嘴里的苹果那样渐渐收缩的腮颊，像苹果核一样的父亲，遥远的独坐家中的父亲，父亲的形象第一次使一鸣感到某种不安。

也是在开往邵阳的火车上，一鸣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睡在家里的老式铁床上，他梦见父亲坐在他身边，准确地说父亲是坐在他的脚边，父亲的眼睛久久凝视着他的双脚，那么悲哀，那么愤怒，他在梦中感到了某种危险，他看见父亲在身后摸索着什么，摸出了一条绳子，他听见了父亲的声音，我要把你的脚捆起来，把你的脚捆起来，捆起来。

在开往邵阳的火车上，一鸣的双脚乱踢乱蹬了一番，把邻座旅客的一蓝桔子踢翻了。一鸣醒来时看见那个农村妇女弯着腰到处抢桔子，他怀着歉意帮着一起捡桔子。那个农村妇女并不怪罪一鸣，她笑着对他说，你这是在长身体呢，我儿子也这样，睡着觉两只脚乱踢乱蹬的。一鸣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他仍然带着一点惊惶之色，不是长身体，一鸣说，是我父亲，他要把我的脚捆起来。

一鸣是在外地的一个业余摄影者学习班上认识修兰的。一鸣参加过许多类似的学习班，他从来不期望在这种萍水相逢的场合发现爱情，但当修兰出现在那间简陋的教室时，一鸣的眼睛倏地亮了起来，他一下子就被女孩的长发和浑身迸发的青春活力打动了，就在辅导老师侃侃大谈人像造型时，一鸣当场试验，偷偷地举起相机为修兰拍下了好几张侧面像。

后来一鸣拿着冲洗好的照片去找修兰，修兰只注意一鸣手里的照片，却不多看一鸣一眼，她留下两张她认为照得美丽的，另外几张被她毫不客气地扔进了废纸篓里。

你不会用自然光，修兰先是批评一鸣，紧接着她想起什么，说，我又不认识你，你为什么偷偷地给我照像？

因为你长得太美了。一鸣说。

那我也要给你照几张。修兰说。

为什么要给我照？一鸣说。

因为你长得太丑了。修兰说着已经抓起了她的照相机。我最讨厌你这种摄影观念，修兰说，你们都喜欢拍美的东西，我就偏偏喜欢拍丑的。

照相机快门被咯嗒咯嗒揿响的时候，一鸣预感到爱情即将来临，他朝修兰的镜头扮着鬼脸，但他的脸却被某种灼热的激情烧红了。

后来一鸣就开始和修兰恋爱了。

一鸣记得他第一次向父亲出示修兰的照片时，父亲的眼光近乎审视一个危险的罪犯，他把老花眼镜戴上，又摘下，他的嘴里发出一种含糊的不置可否的声音。

她长得很美。一鸣说。

美吗？她配你当然是绰绰有余了。父亲说，不过，她的眼角上是不是有颗痣？是不是有颗泪痣？

什么叫泪痣？一鸣说。

这是你母亲以前告诉我的，她说长泪痣的女孩命苦，父亲说着观察着一鸣的反应，当然这是迷信的说法，他说，当然你不必在乎。

我当然不会在乎一颗痣，一鸣嗤地笑了一声，说，泪痣？什么泪痣？我们就要结婚了。

结婚？刚刚认识就要结婚？父亲怔了一会儿，突然有点忸怩起来，结婚当然好，不过我还没有准备，什么准备都没有呢。

不用你准备，我们当然是旅行结婚。一鸣说，是我结婚，要你准备干什么？

我猜到你们会旅行结婚，父亲皱起了眉头，他的双手不安地揉着膝盖，而他的目光也沉下去，凝视儿子的腿，儿子的脚，父亲的手轻轻拍着膝头，我是说你们旅行回来，结婚，总得办一办，总不能弄得偷偷摸摸的吧？

那些事再说吧，我和修兰都不喜欢这一套。一鸣挥了挥手说，修兰家在厦门，就在海滨，我喜欢那地方，也许结了婚就住那儿了。

一鸣记得父亲就是这时候开始沉默的，父亲盯着他的脚，一鸣觉得他的双脚脚背似乎被乱针刺击着，他就来回挪移着他的脚。他听见父亲的呼吸声很急促，父亲的手伸到桌上摸索着什么，一鸣冲过去抓过小药瓶，从瓶里取出了一颗药片，他说，是不是血压又高了？我在跟你说我和修兰的事，我没想惹你生气，你现在怎么这样爱生气呢？

一鸣把药片塞进父亲的嘴里，但父亲把药片又吐出来了，与此同时他的手继续在桌上摸索着，一鸣听清了父亲的嘟囔声，他在说，绳子，绳子，绳子呢？

绳子？一鸣突然想起了他在去洞庭湖的旅途上做的那个梦，他说，你真的想找绳子？你真的想把我的脚捆起来？

父亲的神情恍然若梦,他慢慢地开始安静下来，不，谁说我要绳子？父亲终于摇了摇头，我的血压太高了，我老了，谁捆谁还不知道呢。

窗外夕阳西斜，夕阳摸到了父亲苍老的脸，一鸣第一次感受到时光机器对人的铣刨和漂染，他心中升起某种莫名的温情，因此一鸣扶着父亲瘦削的双肩，在黄昏薄暮中，在他从小生长的家里站立了很久。

就像所有青年男子一样，一鸣的心紧跟着恋人的心，一鸣的脚步也紧跟着恋人远离家门。新婚旅行的目的地是一鸣以前想去而未去的西双版纳森林。一鸣和修兰从厦门出发前往云南，就在他们登上火车的时候一封加急电报送到了修兰的家中。电报是从一鸣家里打来的，电报内容恰恰是所有人最害怕的那种：父病危，速归。

但是一鸣和修兰已经登上了火车，修兰的母亲拿着电报冲进站台时火车已经远去，她只好返身来到邮局给一鸣家里回了份电报，修兰的母亲是个语文教师，因此她拟定的回电内容也显得言简意赅：一鸣已在途中。

一鸣和修兰在西双版纳度过了真正的蜜月，一切都浪漫而富有诗意，只是在夜晚修兰常常发现一鸣的脚乱踢乱蹬，修兰有一次就对一鸣说，我恨死你的脚了，夜里睡觉老是乱踢乱蹬的，下次再这样我就用绳子把你的脚捆起来。一鸣不由得看着他的双脚出神，他说，我不知道，大概是做梦，大概是梦见我父亲拿着绳子，他想把我的脚捆起来。

一鸣不知道父亲的事情，也不知道父亲在脑溢血的情况下又转危为安了。一个月后一鸣回到家中，看见家里的每扇门窗都贴春双喜剪纸，所有的墙壁都粉刷过了，所有的旧家俱都油漆过了，而新家俱都在一鸡的房间里摆放得有条不紊。一鸣的两个妹妹都在家里忙碌着，但她们只是用谴责的眼神扫视着一鸣和他的行囊，一鸣觉得家里的气氛有点异样，他推开父亲的房门，看见父亲坐在床上，父亲枯瘦的脸上有一种灿烂的微笑一掠而过。

你还是回来了，父亲说，你还知道有个家。

回来啦。修兰明天就到，一鸣说。

随便她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都行，父亲说。

你又病了吗？一鸣走近父亲的床边。

什么叫又病了？好像我老在给你添麻烦？父亲表情又归于漠然，他说，天有不测风云，可我这里什么都安排好的，该病就病了，该死就死厂，我会挑时间挑地点，不会给你添麻烦，一鸣不知道父亲为什么总是这么说话。

一鸣后来从妹妹手里接过了那封电报。一鸣已在途中。他念出了声音。一鸣念那封电报时觉得那六个字像六颗钉子打在心上，刹那间他对父亲乃至整个生活充满了负疚之情。

一鸣的妹妹说，你把电报撕了吧，别让父亲看见它，他一看见它就伤心。

我把它收起来。一鸣小心地折叠好那份电报，把它塞进了衬衣口袋，然后他站在父亲的房门口沉默了很久。一鸣的整个青年时代似乎就是在这片刻的沉默中重归家门，最后他严肃地对两个妹妹说，放心吧，我以后不会再让父亲伤心了。

我们知道一鸣信守了他的诺言。一鸣后来真的成了他父亲的好儿子。一鸣和修兰就在我们这里居住和工作，他们的家离一鸣的父亲只有三条街的距离，一鸣常常穿过这三条街到父亲那里去，有时去为他做饭，有时陪他下棋，有时什么也不做，只是陪他在寂静的黄昏中坐着，只是坐着。

就那么坐在父亲身边。有一天一鸣看见父亲的脚后跟在地上磨蹭着，他的整个仰坐在藤椅里的身体似乎也躁动起来，一鸣下意识地去抓桌上的药瓶。但他听见父亲说，不，不是血压，是鞋底下沾着什么东西。

一鸣蹲下来看父亲的鞋底，果然沾着东西，是一张皱巴巴的纸。一明说，没什么，是一张纸，我来把它拿掉。

不用你拿，我自己来。父亲说着把膝盖慢慢抬高，右手慢慢地伸向鞋底，他抓住了那张纸。是什么纸？上面写着什么字？父亲戴上了老花眼镜凑近了那张纸，是份电报，父亲说，我想起来了，是那份电报，说你已经走了，走了。

一鸣已在途中。

一鸣也已经看清了那份电报，他觉得奇怪的是它早被藏起来了，什么时候掉到了地上？怎么又恰恰被父亲踩在了鞋底下。但一鸣来不及细想了，他看见父亲的手指突然松开了那份电报纸，父亲的身体突然歪倒在他的臂弯里。

一鸣的父亲最后死在一鸣的怀抱里。

一鸣记得他看见父亲的亡灵，父亲的亡灵年轻而健壮，他抓着一根绳子朝一鸣走过来，他说，别害伯，儿子，现在我要把你的脚捆起来把你的脚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