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南燕很早就进入了我的生活，早到记不清年代。当时我和她妹妹陈北燕床挨床一起睡在新北京一所军队大院的保育院里。那间寝室一望无尽，睡着近百名昏昏沉沉的婴儿，床上吃床上拉，啼哭声不绝于耳。很多人经过我的床边，对我做出种种举动，都被我忘了，只认识并记住了陈南燕的脸。

先是一双眼睛，像刚被弹进洞的黑芯玻璃球滴溜溜转个不停，一旦立定眸子中央顷刻出现针尖大小的亮点，仔细看发现那是两只活灵活现微缩的日光灯管。这两只灯管经常自上面下地向我逼近，直至眼前消失，与此同时我的脸蛋有时是嘴唇就会感到湿润的一触。这两只灯管的倏忽出没使我十分困惑，每次都要抬头去找它们的踪影。我会看到天花板上真有一只一模一样的灯管，只是巨大而且光芒四射，稍一注视便照花了眼睛。很长时间我才明白那两只针尖大小的灯管是这只大灯管在她眼睛里的一分为二。

阳光明媚的早晨，这双眼睛就会变得毛茸茸的，半遮半掩。直射的晨光会把里面照得一片透明，黑眼珠变成琥珀色，眼白则变得蔚蓝，两种颜色互相融合，再也看不清那里面的想法。

这双眼睛是这张脸上最清晰的部分，其余眉毛、鼻子、嘴都像用最硬的5H铅笔在白纸上飞快画出的淡淡线条，一定要在深色的背景下才能托出来。光线稍一强，肌肤就被打透了，连头发也仿佛褪了色。

保育院对生活不能自理的幼儿采取的是比较文明的战俘营的办法：自我管理。换句话说：大的管小的。书里记载那是连绵不断的战争结束后的10年间，人们还没从心理上摆脱人口锐减的阴影。国家鼓励生育。每个家庭都有很多孩子，少的两三个，多至一打，只生一个的被认为有病。我们这批孩子都有哥哥姐姐，也在这间保育院里。他们人小志大，分担了父母任性的后果。

每天早晚，这些孩子就从保育院其他班出来，汇聚到我们小班，各司其责，帮助自己的弟弟妹妹完成一天当中最艰巨的任务：穿衣服和脱衣服。不知道他们最初进保育院是怎么过的这一关。也许他们也有哥哥姐姐，这是一项伟大传统；也许头胎孩子就是聪明，父母也更在意。

据说伟人里老大比较多。

据说我是个大头孩子。大到什么程度呢？有照片为证，头和身子的比例：腿三分之一；身体三分之一；头三分之一。脑袋大不见得脑容量大，医生说这是缺钙造成的方颅症。证据是脑袋顶上用手摸能摸到两个尖儿，所谓头上长角。书里说那几年有全国性灾荒，饿死一些人。官方也有记录，上头都不吃肉了。我赶上了，也就别说什么了。脑袋大点就大点吧。还有一个脑袋大的原因是睡眠习惯。一年到头仰面朝上望着天睡，呼吸很通畅后脑勺压扁了，该往前后长的都平摊到脸上。这大脑袋给我带来很多不便。

本来想着省去一些系扣子的麻烦，我爹妈给我备的行头都是套头装，毛衣、内衣，穿脱都要经过头颅。经常卡在耳朵上。尤其是脱，十有八九要被下巴勾住，颈椎都拉长了毛衣还在头上，搞得我蒙在鼓里伸手不见五指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重见光明。

每天前来罚我的是二楼中班的一个马马乎乎的胖男孩。由于我父母是一口气生的我们哥儿俩，这胖孩子也就比我大一岁，阅历不多，智力体力发展也不平衡，遇到这种情况百思不得其解，想到的对策就是请我吃耳光。先打哭了我自己再退到一旁搓着手干着急。每到这时，就会有十个人跳上我的床，双腿夹住我，拎起毛衣袖子凭空那么一拔，我便两耳生风眼泪汪汪地大白于天下。

这救星就是陈南燕。她弄完自己妹妹就来帮着我哥弄我。同样一份工作，态度很不一样。

我哥都快烦死了，有时烦得自己直哭。她却饶有兴趣，一边玩一边什么事都干了。她比较爱干的还有捏别人脸蛋。看见躺在床上的胖孩子，伸手过去就掐住人家两边脸蛋往下扯，好好一个人给她扯成大阿福，自己笑个不停，从中得到很大乐趣。我们班营养好的男孩都叫她掐遍了。

阿姨看见她干这种事就会骂她，说一班孩子都让她掐得流口水不止。

我倒不觉得她这种举动失礼。我的脸喜欢这些柔软的手指。她一用劲就能感到肉下骨节的硬度。这手指接触我的皮肤时使用了一种委婉的语言，译成书面文字就是：温存。

假若没有家里相簿中的那些照片，我不会相信我的童年是在母亲身边度过的。我的记忆中没有她。使劲想，她的身影也不真实，黑白的，一语不出，恍若隔世之人。她是个医生，很忙，一星期要值好几次夜班的那种住院医。

从记事起我们就不住在一起。很多年我不知她的下落，后来才发现她只在夜间出现，天一亮又消失了。她不是我生活中重要的人。我甚至从不知道她的名字。直到上学后，经常要填各种履历表，每次问，才慢慢记祝记住了名字，也觉得这是个陌生人。至于“妈妈”一词，知道是生自己的人，但感受上觉得是个人人都有的远房亲戚。“母亲”一词就更不知所指了。看了太多回忆母亲的文章，以为凡是母亲都是死了很多年的老保姆。至今，我听到有人高唱歌颂母亲的小调都会上半身一阵阵起鸡皮疙瘩。生拉硬拽拍马屁的还好一点，谁也不会太当真。特别受不了的是唱的人声情并茂自以为很投入恨不得当着大伙哭出来那种。查其行状总觉得迹近叫卖。因为我们身心枯竭，所以迷信自娱，拿血缘关系说事儿。人际关系中真的有天然存在，任什么也改变不了的情感吗？

从照片上看，母亲是个时髦、漂亮、笑起来门牙闪闪发亮的年轻女人。见跟我的合影也一副很有爱心的样子，总在抢着抱我。说“抢”是因为没一次我是乐意的。每张照片上我都在挣扎，扭着身子不和她贴在一起，还用手推她，次次拥抱都没完成，在充沛的动感中按下快门，好几张都虚掉了。这和我一个来自童年，萦绕已久的不快印象倒是吻合：我不懂为什么每次照相总有一个不知打哪儿冒出来的女人缠着我非要跟我合影，还动手动脚的，怎么拒绝都不行。

我不习惯成年女人热乎乎的身体和散发出的香气。我认识的成年女人都是至少站在三步开外的阿姨，离她们近了，我会感到很不安全。

父亲是个军人，就在这所大院内服役。我常能意外地遇到他，所以他这个人还比较真实。

我曾经以为他是我唯一的亲人，但照片上的他和我记忆中的他仍然有极大年龄差距。照片上的他很结实，记忆中的他已经发胖，这说明这之间有一些年我们不常见面。我不了解他的工作性质，只知道他常出差，晒得很黑。院里很多军人平日一副悠闲的样子，我曾幻想就他一人到处打打杀杀。在这个问题上他也不说实话，只是自己去忙。那个年代所有大人都显得很忙，不知道他们都在忙些什么，即没有给我们积累出物质财富也没留下多少文化遗产。

我们保育院是座美观的两层楼房。院里小孩都叫它“飞机楼”。据说从空中鸟瞰整幢楼像一架飞机的形状。

我家离保育院很近，隔着两排平房。从我家的四层阳台上看过去可以说一览无余。我看了它多年不得要领，不知翅膀在哪儿。也许是这楼涂着白色水砂石的外墙和大面积使用的玻璃使它看上去十分轻巧，很像飞机那种一使劲就能飞起来的东西。

保育院的房间高大，门窗紧闭也能感到空气在自由流通，苍蝇飞起来就像滑翔。寝室活动室向阳的一面整体都是落地窗。一年四季，白天黑夜不拉窗帘。人在里面吃饭、睡觉、谈笑、走动如同置身舞台。视野相当开放，内心却紧张，明白意识随时受到外来目光的观看，一举一动都含了演戏成分，生活场面不知不觉沾染了戏剧性，成就感挫折感分外强烈，很多事情都像是特意为不在场的第三者发生的。

保育院的孩子每天都住在那儿，两个星期接一次，有时两星期也不接。孩子们刚进去时哭，慢慢也就不哭了，好像自己一出生就在那个环境。长期见不着父母的，见到父母倒会哭，不跟他们走。有些孩子甚至以为自己是烈士子弟，要么就胡说自己爸爸是毛主席、周总理什么的，净拣官大的说。保育院有一千条理由让一个孩子哭，但没一条是想爸爸妈妈。

与保育院相比我更喜欢幼儿园这个词。保育院——听上去有点像关坏孩子、病孩子和无家可归的野孩子的地方。有一则关于列宁的小故事：十月革命后，莫斯科有很多流浪儿，其中两个给列宁碰到了、伟大领袖很关爱他们，一声令下把他们送进了保育院。

我很习惯在公共场合生活，每件事都和很多人一起干，在集体中吃喝拉撒睡是我熟悉的唯一生活方式。一天的多数时间里我都是和大家一起躺在床上，睡了又睡。有时几觉醒来，还是白天，太阳仍在窗外。寝室里所有人在沉睡，阿姨也在自己床上睡着了。我就瞪着天花板试图寻找一个可以停留视线的地方。巨大的天花板除了垂下几盏灯别无装饰，素白的平面向四周极大延伸，连同素白的墙体也成了它的组成部分，一眼存不住，目光会像子弹一样抛落到地。这时它就会轻轻拱起，像有生命一样弯曲了那个平面，呈现出穹形。那上面常有人走动传来轻微脚步声和挪动椅子的磨擦声。我不能分辨声音出自二楼其他孩子，以为是天花板的窃窃私语。

久而久之，天花板在我眼中出现一些表情，像是一个伪装成石头的怪兽活了过来。

这使我顿时感到渺校我怕那样一个沉重的意志高悬在我的头顶。无遮无拦的空间使我格外体会出它的分量。我想它呆在那么高的位置，只有一个目的：有朝一日坍塌下来。

它一般是在夜里悄悄下来。夜晚的到来首先是从一些黑色的暗影在天花板上聚集起来开始的。我童年一直以为：夜晚不是光线的消失，而是大量有质量的黑颜色的入侵，如同墨汁灌进瓶子。这些黑颜色有穿墙本领，尤其能够轻易穿透薄薄的玻璃，当它们成群结队，越进越多，白天就失守了。满屋阳光被打碎了，随着室外的光线一起逃得很远很远，但还能看到它们。它们都在天上，最大的一块残片有时镜子大小，有时只剩下一牙西瓜那么丁点儿。

从我睡的床上可以看到灿烂星河和皎洁月亮。这些发光的星球使黑夜显得不平静。像在用力暗示我夜晚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安息了，有一些东西反倒更活跃了。趁着夜色这些形状不明的东西正悄悄接近我，攀着天花扳中步步下降。结满黑物质的天花极不堪重负，像失事的轮船沉向海底，我都能听到它挤压墙壁，划过玻璃的咔嚓声响。这一过程不可抗拒，也从不自动中止，它一直落到我的鼻尖处，逼我举手去撑它。它是不会让我碰到它的。这时它会显示出一定弹性。

要是我没表示，它就继续欺负我，只给我留出平躺身体的一线缝隙。

完整平均的黑暗使我瘫软，连翻身的力气也没有。明知园室还睡着那么多人也不能给我丝毫安慰，四周此伏彼起的鼾声、磨牙声、梦话声更突出了我的孤立。本该大家一起害怕的东西全要我一个人面对，充满全室的压力也像漏斗一样向我汇聚流来。集体入睡后一个人醒着感觉真可怕。我想逃离这个现实，回到我来的那个安全的地方。

我想象自己一睡过去就从这个世界消失，只要能不再见眼前的景象，什么都愿意。那好像是一列火车，穿过纷乱的念头，总是在傍晚的时候到达。周围的景色十分昏暗，视线像捆住翅膀的鸽子飞不出几步就掉了下来，什么也看不清。使劲睁眼睁得眼眶都疼了。走出不远能看到一个城市，有街道和一此低矮的建筑。看到保育院的两层楼才恍然大悟：原来保育院是在这条街上。保育院和白天所见大相径庭，像大火之后的废墟。又像初次走入的废弃庄园，多出许多交叉小径和隐秘角落。阿姨和熟悉的小朋友都在，只是神色大异，鬼鬼祟祟，各行其事，对我也爱搭不理，视而不见。他们说的话我一句听不懂，好像他们全都会外语，只是平时不说。

我逛了一会儿，尿意盎然，沿着老路穿过活动室，拉开厕所门。白天常用的厕所不翼而飞，整个不见了。外面是一大片开阔地，种着大白菜。我家的红砖楼方方正正立在白菜地的另一端。

白菜地有条小路通向那儿。我想我走错了方向，拉开了一扇平时没人走的门。我又在活动室里找，再没有别的门了。这使我很郁闷，怀疑自己的记性。肚子憋得更难受了，我想找一个僻静处。藏到树下，阿姨在树下说话；躲到花丛中，那里已经有了见个孩子蹲着。顾不了那么多了，急急回到寝室，想中脆趁黑尿在屋里。没想到大家都起床了，坐在床上穿衣服，走到哪里都有人扭头看我。我在一处墙角还特意站了半天，寻找空当，想趁人不注意不动声色行了方便，都没人看我了，惟独陈北燕还盯着我。眼睛一闪一闪，似乎猜出我的企图。

我钻进床下，跪在地上，头顶床屉，用一种极其难拿的姿势掏出小鸡鸡。心想这次成功了，正要痛快，陈北燕头朝下，从她那侧床探出脸，抓鬏耷拉到地，一声不响看着我。再次奔走，尿都滴到裤衩上。终于我在二楼楼梯拐角处发现了一个小厕所。我还生气，厕所搬到这儿，也不告诉人家一声。反复侦察一遍，确是厕所无疑，才解除警惕，站到尿池边，一边掏一边欣慰地批评自己：平时马虎，居然没发现这儿有个厕所。这次要记住了，下次就不用这么着急了。想着想着就尿了出来。

尿一出口儿，就回到自己被窝。心知坏事，人被快感支配，也无意挽回。静静享受片刻，咧嘴哭起来。

我在保育院多中享有“尿床大王”的名声。这称号人人皆知，搞的我很没面子，始终树立不起威信。每天晚上例牌是床上一泡尿。有时性起还要多尿几次。浑身湿透，衣服、褥子都拿走，赤身睡在钢丝网上。早晨起来，屁股、背后、半张脸都印上小方格，像是早市刚割的肉，被谁装进网兜拎了一路。有次我把枕头都尿了，也不知是怎么干的，可见水平之高。更令我悲愤的是，这些成果还要展览。尿湿的被褥白天都要晾在外面院子的铁丝上，在太阳底下一字排开。孩子们管这叫“画地图”。那些暗黄的尿溃印在白布面上也确实像极古代航海家凭印象绘制的错误百出的地图。每日清晨，就有一些无聊的人，起床第一件事是跑出去参观，然后赶回来宣布名单，形容新图案。

被褥上都绣着作者的名字，想赖也赖不掉。我夜里睡不好，早晨总比别人迟醒片刻，经常还没睁眼耳边便听到自己的大名在满室传育。等我糊里糊涂坐起来，看到的是小朋友们一张张祝贺的笑脸。别人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收工的时候。我是夜夜出海，天天上榜，没一次落空儿的。

好在我脸皮也厚了，只当在逆境中锻炼自己，听到一些讽刺不吃心，讲出妙语，我也跟着大家一起笑。

为了至少一次不当绘图员，我白天几乎不喝水，吃饭时的菜场倘不是鸡汤也一口不沾。就这么克扣自己，还是比别人多尿。也不知道那些水分从何而来。尿量之多，之清澈，换骆驼也脱水了。真让我猜到自己是一块冰制造的，晒太阳就淌水。为此我还有段时间迁怒于自己的生殖器。

我不了解内分泌，以为尿这些事都是小鸡鸡一个人干的。假如它不是那么委琐，内存大些，或者干脆像女孩子一样没这东西，何至于此？

大概是要培养小孩定时排便的良好习惯，保育院的厕所像藏有珍品的博物馆定点儿开放，倘屎尿不能如约而至，对不起只能自己保管在直肠或裤挡里。尿裤子于我是家常便饭，并不以为耻。

况且同好甚多。有时两个好朋友想单独聚聚，就同时尿裤子，一起到寝室聊天边等着裤子干。比较令我痛心的是有两次忍无可忍把大便活活拉在棉裤里。尽管是开裆裤，也弄得臭不可闻，一塌糊涂。一个多少有点自尊心的人，干出这等事，你早浑身上下洗干净了，好几天过去了，谁见你第一个的反应还是捂鼻子，心里实在不是滋味。

每到这时候，我就在心里缩成一个零，对自己说：变。希望地上裂开一道缝；周围的人被风刮走；当一棵树、一块砖头也比当人强。

我对自己是这个被人叫做方枪枪的男孩十分不满，对他总是不能自我控制当众出丑极其不耐烦。这就像带着一个傻子出门，他不懂事惹了麻烦，别人骂你。

为什么我不能是别人？我看到周围很多人不错，于是羡慕，从羡慕到神往：要是我一生下来就六岁就好了；要是我当阿姨就好了；要是我不当方枪枪就好了。我每天都挑一个出色的人想当。

越是现了眼捅了漏子，打了碗尿了床摔了跤，越是想象力发达。常常烂摊子还没收拾，人尚在险中就站在或趴在那儿痴痴想起来。无知的人不知道我在思考，说我低智商，还张罗着带我去检查。

那大夫也是庸医，给我开了很多鱼肝油。

每天上下午各有一个小时孩子们会被阿姨带到保育院楼前的院子里散步。小朋友们男一行，女一行，互相拉着手，沿着围墙没头没脑地兜圈儿走圆。犯罪分子也许会把这种活动称为“放风”。保育院都在统一时间“放风”。

各班的队伍一队接一队首尾相连，远远看去就像保育院出了事，全体人员在游行。遇到拐弯折返，所有小朋友都会扭头去找自家亲人。我也跟着去找常见的那个叫方超的胖男孩，看见了，心里就温暖一点，像是看见了一起被捕的上级。我哥人很矜持，在班里很注意维护群众关系，一队人里就见他东拉西扯，跟前后左右谁都聊得挺欢。看见我只是一个眼神，神秘一笑。我不懂他这眼神一笑的含义，以后一路就瞎琢磨。走上五六里路，各班就地解散，阿姨们凑到一起聊天，孩子们一律爱谁谁。大孩子们往往会来找小孩子认祖归宗。我哥也会带一帮同学趾商气扬来到我身边，指着我给大家看：这是我弟。我想他这是认了我了，于是他跑到哪里也自动跟在后面，好像一伙儿的。这方超是个小头目，手下一群男兵女兵，组织一场小规模枪战敌我双方都有司令军长。仗一打起来他也顾不上我。除非他那方战败，全当了俘虏，被对方押着走，我才有机会参加，跟在队尾瘟头瘟脑地走，不时受些押解者的打骂。

就这，我也满足，似乎离什么更近了。

有时我在俘虏队里走着，注意力和视线会突然被陈南燕抓过去。她不是方超这一伙的。她们有四五个妞儿，清一色长得干净，又瘦又高的。她们很安静地在一边玩，手里有娃娃和听诊器。

她们的妹妹也和她们一起玩，很受优待，处处被让在前头。她们用很多时间小声商量事，非常认真，像大人在讨论问题。然后看到她们有条不紊地换了一种新玩法。

那几个女孩都好看，我还是更喜欢看陈南燕。看不腻。像光洁花纹精致的瓷盘子，透明闪动光芒的水晶杯，刚喷过水透着新鲜的瓜果篮，怎么看怎么喜悦，看得越久越舒服。我从没把她和她身边的女孩子做过比较，压根没这么想过，似乎没把她划在人里，光当作养目的风景、美丽的器皿那类的眼中物。

我想象我是陈南燕的弟弟——妹妹也可以。每天由她而不是由方枪枪那个胖哥哥来帮我脱衣服，拍我入睡。星期六我们手拉手一起回家，星期一再手拉手一起回来。我哭了，尿裤子了，她就急急忙忙跑来哄我，给我换裤子，一不怕脏二不怕骚。做早操、散步时，不管何时，只要她看见我，我们俩的视线一相遇，她就会朝我一笑。这一笑只对我才这样，是属于我们俩之间的，就像暗号、秘密。

也只有我们俩才会意。具体内容以后再想。有了这一笑，我觉得我在保育院的日子也就不那么难挨了。我不是特别排斥陈北燕。她也挺可伶的，说是自己会穿衣服了，经常把两条腿穿到一条裤腿里，下床就摔跤。鞋带5分钟准散一次。就会哭。说话声音小得像蚊子。吃饭比谁都慢，还爱掉饭粒。她要特别想加入到我们家来，就必须当我二姐，也能多少照顾我一点。不许尿裤子！不许爱哭！睡觉时必须和我说话。手绢必须借我擦鼻涕。那样我就许她星期六和我们一起手拉手回家，星期一手拉手回来；我就许陈南燕朝她也那么笑。我考虑很久允不允许方超加入我们这个三人组，最后决定不批准。

我想象我就是陈南燕。我对方枪枪特别好。因为他非常不错，又会自己穿衣服，又不爱尿床，身上总散发着新鲜香甜的奶味。我喜欢抱他，亲他干净瓷绷的脸蛋，方枪枪不乐意，很傲，我还非上赶着往前凑。我们把保育院变成家，阿姨都是保姆。方超领着他的军团挤在门口哭着想进来…这时我一路撞在树上。俘虏队拐弯了我光顾看陈南燕没拐。我哥他们站在一边笑弯了腰。我脸贴在粗砺的树干上一动不动，眼泪使树皮的颜色变深，我用手去抠那块湿了的硬木。

那天夜里，小朋友和阿姨入睡后，我轻轻下了床，光脚跑进因所，打开灯，掂脚去照洗手池上方的镜子。我想看到自己的形象。我在镜子前照了很长时间，看到的只是愚昧的方枪枪。他的眼睛太黑，无论我怎样使劲凑近去看，睫毛折弯，脸蛋冰凉，那里面仍是一片漆黑。镜面反映出周遭的现实却毫无穿透眼前区区黑幕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