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荡的闽江下游，是福州。

小楼下放劳动改造，到了一个他从未想过要到的地方。在南边。北方的人流落南蛮去，南方的人远赴北大荒。八千子弟俱散尽。

所有在“干校”苟活的反革命份子，混在一处，分不清智愚美丑，都是芸芸众生——一念，咦？日子回到小时候，科班的炕上，惺忪而起。

仍是操练。

拉大车、造砖、建棚、盖房子。在田间劳动、种豆和米，还有菜。凿松了硬地，或把烂地挖掘好，泥里有痰涎、鼻涕、大小二便、血脓，和汗。上、下午、晚饭后，三个单元分班学习……

小楼的功架派用场了，当他锄禾日当午时，犹有余威。他逝去的岁月回来了，像借尸还魂。但他老了。

听说蝶衣被送到酒泉去。酒泉？那是关山迢遥的地方呀。在丝绸之路上，一个小镇。酒泉、丝路，都是美丽的名字。蝶衣在一间工厂中日夜打磨夜光杯。——连夜光杯，听上去也是美丽的名字呢。

小楼并无蝶衣的消息。

他想，整个中国的老百姓，也是如此这般的老去吧，蝶衣又怎会例外？

福州是穷僻的南蛮地。

闽菜样样都带点腥甜，吃不惯，但因为饥饿，渐渐就惯了。

家家是一张家禽票，十只定量蛋过年的。拿着木棒，拚命敲打艰辛轮候买来的一块猪肉，打得粉烂，和入面粉，制成皮子，包蔬菜吃，叫做“肉燕”。真奇怪。那么困难才得到的肉，还不快吃，反而打烂，浪费工夫。小楼就是过这样的活。岁月流曳，配给的一些“鸡老酒”，红似琥珀，带点苦味。它是用一只活鸡，挂在酒中，等鸡肉、骨都融化以后，才开坛来饮。因人穷，这鸡，都舍不得吃，留着，留着，再酿一次。就淡然了。

留着也好。

小楼总是这样想：活着呢。活着就好。他也没有亲人了。菊仙不在，蝶衣杳无音讯。

当初，他们还是同在一片瓦面底下。

是的。他原谅蝶衣了。他是为了他，才把一切推到女人身上。蝶衣决不会出卖他！他一定是为他好，不过言词用错了。但在那批斗的战况中，谁不会讲错话？自己也讲错过。他挂念：酒泉？是在那儿呢？也许今生都到不了。当明知永远失去时，特别的觉得他好。恩怨已烟消云散。

到底是手足。没错。

而日子有功，他们一众都做得很熟练。每天早上起床后，全对着贴在墙上的毛主席像，先三鞠躬，再呼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身体健康！”便是“早请示”。

晚上，睡觉以前，又再重复一遍。然后，向毛主席像禀告，今日已有进步，思想已经觉悟，开会学习相当用心。念念有词，这叫“晚汇报”。

人人都习惯了谦恭木讷，唯唯诺诺。不可沽名学霸王。连手握语录，都有规矩，大指贴紧封面，食指、中指和无名指贴紧封底，表示“三忠于”。还有，小指顶著书的下沿，表示“四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无限崇拜。

认真地改造。九蒸九焙，很忙碌。

还得提着马扎儿到广场，跟大队看革命电影，学习。

某个晚上，一个老人在看电影中途，咕咚的倒地，他捱不住，死了。胡琴第一把好手。

是几个男的，包括小楼在内，抬到山脚下给埋了。坟像扁扁的馒头、馊的。营养了黄土地。

会仍继续开着。遥望是黯黄的灯，鬼火似地闪着。

忽地发觉地里有人偷白薯。悉悉的挖泥声。埋死人的几个，喝骂：

“妈的！偷吃！”

“咱种的好，一长足就来偷！不止一次！”

逃的逃，追的追，逮住一个脏兮兮的小孩，和两个比较大的，十六七岁模样。都衣衫褴褛，饥不择食。

“住哪儿！父母呢？”

小孩颤着：

“爸……妈都……上斗资批修……学习班……去，一年多。家里……没人……饿……”

两个少年，看来像学生，原来破烂的衣袖仍缠着臂章，上面是用指定的黄油写上“红兵”三个字。红兵？是逃避上山下乡的红兵呀！

曾几何时，他们串联，上京，意气风发。一发不可收拾，国务院发布指示，终止串连，并号令全部返回原来单位。他们的命运，是无用了，不知如何处置，一概上山下乡，向贫下中农再学习。

流窜在外的，回不了家的，听说不少死于不同派系的枪下，甚至死于解放军的枪下……

一个蓦地自他口袋中，掏出一把纪念章，向揪着他的小楼哀求：

“大叔，我让您挑一个，您喜欢哪个就要了吧，请给我们白薯吃。两三天没吃了。”

他来求他？

当初凶悍地把他们踩在脚底下的黄毛小子，倒过来求牛鬼蛇神放一条生路？同种同文，自相残杀后，又彼此求饶？

……

十年过去了。

毛主席死了。

华主席上场了。

华主席下台了。

四人帮被打倒了。

灾难过去，那些作恶的人呢？那些债呢？那些血泪和生命呢？

回忆一次等于脱一层皮。

举国都受了巨大的骗。因而十分疲倦。

一时之间，谁也不知道什么是错？什么是对？——小楼在香港湾仔天乐里一间电器铺子上的电视机，看到四人帮之审讯戏场。

小楼是在福建循水路偷渡来香港的。

霸王并没有在江边自刎。

这并不是那出戏。想那虞姬，诳得霸王佩剑，自刎以断情。霸王逃至乌江，亭长驾船相迎，他不肯渡江。盖自会稽起义，有八千子弟相从，至此无一生还，实无面目见江东父老……

现实中，霸王却毫不后顾，渡江去了。他没有自刎，他没为国而死。因为这“国”，不要他。但过了乌江渡口，那又如何呢？大时代有大时代的命运，末路的霸王，还不是面目模糊地生活着？留得青山在，已经没柴烧。

“别姬”唱到末段，便是“暑去寒来春复秋，夕阳西下水东流。将军战马今何在，野草闲花满地愁”。

“喂，是不是买？要什么牌子？”那电器铺子的职员见小楼专注地看电视，马上过来用这种招式赶客，以免他们占住门口一席位。

“对不起，看看吧。”寄人篱下，小楼只好识趣地走了。

幸好全港九的人都在追看这热闹缤纷的伟大节目，所以小楼走前一点，又在一间凉茶铺前驻足，与一大好事之徒仔细追认。是她了，就是她！“四人帮”这审讯特辑，许是一九八一年全港收视率最高之电视节目了。江青，举世瞩目，昂首上庭，她说：“革命是一个阶级试图推翻另一个阶级而采用的暴力。”她说：“我，与毛主席共患难，战争时，在前线，唯一留在他身边的女同志，三十八年整，你们都躲到哪里去啦？”她说：“我只有一个头，拿去吧！”她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她说：“记不起！”她说：“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这戏明显地经过彩排剪辑。江青受审的时候是六十六岁。一般六十六岁的老人，若不因为她，和她背后的伟人，应该含饴弄孙静享晚年，不过，如今……

但香港人，隔了一个海，并无切肤之痛，只见老妇人火爆，都鼓起掌来。

“哗！这婆娘好凶！”

“喂，给你作老婆你敢不敢要？”

“谢谢！你慢用！”

小楼落寞地，退出场子。尘满面鬓如霜，他也是六十多的老人了。

一辆“回厂”的电车，驶过小楼身畔。

小楼倾尽所有，竭尽所能逃来香港。最初他便是在电车公司上班。劳改令他的身子粗壮，可以捱更抵夜。

在这美丽的香港，华灯初上，电车悠悠地自上环驶向跑马地。叮铃的响声，寂寞的夜，车轨一望无际，人和车都不敢逾越。

“回厂”的电车到了总站，换往另一路轨行驶时，需用长竹竿把电缆从这头驳过那头。扎着马步，持着长竿的，是垂垂老矣的末路霸王。是的，当年曾踏开四平大马的霸王。可是他勉强支撑，有点抖，来回了数番，终于才亮了灯，车才叮叮地开走。由一条路轨，转至别一条路轨。

直至更老了。他又失去了工作。

如今他赖以过活的，是他以前驾驶电车的同事，儿子申请到廉租屋，自己的一层物业隐瞒不报，在未处置之前，找小楼看屋，给他一点钱。小楼申请公共援助，又把这情况隐瞒不报，于是他每月得到六百多元。如果一旦被揭发有外快，社会福利署便会取消他的援助金了。他有点看不起自己。

但营营役役的小市民，便是靠一些卑微鄙俗的伎俩，好骗政府少许补助。像穴居的虫儿，偶尔把头伸出来，马上缩回去；不缩回去，连穴也没有。而香港，正是一个穷和窄的地方，穷和窄，都是自“穴”字开始。

小楼踱回他的巢穴。那是在天乐里附近。他喜欢“天乐里”。他记得，刚解放那年，他与蝶衣粉墨登场，在天桥，天乐戏院。大张的戏报，大红底，洒着碎金点，书了斗大的“霸王别姬”。天桥、变戏法、说书场、大力丸、拉洋片、馄饨、豆汁、小枣粽子、吹糖人、茶馆……。但小楼，自一九六六年起，嗓子打坏了，从此没再唱过半句戏。见到天乐两个字，只傻呼呼的笑了。多亲切。

楼下还有警察抽查身分证。刚查看完一个飞型青年，便把他唤住：

“阿伯，身分证。”

小楼赶忙掏出来，恭敬珍重地递上。他指点着：

“阿sir，我是绿印的！”

八二年开始，香港政府为遏止偷渡热潮，实施“即捕即解”法令。小楼的“绿印”，令他与别不同，胸有成竹。他来得够早，那时，只要一逃进市中心，就重生了。他比其他人，幸福安全得多。

“上海佬！”

一个小胖子敲铁闸，小楼过去开闸，让他进来。小胖子才读四年级，他喜欢过来隔壁这个老伯的空屋中玩龟。

今天不见了那龟。

小胖子问：“上海佬，龟呢？”

“我不是上海佬，”小楼用半咸淡的广东话强调：“我讲过很多遍，我是北京来的！”

他很奇怪：“那有什么不同？”

小楼无法解释，他有他的骄傲：“我是北京人！不是上海人！”

“龟呢？”

他环视小楼的空屋。一张枯藤椅，一张木板床，床脚断了一截，却没有倒塌，啊！原来小楼捉了那只龟，垫着床脚，它硬朗而又沉默地顶着，活着，支撑着整张床。

龟旁有一小碟饭和水。

“有没有搅错？”小胖子大叫：“它会死的！”

他懒得同小孩谈论生死。本身没有文化，但文化大革命他惯见生死。在他自北方下放至南边时，五百多人被折磨掉二百多，一天之间，传染病死去三十人。不停的斗争，目睹有人双腿被锯断，满口牙齿被打落，生不如死，死不如死得早。往上推吧，小楼想，北洋、民国、日治、国共内战、解放、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风、反右、三年自然灾害……到了文革，中国死了多少人？中国人是世上最蠢、最苦，又最缘悭福薄的民族。蠢！总是不知就里地，自己的骷髅便成了王者宝座的垫脚石。——但不要紧，小孩一个个被生下来，时间无边无涯，生命川流不息。死了一亿算什么？荒废了十年算什么？小楼面对小孩鲜嫩的岁月，他很得意，他快死了，但毕竟还没死。

“很闷呀，没好玩的，我走了。”连小孩也跑掉。

还是香港的小孩幸福。小楼望着这个无礼但又活泼的小胖子。他懂什么政治？

如果他在北京……听说打倒四人帮之后，北京的小学生被教育着，上体育课，是用石块扔掷一些稻草人，上面画着江青的像。小孩扔掷得很兴奋。——但，“万一”江青在若干年后被“平反”了，这些小孩，岂非又做“错”了？

大人都喜欢假借小孩的力量来泄愤。这是新中国的教育方针。香港小孩幸福多了。小胖子高兴的时候，来教小楼玩一种电子游戏机，是一个傻瓜千方百计要走入一间屋子内，在投奔的过程中，高空扔下水桶、木锤、锯……等杂物，中了头颅，他就一命呜呼。但有三次“死”的机会。——多像中国人顽强的生命力！

小楼手指不甚灵活，总是很快便玩完了。“一听到音乐声就知你又死了！”小胖子是这样的嘲笑他。

音乐？对了，他很久很久，没听过任何音乐了。他残余的生命中，再也没有音乐了。忽然，他又感到日子太长，怎么也过不完。

幸好他拥有自由。

他自由地乘坐电车。他爱上游车河，主要是便宜，且只有这种胡琴上弦动的节奏，才适合他“天亡我楚，非战之罪”的霸王。四面是楚歌。楚歌是雨。雨打在玻璃上，雾湿而不快。

小楼为了谋杀时间，由湾仔坐到筲箕湾。途经北角新光戏院，正在换画片，又有表演团访港了。他没留神。后来由筲箕湾坐回湾仔。自昏晕的玻璃外望，十分惊愕——

“程蝶衣”。

他赫然见到这三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