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个月里，我接二连三地到殡仪馆去。一些人相继离世了，先是我的奶奶，这位活了九十岁的老太太，50年代做过我们这个城市的市长。四十年过后，这个城市知道她的人已经不多，但在她的遗体告别仪式上还是来了不少人。大部分人我都不认识，多是她从前的战友、部下吧。遗体告别之前，他们轮番到休息室向我们家的人表示慰问。作为遗属，我们家的人都流着泪——除我之外。我不是不想流泪，我奶奶生前是很疼我的。我有一只和平鸽牌袖珍闹钟，就是我奶奶50年代末访问苏联时专为我带回的，尽管那时我还不识字，时间对我还不具备什么意义。我之所以无法流泪，是因为我奶奶的长子——我父亲流了太多的泪，一个将近七十岁的男人，就那么当着众多的熟人生人，咧着大嘴放肆地嚎哭，鼻涕眼泪以及他那因悲哀而扭曲的脸都使我感到难为情，也许是难过。后来《哀乐》响起来了，告别仪式开始了，我们站在灵堂一侧，继续接受慰问和握手。我以为我会在这个时刻流泪，但眼泪它还是下不来，因为我的精神一直不能集中。我盯着玻璃棺材里我奶奶的遗容，发现她居然被化妆师给涂了两个边缘明显的红脸蛋儿。化妆师当然是好意，是想让死者看上去和活着一样。问题是我奶奶活着的时候从不这样，她一生不用化妆品，绝想不到死后会被化妆师在脸上大做文章。她的红脸蛋儿阻止了我的眼泪，《哀乐》也使我走神儿。因为这一曲举国上下沿用至今的《哀乐》，本出自我奶奶的小叔子、我父亲的二叔、也就是我的二爷爷之手。抗战时期他在贺龙领导的西北战斗剧社当指导员兼作曲，他创作的小歌剧《新旧光景》在当时可说是脍炙人口，《哀乐》便是取材于其中的一段插曲。当然，它后来之所以能流行全国，想必是又经人作过了加工整理，才更加丰富和完整。但《哀乐》的主创者是我的二爷爷，这是个事实。这个事实逗弄得我在有《哀乐》的场合总是三心二意。不止一个人告诉我，《哀乐》的成功就在于它能使所有听见它的人要哭，不管你眼前有没有一个活生生的死人。于是我就想，正因为有了《哀乐》，人类才没有了判断眼泪真伪的可能。《哀乐》是要唤起人所有的悲伤细胞为之活跃的，我仿佛因为与其作者有亲缘关系，才逃离了这种被唤起。我常在应该悲哀的时候刻意欣赏《哀乐》作为一首“经典”乐曲的成功之处，我还想起我那位创作了《哀乐》的长辈，当他去世前是怎样叮嘱家人千万不要在他的遗体告别式上播放《哀乐》。他真是聪明，他愿在死后还原成一个生活中的真人吧，那便用不着让人拿他创作的《哀乐》再为他增添些戏剧性的悲伤。

后来几次的殡仪馆之行，我都没有眼泪。有一次适逢省内一位文化界资深官员逝世，因了他的德高望重，佳绩昭彰，前来告别的人空前地多。百十辆汽车堵塞了殡仪馆门前的道路；拥挤在院内等待告别仪式开始的人们寒暄着互问近况，说着该说的或不该说的，让人爱听或不爱听的话。诸如“老刘啊可要多注意身体啊”——仿佛下个就轮着老刘了；诸如“老马呀多日不见你脸色可不好，该去医院检查就得去，别犹豫”——仿佛老马也很危险。更多的人则说着与死者告别全无关系的家长里短，社会新闻。人声嘈杂人头攒动，像集会，又像某个新开业的酒店等待剪彩。若不是《哀乐》猛地响起，这嘈杂还不知要继续到哪里。我敬重这位官员，他生前鼓励过很多年轻人的创作，本人也在被他鼓励关怀之列，以至于在当年能从一名普通下乡知识青年被调入作家协会，成为半职业作家。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在这大庭广众之下、这记者云集的场面表露我的哀伤呢（注意：此想法已属做作）。我踏着《哀乐》的节奏排队走向灵堂，《哀乐》又使我开始走神儿，我为我的泪水迟迟不来感到焦虑。这时乐曲忽然中止了，是录音机接触不良所致。人们都停了步子，仿佛没有音乐他们就无所适从不知以怎样的节奏向死者鞠躬。我的眼泪本来可以在这片刻的空白中涌上眼眶的，但是录音机被人捶打了几下又恢复了正常，于是《哀乐》继续，人们的行走便也继续。这当儿我走近了灵堂门口，门口举着大把假花的殡仪馆工作人员向每一位进厅者发放假花，给人感觉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强迫性行为。我被迫接住了一枝脏乎乎的白尼龙绸假花（不知被用过多少回），花梗的铁丝扎破了我的手。我的手流了血，我的眼就流不出泪了。

有时候我会想起我那天举着一枝铁丝毕露的脏绸花，有些恼火地献到死者遗体旁的尴尬样儿，幸亏《哀乐》掩饰了这尴尬，《哀乐》的功效还在于，它不仅能激发人的悲伤，也能掩盖悲伤之外的所有其他。但，我仍然没有眼泪。走出灵堂时我听见两个眼熟的记者对我的议论，他们说起向我奶奶遗体告别那一回，说那回我就从始至终没落一滴泪。

记者们好眼力。在这样的场合我不仅无法哭泣，我甚至说不清自己的心绪：慌乱，空洞，烦躁，惶惑，无名火……也许都不是，也许兼而有之。我因此常常愿意在离开殡仪馆之后一个人到烈士陵园去。

我们这座城市的烈士陵园是整个华北地区最大的墓园，占地近三百亩，埋葬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捐躯的烈士。陵园内树木很多：雪松，银杉，丝柏，法国梧桐，白丁香，紫丁香，还有那些将陵园分割成棋盘状的整齐油亮的冬青。树木簇拥着烈士的墓碑，墓碑下是他们的墓穴，一排排隆出地面的长方形墓体从东向西，从南向北一望无际，像士兵整齐的列队。除了清明，这里可能是整个城市最安宁的地方。当我从嘈杂的殡仪馆踏入烈士陵园的大门，当我坐在随便哪位烈士那半人高的墓碑之下，墓道两侧巨大的法国梧桐枝叶交错搭起蔽日的天棚，为我和烈士们遮着阴，这时候我的心便豁啦啦静下来。眼泪常常不期而至，我任凭它去流淌，因为这时我的泪水可靠从容，没有雕饰也不暧昧。不像在殡仪馆里，那地方即令有泪也给人一种来得急去得快之感。在烈士陵园这样的地方，地面上没人认识我，墓中的人又是那么谦虚那么善解人意，我流泪就用不着为了什么。我只看见这里的树很壮美，我还坚信墓中人个个年轻英俊。这里没有哀乐，也没有我奶奶被化了妆的红脸蛋儿，也没有那么多活人的寒暄，因此这里也没有死亡。引人上心的，都是些活生生的对生命的想念。我经常在条条墓道之间走来走去阅读碑文，阅读那些生命和他们短暂得有些残忍的历史。我曾经在一块墓碑上读到过一名烈士的简介，这烈士名叫王青，冀中第××军分区年轻的副司令。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第二天，王青在全区百姓庆祝抗战胜利的大会上作了鼓舞人心的报告之后，归途中被一冷枪击中牺牲，年仅26岁。每次我读王青的墓碑，总是莫名其妙地坚信那个打他黑枪的人物还活在世上逍遥法外。这想法让人毛骨悚然但并不荒唐：人世间，我们真正知道的事实又有多少呢？这种打黑枪的人，他们比战场上与我们面对面拼杀的敌人更叫人仇恨，他们在茫茫人海里也有可能隐匿得更深。

坐在烈士的墓前，我找回了我对离世的那些亲人、熟人准确真实的想念，我也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明晰地想我的奶奶。我的童年是在奶奶家度过的，小学时班里同学问我怕不怕我的市长奶奶，我不回答他们，只是想起我爷爷对我奶奶的不怕。我爷爷是个给地主扛长活出身的大老粗，战争年代也流过血负过伤的。他不仅敢打我的奶奶，还撅折过她的眼镜腿儿。他的口头禅是：“白天谁怕咱，晚上咱怕谁！”——他打我奶奶一般在晚上。长大之后我才逐渐地弄清他这口头语的含意，我不喜欢我的爷爷。有一回我读到过一段有关丹麦女王玛格丽特1972年登基的描写：在王宫阳台上，站在玛格丽特公主身边的丹麦首相大声喊了三遍：“国王已经去世，女王玛格丽特二世万岁！”聚集在王宫广场的两万名丹麦市民沉浸在悲喜交加的情绪中。这时新女王的丈夫亨里克来到阳台上，彬彬有礼地吻妻子的手，对她表示尊敬。这一事先并无安排的举动感动了成千上万的国民，他们把这看成是自豪、感激和信任的标志。这描写令我想起了我的爷爷，尽管我奶奶不是女王，可我爷爷在人前人后实在是对她缺乏起码的尊重。如果不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我会厌恶我爷爷终生的。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红卫兵小将到我家揪斗我奶奶时，我爷爷将我奶奶护在身后，和那些小将大打出手。据一位目击者回忆，当时我爷爷邪劲十足，只几分钟便将数十名小将打倒在地躺了一院子。后来我爷爷就是因此被红卫兵打死的，慢慢地，你一皮带、我一拳头地被打死的。不能不说我爷爷是为我奶奶而死，他一生不会去吻我奶奶的手，但他却能不假思索地为她豁出生命。若是我爷爷早死二十年，或许他也会被安葬在烈士陵园这苍松翠柏之间的，他本来就和长眠在这里的人们是一代人。也许这是我亲近烈士陵园的另一个原因。有一回我听说陵园管理处因为经济效益不好（参观者一向很少，门票才五毛钱一张），欲在园内辟出一块地方开办歌舞厅，顿觉怒火中烧。幸而此设想被陵园的上级主管——省民政厅及时否定，陵园才得以继续一如既往地庄重和清静。

当我来陵园的次数多了，我还发现这庄重和清静吸引的不止我这样的人。这个中午，我坐在墓碑前读着一本闲书，有一男一女从我眼前走过。他们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他们与这园内的一切格格不入。女的20岁左右，身材臃肿，卷发湿淋淋（保湿摩丝所致）地堆在耳边；脸上涂抹着很厚的劣质化妆品；一条黑呢长裙，裙裾上缀着一些金属亮片。男的30多岁，头发上明显地蒙着尘土，穿一身棕色西服，拎着大哥大包，像来自乡镇。他们渐渐地走近了，一路说着话。我下意识地低头把视线落在手中的书上，却分外留意着他们的声音。我听见女的说，二十不行。男的说，门票和可乐还是我买的呢，再添五块，二十五。女的说，五十二你也是做梦。男的说行了吧，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那脸。女的说那你别跟着我呀。可是那男的还是跟着那女的，看来他是决心在价格上作些让步的。

这一男一女，借了这里的苍松翠柏僻静安宁，就光明正大地走在烈士的墓道上谈着皮肉生意。他们走着“嚼清”着，行至墓道尽头停住脚犹豫着，像在选择合适的交易地点，又仿佛价格还没有最后谈妥。过了一会儿，我抬头向墓道尽头张望，那里没了他们。又过了一会儿，我听见身后一阵窸窸窣窣，我转身向后看，原来那一男一女绕到了我身后的那条墓道上。借着墓碑的遮拦，透过低垂的柏枝的缝隙，我看见这一男一女选择了一块枝叶掩映的墓基，在距我仅五六米的那块地方，巴掌大的梧桐叶片几乎将那座墓遮住一半。然后他们做了他们想要做的：在阳光下，在那座光洁柔润的汉白玉烈士墓上，女的撩起裙子四仰八叉，男的将脖子上那根廉价的“一拉得”领带转到脖子后头，便扑在女人身上。然后女人站起来数钱——大约比五十二要多，男人头也不回地走了，他那根领带——转向脖子后头的领带也没顾得再扭到胸前来，这使他的背影显得滑稽而又愚昧。我很惊奇我居然能注意到这个细节，很久以后，当我看到街头小商店挂着的那些“一拉得”领带，还能清晰地想起那个领带耷拉在后背上的脏头发男人。

我羞于将这件事说给任何人，包括我的丈夫。只想着当时我若冲上去突然向他们大喝一声该会有什么结果。我千百次地想着冲上去，可生活中的我并不是冲上去的那种人，我不是我的爷爷。

那个中午，当那一男一女离开后，我很想走近去看一看那是什么人的墓。但是一种气味和颜色阻止了我；不洁的，丑陋的，浊恶的……我坚信我嗅到了看见了它们，或者说我的皮肤先于我的视线嗅到了看见了墓上那浊恶的气味和不洁的颜色——有科学证明皮肤不仅能嗅到气味，也能看见颜色。我没有立刻上前并非由于我有多么高尚，是由于什么呢？我只记牢了如林的墓体中那座墓的方位，第二天我才专门来到那座汉白玉墓前读了墓碑上的文字。我知道了这墓中葬着一位八路军敌工部的女除奸科长，她是在五一大“扫荡”中由于叛徒告密，被日本人从一堡垒户中抓出活埋的，活埋前敌人挖去了她的双眼和双乳。她叫刘爱珍，牺牲时年仅22岁。为她撰写碑文的人怀着对烈士的敬仰之情，运用了一些与碑文文风明显不符的形容，譬如言及刘爱珍性格倔强且貌美时，还用了“大眼睛双眼皮”这类的句子。但这没有妨碍我对刘爱珍的钦佩，还有哀伤——每当我想起仰躺她墓上的那一男一女。

当我读着刘爱珍的墓碑时，一个对我久已有过观察的女人冲着我走过来。若不是这个女人，也许我会隔很长时间再来烈士陵园的，直到那一男一女在我脑子里淡下去。可我认识了这个女人，并且出于某种原因，和她连着几天在陵园里会面。

这是春天的一个下午，我站在刘爱珍烈士的墓前，读着她的英勇事迹，读着有关她“大眼睛双眼皮”的描述，一个女人从墓地尽头款款地向我走来。她身材高挑儿，穿一件长及脚踝的“97”欧洲款乳白色风衣，戴一副品牌为佐佐木系列的“十级方程式”太阳镜，椭圆形的灰蓝色镜片把她的脸衬得神秘、冷俏。她的走动没有运用时装模特儿在T形台上夸张的猫步，但她行进在烈士墓道上的整个姿态，却给人感觉她是行进在时装展示会的T形台上。她款款地、却是不容置疑地向我走来，她并且在走到我跟前时停住，摘下太阳镜顺畅而肯定地叫了声我的名字，就像所有熟识我的人那样的叫法。但我不认识这个女人。

这女人站在我的对面，她说你不必怀疑自己的记忆力，你的确不认识我，可我知道你，也读过你写的几本书。我知道作家协会在哪儿，还跟踪过你几回，知道你常来这儿，为此我买了烈士陵园的月票。她问我：“这儿埋着你亲近的什么人么？”她说着，问着，一屁股坐在刘爱珍的墓上，从质地柔软的咖啡色麂皮大手袋里拿出一包骆驼牌香烟，抽出一支用一只细巧的状若小号口红的打火机点上，抽起来。“我只服‘骆驼’的味儿。”她说，“虽然这烟粗俗，在美国属于搬运工那样的劳动人民。”她一只手很潇洒地托着烟，两只眼有些神经质地然而决无恶意地看着我。她的指甲修剪得很精致，指甲油是漆光浅豆沙色。她的举着烟的那只手的无名指上有一枚白金钻戒，钻石大似黄豆，在阳光下闪烁着泛青的错综复杂的锋利光芒。她的指甲、钻戒，与腕上那价值三万块钱的深灰色特种陶瓷表带环绕的方款永不磨损雷达表呼应成一种贵重不俗、可也谈不上大雅的格调。她长得不难看，一时难以看准年龄，可能是42岁，也可能是28岁，或者是这两个年龄之间的任何一种年岁。她留着齐肩的直长发，发印由正中分开，头发顺前额两侧垂下，清水挂面式吧——在这个年龄留这种头发需要胆量和时间，不过看上去这两样她都不缺：时间和胆量。换另外与她同龄的人留这种发式，可能会显得十分萎靡苍老。

我对这个陌生女人说不上反感，但也不打算与她深谈。我对被一个陌生人熟练地叫出名字有一种本能的提防，尽管她说了她是我的一个读者。我因此就犯不上回答她抽烟之前的提问：“这儿埋着你亲近的什么人么？”我对她说我只是随便到这儿走走，她马上对我说，她是决心要告诉我一些她本人的事情，才特意来和我会面的。她还说她忘了把她的名字告诉我，这很不礼貌。她告诉我她叫韩桂心。在我听来这名字不像瞎编的，但是用在这女人身上有点不老不少，似欠妥帖。当我知道她叫韩桂心时我们已经离开了刘爱珍的墓，我朝陵园大门的方向走着，一边敷衍地问她想说什么事情，一边有意加快着步子，想以此叫她感觉到，其实我对她——韩桂心的事情没有兴趣。她也随我加快了步子，她说是这样，是关于她杀过人的事。这话果然奏效，我站住了，注意地看了她一眼（职业性的）。她脸上闪现出瞬间的满足。为了终于引起我注意，也为她在此情此景中制造的气氛：墓地，跟踪，杀人。她说她知道我和她一样，是在这个城市出生；她还知道我奶奶做过这里的市长。她问我上幼儿园时玩过滑梯么，不等我回答她又说你肯定没玩过，因为自从1958年以后这个城市所有的幼儿园都拆除了滑梯，拆除滑梯的命令就是当时的市长——你奶奶颁布的。知道为什么要拆滑梯么？韩桂心又问我，不等我张口她又说，拆除滑梯是因为1958年的某日下午，在本市北京路幼儿园，一个中班男生玩滑梯时不慎从滑梯上跌下致死……

我听着韩桂心的讲述，走着，不知不觉调转头离开大门的方向，又走到了刘爱珍烈士墓前。只见韩桂心很习惯地坐住墓体一角，又一次从麂皮手袋里掏出一支“骆驼”点上。也许她这种坐法是出于无意，仅仅因为刚才她就坐过它。但我却不打算让她在这儿坐下去，我提议我们换一个地方说话，她马上服从地站起来问我“去哪儿”，她说她特别高兴我能对她提出建议，这说明我已经打算听她的事情了。她不仅站了起来，还迫不及待地补充说1958年某日的那个下午，中班男生从滑梯上跌下去的时候她正站在他的身后，她，韩桂心，当时5周岁，和那个男生是北京路幼儿园中班的同班小朋友。

也许我的确对她的事情产生了兴趣：1958年，北京路幼儿园，滑梯，男生的死亡，市长颁发的命令……这些句子于我并不陌生，我本人就是北京路幼儿园的孩子，不过比韩桂心晚几年罢了。由此推算，她已年过40。我记得我上幼儿园时，园内的确没有滑梯，后来我的确也听说过，一个男生从滑梯上摔下来当场死亡，这是当年这座城市里一个妇孺皆知的事件，特别当我奶奶颁布了拆除全市幼儿园滑梯的命令，这命令和男生死亡事件相继在报纸上出现之后。我和同我一起入园的小朋友们都被阿姨领着，在园内参观过曾经矗立着滑梯的那块旧址。阿姨领我们参观是要告诫我们注意安全，在任何地方也不要做攀高活动。那时的我对滑梯这种东西的确产生过恐惧，但也有渴望，甚至应该说恐惧越深，渴望越大，直至长大成人。成年之后在一些游乐场所我试着滑水、滑沙或滑别的什么，我想这些运动带给成人的刺激一定如同滑梯带给幼童的刺激，我为我终于补上了这幼年空缺的一课感到心满意足。于是从前的一切遥远了，我看重前边的景观。可是这位韩桂心，显然她还陷在从前的死亡里不能自拔。是因为她亲眼所见，是因为死者就是排在她前边的同班小朋友，还是因为——前边她说了她杀过人？总之，我打算静下心来听听韩桂心的讲述，也许一切没什么意义，可又能坏到哪儿去呢？我想。

我引韩桂心离开刘爱珍的墓，我们来到正冲大门的一条宽阔的鹅卵石甬路上，在路边的梧桐树下，选了一把有着巴洛克风格的墨绿色铁制长椅坐下来。韩桂心再次打开麂皮手袋，拿出一只TRC55DM型号的三洋录音机，又拿出一大盒排列整齐（饼干似的）的微型录音带。她对我说你最好把我的话录下来，用这个。她这种准备有序的行为使我有点不舒服，好像我在一步近似一步地钻入她的圈套。再者，她这种不顾对方习惯张口就要求录音的做派也刺激了我的那么点自尊心。我对她说用不着，一般情况我不动用采访器（我有意以此称谓来蔑视她的“TRC55DM”）。但是韩桂心向我声明说她不是一般情况，她请我录音正是为了证明她的郑重，她会为她的话负责。我于是作了让步说，那么我们明天开始谈吧，明天我带自己的工具来。

第二天上午我和韩桂心如约在老地方——那只巴洛克风格的绿椅子上见面，我带来了自己的三洋TRC500M，打开，它记录了韩桂心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