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父啊，”他说，“守在我跟前，陪着我同死神会面吧。也许他看到你在我跟前，就会吓跑了，不再敢来缠我，我就可以安安静静的了。或者，你也可以说上一句话，幕后操纵操纵，嗯？”

快要死的人眨眨眼、似乎是在将老头子的军，不过态度并不严肃：

“你同死神反正是亲兄弟嘛。”

然后，好像生怕老头子生气似的，他抓住老头子的手，说：

“守在我跟前，让我就这样握着你的手，就像我们在斗智中胜过了别人一样，我们也会在斗智中胜过死神这个狗杂种。教父啊，千万别把我让给死神。”

老头子做了个手势，让别人离开病房。他们出去了。他用他那双宽大的手，握住了劲科·阿班旦杜枯萎得像鸡爪子一样的手。老头子一再安慰他的朋友，语气沉静，反复消除他的顾虑。他俩就这样一道等待死神到来，似乎老头子真能够把劲科·阿班旦杜的命从人类最凶恶的刑事犯手中夺回来一样。

对康妮·考利昂来说，那天婚礼结束得很顺利。新郎卡罗·瑞泽也表演得很有技巧，很有生气；新娘钱包里的两万美元给了他极大的鼓舞。不过，新娘虽乐意放弃自己处女的纯洁却不乐意放弃钱包。为了钱包，他不得不把她的一只眼睛打青。

璐西·曼琪妮在家里等着桑儿·考利昂来电话，心中满以为他会要求她出去玩一天的。未了，她自己打电话到他家。当她听到接电话的是个女人的声音时，她把电话挂上了。她没有想到，有几个人当时就注意到她同桑儿为了那要命的半小时而离开了会场；现在到处都在传播着闲话，说桑迪诺·考利昂已经另找到了一个玩弄的对象，还说什么他同他妹妹的伴娘已经“干上了”。

亚美利哥·勃纳瑟拉做了个可怕的梦。在梦里，他看到考利昂老头子戴着有檐的帽子，穿着宽大的罩衫，还戴着厚手套，在他的殡仪馆前面，从车上扔下一具被子弹打穿了的尸体，同时高声大喊：

“注意，亚美利哥，对任何人都不许透露，赶快把这个人埋掉。”

他哼哼起来，哼得那么响，那么久，老伴也给闹醒了。她把他摇醒。

“唉，你这人，真是，”她发牢骚地说，“刚参加婚礼就做恶梦。”

恺*亚当姆斯由鲍里·嘎吐和克莱门扎护送，到达她在纽约市区下榻的旅馆。汽车很大，很豪华，由嘎吐驾驶，克莱门扎坐在后面；紧挨着司机的前座是让给凯的。她发觉这两个人都有点毛手毛脚，洋里洋气的。他们的谈吐也是电影里常听到的布鲁克林腔调；他们对她显得过分彬彬有礼。在车上，她同这两个人随便交谈。使她感到惊奇的是：他俩在谈到迈克尔时，总要流露出明确的爱慕和敬仰之情。迈克尔总是转弯抹角地让她相信，他在他父亲的世界里，是个格格不入的局外人。而现在，克莱门扎说出来的话，使她确信那位“老人家”认为迈克尔是他三个儿子中最出色的一个，是肯定会继承家业的一个。

“家业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恺用最自然的语气问道。

鲍里。嘎吐在转方向盘的时候，向她很快地瞟了一眼。在她后面的克莱门扎以惊讶的语气说：

“迈克尔没有给你讲过？考利昂先生是美国经营意大利橄榄油的最大的进口商。眼下战争已经结束，这种家业又可以发大财了。他正需要像迈克尔这样精明能干的小伙子。”

到了旅馆，克莱门扎坚持要陪她到服务台去。当她提出反对时，他简单地说：

“老板吩咐，要把你安全送到。这是我的任务。”

当她拿到了房间钥匙之后，他陪她走到电梯门口，一直等到她进了电梯。她笑着向他挥挥手；他也笑，笑得那么真挚而得意，使她感到惊奇。她上了电梯，所以没有看到他又回到旅馆的登记处去问道：

“她登记的是什么名字？”

旅馆登记员冷冰冰地瞧瞧克莱门扎。克莱门扎把他手里揉来揉去的纸团放在柜台上，向登记员滚了过去；登记员抓起纸团，马上就说：

“迈克尔·考利昂夫妇。”

鲍里·嘎吐回到汽车里说：

“姑娘不错。”

克莱门扎哼了一声。

“迈克尔同她已经干起来了。”

他认为，干这种事等结婚以后才行。“明天一大早就把车开来接我，”他对鲍里·嘎吐说。“黑根给咱们搞了些差事，必须马上完成。”

星期天晚上，汤姆·黑根才同他妻子吻别，驱车直奔飞机场。持有特字第一号优先证（这是五角大楼总参谋部的一位军官送来的可喜礼物），他顺顺利利地登上了一架飞往洛杉矶的飞机。

对汤姆·黑根来说，这一天虽然忙，但忙得痛快。劲科·阿班旦杜在清晨三点钟已经死了；当考利昂老头子从医院回来的时候，就已经通知黑根说，他现在就是正式参谋了。这就意味着，黑根会成为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当然不用说也有权。

这个任命，打破了参谋向来都是纯血统的西西里人这一传统。黑根作为考利昂家中一个成员的这一事实，也没有能够改变人们对这一问题的传统观念。因为这是一个血统问题。只有一生下来就经过耳濡目染而习惯于缄默作风，即守口如瓶的准则，才有资格担当“参谋”这个关键的职务。

在决定政策的考利昂老头子和实际执行命令的工作人员之间，还有三层人员，或三个缓冲层。有这样的体系，任何问题也不可能追溯到顶层来。除非参谋叛变。那天早上，考利昂老头子就发出明确的指示，怎样收拾那两个打伤了亚美利哥·勃纳瑟拉的女儿的年轻人。但是他把命令私下交给汤姆·黑根。当天，黑根也同样是在私下，没有任何别的人在场，把命令转交给了克莱门扎。接着，克莱门扎又转告鲍里·嘎吐去执行任务。鲍里·嘎吐就马上纠集人马来执行任务。鲍里·嘎吐和他手下的人是不会知道为什么要执行这样一项特殊任务，也不会知道是谁下的这道命令。要把老头子牵涉进去，那就得要使这根链条上的每个环节都一一背叛老头子才行；这种事虽然从来没有发生过，但始终是有可能的。预防这种可能性的办法也是人所共知的。就是把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搞掉。

“参谋”的任务顾名思义是老头子的顾问，是他的右手，是他的辅助头脑，也是他最亲密的伙伴，最亲密的朋友。有重要任务要出差，他给老头子开车；在会谈中，他就出来给老头子搞些点心、咖啡、三明治、新鲜雪茄烟。他会知道或几乎知道老头子知道的一切，也就是洞察权力结构中所有的细胞。他是世界上唯一可以置老头子于死地的人。但是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参谋背叛了一个老头子。在美国站稳了脚根的任何一个强大的西西里家族中从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因为背叛是没有前途的。每个当参谋的人都知道：如果他忠诚，他会有钱、有权，还会受人尊敬。如果遇到不幸，他的妻子儿子会受到保护和照顾，与他活着时一样。如果他保持忠诚。

在某些问题上，参谋就得以较为公开的方式代表他的老头子办事，然而却不能牵连他的主子。黑根坐飞机到加利福尼亚要解决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他明白，他作为参谋的事业将受到这项任务的成败的严重影响。从家族事业的标准来看，约翰昵*方檀是否得到那部战争片中他所梦寐以求的角色，是小事一桩。更为重要的是下个星期五同维吉尔·索洛佐的会见。但是黑根知道，对老头子个人而言，两桩事情同样重要，都是决定一个参谋是否称职的关键。

活塞式飞机震颤得很厉害，摇撼着汤姆·黑根的已经很紧张的神经系统。他向女招待员要了一杯马丁尼酒，想镇静一下。老头子和约翰昵已经把电影制片厂的老板杰克·乌尔茨的性格特点向他勾勒清楚了。但是，他确认，老头子要恪守他对约翰昵的诺言。他的任务就是谈判和接洽。

黑根靠在椅背上，回忆向他提供的全部情报。杰克*乌尔茨是好莱坞三个主要电影制片厂的老板之一，他自己的制片厂通过合同掌握着几十个明星。他是美国总统的战争情报顾问委员会电影部的委员，这就说明，他协助摄制宣传影片。他在白宫参加过宴会。他在他的家里款待过约·埃德加·胡佛。但这一切没有一条值得重视，都只不过是些官方联系而已。乌尔茨并没有任何个人政治权力，这主要是因为他是个极端的反动分子，另外还因为他是个权迷心窍的狂妄分子，喜欢滥用职权，根本不顾这样蛮干的后果必然使成群的敌人从地里钻出来。

黑根叹了口气，实在没有办法“把握”杰克·乌尔茨。他打开公事皮包，想设法干些抄抄写写的工作，但是他太累了。他又要了一杯马丁尼酒，接着又回忆自己一生的经历，他没有什么可遗憾的，真的，他感到自己幸运极了。不管因为什么理由，他十年前所选择的道路，对他来说，已经证明是正确的。他是有成就的，他感到生活很有意义。

汤姆·黑根今年三十五岁，个儿高高的，身材很苗条，头发理成了平头，容貌普普通通。他是个律师：虽然律师考试合格后也曾干过三年法律工作，但他并没有为考利昂家族干实际的具体的法律工作。

他小时候，是桑儿·考利昂玩耍的伙伴。黑根的母亲早就眼瞎了，就在他十一岁的那年死了。黑根的父亲是个酒量很大的、毫无指望的酒鬼。他本来是个勤勤恳恳的木匠，一辈子没干过一件亏心事，但喝酒毁了他的家庭，最后也送了他自己的命，汤姆·黑根成了孤儿，在街头流浪，晚上就睡在门廊。他妹妹被收养到孤儿院里，但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社会福利机构对年满十二岁的男孩子的问题是不予考虑的。因为年满十二岁的男孩子总是那么忘恩负义，经常会逃出来，拒不接受救济。黑根那时眼睛在害病。东邻西舍悄悄地议论，说他的眼病是他母亲传染的或遗传的。这样，别人也可能被他传染，大家都避开他。桑儿·考利昂把他的朋友带到家里，而且要求把他收留下来。汤姆·黑根得到了一盘热腾腾的意大利式细实心面，里面加着附油的番茄酱，这顿饭的味道他至今没有忘记。吃罢，人家又给他拿来了一张折叠式钢架床，让他在上面睡觉。

考利昂老头子，以最自然的方式，一句话也没有说，也没有以任何方式讨论过，默许这个男孩子待在自己家里。考利昂老头子还把这个男孩子带到一位眼科专家那里，把他的眼病给治好了。他送他上大学，上法律学校。在整个过程中，老头子不是以父亲的姿态出现的，而是以监护人的身份出现的。老头子对待黑根，在表面上没有流露过疼爱的感情；说起来也奇怪，他对黑根比对他自己的亲儿子还客气得多，向来不把作为父辈的意志强加于他。大学毕业之后，他又到法律学校去深造。这也是孩子本人的决定。孩子听到老头子有一次曾经说过：

“一个带着公事包的律师能够比一百个带着枪的强盗诈取更多的财物。”

然而，当父亲的感到非常伤脑筋的是，桑儿和弗烈特中学毕业之后，就坚持要投身于家庭事业中去。只有迈克尔上了大学，接着就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的那一天报名参加了海军陆战队。

黑根在参加律师考试合格后，就结了婚，另立门户。新娘是一个家住新泽西州的年轻的意大利姑娘，是个大学毕业生，一个大学毕业生在那些年头还是很稀罕的。婚礼，当然是在考利昂老头子家里进行的。过后，老头子主动支持黑根从事他自己愿意从事的事业，笼络一些要打官司的人去找他，负责布置他的律师事务所，帮助他搞到不动产，建立家业。

汤姆·黑根低着头，对老头子说：

“我乐意为你效劳。”

老头子感到惊喜交加。

“你知道我是什么人？”他问道。

黑根点点头。他还没有真正了解老头子的权力之大——那时候确实还没有。而且在随后的十年里他也并没有真正了解，直到劲科·阿班旦杜病倒之后，他当了代理参谋才真正有所了解。但是他点头了，他的眼睛盯着老头子的眼睛。

“我要像您的儿子那样为您效劳，”黑根说。

言外之意是要完全忠诚，完全接受老头子作为父辈的权威。老头子也是这样理解的。自从这个年轻人进了他的家，他第一次以这种理解向他表示出了父爱。他把黑根搂到自己怀里，很快地拥抱了一下。此后他把他看成像亲生子了，不过他有时还是要说：

“汤姆，千万不要忘记自己的亲生父母。”好像他也在提醒自己。

黑根是根本不会忘记的。他妈妈简直是个“童性痴呆患者”，又是个邋遏女人，给贫血症折磨得麻木不仁，连对自己的子女也没有母爱。黑根痛恨自己的父亲。他母亲的瞎病使他感到可怕：后来他自己染上的眼病对他是个致命的打击，他以为自己会变成瞎子。父亲死的那年，他才十一岁，在汤姆·黑根的头脑里突然萌生了一种古怪念头。他在街头流浪，像动物一样只等死去，直到决定命运的那一天，桑儿发现他睡在人家门廊前面，才把他带到家里来。以后发生的变化实在都是奇迹。但是，几年来，他一直做噩梦，梦到自己成了瞎老头，满街乱窜着乞讨，一面走，一面用白棍子在地上敲着探路。他的几个瞎孩子跟在后面也用小白棍子边走边敲着。有几天早晨，当他醒过来之后，在刚刚清醒的一刹那，考利昂老头子的面容就深印在他的脑际，他又感到安全了。

但是老头子坚持要他除了给家族尽义务之外，再花三年时间进行一般性法律实践。这种实践后来证明是异常宝贵的，同时也消除了黑根头脑中为考利昂老头子效劳的种种疑虑。他在一家与老头子有关系的刑事律师公司的各个事务所锻炼了两年。大家公认，他在法律事务方面是有特殊素质的。他的工作干得很出色；在他开始为家族效劳之后的六年间，考利昂老头子一次也没有指责过他的什么不是。当他被任命为代理参谋之后，别的强大的西西里家族在提到考利昂家族时，都轻蔑地称之为“爱尔兰帮”。这使黑根哭笑不得，同时也间接提醒他，他绝不可能继承老头子，成为家族事业的头头。但是，他本人倒也很知足。那个，从来也不是他奋斗的目标，因为这种野心，对他的恩人来说，对他的恩人的纯血统的家族来说，都将是一种“失礼”。

当飞机在洛杉矶降落的时候，天空仍然一片漆黑。黑根到旅馆办理了登记手续，洗了个澡，刮了个脸，看着全市渐渐破晓的景色。他叫人把早点和报纸送到他的房间里来，过后就躺下休息，一直等到十点钟，这是同杰克·乌尔茨约会的时间。同这样的人约会很容易地定下来了，真有点想不到。

在前一天，黑根曾打电话给各种电影工会中最强有力的一个人物，此人名字叫比勒·果夫。按照考利昂老头子的指示，黑根告诉果夫，要他安排在第二天拜访杰克·乌尔茨，这就等于向乌尔茨暗示：如果会谈结果没有使黑根感到满意，那就可能在电影制片厂爆发一次罢工。一小时之后，黑根接到了果夫打来的电话，说是约会定于上午十点。乌尔茨已经意识到搞不好就可能罢工，但似乎不太重视。果夫照实向黑根说了，还补充说：

“要是事情真的演变到了那一步，我本人得直接找老头子谈谈。”

“要是到了那一步，他会主动找你的，”黑根说。

他这样说，避免了在具体问题上把话说死。果夫对老头子百依百顺，黑根并不感到奇怪。从组织机构来说，这个家族帝国目前并没有超出纽约地区的范围，但是考利昂老头子采取帮助各个工会领袖的办法，把他个人的影响早就扩大进去了。许多工会领袖仍然还欠着他的情。

但是，约会定在上午十点钟，是个不实在的迹象。这就意味着他将是约会名单上的第一个人；第一个是不会受到邀请吃午饭的。这还意味着乌尔茨小看他。显然，果夫在交涉的时候没有拿出足够的威慑力量，也许乌尔茨已经把他放进贿赂名单上了。老头子始终不喜欢抛头露面，这一点，有时候对家族事业是不利的，因为他的名字在外界人听来是无足轻重的。

事实证明他的分析是正确的，乌尔茨姗姗来迟。约定的时间到了之后，又让黑根干等了半个小时，黑根倒不怎么在乎。会客室非常奢侈豪华，舒适安逸。在他对面的长沙发上，坐着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姑娘。黑根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她只不过十一二岁，穿着倒像个成年人，衣料很昂贵，但看上去很朴素。她的头发是金黄色的，美极了，使你难以相信，人世间竟有这样美的金发；眼睛是海蓝色的，大大的，神奇莫测；嘴巴是山莓色的，鲜嫩，绯红。有个女人在旁边守护着她，显然是她的妈妈。这个女人死盯着黑根，想以她那傲慢的气势把黑根压垮。这可把黑根气坏了，恨不得打她几拳头。他对那个女人同样冷眼相待，心里想：小姑娘是天使，妈妈是魔鬼。

最后，终于来了一个穿着高雅、身体很结实的中年妇女，领他穿过一连串办公室，走进电影制片厂老板的办公室。给黑根印象深刻的是，这些办公室都布置得很美，里面的工作人员也很美。他不由自主地笑了。他们都是精明伶俐之辈，都拼命想挤进电影演员的大门而暂时受点委屈：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可能要么是在这些办公室里干一辈子，要么是中途承认失败，卷起行李回老家。

杰克·乌尔茨个儿很高，身材魁梧奇伟，虽是个大肚皮，却由于衣服剪裁得巧夺天工，倒也看不出来。黑根知道他的经历。乌尔茨十岁的时候在西边一带搬运过空啤酒桶，推过小推车。二十岁那年，帮助他父亲强迫服装工人干活。到三十岁就离开了纽约，搬到西部来了，把钱投资到门票只卖五分镍市的戏院，后来就创办电影制片厂。到四十岁，一跃而为电影业最强大的巨头，但仍然言辞粗野，好色无度，像一只贪婪的豺狼，专对绵羊似的年轻小明星大发淫威。上了五十岁，他变了。他请人给他上社交语言课，从一个英国男仆那里学习怎样穿衣服，从一个英国管家那里学习怎样才能显出温文尔雅的风度。在他第一个妻子死后，他就娶了一个举世闻名的绝代佳人。她是个不喜欢演戏的女演员。如今他六十岁了，他搜集古旧名画，是总统咨询委员会的委员。在他名下积累的用以促进电影艺术事业发展的资金，已达数亿美元之巨。他的女儿嫁给了一个英国勋爵；他的儿子娶了一个意大利公主。

他最近的爱好，正如每个电影专栏作家报导的那样，是修建他自己的专养赛马的几个马厩，去年他已经为此花了一千万美元。他因为花了六十万美元买了一匹名叫“卡吐穆”的英国著名赛马，并宣布这匹百战百胜的赛马将退休留作种马，不外借，专门为乌尔茨马厩繁殖优种马，他一下就成了各报的头条新闻。

他礼貌地接待了黑根，他那晒得黑红、精心刮过的脸一收缩，做了个怪相，勉强笑了下。尽管他花了许许多多的钱想使自己变得年轻些，尽管有技术最高的美容师的精心修整，他的年龄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在他一举一动之中显示着巨大的活力；在他身上也具有考利昂老头子所特有的神态，也就是说，使人感到在他自己的天地里就是绝对权威。

黑根在谈判一开始就接触到了正题。他说他是约翰昵·方檀的一个朋友派来的密使。他还说这个朋友是非常有能耐的；如果乌尔茨先生肯答应一件小事，这个朋友就会向乌尔茨先生立誓，保证感激涕零和永恒友谊。这件小事就是把约翰昵·方檀列入下周开拍的战争新片的演员名单。

那张脸毫无表情。

“你的那个朋友能够给我帮什么忙？”乌尔茨问。他的声调里带着一种盛气凌人的傲气。

对他那种盛气凌人的傲气，黑根故意装憨。他只管解释：

“你面临着工人正在出现的麻烦和威胁。我的朋友能够绝对保证消除那种麻烦。你有个拔尖的男明星，他为你的制片厂赚了一大笔钱，他原来吸大麻，近来又改用海洛因。我的朋友可以保证那个男明星今后再也搞不到海洛因。如果今后几年出现别的什么小事，只消给我打个电话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杰克·乌尔茨听着这一席话，仿佛是在听一个小孩子吹大牛。然后他粗声粗气地、故意用东岸的土腔调说：

“你想唬我？”

黑根沉着冷静地说：“绝对不想。我是给一个朋友办事。我已经给你解释清楚了，这样办你是不会吃亏的。”

乌尔茨像是早就准备要发脾气似的，突然满脸怒气，那双染得乌黑的浓眉紧锁起来，眼睛一瞪，上方出现了一道很粗的皱纹。他把身体扑到桌子上面对黑根说：

“好吧，你这个油腔滑调的狗儿子，让我给你和你的主子——不管他是谁——把话说死：约翰昵·方擅绝不可能参加演那部片子。我根本不在乎从门、窗、地板、桌椅板凳等木器里面会突然钻出多少鬼鬼祟祟的小蛆虫来。”

说罢，他把身子往后一靠：“伙计啊，我对你有句忠告：约·埃德加·胡佛这个人，我想你是早就听说过了吧？”说到这里，乌尔茨嘲讽地咧嘴一笑——“他同我的私人交情很好。如果我让他知道我受别人的压力，那么你们这些小子吃了苦头，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黑根耐心地听着。他原来预料，处于乌尔茨这样地位的人会识相一些。一个办事如此愚蠢的人，竟然爬到一个拥有数亿资金的公司头目的高位，这是可能的吗？老头子正在找新的投资对象，这倒是值得考虑的：如果这一部门的最高层人物都是这一类笨头笨脑的家伙，那么电影工业就是最理想的投资部门了。刚才的辱骂，黑根一点也不放在心上。他已经从老头子那里直接学到了谈判艺术。“千万不可动肝火。”这是老头子的教导。“千万不可做出威胁的样子，要同人家说理。”“说理”这个词在意大利语里听上去要合道理得多，有点像“捏合”这个词的音。说理的艺术就在于撇开一切侮辱，一切威胁。他打了你的左脸，那么，把右脸转过来让他再打。黑根曾亲眼看到老头子一连八个钟头稳坐在谈判桌旁，一再忍受侮辱，试图说服一个臭名昭著、妄自尊大、飞扬跋扈的狂人改过自新。经过八个钟头的努力仍然无效，考利昂老头子无可奈何地举起双手，对谈判桌旁其余的人说：“谁也无法同这号人说话。”说罢就昂首阔步地走出会议室。那个一贯飞扬跋扈的狂人一下子给吓得脸色苍白，就又派密使把老头子请回到会议室。协议是达成了，但两三个月后，那个狂人就在他常去理发的理发店里被击毙了。

现在，黑根又开口了，用的是最一般的语气。

“请看我的名片，”他说，“我是个律师。我怎么会不顾我的律师身份而自讨苦吃呢？我说过一句威胁的话吗？我想说的只是：为了让约翰昵·方檀能参加那部影片的拍摄，我准备接受你可能提出的任何条件。我认为，为了这样一件小事，我已经提出了价值很大的报酬。我也了解，这是一件对你本人也有利的小事。约翰昵告诉我说，你本人也承认，他演那个角色合适极了。再说，如果不是这样，这个要求也绝对不会提出。还有，如果你担心自己的投资捞不了多少利，那么我的委托人也愿意对这部影片给予资助。不过，请让我把我的意思讲清楚，免得引起误解。我们知道你说一不二，没有人能强迫你，也没有人想强迫你。我们也知道你同胡佛先生的交情，我不妨再补充一句：我的上司也因此而尊重你，他非常尊重那种交情。”

乌尔茨一直在用一支红翎子大笔心不在焉地乱写乱画。一提到钱，他的兴趣就来了，也不再写写画画了。他以瞧不起人而又装作关心人的语气说：

“这部影片预算是五百万。”

黑根轻轻地嘘了一口气，表示他已经得到了深刻的印象。接着，他非常随便地说：

“我的上司有许多朋友，他决定要干什么，他的朋友都会给他当后盾。”

这一下，乌尔茨才开始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整个问题。他仔细看了看黑根的名片。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你，”他说。“纽约的大律师我大都认识，但是你究竟是什么样的律师？”

“我参与的是那些高贵的联合律师协会的业务，”黑根干巴巴地说，“我只处理我的协会委托下来的案件。”

说罢，他就站了起来。

“我不愿意再耽搁你的时间了。”

他伸出手，乌尔茨抓住他的手握了一下。黑根向门口走了几步，然后又回头直面乌尔茨。“我晓得你不得不同许多冒充了不起的人物打交道，我的情况相反，我是有意装出无足轻重的样子。你干吗不利用我们之间的共同朋友来对我作出正确的估价呢？如果你准备重新考虑，就请打电话到我下榻的旅馆。”

他停了片刻，又说：

“补充一句在你听来也许是大逆不道的话：我的委托人能够给你做一些甚至胡佛先生也无能为力的事情。”

他发现这位电影制片厂老板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乌尔茨已经觉察到这话里有话，黑根使出浑身解数装出极力讨好的腔调说：

“我希望你的事业能够继续兴旺发达。我们的国家需要你所从事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