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乐的父亲一看，他这人很忠实，就让他到家里来当一个打杂的，扫扫院子之类。一天白给他三顿饭吃，早晨吃稀饭，中午和晚饭是棒子面大饼子。

本来他家里有一个拉车子的，那个拉车的跑地快，也没有别的毛病，只是他每个月的工钱就要十块。若让这打杂的兼拉车，每月可少开销十块。

不久就把那拉车的辞退走了，换上这个满脸苍白的人。他拉车子走得很慢，若遇到上坡路，他一边拉着，嘴里和一匹害病的马似的一边冒着白沫。他喘得厉害，他真是要倒下来似的，一点力量也没有了。

马伯乐的父亲坐在车上，虽然心里着一点急，但还觉得是上算的：

“若是跑得快，他能够不要钱吗，主耶稣说过，一个人不能太贪便宜。”

况且马伯乐的父亲是讲主耶稣慈悲之道的，他坐在这样慢的车上是很安然的，他觉得对一个又穷又病的人是不应该加以责罚的。

马怕乐的父亲到了地方一下了车子，一看那车夫又咳嗽又喘的样子，他心里想：“你这可怜的人哪！”于是打开了腰包，拿出来五个铜板给他，让他去喝一碗热茶或者会好一点。

有一天老太爷看他喘得太甚，和一个毛毛虫似的缩做一团，于是就拿了一毛钱的票子扔给他。车夫感动极了，拾起来看看，这票子是又新又硬的。他没去用，等老大爷出来，他又交还他。老太爷摆手不要。

车夫一想，马家上下，没有对我不好的，老太太一看我不好，常常给我胡椒酒喝。就是大少爷差一点，大少爷不怎样慈悲，但是对我也不算坏。

于是车夫把这一毛钱买了一张圣母玛丽亚的图像呈到老太太的面前了。

老太太当时就为车夫祷告，并且把小丫环和梗妈也都叫来，叫她们看看这是车夫对那稣的诚心。

有一天车夫拉着老太爷回来，一放下车子人就不行了。

马伯乐主张把他抬到附近的里仁医院去。父亲说：

“那是外国人的医院，得多少钱！”

马伯乐说：

“不是去给他医治，是那医院里有停尸室。”

父亲问：

“他要死了吗？”

马伯乐说：

“他要死了，咱们家这样多的孩子，能让他死在这院子吗？”

过了半天工夫，街上聚了很多人了，车夫躺在大门外边，嘴里边可怕地冒着白沫。

马伯乐的父亲出来了，为车夫来祷告：

“我主在天的父，你多多拯救穷人，你若救活了这个将死的人，那些不信主的人，闻风就都来信服你……我主，在天的父……”

老太太站在大门里，揩着眼睛，她很可怜这样无靠的人。

街上那些看热闹的人静静地看着，一句话也不说。只有梗妈向老大爷说了好几次：

“把他抬到屋里去吧，他死不了。”

老太爷摇摇头说：

“我主耶稣，不喜欢狭窄的地方。”

梗妈又对老太太去说：

“把他抬进来吧！”

老太太擦擦眼泪说：“多嘴！”

于是那车夫就在大门外边，让太阳晒着，让上百的人围着。

车夫果然没有死。

今天被老太太喝呼着，他就跪在大门洞子里了。

但是他不晓得力大少爷祈祷什么，同时街上过往来口的人，还一个劲地看他，他只得抬起手来把脸蒙住。可是他的手正在擦车灯，满手是擦灯油的气味。

他看一看老太太也上楼了，他也就站起来了。

这一天祷告的声音很大，不同平常的晚祷。声音是嗡嗡的，还好像有人哭着。车夫想：

“哭是在礼拜堂里边，怎么在家也哭？”

车夫一听不好了，大半是发生了不幸。他赶快跑到屋里去，把门关上，向着圣像很虔诚地把头低下去，于是也大声地叨叨起来：

“主，耶稣，你千灵万灵的主，可不要降灾于我们的大少爷……可不要降灾于我们的大少爷……从前我以为他是个狠心的人，从昨天起我才知道他是个心肠很好的人。上帝，昨天他还给我两块钱来的……昨天。”

马伯乐因为要离开家，所以赏给两块钱，因此车夫为他大嚷大叫着。

送信的信差来了，敲打着门房的窗子，没有人应，就把信丢进窗子里去。他往窗子里一望，地上跪着一个人，他招呼一声：

“信！”

里边也没有回答，他觉得奇怪，又听这院子里楼上楼下都嗡嗡的。

在这个城里，耶稣教很盛行，信差也有许多信教的，他知道他们在做祷告，他看一看手上的表，知道晚祷的时候还未到。”

若不在晚祷的时候，全体的祷告是不多见的，大概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生了初生的婴儿是如此，因为婴儿是从耶稣那里得到生命的。有人离开了世界，大家希望他能够回到主人那里所以大家也为他祈祷。

那信差从大门口往里望一下，没有看见一个人。两三个花鸭子绕着影壁践踏地走来。信差又往院子里走一走，看见小丫环在走廊上也是跪着，他就一步跳出来了，心中纳闷。

他到隔壁那家去送信，他就把这情形告诉了那看门的。

看门的跑到马公馆的大门口站了一会，回去就告诉了女仆，女仆又告诉了大小姐。

不一会，马公馆的大门外聚了一大堆的人。因为这一群人又都是不相干的，不敢进去问一问，都站在那儿往里边探头探脑。

有的想，老马先生死了，有的想孙少爷前天发烧，也许是病重。

还有一些，是些过路人，看人家停在那儿了，他也就停在那儿了，他根本什么也不知道，就跟人家在那里白白地站着。

马公馆的老厨子，扎着个蓝围裙，提着个泥烧的扁扁酒瓶子，笑呵呵地从街上回来。走到大门口，那些人把他拦住，问他：

“你们公馆怎么着了？有什么事？”

他说：“没什么，没什么！”

人们向他拥着。他说：

“别挤别挤，我要喝酒去了。”

` 他一进了院子，听听楼上楼下，都在祷告。他一开厨房的门，他看梗妈跪在那里，并且梗妈哭的和各泪人似的。他也就赶快放下了酒壶，跪下去了。

马伯乐有生以来只受过两次这样庄严的祷告。一次是在他出生的时候，那时他还很小，他全然不知道。那么只有这一次了，所以是他感到很庄严，他觉得坐立不安。

不久他带着父亲赞助他的那笔款子，在上海开起书店来。

现在再说他的父亲赞助他这笔款子究竟是三千块钱，还是几百块钱，外人不能详细地知道。他见了有钱的人，他说三千。他见了穷朋友，他说：

“那有那么多，也不过几百块钱。父亲好比保险箱，多一个铜板也不用想他那里跳出来。”

“说是这样说。”马伯乐招呼着他的穷朋友，“咱们该吃还是得吃呵，下楼去，走！”

他是没有带帽子的习惯的，只紧了紧裤带就下楼去了。

他走在前面，很大方的样子。走到弄堂口，他就只给朋友们两条大路，一条是向左，一条是向右。问他们要吃汤圆，还是要吃水饺。

马伯乐说开的这爿店是在法租界一条僻静的街上，三层楼的房子。

马伯乐这书店开得很阔气，营业部设在楼下，二楼是办公厅，是他私人的，三楼是职员的卧室 （他的职员就是前次来上海所交的几个穷朋友）。

房子共有六七间，写字台五六张，每张写字台上都摆着大玻璃片。墨水瓶，剪刀，浆糊，图钉，这一些零碎就买了五十多块钱的。

厨房里面，请上娘姨，生起火来，开了炉灶。若遇到了有钱的朋友来，厨房就蒸着鸡啦，鸭啦，鱼啦，肉啦，各种香味，大宴起客来。

比方会写一点诗的，或将来要写而现在还未写的，或是打算不久就要开始写的诗人，或是正在收集材料的小说家……就是这一些人等等，马伯乐最欢迎。他这些新朋友，没有几天工夫都交成了。简直是至交，不分彼此，有吃就吃，有喝就喝，一切都谈得来，一切不成问题。

马伯乐一看，这生意将来是不成问题的了，将来让他们供给文章是不成问题的了。因为并非商人之交，商人是以利合，他们却是以道合。他们彼此都很谈得来。

马伯乐把从前写小说的计划也都讲了一番。但是关于他为着想卖点稿费才来写小说这一层，是一字未提的，只说了他最中心的主题，想要用文章来挽救中华民族。

“真是我们的民族非得用我们的笔去唤醒不可了，这是谁的责任……这是我们人人的责任。”

马伯乐大凡在高兴的时候，对着他的宾客没有不说这话的。

于是人人都承认马伯乐是将来最有希望的一人。

彼此高谈阔论，把窗子推开，把椅子乱拉着。横着的，斜着的，还有的把体重沉在椅子的两只后腿上，椅子的前腿抬起来，看着很危险。可是坐在椅子上的人把脚高高地举在写字台上，一点也不在乎，悠然自得。他把皮鞋的后跟还在桌心那块玻璃砖上慢慢地擦着。

他给我买一件寄来。俄国东西实在好。”

马伯乐说：

“很好，很好。”

再说那卖俄国画片的书店，众人都不落后，各人说着各人对

那书店发现的经过。有的说：

“刚开门不久。”

有的说：

“不对，是从南京路搬来的。”

有一个人说，他在两年前就注意到它了。正说到这里，另一个人站起来，把一支吸完了的烟尾从窗子抛到花园里去。那个人是带着太太的，太太就说：

“你看你，怎么把烟头丢进花园里，花是见不得烟的。”

马伯乐过来说不要紧。

“这花算什么，没有一点好花。”

可是大家的话题仍没有打断。那丢烟尾的人发表了更丰富更正确的关于那家书店的来历，他说他有一个侄子，从前到过海参葳，学了很好的俄国话回来。他是那书店老板的翻译。

“老板的名字叫什么来的，叫做什……多宁克……有一次，我到那书店里去，侄子还给我介绍过，现在想不起了，总之，是个纯粹的俄国人，从他那哈哈大笑的笑声里，就可以分辨出来，俄国人是和别的国人不同的，俄国人是有着他了不起的魄力的……”

他知道他自己的话越说越远，于是把话拉回来：

“那书店不是什么美国人开的，也不是从南京路来的，而是从莫斯科来的，是最近，就是今年春天。”

关于这样一个大家认为前进的书店，马怕乐若不站起来说上几句，觉得自己实在太落后了。但是他要说什么呢！其实他刚来上海不久，连这书店还是第一次听说，连看也未曾看过，实在无从说起，又加上已经被人确定是俄国书店了，大家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大家也就不感到趣味了。马伯乐看一看这情景，也就闭口无言算了。

大家都静了几分钟。

马伯乐要设法把空气缓和下来，正好门口来个卖西瓜的，就叫了佣人来抱西瓜，他站在门口招呼着：

“选大的，选大的。”

他表示很慷慨的样子，让佣人拿了四五个进来。

一会工夫，满地都是西瓜皮了。

马伯乐说：

“随便扔，随便扔。”

他觉得若能做到主客不分，这才能算做好交情。办公桌上的墨盒盖没有关，有人不经意地把西瓜子吐在墨盒里了。

马伯乐说：

“不要紧，不要紧，真他妈的这些东西真碍事。，，

他走过去，把办公桌上零零碎碎的什么印色盒，什么橡皮图章、墨水壶之类，都一齐往一边扒拉着，这些东西实在是很碍事。

过了没有多少日子。马伯乐这书店有些泄气了。他让会计把帐一算，他说开销太大了。他手里拿着帐单，他说。

“是这个数目吗？”

他说：

“有这么多吗？”

他拿起铅笔来，坐在办公桌那儿算了一个上午。这是他开书店以来第一次办公，觉得很疲乏，头脑有点不够用。躺在床上去休息了一下，才又起来接着算。无论怎么算法。数目还是那么多，和会计算的一样。于是他说着：

“这真奇怪，这真奇怪，可是一两千块钱都是做什么花的？并没有买什么用不着的东西呀！并没有浪费呀！钱可到底是哪儿去了？”

偏拿在他手里的帐单是很清晰的，不但记明了买的什么东西，还记明了日子。马伯乐依次看下去，没有一笔款子不是经他手而花出去的。件件他都想得起来，桌子、椅子、衣柜、痰盂……

甚至于买了多少听子烟招待客人他还记得的，的的确确没有算错帐，一点也没有错，马伯乐承认帐单是完全对的。虽然对了，他还奇怪：

这么多，真这么多！”

他完全承认了之后，还是表示着怀疑的样子。

到了第二天，他想了一个很好的紧缩的办法，把楼下房子租出去，在门口贴了一张红纸租贴，上边写着：

余屋分租，抽水马桶，卫生设备俱全。

租金不贵，只取四十元。

因为“租金不贵”这四个字，马伯乐差一点没跟会计打起来，会计说：

“写上‘租金不贵，干什么呢？他要租就租，不租就是不租。写上。租金不贵，这多难看，朋友来了，看了也不好，好像咱们书店开不起了似的。”

马伯乐打定了主意必要写上。

写好了，在贴的时候，差一点又没有打一仗。马伯乐主张贴得高一点，会计主张贴得低一点，贴得低人家好容易看见。

马伯乐说：

“贴得低，讨厌的小孩子给撕了去，到时候可怎么办哪！”

马伯乐到底亲自刷了胶水，出去就给它贴上了。他是翘着脚尖贴上的。

因为那招贴刷了过多的胶水，一直到招来的房客都搬来了。那招贴几次三番地往下撕都撕不下来，后来下了几场雨，才算慢慢地掉了。

朋友来了的时候，仍是拉开楼下客堂间的门就进去，并且喊着：

“伯乐，不在家吗？”

常常把那家房客，闹得莫名其妙。

马伯乐很表示对不住的样子，从二楼下来把客人让上去：

“房子太多，住不了……都搬到楼上来了。”

他想要说，把营业部都一齐搬到楼上来了。但他自己一想也没营什么业，所以没有说出来。

从此朋友也就少了一点，就是来了也不大热闹。因为马伯乐不像从前常常留他们吃，只是陪着客人坐了一会，白白地坐着，大家也没有什么趣味。显得很冷落，谈的话也比较少，也比较有次序，不能够谈得很混乱，所以一点不热闹。

二楼摆着三张办公桌子，外加一个立柜，两个书架，七八张椅子，还有马伯乐的床，可说连地板都没有多大空处了。乱七八糟的，实在一点规模也没有了。

所以马伯乐也随便起来，连领带也不打了，袜子也不穿，光着脚穿着拖鞋。到后来连西装也不穿了，一天到晚穿着睡衣，睡衣要脱下去洗时，就只穿了一个背心和一个短衬裤。马伯乐是一个近乎瘦的人，别人看了觉得他的腿很长，且也很细，脖子也很长很细。也许

是因为不穿衣裳露在外面的缘故。

他早晨起来，不但不洗脸，连牙也不刷了。一会靠在椅子上，一会靠在床上，似睡非睡，似醒非醒，连精神也没有了。

“到那时候，可怎么办！”

他之所谓到那时候，是有所指的，但是别人不大知道，也许指的是到书店关门的时候。

经过这样一个时间，他把三楼也租出去了。把亭子间也租出去了。

全书店都在二楼上，会计课，庶务课，所有的部门，都在一房子里。

马伯乐和两三个朋友吃住在一道了。朋友就是书店的职员。

马伯乐觉得这不大雅观。

“怎么书店的经理能够和普通的职员住在一起呢！”

本来他想住在一起也没有什么，省钱就好。但是外边人看了不好看。于是又破费了好几块钱，买了个屏风来，用这屏风把他自己和另外的两个人隔开。

经这样一紧缩，生活倒也好过了，楼下出租四十元，三楼出租二十元，又加上两个亭子间共租十四元。

全幢的房子从大房东那里租来是七十五元。

马伯乐这一爿店，房租每月一元。他算一算，真开心极了。

“这不是白捡的吗？他妈的，吃呵！”

经过了这一番紧缩，他又来了精神。

每到下半天，他必叫娘姨到街上去买小包子来吃，一买就买好几十个，吃得马伯乐满嘴都冒着油，因为他吃得很快，一口一口地吞着，他说：

“这真便宜！”

他是勉强说出来的，他的嘴里挤满了包子。

这样下去，朋友们也不大来了。马伯乐天天没有事好做，吃完了就睡，睡完了就吃，生活也倒安适。

但那住在三楼的那个穷小子，可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南洋华侨不是南洋华侨，广东人不是广东人，一天穿着木头板鞋上上下下，清早就不让人睡觉。

“真他妈的中国人！”马伯乐骂着。

会计说：

“那小子是个穷光蛋，屋里什么也没有，摆着个光杆床，算个干什么的！”

马伯乐一听，说：

“是真的吗？只有一张床。那他下个月可不要拖欠咱们的房 租呵！”

当天马伯乐就上楼去打算偷看一番，不料那穷小子的屋里来了一个外国女人。马伯乐跑下楼来就告诉他同屋的，就是那会计。

“那外国姑娘真漂亮。”

会计说：

“你老马真是崇拜外国人，一看就说外国人漂亮。”

“你说谁崇拜外国人，哪个王八蛋才崇拜外国人呢！”

正说着楼上的外国姑娘下来了。马伯乐开门到洗脸室去，跟她走了个对面，差一点要撞上了。马伯乐赶忙点着头说：

“Sorry.”

并不像撞到中国人那样。撞到中国人，他瞪一瞪眼睛：

“真他妈的中国人！”

可是过了不久，可到底是不行。开书店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听说那条街哪条街也挂了牌子。而最使马伯乐觉得不开心的，是和他对门的弄堂房子也挂了书店牌子。这不简直是在抢买卖吗？

这是干什么！

马伯乐说：“咱们下楼去仔细看看。”

没有人和他同去，只得一个人去了。他站在那儿，他歪着脖，他把那牌子用手敲得眶眶地响。他回来，上了楼，没有说别的，只骂了一句：

“店铺还不知哪天关门，他妈的牌子可做得不错。”

没有几天，马伯乐的书店就先关了门。总计开店三个月，房钱饭钱，家具钱……开销了两千块。大概马伯乐的腰里还有几百，确实的数目，外人不得而知。

他的书店是一本书也没有出，就关了门了。

马伯乐说：

“不好了，又得回家了。，，

于是好像逃难似的在几天之内，把东西就都变卖完了。

这变卖东西的钱，刚刚够得上一张回家的船票。马伯乐又口家去了。

马伯乐在家里的地位降得更低了。

他说：“怎么办呢，只得忍受着吧。”

当地的朋友问他在上海开书店的情形，他伤心的一字不提，只说：

“没有好人，没有好人。”

再问他：“此后你将怎样呢？”

他说：“上帝知道，也许给我个机会逃吧！”

马伯乐刚一口到家里，太太是很惊疑的。等她晓得他是关了店才回来的，她什么也没有表示。并没有和他争吵，且也什么不问，就像没看见他一样。她的脸和熨斗熨过似的那么平板，整天不跟他说一句话。她用了斜视的目光躲避着他，有时也把眼睛一上一下地对着他，好像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个生人一般。吃饭了，老妈子来喊的时候，太太抱起小女孩雅格来就走了，并不向他说一声“吃饭啦”，或“吃饭去”。

只有雅格伏在大大的肩上向他拍着手，一面叫着爸爸。马伯 乐看了这情景，眼泪立即满了两眼。

他觉得还是孩子好，孩子是不知道爸爸是失败了回来的。

他坐在桌上吃饭，桌上没有人开口和他讲话。别人所讲的话，好像他也搭不上言。

母亲说：“黄花鱼下来了，这几天便宜，你们有工夫去多买些来，腌上。”

大少奶奶和二少奶奶都答应着说去买。

父亲这几天来，一句话不说，银筷子碰着碗边嘤嘤地响。父亲吃完了一碗饭，梗妈要接过碗去装饭，老爷一摇头，把饭碗放下，站起来走了。

大黑猫从窗台上跳下来，跳到父亲离开的软椅上蹲着，咕噜咕噜的。那猫是又黑又胖。马伯乐看看它，它看看马伯乐。

马伯乐也只得不饱不饿地吃上一碗饭就退出饭厅来了。

后来父亲就不和马伯乐一张桌吃饭，父亲自己在客厅里边吃。吃完了饭，那漱口的声音非常大，马伯乐觉得很受威胁。

母亲因为父亲的不开心也就冷落多了。老妈子站在旁边是一声不敢响。

雅格叫着要吃蛋汤时，马伯乐用汤匙调了一匙倒在雅格的饭碗里，孩子刚要动手吃，妈妈伸手把饭碗给抢过去了，骂着那孩子：

“这两天肚子不好，馋嘴，还要吃汤泡饭。”

雅格哭起来了。马伯乐说：

“怕什么的，喝点汤怕什么？”

太太抱起孩子就走了，连睬也没有睬他。

全家对待马怕乐，就像《圣经》上说的对待魔鬼的那个样子，

连小雅格也不让爸爸到她的身边了。雅格玩着的一个小狗熊，马伯乐拿着看看，那孩子立刻抢过去，突着嘴说：

“你给我，是我的。”

苹果上市的时候，马伯乐给雅格买来了，那孩子正想伸手去拿，妈妈在旁瞪了她一眼，于是她说，

“我不要……妈说妈买给我。”

马伯乐感到全家都变了。

马伯乐下了最后的决心，从太太房间，搬到自己的书房去了，搬得干干净净，连一点什么也没有留，连箱子带衣裳带鞋袜，都搬过去了。他那跟着他去过两次上海的化学料的肥皂盒，也搬过去了。好像是他与太太分了家。

太太一声也没有响，一眼也没有看他，不用声音同时也不用眼睛表示挽留他，但也没一点反对他的意思，好像说，他愿意怎么着，就怎么着吧，与她是一点也不相干的。

马伯乐最后一次去拿他的肥皂盒时，他故意表示着恶劣的态度，他很强横的样子，一脚就把门踢开了。

眼睛是横着看人的，肥皂盒就在镜台上，他假装看不见，他假装东找西找，在屋里走来走去，开遍了抽屉，他一边开着，他一边用眼梢偷看着大太。太太是躺在床上和孩子玩着。马伯乐想：

“你怎么就不和我说一句话呢？就这么狠心吗？”

到后来他简直乱闹起来。在他生起气来的时候，他的力气是很大的，弄的东西乒乓地乱响，可是太太什么反应也没有，简直没有看见他。于是他就把肥皂盒举起来摔在地上了。

“真他妈的中国人……”

他等了一会，他想太太这回大概受不住了！

可是太太一声没有响，仍是躺在床上和孩子玩着。

马伯乐看看，是一点办法没有了，于是拾起肥皂盒子来，跑到他自己安排好的屋中去。从此他就单独地存在着。

马怕乐很悲哀地过着生活。夜里打开窗子一看，月亮出来了，他说：“月亮出来了，太阳就看不见了。”

外边下雨了，他一出大门他就说：

“下雨了，路就是湿的。”

秋天树叶子飘了一院子，一游廊。夜里来了风，就往玻璃窗子上直打，这时马伯乐在床上左翻右转，思来想去。古人说得好，人生是苦多乐少，有了钱，妻、子、父、兄；没有钱，还不如丧家的狗，人活着就是这么一回子事，哪有什么正义真理，还不都是骗人的话。

马伯乐东西乱想，把头想痛了。他起来喝了一杯茶才好一点。他往窗子外边一看，外边是黑沉沉的，他说：

“没有月亮，夜是黑的。”

他听落叶打在窗上，他又说：

“秋天了，叶子是要落的。”

他跟着这个原则，他接着想了许多。

“有钱的人是要看不起穷人的。”

“做官的是要看不起小民的。”

“太太是要看不起我的了。”

“风停了，树叶就不落了。”

“我有了钱，太太就看得起我。”

“我有钱，父亲也是父亲了，孩子也是孩子了。”

“人活着就是这么的。…

“活着就是活着。”

“死了就活不了。”

“自杀就非死不可。”

“若想逃就非逃不可。”

马伯乐一想到“逃”这个字，他想这回可别逃了。

于是马伯乐在家里住了一个很长时间，七八个月之内。他没有逃。

芦沟桥事件一发生，马伯乐就坐着一只大洋船从青岛的家里，往上海逃来了。

全船没有什么逃难的现象，到了上海，上海也没有什么逃难的现象，没有人从别的地方逃到上海来，也没有人从上海逃到别处去。一切都是安安详详的，法租界、英租界、外滩码头，都是和平常一样，一点也没有混乱，外滩的高壮的大楼，还是好好地很威严地在那久站着，电车和高楼汽车交交叉叉地仍旧是很安详地来往着。电车的铃子还叮叮地响着。行人道上女人们有的撑着洋伞，有的拿着闪光的皮夹子，悠悠然地走着，也都穿着很讲究的衣裳和很漂亮的鞋子，鞋子多半是通着孔的，而女人们又不喜欢穿袜子，所以一个一个地看上去都很凉爽的样子。尤其是高楼汽车上，所坐着的那些太太小姐们，都穿着透纱的衣裳，水黄的，淡青，米色的，都穿得那么薄，都是轻飘飘的，看去风凉极了，就是在七月里，怕是她们也要冷的样子。临街的店铺的饰窗，繁华得不得了。小的店铺，门前还唱着话匣子。还有那些售卖航空奖券的小铺子，铺前站着满满的人，也唱着话匣子，那是唱着些刺激人、乱吼乱叫的调子，像哭不是哭，像笑不是笑。那些人徘徊在店铺前边想要买一张又怕得不到彩，白白地扔了一块钱。想要不买，又觉得说不定会得到头彩，二彩，三彩，……不仅仅这些，还有许多副彩，或是末尾的两个号码相符，也可得到三十五十、三元二元。限度还有一个一元的。一元的机会最多，买了还是买了吧，到头彩，得到一个一元的也还够本。假若是得到个二彩三彩，那还了得，富翁立刻就做上了，买上汽车，家里用上七八个仆 人，留声机，无线电……头彩虽然不容易得，但是回回头彩是必定出的，这头彩出在谁人头上，谁是把它定下了的？没有人定呀，谁买了彩票，谁就有机会，一块钱就存心当它是丢了，要买就决心买吧。所以娘姨们，拉车的车夫，小商人，白相人，游散杂人……不分等级地都站在彩票店的门前，在心里算来算去，往那挂得粉红红的一排一排的彩票上看来看去，看看哪一张能够得头彩。好像他们看得出来，哪一张要得头彩的样子。看准了他们就开口了，说：“我要这张。”指着那挂得成排的彩票，他们把手伸出去，卖彩票的人，拿过一联来，一联就是十张二十张，或者是三张二张联在一起的，好像在邮局里的邮票一样，是一排一排的，一大张一大张的。可是没有人看见过到邮局里去买邮票的人他指定要这张，或者是要那张，交过去五分钱，邮局的人就给一张五分的票子，交过一分就给一张一分的票子，假若有人要加以挑选，邮局的人岂不要把他大骂一顿。但是买航空奖券则不同，随便你挑来挑去，卖票子的人也不嫌麻烦。买票子的人，在那一大张上看了半天，都不合意。于是说：“不要这排，要那排，卖票子的人就去换了一大排来，这一大排和那一大排也差不多，也完全一样，于是那买的人就眼花了，看看这个看看那个，没有了主意，真是千钧一发的时候，非下最后的决心不可。于是就下了最后的决心，随便在那看花眼了的一大排上，指定了一张，别人看了以为他是真正看出点道理来才选了这张的。其实不然，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好是坏，将来是悲是喜。不过眼睛看花了，头脑也想乱了，没有办法才随便撕下来这张的。还有的，撕下来他又不要了，他看看好像另外的一张比这张更好，另外的一张大概会得头彩，而他这张也不过得个三彩的样子。他自己觉得是这样，于是他赶快又另换了一张，卖票子的人也不嫌麻烦，就给他另换了一张，还有的几次三番地换，卖票的也都随他们的便。有的在那里挤挤擦擦地研究了一会，拿到面前用手摸了半天。摸完了，看完他又不买。他又退到旁边看着别人买。有的时候是很奇怪的，一个人上来很勇敢地买了一张去，另外的人也上来各人买了一张去，那站在旁边在看着别 人买的人也上来买了一张去。好像买彩票的人，是趁着风气而买。大概是他们看出第一个很爽快地买这一联彩票的人，是个会发财的样子，跟着发财的人的后边，说不定自己也就会发财的，但是这些爽快买了就去的人是不常有的。多半的要研究，还有的研究完了，却并不买，也不站在一旁看着别人买，而是回家去了，回家去好好想想明天再来。他们买一张航空奖券，好像出钱来买匹小驴或小马那样，要研究这小驴是瘦的是胖的，又是多大的牙口，该算一算，过几年，它该生几个小驴子。又好像男的在那选择未婚妻，女的在那里选择丈夫。选择丈夫也没有如此困难的左看右看，百般地看，而看不出好坏来。这一大堆航空奖券哪个是头彩。

越看越看不明白、一点现象也没有，通通是一样，一大张一大排的都是一样，都是浅红色的，上边都印着完全一模一样的字。一千张，一万张，哪怕是十万张，也都是一样。哪管是发现了几张或是比其余的稍微深了一点或是浅了一点，让人选择起来也有个目标，将来得不得彩的不管，总算在选择上比较省点力气。但是印航空奖券的印刷所也许是没有想到他们选择困难这一层，颜色却调得一模一样，似乎不是人工造的，而是天生就生成了这么一模一样。这是一般人，或者穷人买航空奖券的样子。有钱的人也买，但多半是不十分选择的，也不十分看重的样子。一买就是十块钱二十块钱，或是百八十块钱地买，好像买香烟或别的日常用品一样，不管回到家对这彩票仍旧是不加重视的扔在一边，或是把号码记在日记册上，或是更记在什么秘密的地方，日夜地等着开彩都不管，就只说买的时候到底是直爽的。街上不但卖航空奖券的铺子是热闹的，就是一切店铺也都很热闹。虽然热闹但是并不混乱，并不慌忙，而是安安详详的，平平稳稳的，绝对没有逃难的形色。

坐着马伯乐的大船，进了口了，靠了岸了。马伯乐是高高地站在桅杆的下边。岸上挤满了接船的人。他明明知道没人来接他，因为他上船的时候并没打电报给上海的朋友。但是他想：

“万一要有呢？”

所以他往岸上不住地寻视，直等到下船的人都下完了，接船的人也都走了，他才回到三等舱里，拿起他那张唯一带来的毯子，下船来了。

走在街上，他觉得有点不对，一切都是平常的态度，对于他，这从青岛逃来的人，似乎没有人知晓。他走过了外滩，走过了南京路，他穿的是很厚的衣裳，衬衫也黑了，皮鞋也没有上油，脸上的胡子也几天没有一刮了，所以脸色是黑黝黝的。

高楼汽车经过他旁边的时候，他往上看了一眼，看到那些太太小姐们，穿得都那么凉爽。

“怎么，她们还不知道吗？芦沟桥都打起来啦！”

他想，这样的民族怎么可以！他们都不知道青岛也快危险了。

他坐了电车经过先施公司、冠生园、大新公司的前边，那里边外边都是热热闹闹的，一点也没有逃难的样子，一点也没有惊慌的样子，太太平平的，人们是稳稳当当的。

当马伯乐看到了卖航空奖券的铺子，里边是红纸装饰得红堂堂的，里边外边都挂了红招牌，上边写着上次开奖，头奖就是他这个店铺卖出去的，请要发财的人快来买吧。马伯乐一看，他就说：

“真他妈的中国人！”

“人都快打上来了，你们还不去做个准备。还在这里一心想要发财。”

“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呢？”

他之所谓到那时候，大概是到了很悲观的时候，于是很悲悯地想着：

“你们这些人，你们不是没有聪明，你们不是不想要过好的生活，过安定的生活，看你们都聚在一起，很忠实地买航空奖券的样子，可见你们对于发财的心是多么切。可是小日本就快上来了，小日本上来的时候，你们将要不知不觉的，破马张飞地乱逃，到那时候，你们将要哭叫连天，将要失妻散子。到那时候，天昏地暗了，手忙脚乱了，你们还不快快去做一个准备，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呢！”

马伯乐带着这种心情到了上海。不久就在上海租房子住下了。

这回他租的房子，可与开书店那次所租的房子相差太远了。不能比了。一开门进去，满屋子都是大蒜的气味。马伯乐说：

“这是逃难呀，这不是过日子，也不是做生意。”

所以满屋子摆着油罐、盐罐、酱油瓶子、醋瓶子，他一点也不觉得讨厌，而觉得是应该的，应该如此的。

他的屋子是暗无天日的，是在楼下梯口的一旁。这座房子组织得很奇怪。不但是马伯乐的房子没有窗子，所有楼下的房子也都没有窗子。

马伯乐租房子的时候，第一眼就看到了这个缺点，正因这有这个缺点，他才租了它。他懂得没光线眼睛是要坏的，关起门来没有空气，人可怎么能够受得了，但是正因为有了这个大缺点，房租才会便宜的。

“这是什么时候？这是逃难的时候。”

马伯乐想，逃难的时候，就得做逃难的打算，省钱第一，别的谈不到。

所以对这黑洞洞的房子，他一点也不觉讨厌，而觉得是应该的，应该如此。

一天到晚是非开电灯不可的，那屋子可说是暗无天日的了，一天到晚，天暗地黑，刮风下雨也都不能够晓得，哪怕外边打了雷，坐在屋子里的马伯乐也受不到轰震。街上的汽车和一切杂音，坐在这屋子里什么也听不见，好像世界是不会发声音的了，世界是个哑巴了。有时候，弄堂里淘气的孩子，拿了皮球向着墙上丢打着。这时候马伯乐在屋里听到墙壁啪啪地响，那好向从几百里之外传来的，好像儿童时代丢了一块石子到井里去，而后把耳朵贴在井口上所听到的那样，实在是深远得不得了。有时弄堂里的孩子们拿了一根棍子从马伯乐的墙边划过去，那时他听到的不是啪啪的而是刷刷的，咯拉咯拉的……这是从哪来的声音？这是什么声音？马伯乐用力辨别不出来，只感到这声音是发在无限之远。总之马伯乐这屋子静得似乎全世界都哑了，又好像住在深渊里边一样，又黑又静，一天到晚都开着电灯。就是夜里睡觉，马伯乐也把灯开着，一则开灯是不花钱的，他想开着也就算了；二则关起灯来，也不大好，黑得有点怕人。

有一天夜里，是马伯乐失眠之夜，他看着墙上有一点小东西发亮，不但发亮而且还会浮浮游游的动，好像有风吹着似的，他忙去开灯看看，一开灯什么也没有。他又关了灯再睡，那小亮东西，又看见了。和先前一样，是浮浮游游地。他开了灯，到墙上去找了半天，没能找到什么，过后一想他知道那是萤火虫了，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从那时起就永远开着灯睡觉。若关了灯，也不是不能睡，不过，觉得有点空洞，有点深远，而且夜里开灯房东又不加钱的，所以就开着睡。

所以马伯乐过的生活，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黑夜，但他自己不那么以为着，他以为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白昼，亮通通的，电灯好像小太阳似的照着他。

他以为这是应该的，应该如此的。

“逃难的时候，你若不俭省还行吗？”他没有一天忘记了这个念头。

他为了俭省，他不到外边去吃，饭馆的饭无论怎样便宜，也没有自己动手在家里做更便宜。

他买了炭炉、小铁锅、锅铲之类，就开了伙了，开初是在厨房里做，过几天，他发现油也有人偷着用；酱油摆在那里，头一天还是半瓶，第二于就剩小半瓶了；炭也似乎有人拿着用，不然用不了这么快。因为上海的厨房是公用的，公用的厨房人家多，自然靠不住。恰巧有一回他真正看见了，房东的娘姨倒了他的油，炒鸡蛋。

于是他就把炉子搬到自己屋里来了，就在床头上开了伙，油、盐、醋、酱油……桌子底下、床底下，都摆满了瓶子、瓶子，罐子、罐子。四五天之前炒的辣椒酱放茶杯中忘记了，马伯乐拿在手里一看，都生了绿茸茸的毛。拿到鼻子上一嗅，发着一种怪味。他想这实在可惜的，可吃又吃不得，他看了半天很可惜的，用筷子把它挖出来，挖出来，挖在一张破报纸上丢掉了。那个被挖出辣椒酱来的杯子，没有去洗，就装上辣椒油了。在灯光之下，也看不见这杯子是不大干静的的，因为是用揩布过了的。揩过了的，也就算了，将来逃起来，还不如现在呢！

所以马伯乐烧饭的小白锅，永久不用洗，午饭吃完了，把锅盖一盖，到晚上做饭的时候，把锅子拿过来，用锅铲嘁喳咔喳地刮了一阵，刮完了就倒上新米，又做饭去了。第二天晌午做饭时也是照样地刮。锅子外边，就省事了，他连刮也不刮，一任其自然。所以每次烧饭的白沫，越积越厚，致使锅子慢慢地大起来了。

马伯乐的筷子越用越细，他切菜的那块板越用越簿，因为他都不去洗，而一律刮之的缘故。小铁锅也是越刮越簿，不过里边簿，外边厚，看不出来就是了。而真正无增无减的要算吃饭的饭碗。虽然也每天同样地刮，可到底没能看出什么或大或小的现象来，仍和买来的时候没有什么差别，还在保持原状。

其余的，不但吃饭的用具，就连枕头、被子、鞋袜，也都变了样。因为不管什么他都不用水洗，一律用刮的办法。久了，不管什么东西都要脏的，脏了他就拿过来刮，锅、碗、筷子是用刀刮，衣裳、帽子是用指甲刮，袜子也是用指甲刮。鞋是用木片刮。天下了雨，进屋时他就拿小木片刮，就把鞋边上的泥刮干净了。天一晴，看着鞋子又不十分干净，于是用木片再刮一回。自然久不刷油，只是刮，黑皮鞋就有点像挂着白霜似的，一块块地在鞋上起了云彩。这个马伯乐并不以为然，没放在心上。他走在街上仍是堂堂正正的，大大方方的，并没有因此而生起一些些羞怯的感觉。却往往看了那些皮鞋湛亮的，头发闪着油光的而油然地生出一种蔑视之心。往往心里向他们说：

“都算些个干什么的呢？中国人若都像你们这样，国家没有好……中国非……非他妈的……”

马伯乐心里恨极了，他恨自己不是当前的官员，若是的话，他立刻下令是凡穿亮皮鞋的，都得抓到巡捕房。这是什么时候，小日本就要上来了，你们还他妈的，还一点也不觉得。

“我看你们麻木不仁了。”

马伯乐不大愿意上街，一上街看了他就生气。

有一天，他在街上走着走着，他的帽子忽然被人抓着跑了。他回头一看，不是别人，是开书店时的那个会计，也就是他在上海××大学旁听时的同学。

这个人，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满脸青灰，好像一个吸鸦片的人。其实是由于胃病所致，那人是又瘦又干。

马伯乐既然看出来的是他，就想说：

“你拿去我的帽子干什么呢！”

他的脸都气红了，在大街上开玩笑也不好这样开的，让人看了什么样子。

等他和那人握了手之后。话就没有如此说而是：

“现在你住在哪里？我还没有去看你。你这一年干什么？胃病还没有好哇！”

那人也就和他说了一大套，临走才把帽子交给了马伯乐。

马伯乐一细看：

“晤！”

帽子上有一个洞洞。

“这是谁干的事？这是怎么来的！”

马伯乐正在研究着，他的朋友说一声：

“老马，你的帽子可以换一个了。你是不戴帽子的，一年不见，却戴起帽子来了。我看走路的样子是你，我就给你摘下帽子来瞧瞧。”

说完了，他就走。

马伯乐想，这小子，这不是和我开玩笑吗？他妈的！一路上他研究着帽子到底是怎么出的洞，没有研究出来，等到家里，才明白了。他生起火炉烧饭时，用扇子煽着火，火花往四边飞，飞到他自己的手上，把手给烧了一个小黑点。因为手是活的，烧得热辣辣地痛，他把手上的火星立刻打掉了，所以，没有烧了多大一片，而只是米粒那么大一点。马伯乐立刻明白了，帽子的洞是火烧的。他赶快去看看，枕头和被子烧着没有，因为在电灯底下，虽然说是很亮了，但到底看得不怎样清楚。似乎是并没有烧着，但是他很疑心，他想想那说不定。所以他把炉口转了一个方向，仍是用扇子煽着，使那火花撞到墙上去，再从墙上折回来落到别处去。这个马伯乐就看不见了，他很放心地用力煽着火。火星从墙上折回来，竟或落在他的头发上，落在他的脸上，但这个不要紧，这是从墙上折回来的了，不是直接的了。

马伯乐一天到晚都是很闲，惟有吃饭的时候最忙，他几乎脱了全身的衣裳，他非常卖力气，满身流着汗，从脚到头，从头到脚。他只穿着小短裤和背心，脚下拖着木头板鞋。

但他一天只忙这么两阵，其余的时间都是闲的。

闲下来他就修理着自己的袜子、鞋或是西服。袜底穿硬了，他就用指甲刮着，用手揉着，一直揉到发软的程度为止。西服裤子沾上了饭粒时，他也是用指甲去刮。只有鞋子不有指甲，而是用木片刮，其余多半都是用指甲的。吃饭的时候，牙缝里边塞了点什么，他也非用指甲刮出来不可。眼睛迷了眼毛进去，他也非用指甲刮出来不可，鼻子不通气，伸指甲去刮了一阵就通气了。头皮发痒时，马伯乐就用十个指甲，伸到发根里抱着乱搔刮一阵。若是耳朵发痒了，大概可没办法了，指甲伸又伸不进去，在外边刮又没有用处，他一着急，也到底在耳朵外边刮了一阵。

马伯乐很久没有洗澡了，到洗澡堂子去洗澡不十分卫生。在家里洗，这房子又没有这设备。反正省钱第一，用毛巾擦一擦也就算了。何况马伯乐又最容易出汗，一天烧饭两次，出大汗两次。汗不就是水吗？用毛巾把汗一擦不就等于洗了澡吗？

“洗澡不也是用水吗？汗不就是水变的吗？”

马伯乐擦完了觉得很凉爽，很舒适，无异于每天洗两次澡的人。

他就是闲着在床上躺着，他也不收拾屋子，满地蒜皮，一开门，大蒜的气味扑面而来。他很喜欢吃葱或是蒜，而且是生吃，吃完了也不放放空气。关起门来就上街了。那锁在屋子里的混饨饨的气味，是昼夜地伴着他的。

他多半是闻不到的，就是闻到了，也不足为奇，省钱第一，其余的都次之。他对他的环境都十分满意，就是偶尔不满意一点，一想也就满意了。

“这是逃难呀，这不是……”

他每次从街上回来，第一脚踏进屋去，必须踢倒了油瓶子或是盐罐子，因为他的瓶子、罐子、盆碗是满地扔着，又加上从外回来立刻进了这混饨饨的屋子，眼睛是什么也看不清楚的。但是马伯乐对于他自己踢倒了瓶子这件事，他并不烦躁。虽然不止一次，差不多常常踢倒的。踢倒了他就弯下腰去把它扶起来。扶起来他也不把它规整一下，仍是满地扔着。第二天，他又照样地踢倒，照样地扶。

一切他都说：

“逃难了，逃难了。”

他每天早晨提着筐子，像女人似的到小菜场去买菜，在那里讲价还价。买完了三个铜板的黄豆芽，他又向那卖黄豆芽的筐子里抓上了一把。这一抓没有抓得很多的，只抓上十几棵。他想多一棵就比少一棵强。

“这是什么时候了？这是逃难呀！”

买鱼的时候，过完了秤，讲好了价，他又非要换一条大的不可。其实大不了好多，他为着这条差不多大的鱼，打了一通官话，争讲了好半天，买菠菜，买葱子也要自己伸出手多抢几棵。只有买豆腐，是又不能抢，又不能说再换一块大的。因为豆腐是一律一般大，差不多和邮票一样，一排一排的都是一般大。马伯乐安然地等在那里，凭着卖豆腐的给哪一块就是哪一块。

他到油盐店去买油，他记得住上一次半斤油是装到瓶子的哪一段。因为那汽水瓶子上贴着一块商标，半斤油恰恰是齐到商标那里，若是多了，那就是白捡了，若是少了，那就证明不够分量。

“不够分量就应该去跟他争呀。”

本来马伯乐提着油瓶子回来了，他一边走着一边想着，越想越不对。

“真他妈的中国人，少了分量为什么不去找他？这是什么时候呵！这是逃难的时候。”

回到那店铺，吵嚷了半天没有什么结果。

马伯乐的眼睛是很聪明的，他一看若想加油那是办不到的，于是也就提着瓶子回来了。气得他两眼发青，两肩向前扣着，背驼着。开了锁，一进门就撞倒了几个瓶子。

他生起气来，脾气也是很大的，在某种场合让他牺牲了性命也是可以的。小的时候他和人家打架，因为他的左手上戴着一块手表，怕把手表打碎了，就单用右手打，而把左手高高地举起。结果鼻子被人家打流了血，哪怕是再比这更打到致命的地方，他都不在乎。

“流点血，不要紧。手表打碎了，父亲能再给买了吗？”

从小他就养成了这种习惯，他知道钱是中用的，从父亲那里拿到钱是多么困难，他是永久也不会忘记的。

马伯乐虽然在气头上，一看瓶子、罐子倒了，他过去心平气和地把它们扶起来。并且看看酱油或醋之类洒了没有。这是钱买来的呀！这不是闹笑话。看看没有洒，他放了心，又接着生他的气。

“这是什么时候，这是逃难呵！逃难不节省行吗？不节省，到那时候可怎么办！”

气了半天不对了，他哈哈大笑起来，他想起买的就不是半斤油，买的是五分钱的油。他骂一声：

“真他妈的中国人！”

马伯乐随时准备着再逃，处处准备着再逃，一事一物，他没有不为着“逃”而打算的，省钱第一，快逃第二。他的脑子里天天戒备着，好像消防队里边的人，夜里穿着衣裳睡觉，警笛一发，跳上了水车就跑。马伯乐虽然不能做到如此，但若一旦事变，大概总可逃在万人之先。也或者事未变，而他就先逃了也说不定。他从青岛来到上海，就是事未变而他先逃的。

马伯乐感到曲高和寡，他这个日本人必要打来的学说，没有人相信。他从家出来时要求他太太一同出来，太太没有同意，而且说他：

“笑话。”

近年来马伯乐更感到孤单了，简直没有和他同调的。

“日本人还会打到上海的吗？真是笑话。”

马伯乐到处听到这样的反应。他不提到逃难便罢，一提到，必要遭到反感，竟或人家不反感他，也就冷落着他。对于马伯乐所说的“就要逃难了”这句话，是毫不足奇的，好像并非听见；就是听见了，也像听一句普通的话那样，像过耳风那样，随便应付了几句，也就算了。绝对没有人打听，逃到哪里去，小日本什么时候打来。竟也没有一个人，真正地问马伯乐一次，问他是怎么晓得的日本人必打到上海？

马伯乐虽然天天说逃，但他也不知道将来要逃到什么地方去。小日本从什么地方打来，什么时候打来，他也不十分知道。不过他感觉着是快的。

他的家是在青岛。有一年夏天，青岛的海上来了八十多只日本军舰。马伯乐看了，那时候就害怕极了。在前海沿一直排列过来，八十多只军舰，有好几路的样子。全青岛的人没有不哄着这件事的。人们都知道，那次军舰来而不是来打中国，是日本的军舰出来玩的，或是出来演习的。可是把中国人都吓了一跳，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知识的人，不认识字，不会看报，他们听着传说，把“演习”两个字读成“练习”。

所以传说着，日本海军不得了，到中国地方来练习来了。所以街街巷巷，这几天都谈论着青岛海上的八十多只军舰。

拉洋车的，卖豆腐的，开茶馆的……都指指画画地指着海上那大鲸鱼似的东西，他们说，日本人练习，为什么不在日本练习，为什么到中国地方来练习？

“这不是对着我们中国人，是对着谁？”

“看那大炮口，那不都笔直地对着我们的中山路吗？”

而且全青岛因为上来了很多海军而变了样。妓女们欢欢乐乐地看见那长得很小的海军，就加以招呼。安南妓女，法国妓女，高丽……说着各种语言的都有，而且她们穿了不同国度的衣裳，徘徊在海边上，欢笑的声音，使海水都翻了花了，海涨潮时，那探进海去的两里路长的栈桥，被浪水刮刮地冲洗上来了，妓女们高声地大笑着。她们说着各种言语，觉得十分好玩。那些长得很小的水兵，若是看一看她们，或是撞一撞她们，她们就更笑起来，笑得有点奇怪，好像谁的声音最大，谁就是最幸福的人似的。一直到她们之中有的被水兵带走了，她们才停下来。可是那被水兵带上了岸的，仍旧是要欢笑下去，将要使满街都充满了她们的笑声。

同时有些住宅的墙上，挂出牌子或是贴出了纸贴，上边写着欢迎他们的皇军到他家里去做客。是凡住在青岛的日本人家都贴的招贴，像是他家里有什么东西要拍卖的那样，这真是世界上顶伟大，顶特殊，顶新鲜的事情。

大概有许多人没有见过这样的事，马伯乐是见过了的，而且是亲眼所见。

数日之内，是凡日本人家里，都有帽子后边飘着两个黑带的水上英雄到他们家去做客。三个一串，两人一伙，也有四五个水兵一齐到一个家庭里去的。说也奇怪，本来客人与主人，在这之前是一次也未见过，可是他们相见之下却很融洽，和老友又重新会到了似的。主妇陪着吃酒。不管怎样年轻的主妇也要坐在一起陪着吃酒。其实是越年轻越好，困为水兵就是喜欢年轻的妇人的，像对于海边上那些说着各种言语的女子一样喜欢。越是年轻就越打闹的热闹。水兵盘着腿坐在日本式的小平桌前，主妇跪在旁边，毕恭毕敬的，像是她在奉陪着长辈的亲属似的。水兵们也像客人的样子，吃着菜，喝着酒，也许彼此谈上些家常，也许彼此询问着生活好否。

马伯乐的隔邻就是个日本家庭。因为马伯乐是站在远处看着，看着看着，里边那水兵就闹起来了，喝醉了似的，把陪着吃酒的主妇拉过去，横在他的怀里，而后用手撕着她的衣裳。

马伯乐一看，这太不成个样子了。

“真他妈的中国人！”他刚一骂出口来，他一想不对，他骂的不是中国人，于是他就改为：

“真他妈的，中国人没有这样的。”

他跑去把太太喊来，让太太看看，果然太太看了很生气，立刻就把窗帘放下了。

这真是出奇的事情，不但一天，第二天仍是照旧地办。

马伯乐在报纸上看过了的，日本招待他们的皇军是奉着国家的命令而招待的，并不是每个水兵自己选定要到某个家庭去，而是由上边派下来的。做主人的也同样没有自由，在客人到来之前一分钟，他也不晓得他的客人叫什么名字，是个什么样子。主人和客人，两边都是被天皇派的。

第二天，马伯乐又从窗子望着五六丈之外的日本人家。果然不一会水兵就来了。那位日本太太换了和昨天不同颜色的衣裳。本来平常马伯乐就常往那日本人家里看。那男主人也许是刚结了婚不久的，和太太打闹得非常热闹。马伯乐常常看到这景象的，而且又是隔着很远看的，有些模糊朦胧的感觉，好像看戏差不多，看戏若买了后排的票子，也是把台上的人看得很小的。马伯乐虽然愿意看，也不愿意看得大真切，看了太真切，往往觉得不好意思，所以五六丈之远是正好，再远也就看不见了。

这一天，当那水兵一进来的时候，马伯乐就心里说：

“等一会看吧，我看做丈夫的可怎么能够看得了。”

他这话是指着水兵和那女人打闹的时候而说的。说完了他就站在那儿，好像要看一台戏似的在那儿等着。看了好半天，都没有什么好看的，不外进菜进酒，没有什么特殊的，都是些极普通的姿势。好容易才看到开始有趣，马伯乐眼看那太太被水兵拉过去了。他觉得这回有希望了，可是水兵站起把窗帘也就撂下来了。

马伯乐没有看到尽头。

可是那八十多只军舰一走，马伯乐当时明白了，他说：

“日本能够不打中国吗？日本这八十多只军舰是干什么用的？不是给中国预备的是给谁预备的？”

马伯乐从那一回起。就坚信日本人必来打中国的。

可是在什么地方打，什么时候打，他是不知道的，总之，他坚信，日本人必来打中国，因为他不但看到日本军舰，而且看到了日本人的军民合作，日本家庭招待海军，他称之为军民合作。

“军民合作干什么？”

“打中国。”

他自己回答着。

现在，马伯乐来到上海。在上海准备着再逃。可是芦沟桥的事情，还是在北方闹，不但不能打到上海来，就连青岛也没打到呀！

他每逢到朋友地方去宣传，朋友就说：

“老马，你太神经质了，你快收拾收拾行李回青岛算了吧，你看你在这住那么黑的屋子，你不是活受罪吗？你说青岛危险，难道全青岛的人，人家的命都不算命了吗？只就你一个人怕，人家都不怕吗？你还是买个船票回去吧！”

马伯乐的眼睛直直地望过去，他的心里恨极了，不是恨那人跟他不同的调，而是恨那人连一点民族国家的思想都没有。

“这算完，中国人都像你这个样，中国非非……非他妈的……”

他虽然是没有说出来，他心里想中国是没有好了。

“中国尽这样的人还行吗？”

他想中国人是一点国家民族的思想也没有的呀！一点也不知道做个准备呀！

马伯乐不常到朋友地方去，去了就要生气。有一次朋友太太从街上给孩子买了一个毛猴子来让他遇见了。他拿在手里边，他说：

“还买这玩艺儿做什么呢？逃起难来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没有用，没有用。”因为他心里十分憎恨，手下就没有留心，一下子把猴子的耳朵给拉掉一个。

那朋友的孩子，拿在手里一看，猴子剩了一个耳朵，就大哭起来。

马伯乐觉得不好了，非逃不可了，下楼就跑了，跑到街上心还是跳的，胸里边好像打着小鼓似的怦怦的。

所以他不大愿意到朋友的地方去，一去了就要生气。

马伯乐很孤独，很单调。屋子里又黑又热，又什么也看不见，又什么也听不见。到街上去走，街上那又繁华又太平的景象，对于日本人就要来的准备一点没有，他又实在看不惯，一到了街上，于是繁华的，太平的，一点什么事没有发生，像是永远也不会发生什么事的样子。这很使马伯乐生气。

大世界、永安公司、先施公司、大新公司……一到夜晚，那彩虹的灯，直到半天空去，辉煌地把天空都弄亮了。南京路、爱多亚路、四马路、霞飞路，都亮得和白昼似的。电影院门口的人拥来拥去，非常之多，街上跑着小汽车，公共汽车，电车，人力车，脚踏车，……各种车响着各种喇叭和铃子，走在街上使人昏头昏脑，若想过一条横道，就像射箭那样，得赶快地跑过去，若稍一慢了一点，就有被车子轧着的危险，尤其是南京路，人们就在电车和汽车的夹缝中穿来穿去，好像住在上海的人都练过马戏团似的，都非常灵敏，看了使人害怕，先施公司旁边那路口上的指挥巡捕，竟在马路的中央修起了台子。印度巡捕又黑又大，满脸都是胡子，他站在台子顶上往下指挥着，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样子。无数的车，无数的人都听他的号令。那印度巡捕吹着口笛，开关着红绿灯，摆着手，他让那一方面的车子通过，绿灯一开即可通过。他让谁停下，他就把红灯一开，就必得停下的，千人百人在他的脚下经过，那印度人威武得和大将军似的。

南京路上的夜晚，人多到一个挤着一个，马伯乐吃过了晚饭偶尔到南京路去走一趟。他没有目的，他不打算买什么，也没有别的事情，也不过去闲逛了一趟，因为一个人整天呆着，也太寂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