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原稿遗失的故事

克里浦·鲍台尔

失去一部书的原稿，有些象失去一个孩子一般。这种损失似乎是无可补偿的。为了构成一个意念，使它成型可以传之后代，有时要花费几个月，甚至几年的细心工作。然后打击来了——有时由于意外，有时由于疏忽，或者全然属于恶运——那原稿被毁了，于是全部创造工作必须再开始一次。几乎每个人都听见过托马斯·卡莱尔的《法兰西革命史》第一卷的悲剧的命运。

但是卡莱尔忍受了这打击，站身起来，再写一遍，并且由此获得名誉与成功。

而且《法兰西革命史》并非是初稿遗失之后重新再写一遍的唯一的一本名著。

为了明白起见，我们不妨再回顾一次这熟知的意外事件。卡莱尔写完第一卷之后（据汤森·斯寇德所写的这位史学家太太的传记《绛妮·威尔布·卡莱尔》），就将它送给约翰·司徒·密尔去校阅，希望他能指出修辞上的小疵。

那是一八三五年三月六日下午的喝茶时分，密尔突然到讫利街五号去拜访卡莱尔，向他揭露了心痛的消息：密尔家中的一个仆人将这本原稿当作是一堆废纸，将它用来生火，仅剩下了一两页。

“这真是一件从来不曾有过的事情”，密尔呻吟着。

“有过的”，莱尔回答道，“牛顿和他的爱犬金刚钻”。

卡莱尔并没有记札记，但是他毫不停留的就去着手他这时正拟从事的第二卷的第一章，不久再回头来补写前面的材料。他写得很困苦，但是他发誓说，虽然有这样的挫折，这书将不失是一本好书——果然如此。

卡莱尔所提起的伊撒克·牛顿爵士的事，是关于另一件有名的但是也许是传闻的损失。据一般传说，牛顿爵士将他暮年生活纪录的原稿，放在桌上的蜡烛台旁边。他的爱犬金刚钻，在桌旁跳跃嬉戏，一不小心将烛台打翻，将原稿烧了起来。达观的牛顿爵士，对之只是摇头叹息。

“唉，金刚钻，金刚钻”，他向它说：“你真不明白你闯了怎样的祸”！

历史并未记叙是否有人设法灭火，或是牛顿又再写一次的话。

著名的戏剧家莫里哀，在一次类似的情况下，曾使自己怒不可遏。他翻译路克里地奥斯的作品已近完成，他的一个仆人却擅自将一部分的原稿用作莫里哀假发的卷纸。在一怒之下，这位戏剧家竟将剩下的原稿全部抛入火中。

也许，一切的哲学家到了年老之后都变得有点马虎，或者他们对于家庭管理天生是一个可怜的判断者。卡莱尔与牛顿事件，可说正是哲学家阜明·亚保济特，现在已被人遗忘的牛顿的友人和同时代者，所遭遇的事情的重演。

用当时流行的语言来说，“一个头脑简单的乡下的女仆”，心想“将他的东西收拾一番”，将他书桌上的全部纸张都抛入火中。这包括着他四十年辛苦工作的成果。但是亚保济特先生却冷静的又从头去做。

当你想到史惠夫特的雄辩的《浴桶的故事》，于一七 ○ 四年出版后所引起的骚动，你也许忍不住要惊异这位作者曾经使他的原稿经过怎样的危险。

严酷的史惠夫特，对于早年所出版的一切讽刺作品，从不使自己直接和书商——出版家办交涉。对于《浴桶的故事》，他为了要竭力保持自己的匿名，竟从一辆行动的马车中将这原稿抛到书商的门口，甚至不及等待察看是否为它所期待的人拾起。

史惠夫特决意与命运试行赌博，紧紧的靠在他的马车发霉的座垫上，但是那危机并不如初时预料那样的大。如果原稿真的遗失了，由于他对于当代的迷信和状况所感到的那种无尽的愤慨的刺激，他会毫无问题的加以重写。

他的这种冲动，正是那种为了要说话，并且不惜克服任何困难务使自己的意见传达给读者的那种作家的特点。

那是在一八三六年，恰在卡莱尔损失原稿之后的一年，理查·亨利·达拉完成他绕道和伦角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历史的旅程之后，回到波士顿上岸了。用他儿子在较后的某一版的《桅前二年记》的序文中的话来说：

“在海程中，他几乎每天用他的怀中记录册作纪录，然后在闲暇时再详细的去写。这份他的旅程的完备的记叙，连同他的一箱衣物纪念品以及为家人朋友所准备的礼物，由于在码头上为他管理物件的一位亲戚的疏忽，竟遗失了。

这一份原稿如果仍在人间，有一天被寻到，那将是一件大发现。今日已成名著的《桅前二年记》的文章，乃是达拉回到哈佛法学院以后根据他的笔记重写的。很幸运，他不曾将他的笔记交给那位不知名的旅伴去照管。但是几乎已经要费去四年的时间，使得达拉重写一遍，并由威廉·寇尔伦·布莱恩特将这海洋生活的写实名著整理出版，这部影响着百年以来一切目睹报道

的著作。

这种几百万的损失了的文字的踪迹，现在又将我们领到旧金山，那著名的鲍德温旅馆和剧场，由那“幸运的”鲍德温所建筑的，这位赌徒和计划家——“这个唯一的从未有过的在赌博中翻一张牌就赢了二十万元的人”。

威廉·吉列地氏，演员和编剧家，于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正住在鲍德温旅馆。随了“秘密情报”作巡回公演，他曾经集中下台后的每一分钟的余暇从事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的改编，这时已经完成了。

我们不难想象，这位演员将他的原稿最后一页作了最后的修正后，看一看钟点，算定在上戏院之前，还勉强有时间可以匆匆吃一顿饭。于是将完成的原稿放在他的跑江湖的衣箱的顶上。他拿起帽子，走下楼，穿过华丽的客厅就向街上走去了。

吃完饭之后，吉列地走出餐馆，转身走回旅馆去。天上有一派红光，人们都从他身旁跑过。再走过几间屋，全部悲剧就突然迸现在他眼前。鲍德温旅馆已在烈焰中。火势已不可收拾，后来一连续烧了好多天。

但是威廉·吉列地从一开始就下了决心，于是一年之后，他开始第一次扮演歇洛克·福尔摩斯的角色，并且由此成名，他继续演这角色几乎一直演至一九三七年去世。这份重写的原稿现在是纽约某珍本书商的珍藏。那上面每一笔红墨水的修改，每一个墨团、每一处给舞台监督的图解，都是他从打击之下全然恢复的无言的佐证。而且重写的也许是一个更好的剧本。

至于波士·塔铿顿，则由于命运的离奇的曲折，得了一次比威廉·吉列地较佳的运道。巴顿·寇莱，当时的《妇女家庭》杂志编者，到印地安纳波里城来拜访他，向他取一篇特约写的短篇小说原稿。

寇莱先生将小说稿放入他簇新的小英国猪皮旅行夹中，这里面已经有好几篇他准备携回费拉得尔菲亚的原稿。塔铿顿先生准备给他送行，当他们赴车站的途中，他们在大学俱乐部停下来。那天正是一个严寒的天气，塔铿顿的黑人汽车夫也下车走进俱乐部的边门去取暖。

五分钟之后，他走出道房，竟发觉汽车和车中的一切已经被人偷走。巴顿·寇莱只好放弃旅行夹赶上火车，夹里还有睡衣和其他的私人物件。我们还是让波士·塔铿顿自己来叙述这故事的下文罢：

“警署被通知了”，塔铿顿先生说，“第二天的报纸上并刊了一条悬赏广告，汽车也发现了——被抛弃在城外——在我们的早餐时候。当警察以及发现汽车者携同车辆来到之前，有一个大胆的青年人，借了一个工人的铝质餐盒，走来向我们说，他就是发现汽车的人，领了赏格很快的就走开了。后来我们知道他是前一天才从潘德顿的惩治监狱里释放出来的。但是拿了我们很高兴付给他的这笔钱，他就启程到无人知道的地方去了。

当警察携同汽车以及它的发现者来到以后，我们只好又付一笔赏格：但是寇莱先生的猪皮夹以及其中的原稿却永不曾寻获——除了一篇。这一篇就是我的小说。那窃贼显然曾将皮夹的内容检视一过，决定将它和其中的所有物保存下来，除了其中的一篇，他将它抛在车厢里；他的口味多么不高妙呀”。

但是，如果塔铿顿是幸运的，劳伦斯上校就不是了。《智慧的七柱》的初稿，就被作者自己于一九一九年圣诞节时在利丁车站换车中遗失了，并且永远不曾再寻到。

这部伟大著作的各种不同版本的书志学，恐怕比我们这时代的任何一本书都更复杂。但是虽不必去作详细的叙述，我们不妨将后来构成《七柱》的主要故事的成长经过总括一下。

全书的原来十卷稿本，除了序文以及第九卷第十卷的草稿之外，全都在车站遗失了。一两个月之后，劳伦斯向人表示，他已经开始凭着记忆将初稿记出二十五万字左右了。在三个月不到的时间内，他又完成了一部十卷四十万言的原稿。“当然”他说，“文章是很草率的”。他将这底稿时写时辍，直到一九二一年，这时他又着手起草第三次的底稿，写到一九二二年二月间完成。到了这时，他便将第二次的底稿全部焚去，仅留下一页。

第三次的底稿，就是后来据以印成第一次非公开本的所谓牛津版本，这个后来又再加修改成为以后其他的版本。最初的原稿的遗失，在当时似乎曾经使劳伦斯很难过，但是当第三次重写之后，由他亲自将第二次稿加以销毁，可以显示这是在文学史上很少见的一种追求完善的举动。

正如劳伦斯自己所说，“文学上的初学者，总喜欢将他们所拟描写的东西的轮廓用一些形容词随意乱凑；但是到了一九二四年，我已经学习了写作上的第一课，已经时常能够将一九二一年所写的两句三句拼成一句”。

当然，在他的散文中，劳伦斯仍保持他的诗人气质——每一个音韵都不肯放松的斵轮老手。对于一个诗人和历史家，一篇原稿的丧失也许是最大的悲剧。但 是一个诗人如果注定必须重写，他也可以重写。请看埃达娜·芬桑·密莱的《午夜的谈话》的全部初稿偶然被毁的故事。

一九三六年五月某一日的下午，埃达娜·密莱，同了她的丈夫尤金·波赛芬，来到佛洛里达海岸沙尼贝尔岛上的巴姆斯旅馆。他们随身带着的，除了准备长期勾留的行李之外，还有他业已写作两年之久的一首长诗唯一的全部草稿。

这一部原稿包括好几本笔记簿，以及褐色的包裹纸碎片，还有背后有随手记下断片的旧信封。这正是密莱女士的计划，她准备在未来的数星期内用手提打字机亲自将原稿打一份。

吩咐将他们的旅行袋、箱夹打字机，以及原稿送来寓所之后，他们便启程向海滨走去。大约走了还不到半里路，偶然回头一看，他们看见旅馆已在烈焰中（威廉·吉列地氏遭遇的重演）。火舌似乎就从他们寄寓的窗中迸出。

他们赶紧跑回来，但是已经无法挽救任何东西。所幸者，他们还保全了从燃烧的建筑物旁推开的汽车。

坐上汽车，穿上现在是他们唯一衣服的污秽的白浴衣，他们开始驶过一座桥到邻近的克浦地伐岛去。到了那里，那个小旅馆的老板倒证实是一位聪明人。当他知道密莱女士已经将她的新著原稿全部遗失之后，他立即自动的探取行动。他捧了一叠纸张和一架打字机来到他们的房里。于是密莱女士就立刻坐下来凭着记忆打着她已丧失的诗稿。

用她丈夫的话来概括这个故事：“设若不是由于旅馆老板的好意和他的想象力，真不能确定她是否能够记出她的诗稿。但是因了立刻就开始，还在她有时间被她眼前这艰苦的工作所吓倒之前，她因此倒有能力记得起一切，除了仅有几处短短的语句，以及因了她心中还不能决定两三个字之中谁是更好一点的，她现在正为了这在继续工作。”

洛伯特·赛尔夫·亨利的《复兴故事》起首十六章的原稿以及全书其余部分的札记，也遭遇了如塔铿顿的短篇小说相同的命运，可是从不曾再寻到。

他将它们放在一辆未锁的汽车的后座的衣箱中，自己走进奈希费尔去拜访几个朋友。当他走出来时，一切都不见了。

赏格、报纸封面上的新闻，以及当地的无线电广播，结果都毫无所获。

亨利先生只是从草稿做起，又花了三年的时间，他的著作始能出版。

他的初稿并没有副本，所涉及的注释，有许多又是剪报等容易失散之物，使他无法再搜集第二次。但是自己也不相信这样的耽搁果真影响了他的著作。这其中可说包含着一个教训。

今日所出版的书，大多数如果加以重写，也许会更好。一个作家的心思，一旦在纸上构出一个意念之后，他便会有意识的与无意识的继续工作不休。

如果要求脱稿的惯性不那么大，许多原稿会由作者加以修正和改善。可是，事实却不是这样，逐字饤饾的苦役，再加上时间、金钱，以及一个强人所难的编辑的种种原因，使得作家不得不赶着以便他们的单行本，文章和小说去付印。

原稿的遗失也许是一种变相的福气。谁能知道本文内所提及的各书，其获得今日的声誉，有些地方不是由于它们恰是重写过的原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