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印的风趣

中国藏书家钤在书上的藏书印，其作用与西洋藏书家贴在书上的藏书票

相同。所不同者，西洋式的藏书票乃是专为自己的藏书而设计的，除此之外，

不作别用；也不能作别用。但中国的藏书家有时则将自己通常用的姓名印章

钤在书上，或将一般的书画鉴赏图章钤在书上，当作藏书印来使用；不过，

真正的藏书家和爱书家，必然喜欢为自己的藏书特地镌一两方印章，这些印

章上的词句都是不能作第二种用途的，这才是真正的藏书印。

中国的藏书家谁最先使用藏书印？这问题没有人能回答，实在也不必回

答。在书籍还是抄本卷轴的时代，书的实用性与它的艺术性几乎是不可分的，

因此书籍、书法、绘画，三者每每同样成为爱好艺术的收藏家的搜集对象。

他如果要想在他的收藏品上钤一方印记，“某某鉴藏图书之印”，“某某珍

藏”，“某某秘玩”，“某某珍藏金石书画之印”，任何一方都可以钤在画

轴上，钤在法帖墨迹上，也同样可以钤在所藏的书籍上。他若不是一个特殊

爱好书籍的收藏家，实没有另行镌一方藏书印的必要。因此如果要追溯中国

藏书印的始源，我们不妨说，一般收藏家的鉴赏印章乃是它的前身。

不用说，中国的历代书画古物收藏，自以皇帝内府为第一，因此最先使

用鉴藏图书的，也是官家的内府。朱象贤的《印典》上说，图书鉴赏印记始

于宋内府图书之印。但在赵宋以前，如唐太宗的“贞观”二字连珠印，玄宗

“开元”二字连珠印，皆曾用在御府图书之上，虽然没有鉴赏珍藏等字眼，

这实在是鉴赏图章的滥觞，也间接就是最早的藏书印。其后，如南唐李后主

的建业文房之印，宋太祖的秘阁图章之印，徽宗的宣和御印，都是著名的官

家收藏印鉴。私人方面最早的，如苏东坡的“赵郡苏轼图籍”印，王晋卿的

“晋卿珍秘”，虽是一般的书画鉴藏印，必然同时也就是他们的藏书印。

专为藏书而镌刻的藏书印，按照中国印章发展的过程看来，自必与斋馆

别号的印章以及所谓吉颂风趣的闲章同时，从一般的图书鉴赏印章上面衍变

出来的。这大约开始于宋代，经过元朝，到了酷爱风雅的明朝士大夫手中，

便特别发展盛行起来了。

自明朝以来渐渐有了定型的中国藏书印格式，其文字大都作某某藏书，

某某读书，某某手校；也有不用姓氏而用斋馆别号的，如某某楼某某斋藏书；

这类印章多是方形或长方形的，字句多一点的，则作某氏某某楼藏书印记。

若有特别著名的藏书家，往往仅用他的藏书斋馆名号的图章钤在书上，便足

以表示是他的藏书，如明末钱牧斋的著名绛云楼，近人常熟瞿氏的铁琴铜剑

楼，他们的藏书印仅作“绛云楼”和“铁琴铜剑楼”数字，没有姓名，也不

用藏书字样。这是因为他们原是以藏书著名的，一见到这印章，就知道是他

们的藏书了。

有些藏书家，除了普通的藏书印之外，更喜欢在他们所藏的善本孤本或

宋本书籍上，钤上“善本”，“甲本”，“天壤孤本”，“宋本”等圆朱文

的小印，如毛氏汲古阁，陆氏皕宋楼，聊城杨氏海源阁，我们至今仍可以从

他们旧藏的善本宋本书籍上见到这样的小印。

清代中叶，以拜经楼藏书著名的海昌吴槎客，有一方藏书印，更特别有

趣。据“拜经楼藏书题跋记”载，槎客每遇善本，倾囊购之勿惜。后得宋本

咸淳《临安志》九十一卷，《乾道志》三卷，《淳祐志》六卷，遂刻一印曰

“临安志百卷人家”。海宁陈仲鱼曾为此事题诗赠之曰：

“输钱吴市得书夸，道是西施入馆娃，宋室江山存梗概，江乡风物见繁

华，关心志乘亡全帙，屈指收藏又一家，况有会稽嘉泰本，赏奇差足慰生涯”。

吴槎客的“临安志百卷人家”小印，虽未必一定是钤在书上的，然而从

印章上发挥自己的爱书趣味，正是藏书印的别一格式。中国的藏书家，藉了

印章来表示自己志趣的人很多，可惜都是叮嘱子孙如何保存遗书，不许变卖；

或是表示自己买书辛苦不愿借人之类的迂话，很少能有“临安志百卷人家”

这种风趣的。

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卷十《藏书家印记之语》，辑录古今藏书印记文

字颇详。他首先引唐杜暹题其藏书卷末的诗句：“清俸写来手自校，子孙读

之知圣教，鬻及借人为不孝。”按此事见宋周辉《清波杂志》，既说题在卷

末，当是手写而非印记。又，赵孟頫的藏书，卷末有题记云：“吾家业儒，

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后人不读，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

犊；苟归他室，当念斯言，取非其有，毋宁舍旃”。陈登原的《古今典籍聚

散考》引《曝书杂记》，误以为是赵文敏的藏书印记，其实当也是手题的。

倒是汲古阁的毛子晋，曾借用赵氏这几句话，上面加上一句“赵文敏公书卷

末云”，共五十六字，刻成一方藏书印，汲古阁所藏《梅屋第四稿》卷末即

有此朱文方印。蒋光煦的《东湖杂记》及钱警石的《曝书杂记》所记，皆指

毛氏以赵氏的题记刻为印章，并非赵氏自己有这印章也。前记吴骞“拜经楼”

所珍藏的那部九十一卷的宋咸淳《临安志》，吴氏曾因此刻了“临安志百卷

人家”印章以示矜贵的，后来归于钱唐丁氏八千卷楼。据丁氏《善本书室藏

书志》所记，这书的上面有一方吴氏拜经楼的藏书印，其文句云：

“寒无可衣，饥无可食，至于书不可一日失，此昔人诒厥之名言，是为

拜经楼藏书之雅则。”

可见吴氏对于书的珍爱。至于与他为爱书同志而互相赠诗唱和的海宁陈

仲鱼，有藏书楼在紫薇山麓。据《东湖杂记》载，陈氏有藏书印，文曰：“得

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其爱书如命的程度，也与吴氏不相上下。

其他见诸记载的各藏书家藏书印用语，大都仍以叮嘱子孙要读书，不可

卖书不可借书，借书者应予归还之类的话居多，如钱穀的藏书印云：“百计

寻书志亦迂，爱护不异隋侯珠，有假不还遭神诛，子孙不读真其愚。”居然

出之咒诅，未免太过。明人祁承业澹生堂的藏书印云：“澹生堂中储经籍，

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

孙益之守毋失。”祁氏的藏书，订有澹生堂藏书约，许亲友借观，但不得携

出室外，因此他的藏书印中便没有禁止借人的话了。

蒋光煦《东湖杂记》，记青浦王昶的藏书印记，其措辞则较钱穀的更为

严厉，竟有犬豕非人及屏出族外的话，文云：

“二万卷，书可贵；一千通，金石备，购且藏，极劳勋，愿后人，勤讲

肄；敷文章，明义理；习典故，兼游艺；时整齐，毋废堕；如不材，敢弃置；

是非人，犬豕类；屏出族，加鞭捶。述庵传诫。”

严酷如此，实在令人见而生畏，根本谈不上什么爱书的风趣了。与这相

类的，还有万竹山房唐尧臣的藏书印，他是不肯借书给人的，印文曰：“借

书不孝”，见范声山的《吴兴藏书录》；这倒不如《藏书纪要》的著者孙庆

增所用的藏书印：“得者宝之”，还不失爱书家的本色。

其实，一定要勉强子孙读书或永远保存先人的藏书，实在是一件非常迂

拙的愿望。

《清波杂志》的著者周辉，曾记少卿陈亚家中藏书千余卷，名画一千余

幅，晚年又得华亭双鹤及怪石异花，惟恐子孙不能守，作诗戒之曰：“满室

图书杂典坟，华亭仙客岱云根，他年若不和花卖，便是吾家好子孙。”结果

少卿死后，全部仍归他人。可见古人早已有非难这种思想的了。这倒不如查

初白《人海记》所称道的杨循吉，他因见故家藏书，多有为不肖子孙变卖或

供人为薪者，既老，便将所藏分赠亲故曰：“令荡子爨妇，无复着手，亦一

道也。”倒达观痛快多了。

日本人的爱书趣味，无论表现在西洋方式的藏书票上面，或是中国方式

的藏书印上面，似乎都比较中国的藏书家更有人情味，更有风趣。三村清之

郎选辑的《藏书印谱》和《续藏书印谱》，小野则秋氏的《日本藏书印考》，

著录日本古今藏书印的式样，研究日本藏书家印记的渊源和变迁，极为可观，

材料和趣味都极丰富。

日本最古的藏书印，大都发现在古寺院的藏经上，如“法隆寺一切经”

六字，高山寺的则仅作长方形的朱文“高山寺”三字，法界寺的则作“法界

寺文库”五字，亦系朱文长方形，这就是后来著名的长方形“金泽文库”藏

书印的前身。日本人称书为“本”，因此古皇室的藏书，在一般印章之外，

间有钤上“御本”二字的，表示是官家的藏书。又如红叶山文库的藏书印，

就作“红叶山本”四字。

表现在藏书印上的日本藏书家的书籍趣味，也有如我们中国的藏书家一

般，不喜借人和叮嘱子孙保存毋卖的。就是寺院的藏经，为了提防失散，也

有在藏书印上刊着“门外不出”的字样。

但大都比较我们更有风趣。如铃木白藤的书印作“节缩百费，日月积

之”，市河米庵的“市河米庵捐衣食所聚”，朝川善庵的“善庵三十年精力

所聚”。更有对于自己所有的孤本和珍本特别看重的，如小岛尚质的珍本书

印，作“葆素堂惊人秘册”，寺田望南的“天下无双”，内藤湖南的“天壤

间孤本”，岩崎灌园的“宇宙一本，岩崎必究”，森川竹窗的“此书不换妓”，

都是很有风趣的爱书心理流露。

印章文字多一点的，如青柳馆文库的朱文方印，共十八字，文曰“勿折

角，勿卷脑，勿以墨污，勿令鼠齩，勿唾揭幅”，这是针对旧时翻阅线装书

的一切陋习而发的，显然受了中国藏书家的影响。大阪的一位儒士松井罗州

的藏书印，则叮嘱得更仔细，文字也更多了。这是一方大型的朱文方印，共

有文字九行，文曰：“赵子昂云，吁，聚书藏书，良非易事。善观书者，涤

手焚香，拂尘净几，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夹刺，

勿作枕，随损随修，随开随掩，后之得吾书者，拜奉赠此法。”他另有一方

藏书印，所刻的是日本式的中国七言诗四句，诗曰：“著书始识著书难，字

字写来心血干，禁锢尘堆媚贫蠹，不如典卖供人观。”

我最喜欢的倒是细井广泽的一方，也是朱文的大方印，文曰：

“友人求假余书画摹本，余未曾啬焉。然至乎淹滞不还，则大负老境之

乐意，故作俚诗自刻印于其首，以奉告诸友：斯翁努力知何事，为乐残生为

遗儿，君子求假奚足惜，荷恩还璧莫迟迟。壬寅秋，广泽钓徒书，时六十又

五。”

诗虽不大高明，然而那风趣颇有点近于郑板桥的自题润格。

从《日本藏书印考》中所见到的其他有风趣的藏书印，还有小岛尚质的

“父子灯前共读书”，泷泽马琴的“不行万里路，即读万卷书”，市野迷庵

的“子孙换酒亦可”，大槻磐溪的“得其人传，不必子孙”，都有一点风流

的潇洒趣味。

从日本藏书家的藏书印上所见到的身后保存藏书观念，则与中国的藏书

家差不多，都是希望子孙能永远保存，毋卖毋弃。如新川鹿岛清兵卫的一颗：

“子孙永保”，诗人竹添井井的“井井居士鉴赏子孙永保”，关场忠武的“子

孙保之”，都是这一类藏书印的典型式样。至于略有变化的，则如姓名失传

的某氏的一颗：“自写且校，纸鱼宜防，不鬻不焚，子孙永藏”，河野铁兜

的“衣粗食菲，辛苦所存，不能永保，非我子孙”，颇与中国若干藏书家“后

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毋失”的观念如出一辙。但达观的也并非没有，

如村田清风的“长门国三隅庄村田氏文库章，集散任天然，永为四海宝”，

大槻磐溪的“得其人传，不必子孙”，市野迷庵的“子孙换酒亦可”，都是

挂念自己的身后藏书，但却不一定希望子孙为之保存的。

至于从藏书印上所见到的方正耿介性格，可以代表的该是关场忠武的一

方，中间朱文作“关场氏所藏”五字，左右白文两行，右曰“忠孝吾家之宝”，

左曰“经史吾家之田”。但我以为这未免太正经了，倒不如丁氏八千卷楼藏

书志所载的某氏的一方：“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颇有中国儒家

所提倡的淡泊风趣。

最后，我想顺便谈一谈藏书印的钤盖方法。

西洋的藏书票是贴在书封面的里面，即封面的反面，以一张为限，大都

贴在正中，但也有人贴在左上角的。

至于我们的藏书印，则因了一本线装书可以钤印的地方很多，而一个藏

书家的藏书印又往往不只一方，于是钤印的地位就值得考虑了。从前皇帝的

内府图书藏书印，照例是钤在每一卷的第一面书框上面正中的，如我们从影

印的四部丛刊上常见到的“乾隆御览之宝”，“嘉庆御览之宝”，“天禄琳

瑯”等等，都是这样。这是皇帝的排场，是不足取法的。正当的钤盖藏书印

的方法，最主要的一方，我以为是该盖在一部书正文第一面的下方，即著者

或编纂者的姓氏的下面，以贴近书的边框为宜。再其次，则每一册的最后一

页的下角，也应该钤一方压卷。若再有其他的藏书印，则不妨分别钤在序文

前后和里封面版框的空白处，地位总以贴近下角为宜。无论是线装本或是铅

印的平装本，我以为总不宜在封面上盖上印章。

若是这本书已经经过别家收藏，第一页已有若干印章的，则自己的藏书

印宜顺序钤在最上的一方之上，以示收藏流传的先后次序。若是下角仍是空

白的，则仍以钤在下角为宜。

主要的藏书印应该钤在本文第一页的用意，是因为这地方是一部书的真

正开始，又不似题笺序文目录等容易损坏或脱落，所以应该钤在这里。又，

如果书边特别阔大，书框特别小的，则不必一定钤在框内，也可以钤在框外。

藏书印当然可以不只一方，但钤在一本书的主要所在的应该用主要的一

方，其次要的则不妨分别钤在卷末和其他适宜的地方。即使自己有很多的印

章，也不宜一齐钤在一本书上。无论是书籍或是碑帖书画，印章钤的过多，

不仅有损美观，而且也产生一种伧俗气。只有书贾和骨董商人才故意累累的

乱钤伪造的藏家印章来炫惑人。姜绍书在《韵石斋笔谈》中曾讥笑明朝收藏

家项墨林喜欢在收藏品上乱钤图章，他说得好：

“每得名迹，以印钤之，累累满幅，亦是书画一厄。譬如石卫尉，以精

珠明缪，聘得丽人，而虞其他适，则黥面记之，抑且遍黥其体，使无完肤，

较蒙不洁之西子，更为酷烈矣”。

他虽是说书画收藏家的，但藏书家也应以此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