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雕板始源
中国雕板始源
中国书籍的原始形式，是用竹片贯穿成叠的简册，和用纸帛装裱成卷轴
的卷子，所以一本书称为一册或一卷。后来印刷术发明了，才有刻本。刻本
是将每一页书用整块木板刻好，然后再加以印刷的，所以最初不称为印书而
称为刻书。刻书时在木板上刻字的程序称为雕板。
雕板印刷技术，是中国人发明的，这和造纸火药指南计三者，是中国在
世界文化史上对于人类最有贡献的四大发明物。中国的雕板印刷物，目前可
以见到的最早的实物，是一卷金刚经刻本，是由英国考古家斯坦因氏于一九
○七年在我国甘肃著名的敦煌石室中发现的，现藏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院中。
这一卷雕板的金刚经还保持着中国书籍的原始形式——卷子的形式，卷首附
有佛像，也是木刻的。所以这一卷金刚经不仅是现存的世界最古雕板书籍，
同时在世界艺术史上，也是现存最古的一幅木刻。
这一卷金刚经刻本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的刊刻年代在卷末被明白的记
载着：“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咸通是唐懿宗的年号，
咸通九年为公元八六八年。在全世界现存的雕板印刷物中，其有明确年月记
载的，没有比这更早的了，所以尽管这卷金刚经的雕板技术已甚精美，可以
间接证明在它刊印以前，雕板技术必然已经经过若干时间的实验进化阶段；
而其他的考古家，也曾在新疆吐鲁番的若干古代遗址中发掘出过一些在式样
上可能比这卷金刚经更古的佛教印刷物，但因为其上没有明确的年代记载，
所以我们至今仍不能不认定这卷唐咸通九年刊刻的金刚经，是现存的中国最
早雕板书籍，同时也是全世界现存最早的雕板书籍。
毫无疑问，在这卷金刚经刊刻以前，中国早已有雕板书籍了，而且一定
已经流行了相当时间。我们今天虽然还不曾有机会再见过那些实物，但从前
人的著作中，却可以从文字上得到明确的证据。我不想在这里来尝试断定中
国书籍雕板，始于何时，因为这断定是不可能的。象雕板印刷这样的文化产
物，必然经过多时和多次的试验和改革，而其本身又必含有其他事物的影响，
它的渊源和长成必然是很复杂悠久而且缓慢的，决不是一朝一夕，或者突然
由某一个人在某一天发明的。我们能相信中国文字果真是仓颉创造的吗？我
们能相信中国造纸方法果真是宦官蔡伦独自发明的吗？因此要想考证中国的
雕板发明人是谁，和在什么时候发明的，那是不可能的事，而且那尝试也将
是一种愚蠢的尝试。
我现在所要做的，乃是想从前人著作中，看一看中国雕板书籍最初被记
载的情形是怎样。本来，关于中国雕板书籍出现的时代，一般本有三种不同
的说法，一说始于五代的冯道刊印《九经》，一说始于柳玭《家训》和《猗
觉寮杂记》等书所记载的唐末益州墨本，另一说则更早，说是始于隋初。其
实，这三个不同而又恰巧互相衔接的时代，可能实际上恰是中国书籍雕板逐
渐长成的过程，恰如胡应麟在他的《少室山房笔谈》所说：
“雕本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
雕本始于隋时的根据，是陆深的《河汾燕闲录》，其言曰：“隋文帝开
皇十三年十二月，勅废像遗经悉令雕板”。
孙毓修氏的《中国雕板源流考》即据此说，认为雕板肇于隋时。可是叶
德辉的《书林清话》和美国汤麦斯?卡德氏的《中国印刷术源流史》（已有
刘麟生的中译本）皆否认此说。卡德氏谓欧洲载籍，谓中国雕板印刷始于公
元五九三年（即隋开皇十三年），“其谬误盖由于误用中国参考书。”卡德
氏的话是根据《书林清话》而来的，据叶氏在《书林清话》卷一《书有刻板
之始》中说：
“近日本岛田翰撰《雕板渊源考》（所撰《古文旧书考》之一），据颜
氏《家训》称江南书本，谓书本之为言，乃对墨板而言之。又据陆深《河汾
燕闲录》，引隋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板之语，谓雕板
兴于六朝。然陆氏此语本隋费长房《三宝记》，其文本曰，废像遗经悉令雕
撰，意谓废像则重雕，遗经则重撰耳。阮吾山茶余客话，亦误以雕像为雕板。
而岛田翰必欲傅会陆说，遂谓陆氏明人，逮见旧本，必以雕撰为雕板。不思
经可雕板，废像亦可雕板乎”。
费长房《三宝记》即《历代三宝记》，我未见过旧本，不知究竟应作雕
撰还是雕板。但据《历史佛祖通载》所载，开皇十年文帝下诏复教，访人翻
译梵经，置翻经馆，大建伽蓝，故有整顿废像遗经之举。《三宝记》的原文
如果是“雕板”，则雕镌宗教图像正是印刷雕板的必然起源，叶德辉所诧异
的“废像亦可雕板乎”，盖不知佛像除了可以雕塑以外，也可以雕成石板木
板来印刷。至今所发现的中国最古印刷物，差不多都是宗教图像，就是很好
的证据。
又，《河汾燕闲录》所引用的《三宝记》中的这几句话，今人多在“敕
废像”三字下断句，而不读作“敕废像遗经，悉令雕？”（《中国雕板源流
考》及查猛济的《中国书史》等皆如此）这样一来，将在这里本来该是形容
词的“废”字，变成了动词，好象是隋文帝敕令整理。这实在是一个错误。
因为隋文帝既然下诏复教，决不会又“敕废像”的。
作为隋朝已有雕板的另一根据，是与上述的金刚经同时在敦煌石室发现
的另一部佛教典经。罗振玉氏的《敦煌石室书录》上说：“大隋永陀罗尼本
经上面，左有施主李和顺一行，右有王文治雕板一行。宋太平兴国五年，翻
雕隋本”。
叶德辉的《书林清话》亦引此说。永陀罗尼经原本今藏伦敦大英博物院，
据复制的影本看来（见道格拉斯?麦克茂特莱氏的《书——印书和制书的故
事》第九十七页插图），这实在是一张雕板印刷的单页经咒，既非书本，也
非卷子。经咒是梵文，作一大圆形居中，四周是佛像和莲花宝鼎的装饰，右
上角有“施主李和顺”五字，左上角有“王文治雕技”五字。圆形梵文经咒
的下面，有文字二十一行，在一长方形框内，前作“大隋永陀罗尼”六字，
中十六行系解说受持此咒所获得的各种功德，末四行云，“若有人受持供养，
切宜护净。太平兴国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雕板毕手记”。
据此，这张宋朝雕板的陀罗尼咒，虽是根据隋本的，但并未说明是“翻
雕”，我们无法确定原来隋本的经咒是写本还是刻本，因此罗振玉的“翻雕
隋本”的结论未免有点不可靠。
作为隋朝已有雕板的证据，这张经咒的力量实在抵不上费长房《三宝
记》中的那几句话。
因此关于雕板肇自隋时的说法，我们只可以假定中国隋时已有雕板，用
来印刷佛教图像或经文，但是至今还没有发现遗物或充分的文献可作确证。
唐朝有雕板书籍的问题，因了我们已假定隋朝已用雕板印刷佛教图像，
又加之已有敦煌所发现的咸通九年金刚经刻本，所以根本不成问题。只是唐
朝自开国至咸通九年，已历二百五十年，在这两世纪半的悠长时间内，必然
用雕板印刷过许多单页图像符咒，甚至成册的经典或其他著作，可是我们现
在除了咸通九年的这卷金刚经以外，还不曾发现过更早的其他唐朝雕本，这
实在是件憾事。《中国雕板源流考》的作者虽然说，“近有江陵杨氏藏开元
杂报七叶，云是唐人雕本，叶十三行，每行十五字，字大如钱，有边线界栏，
而无中缝，犹唐人写本款式，作蝴蝶装，墨影漫雕，不甚可辨……”，可是
我们未曾目睹此物，它是否真的存在，以及是真是伪，都成问题，所以我们
仍然只好认为咸通九年的金刚经刻本是现在所能见到的中国最早雕板书籍。
其他见诸宋人著作中的有关唐时雕本记载，这在以前是唯一可据的中国
雕板始源资料，但自从咸通雕板的金刚经发现以后，这些资料都成为次要的
了。这些记载之中，最详细的是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所引用的唐柳玭的
《家训》序，其言：
“中和三年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予与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
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
印纸浸染不可晓”。
中和三年是公元八八三年，较咸通九年后十余年。这是前人著作中关于
雕板的最早记载。这记载使我们知道四川是中国最早用雕板印刷书籍的地
方，而且所印的都是当时实用术科书籍。可是以前的文人对这记载都不甚重
视，因为所印的是杂流书籍而非经史，但是我们知道，文化和艺术都是起源
于劳动和实用，有了雕板以后，最先印行的都是宗教书和实用书，正是必然
的现象。
另一则有关唐人雕本的记载，见朱翌的《猗觉寮杂记》。他说：
“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益州就是四川。他
所记载的年代虽然较晚，但同样证明了四川是中国最先有雕板的地方。
既然四川是中国最先采用雕板印刷书籍的地方，我们简直可以假定，敦
煌石室中所发现的唐咸通九年金刚经刻本，多数是从中国内地流传去的，可
能就是从四川带去的，决不是当地的刻本，因为以当时中国西北部文化情形
而论，甘肃还不会有雕板印刷。
至于以中国雕板始于五代的说法，那是因了冯道奏请刊刻五经，遂以中
国官家雕印书籍之始，误为有雕板之始，前人早已辨正，已不必多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