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出版部在上海开始筹备，是一九二六年的事。招股筹备期间的办事处，设在南市阜民路周全平的家里。那是一座两上两下上海弄堂式的房屋，不过却没有弄堂而是临街的。全平的家人住在楼下的统厢房，另外再租了楼上的亭子间。那里就是出版部的筹备处。同时也是《洪水》半月刊的编辑部。在这间亭子间里，沿墙铺了两张床，成直角形，一张是我的，一张是全平的。窗口设了一张双人用的写字台，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地方了。

上海南市的老式弄堂房屋，即使是亭子间，也有四扇玻璃窗，对着大天井。另外一面的墙上还有一扇开在后面人家屋脊上的小窗口，因此十分轩朗，不似一般亭子间的阴暗。不过当时白昼在家的时间并不多，总是在外边跑，大部分的工作总是在灯下的深夜里进行的。

我那时还是美术学校的学生，本来住在哈同路民厚里的叔父家里（最初的创造社和郭先生的家，都在这同一个弄堂内），为了要参加《洪水》编辑部的工作，这才搬来同全平一起住。白天到学校去上课，中午在学校附近的山东小面馆里吃一碗肉丝汤面或是阳春面当午膳，傍晚才回来，在全平家里吃晚饭。不过，我那时的兴趣已经在变了。虽然每天照旧到学校上课，事实上画的已经很少，即使人体写生也不大感到兴趣，总是在课室里转一转，就躲到学校的图书馆去看书或是写小说。

那时上海美专已有了新校舍，设在西门斜桥路。虽说是新校舍，除了一座两层的新课室以外，其余都是就什么公所的丙舍来改建的。这本来是寄厝棺材的地方，所以始终有一点阴暗之感。图书馆有一长排落地长窗，我至今仍怀疑这可能就是丙舍的原有设备，里面设了桌椅，有一个管理员。书当然不会多，来看书的学生更少。我就是在这么一个冷清清的地方，每天贪婪的读着能够到手的新文艺出版物，有时更在一本练习簿上写小说。我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写出来的。

当时的上海美专真不愧是“艺术学府”，学生来不来上课，是没有人过问的，尤其是高年级的学生，只要到了学期终结时能缴得出学校规定的那几幅作品，平时根本不来上课也没有关系。不过，学费自然是要按期缴的，可是我后来连这个也获得了豁免的便利，因为我的“文名”已经高于“画名”，就是校长开展览会，也要找我写画评了。

当时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白天到美术学校去作画、看书和写文章，晚上回到那间亭子间内，同全平对坐着，在灯下校阅《洪水》的校样，拆阅各地寄来的响应创造社出版部招股的函件。

这些函件，正如平时来定阅《洪水》或是函购书籍的来信一样，寄信人多数是大学生、中学教员以及高年级的中学生。但也有少数的例外，如柳亚子先生，他住在苏州乡下的一个小镇上，创造社的每一种出版物，他总是一定会寄信来定购一份的。

当时有几个地方，新文艺出版物的销路特别大，北京和广州不用说了，此外如南边的汕头、梅县和海口，往往一来就是十几封信，显示这些地方爱好新文艺的读者非常多。后来这些地方都成了革命运动的中心，可见火种是早已有人播下了。

也有些个别的特殊情形，使我到今天还不会忘记的，如浙江白马湖的春晖中学，河南焦作的一座煤矿，寄信来定阅刊物和买书的也特别多。后来上海的一些书局还直接到焦作去开了分店。当时创造社出版部公开招股，每股五元，那些热心来认股的赞助者，多数是爱好新文艺的青年，节省了平日的其他费用来加入一股，因此拆开了那些挂号信以后，里面所附的总是一张五元邮政汇票。

招股的反应非常好。我们每晚就这么拆信、登记、填发临时收据。隔几天一次，就到邮政总局去收款。这些对外的事务，都由全平一人负责。他那时显然已经很富于社会经验，在外面奔走接洽非常忙碌，我则还是一个纯粹的学生，只能胜任校对抄写一类的工作。

我已经记不起出版部预定的资本额是多少，总之是来认股的情形非常踊跃，好象不久就足额，或是已经到了可以成立的阶段了，全平就忙着在外面找房子，准备正式成立出版部。后来地点找到了，不在南市。也不在租界上，而是在闸北宝山路上，那就是后来有名的三德里 A 十一号了。在这同一条弄堂里，有世界语学会，有中国农学会，还有中国济难会。这些都是当时的革命外围团体。后来一个反动的高潮来到，眼见他们一个一个遭受搜查和封闭，最后也轮到我们头上，出版部也第一次受到搜查，接着就来封闭，并且拘捕了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小伙计。

在出版部还不曾正式成立以前，这就是说，还不曾搬到三德里新址，仍在阜民路的时期，在那年的岁暮或是年初，总之是旧历过年前后，郭老又从日本回来了一次。特地到阜民路来看我们，并且留下来在全平家里吃晚饭，而且还喝了点酒，兴致特别好。

晚饭以后，大家在客堂里围了桌子掷骰子玩，玩的是用六粒骰子“赶点子”或是“状元红”那一类的古老游戏。我记得那时间正是在旧历过年前后，否则是不会掷骰子的。

参加掷骰子的，还有全平的姊妹。大家玩得兴高彩烈。郭老每掷下一把骰子，在碗里转动着还不曾停下之际，他往往会焦急的唤着所希望的点。若是果然如他所唤的那样，就兴奋的用手向坐在一旁的人肩上乱拍。我那晚恰坐在他的身边，因此被打得最多。我想古人所说的“呼么喝六”的神情，大约也不外如此。不过，那晚的桌上却是空的，我们并不曾赌钱，只是在玩。

创造社的几位前辈，我除了从达夫先生后来的日记里知道他有时打麻将以外，象郭老和成仿吾先生，我就从不曾见过他们做过这样的事情。全平是个“社会活动家”，大约会两手。至于那时的我，是个纯粹的“文艺青年”，仿佛世上除了文艺，以及想找一个可以寄托自己感情的“文艺女神”以外，便对其他任何都不关心了。

出版部的筹备工作渐渐就绪之际，阜民路俨然已经成了一个文艺活动的中心。许多通过信的朋友，来到了上海，一定要找到我们这里来谈谈。僻处南市的这条阜民路，并不是一个容易找的地点，但是当时大家都有那一分热情。彼此虽然从未见过面，只要一说出了姓名，大家就一见如故。可见那时创造社所具有的吸引力。

意外的来客之中，令我至今还不曾忘记的是蒋光慈。那是一个风雪交加的晚上，外面有人来敲门，说是要找我们。我去开门，门外的来客戴了呢帽，围着围巾，是个比我们当时年岁略大的不相识的人。他走进来以后，随即自我介绍，这才知道竟是当时正在畅销的那本小说《少年飘泊者》的作者。

当时蒋光慈还叫蒋光赤，刚从苏联回来，那一本在亚东书局出版的《少年飘泊者》已经吸引了无数热情青年。他刚到上海，就在这样严寒的夜晚摸到我们这里来，实在使大家又高兴又感激。

闸北宝山路 A 十一号的地点租定了以后，创造社出版部就正式开张了。

可惜我无法在这里写下开张的日期，以及当天的情形。反正那时是不会有什么“鸡尾酒会”的，同时在不曾正式开张之前，有些读者寻上门来买书的，也早已照卖了。

出版部的招牌是横的，挂在二楼，好象是红地白字。不用说，招牌字是郭老的大笔。他从那时起，就已经喜欢写字了。

三德里的房屋，是一种一楼一底的小洋房，每一家前面有一块小花园，没有石库门，一道短围墙和铁门，走进来上了石阶，就是楼下客厅的玻璃门，这里就是我们的门市部，办事处则设在楼上。这一排小洋房共有十多家，租用的多数是社团。出版部的 A 十一号是走进弄堂的第二家。第一家住的是老哲学家李石岑，当时正在商务印书馆编辑一种哲学月刊。我们的右邻是一位女医生，没有男子，只有一个女伴与她住在一起，不过时常有一个男子来探访她们。

这是一个古怪的人家。因此这家右邻的动静时常引起我们这一群年轻人的注意。那位女医生和同住的女伴都已经年纪不小了，可是脂粉涂得很浓，每天在家都打扮得象是要去作客吃喜酒一样。那个时常来探访她们的男子也是中年人。这两个妇人的生活很神秘，有人说她们是莎孚主义者。两人感情好象很好，可是有时又会忽然吵嘴；而且吵得很厉害，会牵涉到许多小事。

有时会深更半夜忽然这么吵了起来。

站在我们这边通到亭子间的吊桥上，是可以望得见她们的后房的。有时晚上实在吵得太不成话了，哭哭啼啼，数来数去老是不停，这时性情刚烈的诗人柯仲平就忍不住了，总是拿起晒衣服的竹竿去捣她们后房的玻璃窗，并且大声警告，叫他们不可再吵。

由于隔邻而居，已非一日，平时出入也见惯了，因此这一喝往往很生效，她们总是就此收场不再吵了。

这些有趣的小事情，四十年仍如昨日，我还记得很真切。前几年游西安，知道柯仲平正在西安，曾设法去找他，想互相谈谈彼此年轻时候这些有趣的经历，相与抚掌大笑。不料他恰巧出门去了。满以为且待以后再找机会相见，哪知回到香港没有几天，就从报纸上读到他的噩耗，缘悭一面，可说是最令人心痛的事。

阜民路全平家里的那一间亭子间，也就是《洪水》编辑部和创造社出版部筹备处的所在地，我在那里住过的时间并不长，大约不到半年，出版部已正式成立，大家就一起搬到了闸北三德里。

然而在那间亭子间里所过的几个月的生活，却是我毕生所不能忘记的。

因为正是从那里开始，我正式离开家庭踏入了社会；也是从那时开始，我第一次参加了刊物的编辑工作，并且亲自校对了自己所写和自己付排的文章。

在这以前，我不过曾在《少年杂志》投稿被录取过，又在《学生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较长的游记《故乡行》而已。

然而这时却不同，我不仅正式参加了《洪水》的编辑工作，给这个创造社同人的新刊物设计了封面，画了不少版头小饰画，而且自己还在上面发表了文章，这意味着我已经正式踏上“文坛”了。因此一面兴奋，一面也非常感激，那些日子的情形实在是我怎样也不会忘记的。

更有，也正是在那间亭子间里，年轻的我，第一次尝到了人生的甜蜜和苦痛的滋味。当时也曾写过几篇散文发表在《洪水》上，抒写自己心中的感情，后来这些散文曾用《白叶杂记》的书名印过单行本，其中有一篇的一节这么写道：

“回想起我搬进这间房子里来的日期，已是四月以前的事了。那时候还是枯寂的隆冬，春风还在沉睡中未醒，我的心也是同样的冷静。不料现在搬出的时候，我以前的冷静竟同残冬一道消亡，我的心竟与春风同样飘荡起来了。啊啊！多么不能定啊，少年人的心儿。”

这种郁达夫式的笔调，现在重读起来，自然不免有一点脸红。然而想到这是将近四十多年前的少作，自己那时不过二十一、二岁，而且再回想到那时的心情，我不觉原谅了我自己。

那时正是我们要从这间亭子间搬到三德里新址去的那几天，当时我个人实在有种种理由舍不得离开这地方，可是事实上既不能不搬，而且我们的房东早已先期搬走了，只剩下全平一家人，整个楼上也只有这间亭子间还有我和全平两人。可是我实在舍不得离开这间亭子间，这正是我要写那篇文章的原因。我曾继续这么写道：

“这一间小小的亭子间中的生活，这一种团聚静谧的幽味，的确是使我凄然不忍遽舍它而去的。你试想，在这一间小小的斗方室中，在书桌床架和凌乱的书堆隙地，文章写倦了的时候，可以站起来环绕徘徊……”

若不是重读自己这样的少作，我几乎忘了我们的全平，有一年他就是那么神秘的失了踪，彼此天南地北，谁也不曾再见过他，谁也不再知道他的消息。这位《梦里的微笑》的作者，可说是《洪水》和“创造社出版部”最忠心的保姆。就是我和柯仲平等人，当出版部被淞沪警察厅封闭，并将我们拘捕以后，若不是靠了他在外面奔走，我们这几个小伙计也早已不在人世了。

可是新的一代文艺工作者，大约很少会知道《梦里的微笑》这本书（其中还有我的插图），更不知道全平其人了。

在我的那篇写于一九二六年的《迁居》里，其中有几句是写到了他的像貌的。这怕是仅有的资料了，现在特地重录在这里以作纪念：“我们工作的时间，多半是在夜晚。在和蔼温静的火油灯下，我与了我同居的朋友——这间屋子的主人，对面而坐，我追求着我的幻梦，红墨水的毛笔和令人生悸的稿件便不住地在我朋友手中翻动。我的朋友生着两道浓眉、嘴唇微微掀起，沉在了过去的悲哀中的灵魂总不肯再向人世欢笑。虽是有时我们也因了一些好笑的事情而开颜欢笑，然而我总在笑声中感到了他深心的消沉和苦寂，我从不敢向他问起那已往的残迹……”

这里所写的生着两道浓眉的朋友，就是全平。关于他的那些所谓“已往的残迹”，我至今仍不大清楚因为始终不曾正式向他问过，他也不曾向我谈过，但不外是爱情上的一些不如意事，也就是他的《梦里的微笑》所写的那些本事了。

全平是宜兴人，办事和组织能力特别强，同伴之中是没有一个能及得上他的。若是没有他，创造社出版部是根本不会诞生的。他曾到过广州，筹备出版部广州分部的工作，住过一些时候，因此早期南方的文艺工作者，也许会有人同他见过面的。

全平同郭老的感情特别好。有一年江浙军阀内讧，发生了内战，他的家乡受害修重，当时有一班进步人士曾组织了调查团去调查这次的战祸，郭老也去参加了，就是由全平陪了同去的，郭老后来曾在《民铎杂志》上写了一篇纪行的长文。

《洪水》的出版和创造社出版部的诞生，我虽然曾经躬与其事，可是时隔四十年，记忆到底有点模糊了，姑且这么信笔的记了一些下来。我相信再过几年，怕连这些也记不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