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人叫穗子，我晓得回头那年，我两岁。

把下巴颏压在桌沿，在无线电里听戏，我五岁，然后我就会“唉”的一声叹气。

一天我从外面跑回家，一根辫子齐根给人剪了。“给谁剪掉了？！”外婆问。我说：“革命小将！”我又说：“李叔叔穿件新棉衣，爬到对面楼的和平鸽上，（李叔叔只有和平鸽一只鸽蛋那么大，要是那和平鸽下蛋的话）跳下来了。”

“你也去看了？难怪人家革命小将捉住你剪你小辫子！”外婆说。她拎着剩下的那根辫子，不知拿它怎么办。

“大家都去看了！大家看见李叔叔给人家搬走，肚皮也露出来了。大家说李叔叔‘白肚皮，白肚皮’，‘营养好，营养好’。大家都说自杀是‘活该’。”我从许许多多的腿看进去，看见的就是李叔叔的白肚皮。我也学大家那样白白眼睛说：“活该！”我不要自己想念李叔叔，我不要自己心里难过，这样讲个“活该”，我就把李叔叔忘掉了。真忘掉了，不信你往下听，我跟你讲的这个故事里，你再也不会听见“李叔叔”了。

把门牙闭紧，再拿舌尖去顶，嘴唇一放开，就说出个“自杀”来了。那是我的嘴第一次讲出这两个字。那年我八岁。

外婆去世我九岁。然后我就变成了一个很不响、很不响的人。有时邻居跑来偷看我爸，看他怎么会自己和自己讲三小时的话。一看不是的，爸在和我讲话，求我喝羊奶，求我吃臭鸡蛋，求我到外面去玩一会儿。邻居们慢慢就习惯了，不来偷听爸对着我这样一团死静的空气讲话了。

头次跟韦志远谈话是外婆去世后。他是老门房的儿子。老门房退休了，就从乡下换来了这个韦志远。韦志远跟他爸一点都不像，从不站在院子当中用大破嗓子喊：“邱振（我爸名字）电话！邱振挂号信！”韦志远总是跑到人家门口，指头弹弹门，人家门一开他就满脸通红地说：“电话电话！”

我心里的秘密是韦志远的英俊。我绝不跟人家透露这个秘密，绝不让任何人发现他的好看，让大家觉得他丑。别人说他又呆又蠢又斗鸡眼，我就哼哼地冷笑。当然“哼哼”是不响的，只在我心里。就好比全世界都是瞎子，只有你一个人看得见韦志远的模样。

韦志远天天坐在他爸那张破板凳上看书。有人走进走出，他眼睛稍微从书上抬起一点，看看那些脚就晓得是谁走过了。有时看见一大串穿假解放军黄胶鞋的脚“噗嗒噗嗒”地跑来了，只只脚都跑得冒烟，他就飞快把眼睛落下来，落得很低，眼皮全关闭了。等那些冒黄烟的脚跑远了，他赶快去看他们那些脊梁，看那些穿假军装的脊梁冲进谁家了，拖出谁来了。韦志远有数，谁给拖出去就没回来了。

我走过去走过来，韦志远也是从我的脚认得我的。他认得我这双鞋：底子翘在上面，帮子给踩在下面。有一天韦志远看到我这双滚蹄子鞋（外婆的话）站在他眼前，不动了。

“韦志远。”我叫他。

他不抬眼睛，说：“穗子，你爸给拖走那天你家牛奶没拿，给贺春英拿走了，今天你拿贺家一瓶。”

“韦志远，你看什么书？”我问他。

他说：“你妈也不给你做鞋？”他一面看我鞋一面把书的封面亮给我看。书没封面。他看的书从来没有封面，封面给剥干净了，连书脊背上的字也没剩半个。书这下就成了没名没姓没户口的东西。在我们这里住，连黄狗都有名有姓有户口。朱阿姨反动，朱阿姨的狗一天到晚做贼似的，顺墙根的黑影子溜，最后还是给人绑了拖走，跟朱阿姨一样游街出风头。没名没姓没户口就什么也不是，大家就不知拿你怎么办了。现在我们这里文化大革命，大家都不看书了，书都有名字，一有名字人家就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资产阶级还是封建主义，反党还是反革命。要是朱阿姨不叫朱依锦，朱阿姨就不是著名演员，就不会给打倒。谁也不想打倒朱阿姨，就想打倒她的名字。谁也不想拖我爸去关“牛棚”，大家拖的是写剧本的邱振。韦志远去掉所有书的名字，书就不是它们本身了，大家就不知他读的这些不是书的玩意儿叫什么玩意儿，该拿他怎么办，所以我们大家闹革命，只有韦志远安安稳稳读他手里谁也看不清叫不明的东西。

“哎，韦志远。”

我这样很乖地叫他，让他从我的“滚蹄子”鞋慢慢看到我的红方格裤子，再看到我的手。我的两只手上长着花花绿绿的冻疮。我外套胸前一片粥锅巴闪闪发亮。然后他看到我再也长不齐的头发，跟绑强盗一样狠狠绑出两个鬏鬏。我看见他眼睛像瞎子一样软和，又大又黑，眼睫毛跟毛驴那样长，斗鸡眼是斗鸡眼，不过梁山伯看祝英台的时候也斗鸡眼。

我没话跟他说。他也没话跟我说。

其实我天天都想跟他说：“韦志远，你等我长大就娶我吧。”我心直跳，浑身发热就像突然过夏天了。他看见我笑的时候嘴里缺两颗门牙。我晓得自己缺门牙是很有风度的。

这么近了，我看得见他书上的字。全是戏文，偶然有“歹、歹、歹、大大大大、仓”。现在我懂他右手老在腿上划什么了。他在划板眼。板眼我懂的。像朱阿姨，走路、吸烟、咯咯笑都有板眼。韦志远的两个手指头还并得齐齐的，放在腿上。那条灰灯芯绒裤子有块地方绒全秃了，给他手指头划板眼划秃了。

我叹一口挺深的气。

原来还有另一个人喜欢朱阿姨唱过的戏文。

这时一个小老头进来，肩膀上背一根绳子，绳子拴一辆平板车。一会儿小老头出去，他平板车上会堆满废纸。我们这个地方永远有许多废纸，因为全省的作家都住在这里。过去作家写书、写剧，现在写认罪书、检讨书、检举书，所以写出许多废纸来。穿假军装的革命小将也一会儿来一趟，往贴满纸的墙上再糊一层标语、大字报。我们这个作家大楼原先是红砖的，现在一块红砖也看不见了，糊满了纸。风一吹，整个楼“嚓喇喇喇”响；一下雨，满楼乱淌墨汁，人不能从那下面走，一走就滴一头墨汁。等另一批革命小将来了，前一批刚贴的大字报就成了废纸，不管糨糊味有多新鲜，更新鲜的糨糊就刷上来了。等到这小老头一来，谁的纸都是废纸。他只管撕得快活，撕得清脆嘹亮，每撕一下，双脚一蹦，“嘶啦啦啦！”

韦志远的爸老门房一般不准这小老头进来。有时小老头连人带车都给撵出去很远了，老门房还要跑着再撵一段路。韦志远谁进来他也不撵——卖酱油的，收购鸡毛鸭毛的，补锅钉鞋掌的，牙膏皮换糯米糖的，都可以边走边唱就进了这扇作家协会大门。

小老头很快就拉一车白花花的废纸出来了。要不是这小老头，我们大家早让白花花的纸淹死了也说不定。这回他不往外拉，拉到死竹林后面去了。韦志远的宿舍就在死竹林那一边。外婆说那是大跃进盖的猪圈，作家要自己养猪。猪给吃光了，就把猪圈盖成了宿舍。

小老头把拿不了的纸都堆在韦志远宿舍外面，每一垛子纸上压几块韦志远的煤饼，风吹不走。

我在同韦志远谈朱阿姨。他一直用他的梁山伯眼睛瞪着我。

朱阿姨也住在我们这里。她小孩的第三个爸爸是我们这儿的副主席。我们这儿刚闹“文革”他就给革命小将不知拖到哪儿去了。朱阿姨早早就剪掉了长辫子，省得大家给她剪。我那一回给爸爸带到春节联欢晚会上，一个又瘦又高的女人走过来，讲话飞眉飞眼的，头后面有个大蜂窝似的巴巴髻。我一看就走不动了！她是名声很响的朱依锦。她名声太响了，所以我们这些邻居从来见不到她的。她手里夹着香烟，跟我想象的名演员一模一样。她笑的时候露出长长的两排牙齿，每颗牙四周有一圈咖啡色，就像我爸从来不洗的茶缸子里面的颜色。她跟男的讲话，老要说：“哎哟你气死我了！”然后手臂就一甩水袖，像要甩到人家脸上似的，大家看着她那条看不见的水袖快活地直眨眼。她跟我爸讲话也那样，先看看我说：“老邱你的千金啊，这么嗲！哎哟你气死我了！”她甩我爸一水袖。我爸和我都驾了云雾，给她迷昏了。我爸肯定跟我一样，认为朱阿姨是全世界第一仙女。朱阿姨那么舞着水袖走远了，一双脚大大的，走起来倒像完全没有脚，乘船一样。

下一个春节晚会我又见了朱阿姨，她穿一身“天女散花”的衣裳在台上东倒西歪地唱《贵妃醉酒》。那一段戏文我能一字不落地背下来。

最后一次见朱阿姨，我在大门口看批斗会。临时搭的舞台太小，被批斗的人只好轮流上去。我就想看看朱阿姨戴高帽的模样，拼命往蹲在那里等着上台的一大片高帽子那边挤。一个男小将推我一把：“挤什么你？”

我还挤。看见一队高帽子下台了，另一队高帽子上台去。就是看不见朱阿姨在哪里。人戴了这种白纸扎的高帽子怎么都一模一样了？

男小将一只大手过来，提起我的棉衣后背，像我们逮蜻蜓那样。我双脚悬起，使劲地乱刨空气。

“就你捣乱！小反革命！”

我被提起来这一下，可算看见朱阿姨了！她在一顶高帽子下拽出一蓬刘海，两只手都给墨涂得漆黑。她一只黑手搁在胳肢窝下，另一只黑手翘在空中，夹一根烟。

“我操你妈！”我对男小将喊起来。

朱阿姨一下抬头，找到了我这条粗大的嗓门。

男小将把我一扔，说：“再骂！”

“我操你奶奶！”我边骂边得意地朝朱阿姨瞅，让她瞧瞧我出息了多少。

朱阿姨先傻一会儿，忽然笑起来，用那只涂黑的手捂着嘴，咯咯咯地笑。

大概就是那次笑坏了。从此以后批斗朱阿姨就单独批了，高帽子也加了高度，脖子上还挂着一串破鞋子。全国的著名女演员挨斗都要挂破鞋。大家说：“不做破鞋怎么做女演员啊？”朱阿姨对再高的帽子都没意见，就是不要挂破鞋，每次都哭啊闹地被人从大门拖出去。每次朱阿姨被拖出去的时候，韦志远都从板凳上站起来，恭恭敬敬站在凳子一边，就像给朱阿姨让座一样。五十岁的朱阿姨像个赖学女孩，屁股向后扯，身子又被人扯到前面。韦志远就那样站着，不知该帮谁。

朱阿姨出事是在那天晚上，是她的广东保姆讲出来的。广东保姆费了许多力气才让大家听懂，朱依锦“食了毒药”。朱阿姨一天到晚换保姆，一听保姆告诉她邻居家里的丑事，她就把保姆辞掉。最后她到广东找回一个保姆，大家再想听她讲朱阿姨的事也没法子听懂了。革命小将对广东保姆说过许多次：“你解放了，可以回老家了！”广东保姆好好地谢了他们说：“那你给我买火车票吧！”保姆不要“解放”，一直陪着朱阿姨。连朱阿姨自己的孩子都同她划清界限，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什么毒药？”大家打听。

“安——眠——药！”保姆说，“一 ——百——粒！”

“哎哟！”有人说，“那要吃半天吧？”

保姆洗脸一样抹一把鼻涕眼泪说：“反正不演戏了，有一个晚上，慢慢食啦。”

朱阿姨家的门给封了，保姆也就被强行解放了。她拎着包袱，从韦志远脚边，迈着逃荒的步子从这扇大门走出去了。

我到医院看朱阿姨的时候，是晚上六点。医院在开晚餐，满楼都是搪瓷盆子的声音。我不知朱阿姨床号，只好一层楼一层楼地找。问护士，护士反问我：“什么病？”我说：“没病。是自杀。”护士说：“我们医院没有自杀科。”

后来我发现这医院还真有“自杀科”。所有给塞在楼道里的床上都插着小牌子，在“病因”这一格填有“畏罪自杀”。每一层楼，不管内科外科，都有几张这样的床。自杀科的病员都是自杀到一半给人发现的。有的是杀得不够“稳、准、狠”，有的一杀就怕了，赶紧自己投案。朱阿姨知道那天晚上十点，两个男小将来提审她，她刚把肚子胀鼓鼓塞满安眠药，他们就到了，两个药瓶子还在桌上轻轻滚动。

我上到六楼，就看到许多人站在过道里吃饭。有几个架着双拐，很困难地站在那里。这一层楼不该有架拐的，骨科在一楼。我从这些人的缝里挤着，看见女厕所对面有张床，床上是一丝不挂的朱阿姨。

我才晓得，那些架双拐的人怎么爬得动六层楼。

一个男医生和一个女护士正在抢救朱阿姨。护士不比我老多少，在朱阿姨手上扎一针，没血；又扎一针，还没血。那男医生嘴里哄她：“不要慌，慢慢来，在护校不是老拿橡皮来扎吗？把她当橡皮就不紧张了……”

我叹了一口气。朱阿姨的脸这些人平时也看不到的，别说她光溜溜的身子。我已挤到最前面，回头看看朱阿姨现在的观众。我的脊梁太小，什么也不能为朱阿姨遮挡。

朱阿姨这下子全没了板眼，怎么摆布怎么顺从。她眼倒是睁着，只看着天花板上的黑蜘蛛网。针怎么扎她的皮肉，她都不眨眼。

护士医生做完了事，把一条白布单盖在朱阿姨的白身子上。就像大幕关上了，观众散戏一样，周围的人缩缩颈子，松松眼皮，咂咂嘴巴，慢慢走开了。

我跑进护士值班室。一个老护士在打毛线。

我叫唤：“哎，要床棉被！”

护士说：“谁要？”

“天好冷怎么不给人家盖被子？”

“你这个小鬼头哪来的？出去！”她凶得很。

“就一条薄被单……”我跟她比着凶。我想好了：只要她来拖我我就踢翻那个大痰盂。“为什么不给人家穿衣服？”

老护士的毛线脱针了，顾不上来拖我。她一面穿针脚一面说：“穿什么衣服？浑身都插着管子你没长眼……她知道什么？她是棵大白菜了你晓得吧？不晓得冷的，不晓得羞的……”

“大白菜也晓得冷！也晓得羞！”我说。

那男医生这时出来了，看看我，手上尽是肥皂泡。他那手碰了朱阿姨，他倒要用那么多肥皂！他对我笑笑说：“她是你妈？”

“是你妈！”我说。

我最后还是把他们闹烦了，扔出一条被子来。

我给朱阿姨盖严了。我坐在她床沿上睡了一小觉，醒来见被子给撩在一边。朱阿姨还是又冷又羞地躺在橡皮管道的网里。

韦志远听着听着把头低下来。

我讲着讲着就看不见他的脸，只看见他头顶那个白得发蓝的发旋。那个圆圆的漩涡白得发蓝，我忍不住想伸出手指去碰它。他的耳朵也很好看，又小又薄，一点都不奇形怪状，耳朵里有一层灰尘。

我说：“哎，韦志远。”

他不理我。

我又说：“朱阿姨可能不会死的。他们说过几天她可能会醒过来的。革命小将说了，她一醒过来，他们会把她和别人关在一块，她就不会吃安眠药了。”

他还是不理我。其实他从来都不怎么理我。其实他从来都不怎么理任何人。有人说大清早天不亮，听见男厕所里有人唱戏，都唱男女对唱的段子：男腔他就唱，女腔他哼胡琴伴奏。跑进去，看见唱戏这个人是韦志远。他蹲在茅坑上，唱得好感动，眼圈都红了。

其实韦志远人在看门，心里根本不在看门。有次他拿了一大摞厚纸到我家，说他写了个戏，是写给朱阿姨唱的，请我爸给指教。他走了，我爸把那一摞纸往床下一塞。他床下面塞满稿子，老鼠没啃完旧的，新的又塞进来了。只要人家向我爸讨还稿子，我爸就会猛一拍人家肩膀说：“他妈的写得真不赖！好好干，再改它几稿！”人家一听就开心了，哪怕我爸用他的稿子揩屁股他也不计较了。

韦志远不同，一个礼拜后他又来用手指“嗒嗒嗒”弹我家门。我爸拔上鞋后跟就要出去。韦志远脸洗得白白的，站在门口。我爸说：“谁来的电话？”韦志远说：“不是……”我爸说：“挂号信？”韦志远笑笑说：“您叫我过几天来的。我的剧本……”

我爸来不及耍花招了，说：“哦……我正看到精彩的地方！下个礼拜怎么样？我跟你好好谈，啊？”

韦志远还不走，问：“几点？”

我爸不耐烦地说：“几点都行，几点都行！”

我爸关上门就说：“这种人也想写剧本！这种人也想写剧本给朱依锦唱……”他像牙疼一样咧着嘴。他只好到床下又扒又刨，扒出一摞稿子，四周给老鼠啃成了邮票的锯齿边，他手拍拍上面黑麻麻的老鼠屎，说：“他也写剧本，我就能做女人生孩子了！”

我爸刚泡了茶，点了烟要看韦志远的稿，李叔叔抱着棋盒，拎着棋盘进来了。那时李叔叔还没想到半年后自己会从和平鸽上跳下来肝脑涂地。

第二个星期韦志远又来了。听见他“嗒嗒嗒”地弹门，我爸赶紧套上我妈搬煤的脏手套，门一开就对韦志远说：“你看你看！正在搬煤饼……”韦志远一声不响照我爸的意思把煤饼从我家厨房一块块搬到晾台上，白脸让汗淌黑了。我爸对他说：“下礼拜吧？今天我累了。”

韦志远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地来。后来文化大革命也来了，把我爸救了。

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喜欢韦志远的。我已经成了个很不响、很不响的人，但我跟韦志远还是有话说的。我把许多秘密告诉了他。比如，我下雨天总要跑到菜场去捡硬币。因为下雨天硬币落在地上人家听不见。我存了许多硬币，有时我妈会问我借，我催她还我，她就很赖皮地笑：“借你小钱，将来还你大钱！”大人在向小孩借钱时的面孔非常、非常地有趣。有时我就是为了看一下我妈那样有趣的面孔而慷慨地把钱借给她的。

朱阿姨在医院住了三天了，还是老样子：多半时间是安静躺着，偶然乱动一阵子，把我给她遮盖得很好的棉被踢开。我从家里搬了一把小折叠椅，坐在她床边。大家来看她的身体，一看见我瞪眼坐在那里，也不大好意思了。我很少上厕所，憋得气也短了，两腿拧成麻花才去。因为每次上厕所回来，朱阿姨的身子总是给亮在那里。我也尽量不睡觉，除了觉睡我，那是没办法的事。有回睡得脑子不清爽，看见那个电工走到床边，他看我头歪眼合像个瘟鸡，就假装嘴巴一松，把香烟头掉落在朱阿姨被子上。他马上装出慌手乱脚的样子去拍打被子，生怕烟屁股把朱阿姨点着似的用手在朱阿姨身上扑上扑下。棉被还就是给他拍打不掉。他干脆抓起棉被来抖，好像要把火灾的危险抖抖干净。他眼睛一落在朱阿姨的身体上，手就僵住了。这个又瘦又白的身体天天都在缩小、干掉，两条甩水袖的胳膊开始发皱了，胸脯又薄又扁，一根鲜艳刺眼的橘黄色橡皮管不知从哪儿绕上来。电工动也不动，只有脖子上的大橄榄核在乱动。不知他认为朱阿姨的身体是太难看，还是太好看了。朱阿姨是一只白蝴蝶标本，没死就给钉在了这里，谁想怎么看就怎么看。她不防护自己，在你眼前展览她慢慢死掉的过程。她过去的多姿都没了，过去的飞舞都停止了……

电工听见我这边有响动，回头看，见我脸上淌满眼泪。

再过两天就是除夕，妈到医院来捉拿我。我不回去。

“你爸从牛棚放出来过年了！”妈不敢大声，又使着劲，所以挤眉弄眼的。

我说我要守着朱阿姨。有这么多的人要来掀朱阿姨的被子，守还守不住，怎么可以走开呢？

妈说：“已经五天了，她不会好转过来了！”

我说我不能把朱阿姨留给那些眼睛，那些眼睛原先是不配看朱阿姨的脸的。

妈看着我又脏又倔强的脸，过了好一阵说：“朱阿姨好转过来，回到戏台上照样出名，才不会记得你呢！”

等朱阿姨醒来，头一句话我要跟她讲的，就是：“千万别回戏台了。”

妈决定不跟我啰嗦，上来扯起我就走。她那冷冷的、软和的雪花膏气味让我感到好亲、好亲。我回头看一眼朱阿姨，她还在脏棉被下很惨很惨地躺着。我突然双手抱紧我妈的手，全世界只有这只带雪花膏气味的手是干净的，被这只手拉着是安全的、幸运的。

我牵着妈的手回到了家。爸成了个老农民，直眉瞪眼地把下巴颏放在桌沿上，喝稀饭。他和妈问我什么我都不响。看守了朱阿姨五天五夜，我已变成个更不响的人了。我一口一口往嘴里吸滚烫的稀饭，刚出芽的门牙给稀饭烫得发痛。

我只想去跟一个人讲话。韦志远。他不在那张板凳上坐着了，不知去了哪里。一个磨剪子镪菜刀的河南人东唱一声西唱一声地走进大门。

大年夜一过我就回到医院。朱阿姨的床空了，氧气瓶还斜躺在那里。曾经在她身体里有进有出的一堆管子乱七八糟地扔在床上，输液架上吊着的大小瓶子中都剩些药水，一个气泡也不冒了，成了死水。

我撞开护士值班室的门。这回是个年轻护士，也在打毛线，两根眉毛向额头上挑着，揪着眼皮，不然眼皮无论如何是要合到一块了。

我问她朱阿姨去了哪里。

她眼一大，又小回去。手上针脚一点不错地告诉我：除夕医院人手少，病员也都准许回家过年了，不晓得谁乘机跑来，把朱依锦的氧气管拔了，把所有的管子、针头全拔了。

“那朱阿姨呢？”我脑子轰隆隆响，自己讲话自己也听不清。

“死了呗。”

我瞪着眼看着护士。

“那还不死？”护士伸个懒腰。

“谁拔的？”我半天才问。

“我怎么会晓得？哎，你把门关上！这点暖气还不够你往外放……看着我做什么？告诉你她死了嘛！”

朱阿姨死了。我沿着空荡荡的走廊往楼梯走。一个人也没有，一个观众也没有了。真的是散了戏。我觉得我很瞌睡。

清早我去找韦志远。那张板凳还是空着。我踩着死竹叶穿过死竹林，去敲他那猪圈宿舍的门。韦志远把门从里面闩住，敲得我手指骨头都快碎了，门才开条缝。门缝里是韦志远和平鸽一样的脸，斗鸡眼不看我，看我的背后。

我跟他说有人把朱阿姨害死了。他说他知道了。他不像一清早刚爬起床的人带一股臭烘烘的暖气。他冰冷地清醒。

我说外面好冷，我要进去。他说你不能进去。我说我一定要进去，他说你走开。我说我非进去不可，他说你给我滚蛋。

门关上了。我突然感觉韦志远的屋里不止他一人。我跑到后面窗户，窗户糊了报纸。一看，报纸是昨天的！拾废纸的小老头把废纸捆堆在墙边，我把它们摞起来，爬上去。我现在是站在窗台上了，伸手可以够到瓦缝里吊着的一束灰尘结的黑絮。

窗子顶上有一条缝是报纸没能遮住的。我踮起脚把眼睛够到那条缝上。屋顶四周堆满了书，全是赤膊书，没有封皮。韦志远蹲在屋中央，把一本书一页一页撕下，填进小火炉里。我眼睛向屋的各个角落搜索，屋里的确只有他一个人。我还感觉什么地方肯定有另一个人。

这时我看到了他的床。床也是冰冷的清醒，床中央有块皱巴巴的绿色。我认出来了：那是朱阿姨的手帕。朱阿姨一身给剥得净光，只有头发上系着这块手绢，一直系着，一定是她在吞安眠药前能想到的唯一的打扮。

韦志远始终没抬头来发现我。他就那样安安静静，一页页地把书塞进炉子。

我跳下废纸的垛子，沿着黄白黄白的死去的竹林往回走。死竹叶在我脚下响得好急。快出竹林子时，我回头，看见韦志远屋顶的铁皮烟囱里飞出灰白的纸灰，有些片儿大，有些片儿小，在灰白的天空里不断翻身。

年过后，韦志远辞职回乡下去了。我有时会坐到他那张板凳上，学他的样光看人的脚。我成了个更不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