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侠：这叫文坛青红帮，知识界学术界青红帮，三一伙俩一群。

王朔：前一阶段有一个新诗的论辩，我觉得他们就是这样。上来就谈谁好谁坏，谁行谁不行，最后由争论诗的好坏变成人的行与不行，变成人身攻击。反正好像这种情况也不是咱大众文化独有的，好像这是咱们中国人的那种惯性，一争论起来就会出现的一种习惯。

老侠：你是说不光是大众话语最后要进入到人身攻击，是中国人原本的那种进行人身攻击的嗜好，借助于这个大众文化就显得更加猖狂，更加无所顾忌，更加不择手段，更加……无耻……

王朔：这是大众文化提供的最合适的东西。

老侠：对！包括八十年代的东西。那时和现在实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其实你写的东西他从未看过，或看一点儿浮皮掠影的，而且你与那个争论的对手也从未见过面，你对这人从未有什么成见，只是批评他的东西而已。他就会自个儿往上靠，背地里说你在攻击他本人。人有时挺脆弱且心怀鬼胎，专把别人往黑里想，没有敌人也要制造个敌人。

人这东西有时太可笑。太可怜。就是说，一个认真的人评你的东西，人家首先要把你的书读了，起码他是你忠诚的读者，这不是很好嘛。我就尊敬那些认真读过我的东西，负责任地批判我的东西的人。即便有点儿心术不正，只要能击中要害，也算是难得的知音，没见过面，还打过笔仗的也是知音。

王朔：可能这种人连他自己都分不开自己的为人和为文了。你说的那种知音在我们周围极罕见，我怎么就碰不着。

老侠：想评别人的东西，还不能只看一遍。

王朔：起码要知道别人说什么和怎么说的。我看过最荒唐的关于我的评论。一个老翻译，他的学生写了一篇文章，说他在美国讲，王朔的小说都是为了影视改编而创作的。这学生感慨道：真是一针见血。什么一针见血，这是老糊涂话。我相信，那老头也没看过我什么东西，他这样说是一种误会。他怎么会误会呢？我想是他看了我的东西也不会喜欢，他从趣味上先就拒绝了。再一听别人这么说，他也就跟着说了，人云亦云。我作品的影视改编造成了许多人的误会。

老侠：就像明代的《金瓶梅》，正人君子、士大夫、学者有几个能看上《金瓶梅》的，但现在它成了中国小说的经典。

《红楼梦》不就是把《金瓶梅》拿过来加上点儿宋词婉约派的情调弄成的吗？

我对于批评，首先要从你的读者的角度心怀感激甚至尊敬，对吧！他起码是看重了你尊敬你，他把你的东西都看了。至于他批评的到不到位，戳没戳到痛处，是另一个问题。他击中要害就更好，没说到点子上的评论，不理就完了，对吧？就当笑话。当然这要排除那种捕风捉影、道听途说、专门拿你说事儿煽情的人。我就不知道批评这东西怎么能给一些人造成那么大的心理阴影，叫别人攻一下就天塌地陷了？无论相识与否，一个人身边最难得的朋友或知己，就是那种真能够看到你骨头的特别尖锐的读者，一针见血，扎到痛处。你当时也许会痛得嘭地跳起来，也可能暴怒一阵，找不到东南西北。

但过一段，心平气和地想想别人的尖锐，就会更深地自我反省，知道自己的痛处。人要能够有，这一生中有这么……一两个人，给你警钟长鸣的那种，就太幸福了。

王朔：朋友好遇，知心难求。

老侠：对！这种批评在中国就会演变成另外一种东西。演变为文化青红帮之间的义气和仇恨，演变为人身攻击的陷阱。

比如说，你夸了谁，贬了谁，他就说你是投机，是出名策略，他就把这种健康的文化批判弄成个人的名利动机，和你写的东西本身毫无关系。中国人一向在争论中喜欢这种歪门旁道的揣测。也可以找找思维方式上的原因。中国传统中缺少那种逻辑的训练，很难在争论中只围绕一个话题本身展开。他像兔子一样蹦蹦跳跳，你就这个问题争论，他就一下子跳开了，他可以在三句话四句话中间换三个或四个话题。这种东西挺可怕的，你无法与他争论，继续争下去你就进了他的陷阱，你找不到问题所在，最后也不明白争论的是什么。这有点像中国古代的绘画，不是焦点透视，而是散点透视，让你目不暇接，到处都是点，又找不到某一点，你不知道和谁去说，说什么。这种争论一旦陷进去，就正中他人的下怀。一扯到人身攻击上，人们就特别容易动怒。

所以说，面对大众文化的攻击、炒作，你的回应必须始终把握住自己在干什么，想说什么。你攻我我骂你，来来回回的，最后只剩下旁观者看热闹，当事者相互仇恨的分儿了。中国人在争论时有一点特狠，劲劲的。他心中的致命处一旦被触动了，他就放下其他一切，直奔你这个人来，他想把你这个人从根上灭了，想让你没有发言权。他们甚至在你失去发言权的时候，把你往死里弄。

王朔：你说的是不是"文革"的时候那种相互攻击？那时候确实是这个，一棍子打下来，接着就没了发言权，接着就身家性命受影响。可能越年纪大一点儿的人，这种感觉越强，他心有余悸，过敏性反应，一碰上这事就后背发凉，冷飕飕的，无法心平气和地对待这个东西。

老侠：到最后，就变成人与人之间的战争，跟观点、文章本身无关了。中国文化中不仅缺少诚实，更缺少宽容，那种伏尔泰式的宽容；我可以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要以生命捍卫你说出自己的观点的权力。

王朔：中国古代的绵绵不绝的"文字狱"大概是不宽容之最了，一句诗可以掉脑袋，还要祸及九族。

老侠：大家深受其苦，到现在还不觉其苦，弄起人来都挺狠的。

王朔：后来，我还发现一种情况，就是其实大家都同意这个观点，却拉开了阵势争论，其实根本就不交锋的，纯是打架，就是因为你这么说，他就偏要那么说，打来打去是同一件事儿。

老侠：我听说新诗有一个争论，一边是欧阳江河、唐晓渡、王家新、西川，另一边是于坚等……

王朔：他们有篇文章说，其实大家说的没矛盾。

老侠：我觉得他们的关于诗的讨论挺无聊的，放着关键的东西不谈，闲极无聊，都跑出来磨磨牙齿。

王朔：他们还动真了，打得脸红脖子粗的。我真看不出来他们之间有什么分歧或深仇大限。

老侠：没有分歧，但有深仇大恨。

王朔：你们强调这个，我们就非强调那个。他们其实都在强调一个桌子而已，一个强调桌面，一个强调桌背。我没觉得他们在理解上有多大的矛盾，不能协调的地方，也就是彼此挑文章中的刺儿。如何没有把话说周全，一旦抓住，起而进攻。

老侠：原来是灭北岛们，提出"后北岛诗歌"。现在是"后北岛们"彼此攻击。

于坚带着一批新锐，唐晓渡、西川等已然成了前辈。西川等人是按照西方的文本、翻译的文本写诗，唐晓渡等评论家也是按照西方的理论评论西川们的诗，叫"文本批评"。而新起的这帮，比较生猛，他们就说自己是日常写作，就写每天体验到的鸡零狗碎，大白话的写作。但他们并不是真的这么写，也是从西方的东西过来的。现在的诗歌，其语言技巧不知比当年的北岛们成熟多少倍，但也仅止于模仿来的语言技巧而已，再无读了让人痛的东西了。对这类东西，还有个著名评论家说，于坚的诗很有意思，比如于坚的《Ｏ档案》，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反正我几年前读时就想这也是诗？

你这一问，人家就说：提出这种问题本身就是不懂诗了，诗怎么可以问是不是，这是类现代的前现代的老掉牙的问题，现在已是"后现代"写作了。《Ｏ档料》这诗虽然没有阅读价值，却有文本分析价值。这世界上还真有这一路诗人与批评家，写出来作品不是给读者看的，而是专门给批评家做文本分析的。

八成外国的后现代写作都没有阅读价值，却有文本分析的价值。如果这样了，那倒天晴了，咱也学学这路子，弄出一种写作方法，吸引几个喜欢文本分析的批评家，凑一台孤芳自赏的没准还能成为经典的后现代诗歌荒诞剧。如果诗歌及文学照这路子发展，这有点大荒唐了吧。现在与八十年代不同了，还搞先锋的人，已无法吸引听众了，于是他们就找几个喜欢附庸风雅的人关起门来自摸，还摸得挺有快感。

前几年，牟森在电影学院排了个实验剧《彼岸》，没几个人看。后来开了一个讨论会，于坚啦、北大的张颐武啦……他们居然把这个戏吹到一种超越"五四"精神的高度，里程碑式的作品。这种圈内人的自摸挺普遍的。

再比如，吴文光与他老婆文隽，弄现代舞，找几个又短又胖的熟人去跳，那些人没受过一点点舞蹈训练，连形体训练也没有，碍于脸熟的面子就去捧场，名为之现代舞。还说现代舞、后现代舞就是谁都能跳。

王朔：我真不知道还有这一路子的艺术先锋。

老侠：其实，表面上看，有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分，但骨子里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一样，都是赶时尚赶潮头。什么流行就扑什么，什么有利可图就干什么。没有人肯持之以恒，没有人坚守原初的信念。八十年代的文学界，一会儿是"伤痕"，一会是"改革"，一会是"嬉皮士"，一会儿是寻根，一会儿是"诗歌热"，一会儿是"小说热"，小说最火那阵子，许多搞理论的搞批评的都改写小说了。我曾看过某一本刊物，居然就有"批评家小说字号"，好像是上海的一群中青年批评家的。

王朔：我看过一些。

老侠：写评论影响小，钱也自然就少，就去蹚小说的混水，没准一鸣惊人，就成了小说家。这几年又出现了文人"随笔热"，大家就都写随笔，外国的、"五四"时期的随笔集出了一大堆。

王朔：我也赶着潮头走，开始写随笔了。这个月末我要出本随笔集。

老侠：一哄而起。文人的"随笔"或"小品文"，与电视中晚会上的赵本山、黄宏、宋丹丹等人的小品的共同特点是媚俗，既媚主流，又媚大众口味。

王朔：前几年张承志那种壮怀激烈的媚俗风行一时，似乎他拒绝和抵抗大众文化，抵抗物欲横流，那悲壮与上断头台差不多。看他的文字，让人想起《红岩》中的江姐。

老侠：但他的这种道义和勇气是装出来的，真正他不敢正视，反而只对大众文化壮怀激烈。张承志的内心有一种对人的疯狂仇恨，说起话来咬牙切齿，推崇暴力，怀念红卫兵时代的横扫一切害人虫。他的文字是嗜血的、仇恨的、暴力的，居然还能成为一时的热点，可见现在的人，心都不善，不光缺少正义感、宽容，连怜悯、同情都罕见。除了自己的利益外，对一切都麻木不仁，至多是鲁迅笔下的看客。

王朔：我们打小就是吃枪药长大的，在阶级斗争中百炼成钢的，身边每天都是阶级敌人，不狠行吗？

老侠：大众也是冷血的。顾城这个被社会捧为纯真诗人的杀人犯，过着贾平凹笔下的那种士大夫式的妻妾成群的生活。

他刚杀完人又自杀后，国内的媒体把他炒成浪漫的殉情的真正的诗人，有人还找来国内外历史上许多著名文人的自杀来论证顾城之死对中国文学文化的重要意义。

但很少有人为倒在他斧头之下的谢烨说句公道话。刘湛秋这朵昨日黄花也跟着起哄，在三角关系中回忆往日的风流。整个社会都在炒诗人之死。太残忍了，太无耻了。

芒克还不错，替谢烨说公道话。顾城是被我们这个社会宠坏的，他从一开始就戴着假面具，直到杀人才本性毕露。小时家庭宠着他，写了几首诗后社会宠着他，结婚后女人们宠着他，出国后老外宠着他，杀人后，父亲、朋友、社会还宠着他。生生把一个诗人宠成杀人犯还要继续宠。中国人常说"禽兽不如"，我要说人的残忍远甚过禽兽，在动物中，没有任何一种动物的同类相残达到过人与人之间的惨烈。阴险、恶毒的程度。如果猫狗猪们也会说话，会用语言相互指责，它们一定会指着那只残忍的猪说：你连人都不如。

王朔：这些都是小残忍了，还有更大的。

老侠：我们有些人不知道怎么对待人，特别是人的痛苦。

今年世乒赛，一个十六岁的女孩拿了双打冠军。但她打球时，父亲去世。她特别爱父亲，家人就没敢告诉她。可她拿到冠军回国后，媒体就拿着这件纯个人的痛苦说事。先是她一下飞机，记者们围上去问到她父亲的死，那女孩一下就傻了，她还不知道这噩耗。《综艺大观》栏目，把拿了冠军的中国乒乓球队请到现场。主持人先向全国亿万观众说明了女孩父亲的死，又说这女孩如何坚强，为国争光之类。

然后把话筒送到女孩面前，非要让哽咽得说不出话来的女孩讲些大义凛然的话，唱唱高调。这样一种纯个人的痛苦在这么个无聊的节目中变成了一桩壮举，并向全国的亿万观众展示，逼着女孩放弃个人痛苦。

多残忍！我当时真希望那个女孩摔掉主持人递上去的话筒。

王朔：我觉得在残忍这点上，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