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宁萱的信

廷生：

好些天没有给你回信了，其实多少还是有些失落的--再接到你的信时才惊觉，原来我一直有所期待。

第一次给你写信时，其实我只读了你的《火》之中有限的文字，而心灵的契合却在那一瞬间点燃了我沉寂的眼睛。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实在很奇妙，要有多远，就远得没边没际；要近起来，又那么没有道理。

我觉得，在你的文字里，我们"心心相印"。

你的恨和你的愤怒，都是来自于你的爱。你的书出版之后，你成了"名人"，有许多众星捧月的场合。但我知道，你还是不快乐，你还是被孤独所包裹。

记得墨西哥诗人帕斯曾经这样分析孤独的本质：孤独有两重意义，一方面是与一个世界隔离，另一个方面是企图创造另一个世界。我相信，对你来说，孤独更意味着后者。你的孤独是暂时的隐退，以便重新投入世界。你的孤独是一段准备和学习、自我考验和磨练的时光。

你不能久居聚光灯之下，那样会毁了你的。帕斯说，根据墨西哥古老的传说，人们原来居住在世界的中心，也就是宇宙的"肚脐"那儿。后来，由于人类犯下了严重的罪行，被迫离开了。于是，这种"失乐园"的感觉便由此诞生。

孤独是对回归母体的渴望，是对归属乐土的渴望。人世间能够克服孤独的唯有爱。

正是在孤独与爱此起彼伏中，我们得以成长。

在赞扬了你之后，我要批评你了，你不是说我是你的"畏友"吗？

我读了你的新书《说，还是不说》。很快，我就对你有失望了，因为我觉得你的一部分文字是"败笔"--"似水柔情"的那部分。这样说可能不准确，单论文字没错，文字很美；但就内容来讲，你真的不该写，或是不该发表。

平心而论，你真的还没有爱过。

那怎么会是爱呢？那只是一种青春的萌动，在那样的年龄，你那样的单纯与真诚，无论哪个女孩子都很容易走进你的--只要一瞬间的接触，或只因她离你近，因为无论如何，你的"初恋"必须有一个载体，你不是爱上了这个载体，你只是到了爱的年龄了，爱那段青涩而纯真的日子，那样不堪而刻骨的青春！

虽然我比你的年龄小，可读到你这些文字时，我时常像老妈妈一样摇着头，又怜又爱地轻叹道："唉，这孩子，他写的爱会贻笑大方的，他还没有真的爱过呢！"

真的，我相信你也会笑自己的--在某一天，再回头去想那个女孩，那个对你的文字--你作为生命之瑰宝和唯一精神支柱的文字--视而不见的女孩，她会爱你什么呢？你又爱她什么呢？

你不要怪我说得刻薄了，这真的只是一场闹剧。它必然会上演，权为你的成人仪式，如今已经闭幕，很好。希望不会为你的心灵带来丝毫阴影。

你要自信，自豪，以你的灵魂--以一颗金子般的心，一颗嫉恶如仇的心来笑傲江湖！你应该得到真心的爱，全心的爱，你应该拥有最完美的感情世界。我祝福你。

读鲁迅，常常让我黯然伤神。王小波的早逝，也多少次让我长夜难眠。唯一可慰的是，他们都拥有过一份真诚的女性之爱。

我读到许广平的回忆文章，说鲁迅晚年常常夜不能寐，独自走到阳台上，和衣而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而年幼的海婴夜里起床尿，看见爸爸睡在阳台地上，便也不声不响躺在他身边。而许广平醒来不见人，一找，父子二人在漆黑的夜空下，并排躺在阳台水泥地上。

读到这里，从许广平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我深切地感受到那一份作为妻子、作为母亲、作为女性的温柔心痛的爱。那爱，可包容一切黑暗，包容鲁迅的棱角和敏感，包容一切的伤痕累累，包容鲁迅深深的疼、恨和失望，还有孩子纯粹的、无辜的、令人心碎的天真。

仅为此，先生的一生也不枉苦痛了。

还有王小波，你看看他写给李银河的信吧，那是真爱。让人心动。不说了，说起来真难受。只想安慰一下你，怕你因自己不明白而受伤害，才冤枉呢！

忘记过去，相信未来、相信爱情吧。

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呢？最让我痴迷的是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爱情。在西伯利亚严酷的风雪中，那些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跟她们的丈夫一样，高贵得让人仰望。她们没有屈服于沙皇的淫威，反倒向沙皇提出了伴随丈夫去流放地的请求。像青草一样柔弱的她们，虽然在刺骨的寒冷中死去了，但的嘴角依然挂着春天般的微笑。

真正的温暖是心灵的温暖，真正的寒冷也是心灵的寒冷。因此，对于这些伟大的妻子们来说，西伯利亚的小屋比彼得堡的宫殿还要温暖。她们与丈夫在一起，与爱情和正义在一起。

说起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我又想起了悲惨而幸福的俄罗斯作家米·布尔加科夫。说他悲惨，是因为他没有选择地生活在一个像坟墓一样的帝国里，他的天才遭到了斯大林残酷无情的压抑；说他幸福，是因为他拥有一个坚强不屈的妻子，她形影不离地伴随他度过了黑暗的晚年--他临终前双目失明。

俄罗斯文学专家高莽在《灵魂的归宿》一书中，曾经细致地描绘过布尔加科夫的墓地。布尔加科夫逝世以后，坟上长期没有任何标志，只有他的夫人种的一些勿忘我花，盛开时散发着清淡的芬芳。

叶连娜·谢尔盖耶夫娜是布尔加科夫的第三位夫人。叶连娜原来是一名将军的妻子，丈夫身处高位，为人正直，生活富裕，家里还有两个可爱的孩子。然而，当她认识布尔加科夫之后，感到这个性格刚烈、才华横溢的作家才是自己命运的归宿。

叶连娜在痛苦中结束了以前的家庭生活，与贫穷的作家结合在一起。她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布尔加科夫，与他一起分享创作的欢乐与生活的困窘。

丈夫去世以后，叶连娜一直想寻找一个最合适的墓碑，她一次又一次地去拜访那些做墓碑的石匠们，却一次又一次地失望而归。

有一次，她在石匠的院子里，在一个堆积废料的大坑之中，发现了一块巨石。她好奇地向石匠打听那是什么石头。石匠回答说，这是"各各它"。叶连娜愣住了："各各它"是基督被钉死的地方，是殉难的地方。石匠为什么把这块石头叫做"各各它"呢？

经过深入的交谈，原来这块石头大有来历：它曾经作为墓碑被竖立在果戈里的坟头。这是果戈里的好朋友阿克萨科专程到黑海之滨挑选的，花费了好多时间和劳力才把它从遥远的南方搬运到莫斯科。后来，莫斯科市改建，果戈里的墓地由丹尼尔修道院迁移到新圣母公墓，这块象征殉难的、附有十字架的石头，也就被弃而不用了。

从那时候起，这块砸掉了十字架的墓石就扔在坑里无人过问。

叶连娜眼睛一亮，决定买下它。是的，没有任何石头比它更合适作为布尔加科夫的墓碑了。

"我们可以卖给您，可是怎么把它从坑里抬出来呢？"石匠感到很为难。

叶连娜请来很多石匠帮忙。终于，巨石被抬到了布尔加科夫的坟墓。

布尔加科夫生前在给朋友的信中，曾经多次谈到他心目中的恩师果戈里，他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先生，请用灰色的外套把我保护起来吧！"他的话变成了现实，果戈里的墓石，如今像灰色的外套立在布尔加科夫的坟上，成为他亡灵的守护者。

"现在什么炸弹也伤害不了米沙了！"叶连娜终于松了一口气。她去世之后，骨灰与丈夫葬在了一起，生前他们心贴着心，死后他们的骨灰融合成了一体。

这就是人间的真爱，人间的至爱。我们有可能拥有吗？我们配得上拥有吗？

其实，说这些话违背了我的原则。我向来不喜欢如此直率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即使我明明白白，也沉默着。况且一个女孩子如此喋喋不休地谈论爱情，好像作论文。

其实，除了文字上的，我也从未有过真爱的幸运。但起码我比你强，我至少知道什么不是真爱。我不知道什么是我所追求的，但我清楚地知道什么不是我所追求的--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寻觅、失望、执著、不妥协。

最近看了好多书--一贯如此，有时看得要窒息，不提也罢。"青灯黄卷，红颜空尘"，不是什么美好的图景。

最近也写了好些诗歌，我不敢称之为诗歌，姑且算是一些零散的句子吧。我常常梦想，只要我能够写出一首诗，一首真正的好诗--哪怕一句也行，我也愿意身无分文，我甚至不害怕与世长辞，在死亡来临的时候，我还能微笑着，欢乐着。

宁萱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日

七、廷生的信

宁萱：

谢谢你的一番剖析。其实，写作那篇名叫《那段岁月，那段爱情》的文章，目的正是为了"告别"。我早已从当年的伤痛之中解脱了出来。我不 认为那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也许是上帝故意安排的一次考验。上帝在质问我："你究竟将爱什么样的女子？"

如果说在那次经历之前，我还懵懵懂懂的；那么，在那次经历之后，我就有了自己的答案。

人生道路上，有了一位风雨同舟的爱人，宛如有了一颗挂在天穹的启明星。

如果没有这颗星星，我们又如何辨别方向呢？《圣经》中说：

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阿摩司书3：3》)

在那些日子里，我深切地体认到了"不同心"的悲哀与无奈。经过了那次尝试之后，我深信，在人与人之间，某种隔膜是无法打破的，也不必去打破。就像我以前的信中提到的，不必"铁棒磨成针"和"愚公移山"一样。

有的人，即使在一起耳鬓厮磨若干年，心与心之间还是隔着无法融化的坚冰；也有的人，虽然还未曾谋面，心与心之间却能够融合得像两条交汇的河流。

我也相信，人世间总有一个人是冲着我才做女人的。而我之所以来到这个世界上，也是为了遇到她。什么是缘分？这就是缘分。

宁萱，你的信与我案头的千百封来信不同，你的每句话都让我放不下。你在信中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实在很奇妙，要有多远，就有多远，漫无边际；近起来，又可以不可思议的近，简直就是"心心相印"。这段话让我感动了好久，我仿佛看到了你写这段话时候的神情。

你在信中写到了鲁迅与许广平。你信中提及的那个场景，我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的理解当然也对，许广平对鲁迅晚年无微不至的关爱，不是普通的女性所能够做到的。很难设想，假如没有像许广平这样一个支撑着家庭重担的女性在身边，中年之后的鲁迅将过着一种怎样的残缺的生活。

《两地书》是两人真正的精神合作，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最纯粹的情书之一。在这本通信集之中，许广平对爱情的追求比鲁迅要主动和大胆得多。在这个时候，幼稚而单纯的一方反倒占了上风。

但是，鲁迅与许广平之间，既有亲密的爱，也有难言的隔膜。你信中谈到的那个场景，可见先生心中还是有解不开的结。鲁迅心情不好的时候，常常沉默，整天地沉默着。这种铁一样的沉默，既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许广平。这种铁一样的沉默，使得家庭中的空气也凝固了。

许多时候，鲁迅与许广平依然无法臻于"同心"之境。这一点，看看鲁迅逝世之后，尤其是二十世纪后半叶，许广平所写的那些回忆录，就能够大致体会到。她所理解的鲁迅，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每一次的变化都在迎合着主流的思路。她笔下的鲁迅，自然与鲁迅本人的文字中所体现出来的"鲁迅"，有着很大的距离。

我一直认为，鲁迅在悄悄地喜欢着萧红，而萧红也在悄悄地喜欢着鲁迅。他们之间，除了师生之情外，时常产生精神和感情上的撞击。

我的这种观点，遭到了包括导师们在内的许多鲁迅研究专家的批评。我是凭自己的直觉，在鲁迅和萧红的文字的缝隙里感觉到的。我不想对此作一番学者式的"考据"，但我宁愿固执地保持自己的这一"发现"。何况，有一丝淡淡的、忧郁的情缘，并无损于先生的伟大。

鲁迅先生从来就不相信世上存在着一种"完人"。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无情未必真豪廷生，怜子如何不丈夫"，任何人都有自己复杂的、精细的、隐秘的情感世界。

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是所有回忆鲁迅的文字中最感人的一篇，远远比许广平的回忆文字写得好。说萧红的才华比许广平高，倒是其次的原因；背后隐藏着更最要的原因：萧红比许广平更加理解鲁迅、更加深入鲁迅的内心--尽管许广平是鲁迅的妻子。

鲁迅上海的家中，常常来很多客人，而只要萧红到来，鲁迅就会开朗、快乐许多，谈兴也很浓。

第一次与先生的见面，是萧红萧军两人一起去的，而此后去得更多的是萧红一个人。

萧红写到一个小小的细节，有一天下午要去赴一个宴会，她让许广平给她找一点布条或绸条束一束头发。许广平拿来米色的绿色的还有桃红色的。萧红和许广平共同选定的是米色的。为着取笑，许广平把那桃红色的举起来放在萧红的头发上，并且很开心地说着："好看吧！好看吧！"

萧红也非常得意，很规矩又很顽皮的在等着鲁迅先生往这边看。

鲁迅这一看，脸是严肃的，他的眼皮往下一放，向这边看着："不要那样妆她……"

许广平有点窘了。

萧红也安静下来。

这个细节很能够说明鲁迅心中复杂的感受，他想说漂亮而没有说，故意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来。他想掩饰自己内心深处细微的波动，却更加明显地表露了出来。先生的心灵也有无比脆弱的时刻。

对此，许广平后来也有了些许的感觉。她没有直接说什么，却含蓄地表示了对萧红的不满。胡风的夫人梅志也是圈子中的一员，她在一篇文章中提及萧红与鲁迅夫妇的交往。许广平曾经向她诉苦："萧红又在前厅……她天天来一坐就是半天，我哪里来时间陪她，只好叫海婴去陪她，我知道，她也苦恼得很……她痛苦，她寂寞，没地方去就跑到这儿来，我能向她表示不高兴、不欢迎吗？唉！真没办法。"

萧红逝世之后，许广平在《追忆萧红》中有一段微妙的文字："这时过从很密，差不多鲁迅先生也时常生病，身体本来不大好。萧红先生无法摆脱她的伤感，每每整天的耽搁在我们的寓所里。为了减轻鲁迅先生整天陪客的辛劳，不得不由我独自和她在客室里谈话，因而对鲁迅先生的照料就不能兼顾，往往弄得我不知所措。也是陪了萧红先生大半天之后回到楼上，那时是夏天，鲁迅先生告诉我刚睡醒，他是下半天有时会睡一下中觉的，这天全部窗子都没有关，风相当的大，而我在楼下又来不及知道他睡了而从旁照料，因此受凉了，害了一场病。我们一直没敢把病由说出来，现在萧红先生人也死了，没什么关系，作为追忆而顺便提到，倒没什么要紧的了。只不过是从这里看到一个人生活的失调，直接马上会影响到周围朋友的生活也失了步骤，社会上的人就是如此关连着的。"

仔细体味，在这段话中，许广平对萧红的微词是显而易见的。出于许广平的角度，她有权利写这段文字，有权利表达自己的不满；出于萧红的角度，我觉得她真可怜，她在孤独地离开这个世界之后，还得为昔日一丝一缕的、没有表露出来的爱而受到伤害。

两个人要真正相爱，其艰难程度，有时超乎我们的想象之外；其容易程度，有时也超乎我们的想象之外。

无论难易，爱情都是我的信仰。胡适在《追忆志摩》一文中说到的徐志摩的信仰，其实也是我们的信仰--他说，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我想，如果我们用爱、自由和美来抗拒暴雨、抗拒狂风、抗拒霜刀雪剑，我们就有了必胜的信心。

罗素给出的"我为何而生"的三个答案是"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寻、对人类苦难不可抑制的同情"。罗素把爱情放在了第一位，他说："我所以追求爱情，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爱情有时给我带来狂喜，这种狂喜竟是如此有力，以至使我常常会为了体验几个小时爱的喜悦，而宁愿牺牲其他一切。其次，爱情可摆脱孤寂--身历那种可怕的孤寂的人战栗意识有时会由世界的边缘，观察到冷酷无生命的无底深渊。最后，在爱的结合中，我看到了古今圣贤以及诗人们所梦想的天堂的缩影，这正是我所追寻的人生境界。"宁萱，这也正是我们所追寻的人生境界啊。

宁萱，每天要早点睡觉，保证睡眠的时间。

秋天来了，要珍重加衣，小心着凉。

廷生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八、宁萱的日记

一九九九年十月三日

昨天去医院拔了两颗智齿。

这两颗智齿，都长在左边，上面一颗，下面一颗。它们折磨我很久了，时不时地发炎、疼痛，让我茶饭不思。

"智齿"--真是一个有意思的名称。为什么称呼这几颗多余的牙齿为"智齿"呢？它们真的跟人的智慧有关吗？

人自身的"智慧"都是些小聪明，人怎么能够有一点点小聪明就洋洋得意呢？所以，我们说智齿是多余的牙齿。拔掉多余的牙齿，也就是拨掉我们的狂妄之心，让我们都成为谦卑的人。

我长了两颗智齿，正表明我太骄傲，太自以为是，太不把别人放在心上。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这是我必须承受的痛苦。《圣经》中说：

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罗马书12：15-16》)

平时工作忙得团团转，国庆连续放几天假，我终于狠下心来，到牙医那里将它们连根拔去。

我在医院挂了专家号，是一位医学院的老教授给我拔的牙。教授说，一起拔掉两颗牙会很疼的，不如先拨一颗，过一段时间再拨第二颗。可是，我等不及了，长痛不如短痛，干脆一次解决全部的问题。我便挺起胸膛说，就这次一起拔掉吧。教授重新打量了我几眼说，看不出你这样一个文弱女孩，还如此勇敢。其实，我哪里勇敢呢，拔牙的时候，尽管上了麻药，但人是清醒的，我能够听见教授敲击我的牙床的声音。我的冷汗一滴滴地掉了下来。

最难受的不是拔牙的时候，而是回家之后、麻药的药性过去的时候。创口发出钻心的剧痛，一丝丝的疼痛连在心里。

我从宿舍回到家里，爸爸妈妈和弟弟知道我拔牙了，都像看护宝贝一样看护着我。他们太爱我了，结果弄得我疼痛的时候想呻吟一声，还得强挺着，怕他们担心。

昨天晚上是最难熬的，几乎通宵都没有睡着。疼痛的感觉一阵接一阵，一阵刚过去，另一阵又袭上来。像是一场此起彼伏的战役。我一直放着音乐，在潮水般的音乐中让自己忘却疼痛。

我听的是郑钧的《怒放》：

我收获快乐，也收获折磨

我所做的一切你都值得

要笑得灿烂，令世界黯然

就算忧伤也要无比鲜艳

我不是最美的花朵

但我要为你盛开欢乐

我要怒放，怒放

这首歌在靓丽的自信中又蕴含着黑色的忧郁，它正应和着我此刻的心情。

今天，疼痛减弱了一些，可是晚上还是睡不着。突然，想给他打电话。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想听听他的声音。听他的声音与读他的信，会不会是两种感觉呢？现在已经是深夜十二点多了，不知他睡了没有？这个时候给他打电话合不合适呢？

我躺在床上，想了半天，几次握住手机，几次又放下。他的手机号码，在他第一次给我回信的时候就告诉了我，大概他很希望我能够给他去电话。他是一个羞怯的男孩，也许他不敢先给我来电话？

可是，我一直没有给他打过电话。我害怕一旦拨通电话，我对着话筒却又无话可说。我像害怕与他见面一样，害怕与他通话。而且，我感觉到，他是一个十分腼腆而内向的人，假如他在话筒的另一边也是无言以对，那种场面岂不尴尬？

我为什么有点害怕他呢？他是一个赤子啊。

我反倒不害怕那些狡猾的人、世故的人、举一反三的人。几个月前，当我去香港替公司谈判一个大的投资项目的时候，我见到了那个香港举足轻重的大富豪。传说中，很多人见到他时，自己立刻就矮了三分。但是，我在他的面前很自信。

我为什么要在富翁的面前低眉顺首呢？我认为我比他快乐，我比他自由，我又不羡慕他的富有，我又不恳求从他那里得到些什么。

可是，此时此刻，我为什么失去了最珍贵的自信？

想来想去，还是没有拨号。手机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如是者，好几次。

什么时候，我变成了一个如此优柔寡断的人？

终于，我拨响了他的手机号。电话的那一端响了几声之后，突然是一声粗暴的询问："哪位？"

我来不及思索，手忙脚乱地将电话挂断。接电话的是他吗？他的声音怎么如此"震耳欲聋"？

我又小心翼翼地拨了一次，电话的那一头依然是一声响亮的质问。我不敢应答，再次挂断了电话，连心跳也加快了。

我再也不想拨这个电话了。我甚至再也不想跟他见面了。突然间，我的情绪降到了最低点。

就在我沮丧地把手机扔到一边的时候，手机却又响了起来。我一看屏幕上的号码，是他的号码。

接，还是不接呢？简直就比他选择"说，还是不说"还要艰难。

我还是按下了接收键。

"请问刚才是谁打我的手机？"是他的声音，有些恼怒的声音。

"对不起，我是宁萱。你记得我吗？"我鼓起勇气说。

"啊，宁萱，你好。"他立刻改变声调。他有点紧张，"你，你怎么想起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

"我昨天拔了牙，是两颗智齿。今天伤口很疼，躺在床上睡不着，就想起给你打电话。"我平静下来，渐渐开始感觉到，仿佛是在跟一个相识多年的老朋友、跟当年课堂上的那个"同桌的你"谈话。

"我去年也拔了一颗智齿。我拔牙的时候，牙床已经肿了。动手术的是一名医科大学的老教授，他说，因为严重的炎症，这个手术有一定的难度。动手术的过程中，旁边有几名教授带的博士生在观摩。教授一边动手术，一边给学生讲解如何处理这样的情况。那时，我没有感到疼痛，只是感到害羞。我告诉你，第二天最疼痛，只要坚持过了第二天，到了第三天，伤口就开始恢复，疼痛也逐步消失了。"他在电话的另一端，滔滔不绝地说起自己拔智齿时的感受来。

我知道他的用心，他是想转移我的注意力。听得出，他很关心我。而且，他说话不像他的文章中所写的那样口吃，很流畅，也很清晰。

"真巧，给我动手术的也是个老教授。"我笑了起来，"幸好动手术的时候，我的身边没有一大群旁观者。"

"你知道吗，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你给我打电话，那真是太巧了。"他犹豫了片刻说。

"我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是我的生日，是我二十六岁的生日。今天我的小屋里来了好多朋友。我亲自下厨，做了满桌子的菜。我们闹腾了好几个小时，喝酒喝得半醉。刚才，大队的人马才散去。现在，还有两个朋友没有走。刚才，你的电话打来的时候，我们在对面萧瀚的房间里聊天，因为我的房间里还没有准备足够的椅子。为了接你的电话，我扔下他们，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了。"他说，他感到真是不可思议--我第一次打电话居然就撞上了他的生日。这样的偶然已经不是"偶然"了。

他告诉我，以前的许多朋友彼此都已经淡忘，相互之间都不记得对方的生日。没有想到，在深夜还收到一个不期而至的电话。

而我，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他的生日，我给他打电话仅仅因为我牙疼。世界上真有这么巧的事情？

就这样，我们谈开了。我们谈起了北大，谈起了文学。话题慢慢地由外部进入内部，迂回地深入我们都想触及的核心地带。

我更关心他的处境。我隐约感到，他会遭到伤害。他的那些文章，那些只会带给他坎坷命运的文章，是他生命不可割舍的一部分。人曰："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误苍生。"要做一个有良心的写作者，在这个时代真的如同"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吗？

他已经下定决心这样做。

我问他，以前到过香港没有？他说，没有。我便劝他说，可能的话，不如到香港去，那里有更加自由和宽松的空气，又同是华人的世界，不会产生脱离母语环境的苦恼。在那里，可进可退，可伸可缩，既能够获得全世界广泛的资讯，也能够继续进行更加坚韧的战斗。

但是，他说，他决不离开这片土地。

他告诉我，即使明确知道面前会有陷阱和暗箭，他也不会退却。他引用了《圣经》中的句子来表明他的信念：

各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加拉太书6：5》)

他说他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切肤之痛"。

他谈到，他每年坐火车从四川到北京，或者从北京回四川，沿途经过北方那些贫瘠的省份--河北、河南和陕西，每当把目光投向窗外，就会看到一幕幕令人心碎的场面。衣衫褴褛的百姓们，与他们的列祖列宗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归。

他们耕耘的大地，已经无复先祖世代的富饶；他们仰望的苍穹，已经无复先祖世代的明净。他们承受着大地带来的祝福、快乐和收获，他们也承受着大地带来的诅咒、困窘和贫瘠。在今天的世代，后者远远多与前者。因此，他们的腰更弯曲，他们的皱纹更深，他们的皮肤更干裂。每看到此，每想到此，不禁眼泪飞迸。

他还说，他回到故乡，回到村子的尽头，会看到一排摇摇欲坠的小学教室，会听到琅琅的读书声。他说，这些生命与他的生命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他要像一颗钉子一样钉在这片土地上。

我知道他的想法，但我还是作无用功般地劝说了他好一阵。他很固执，我说服不了他。他的固执既是他的缺点，又是他的优点。他念念不忘的是那些沉默在金字塔底层的人，我因此而欣赏他。

然而，我在欣赏他的同时，却又想保护他，想自私地为他一个人的幸福考虑。这时，我把他当作我的亲人来看待。

最后，我自己也彷徨于无地。

我们的通话，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半个多小时。我怎么感到才刚刚开始？还是古人说得好："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在快要告别的时候，我告诉他，我刚才好害怕他的声音--分贝那样的高。他解释说，他的手机信号不好，他担心对方听不清楚，才特意提高嗓门的。不过，当时，电话连续响了两次，他去接的时候却都没有人应答。他确实有点恼火，以为是谁打错了电话，却不表示道歉。所以，他说话的时候的确是带着一点火气。

他告诉我，按照他的性格，在通常情况下遇到这样的陌生电话，他不会再打过去追问。

但是，今天晚上，鬼使神差地，他破例按照手机屏幕上留下的号码打了过去。

假如他不理睬我的电话会怎样呢？如果他给我留的不是手机号码，而是座机号码，座机无法显示我的手机号，又会怎样呢？

多少个起承转合的偶然原因，才会诞生今天晚上我们的通话。

通完话之后，我才感到身心疲惫。躺在床上歪着脖子打电话，脖子几乎都麻木了。通话过程中，伤口的疼痛也完全被忘却了。与知心的朋友通电话，想不到也是一剂克服疼痛的良药。

忘了牙疼，可是兴奋的心呼呼乱跳。

今晚，又睡不着觉了。

九、廷生的日记

一九九九年十月三日

今天是我的生日，刚刚搬了"新家"，我请了一大帮朋友到"新家"里聚会。既是生日聚会，又算是DOUBLE\_QUO TATION乔迁之喜"。在单调的学生生活中，多给自己和身边的朋友找一点快乐的名目，总是有必要的。

每次聚会，总是少不了老朋友先刚。先刚会做一手好菜，而我也能够凑合着炒出几道原汁原味的川菜来。我们两人的配合，简直是天衣无缝。以前，我们也聚会，但在学校附近没有场地，要坐很远的车到南城的一个朋友家去。来往奔波，十分麻烦。在车上耗费的时间，比我们聚会的时间还多。现在，我的房间虽然小，但是也足够七八个朋友"济济一堂"了。

我跟先刚一大早就出去买菜，然后忙了一个下午，终于摆满一桌子的各色菜肴。几个好朋友也陆陆续续到齐了。有的带来水果，有的带来酒。大家有说有笑，有吃有喝。在我安宁的生活中，难得有如此热闹的时刻。风卷残云，当桌子上的酒菜大都消失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于是，一桌子的人，又开始三三两两地告辞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很快，这些朋友，毕业的毕业，出国的出国，回家乡的回家乡，还能够聚会几次呢？聚会的时候是快乐的，但聚会之后想起即将到来的离别，却又万分惆怅。

有两个远道而来的朋友不想回家，我们便到萧瀚的房间，席地而坐，谈天说地。聊到那些乡村里依然在受苦的父老，聊到那些城市里不断遭受欺辱的民工，我们的话题越聊越沉重。

萧瀚是学法律的，上研究生之前，他曾经长年去采访那些来京上访的百姓。他告诉我们，有的家破人亡的百姓，就只带一卷草席，持之以恒地等在某气势恢宏的衙门门口。他搜集了一大箱子的资料，却一点也帮不了他们--每到这样的时刻，顿时感到所学的法律一无所用。大家沉默无语。

一位朋友带来了一瓶烈性伏特加。酒性太烈，刚才一群人也只喝了一小半。萧瀚建议说，不如我们再来一点，哪怕"借酒浇愁愁更愁"。他的提议得到大家的响应，每个人的手上又多了一个酒杯。

我们住在六楼。周围的高楼不多，通过窗口可以眺望到市中心的灯火辉煌。电视塔兀然而立，毫无美感。拉上窗帘，我们的世界独立而宁静。

正在心情压抑的时候，我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我打开手机，刚刚"喂"了一声，另一边就断开了。刚放下，它却又响了起来。一接听，依然没有回音。

手机的屏幕上是一个陌生的手机号码。现在已经十二点了，谁会在这个时间给我来电话呢？这个陌生人怎么会知道我的手机号码呢？

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我决定给对方打过去。照通常的情况，我会对这类的电话置之不理，然后继续跟朋友们聊天。我本来就是一个不喜欢打电话的人。我总是觉得，在电话里，人们说的话都是想好的、修饰过的、不真实的。我之所以买了一部手机，因为学校的宿舍没有安装电话，别人找我很不方便。其实，平时也很少使用。有时，在学校的图书馆里一泡就是一整天，一整天都把手机关闭着。

对方的电话拨通了，我有些恼怒地询问究竟是谁打我的手机。

是女孩的声音，她说："我是宁萱。"她的声音仿佛从天外传来，遥远却清晰。像一眼甘泉汩汩流淌。

我一听是宁萱，赶紧站起来，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连灯也来不及开，就在黑暗中与她交谈起来。

宁萱说，她刚刚拔掉两颗智齿，伤口疼的厉害，忽然就想给我打电话聊聊天。我的手机号码被抄在电话薄里好久了，一直没有使用过。此时此刻，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冲动，想要拔这个号码。

我告诉她，不久前，我也拔过一颗智齿，也曾经连续一个星期的时间天天都喝粥。当我讲到我拔牙时身边围着一群博士生的情景，宁萱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

我告诉她，今天是我的生日，刚刚举行了一个朋友们的聚会。她的电话来得很及时。其实，我盼望这个电话很久了，只是没有勇气率先给她打过去。

宁萱在电话的那边很惊讶，她说事先一点也不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

这是不是天意呢？我们的认识由一个巧合连环着另一个巧合，巧得连我们自己也不敢相信。

宁萱劝我好好保护自己。她说，假如不认识我，仅仅是我的一名普通读者，她会欣赏我的勇往直前、我的无遮无掩、我的率性而为。但是，她认识了我，成了我的朋友，她就不得不从世俗的角度替我考虑，不愿看到我"赤膊上阵"，中了的敌人的暗箭，而希望我选择"壕堑战"的方式，不要让自己的毛发受伤。

就这样，滔滔不绝地，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半个多小时，这是我使用手机以来最长的一次谈话。我向来讨厌那些在电话中喋喋不休的人，而今天我自己也成了其中的一员。

手机都被我握得发热了，手心的汗水在上面留下了印痕。

在许多场合，我沉默的时候居多。从很小的时候起，我说话就有些口吃，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连母亲也不知道。在人多的地方，我一说话就"期期艾艾"的，脸憋得通红。好多年里，内心也因此而自卑。口吃的孩子对世界的看法与那些滔滔不绝的人不一样。我的朋友、诗人孙昌健有一首题为《口吃的孩子》的诗，我很喜欢：

一副天生的好嗓子

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说起来总有点结结巴巴

不甘于无声的独白

把嗓音挡在耳朵后面

一遍遍重新开始朗读世界

但当声音一跟空气相撞

自己听起来也觉得怪诞

仿佛地球就要爆炸毁灭

有好多好多的梦要说呀

不能说就偷偷地写和画

轻轻地哼着小曲吹口哨

只有一个梦最美好而急迫

哪一天能在公民聚会上

发表三分钟的演讲

这两年来，我也尝试着开始在大学里演讲，甚至在几千人的大会场上演讲。尽管中间也会出现若干口吃的时刻，但我的表达正变得越来越流畅。

从童年开始，口吃一直在影响我与他人的交往。尤其是在打电话的时候，我会莫名其妙地感到紧张，三言两语，连意思都还没有表达清楚，就急匆匆地想放下电话。不知道什么原因，今天跟宁萱谈话，我感到从所未有的轻松，我几乎没有显露出一点口吃来，我破天荒地有了想说话的欲望。我说的话比宁萱多，而宁萱在另一边安静地听着。

结束了通话，恋恋不舍地放下手机，再回到萧瀚的屋里，他们已经改变了话题。夜更深了，大家都有些倦意。而我，再也没有想说话的愿望了，便建议说到此为止吧。于是，两位客人在萧瀚的房间里打地铺，而我回到自己的屋子。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回想刚才自己究竟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却大都记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