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廷生的信

宁萱：

其实，打印是不得已而为之。一是因为我的字写得不好看，二是因为用电脑打字的速度比手写快两倍以上。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之内，我一直是手写的坚持者和电脑的排斥者。那时，我固执地认为，只有在方格的稿纸上手写，才有“爬格子”的感觉，才能够随心所欲地控制纸和笔，才会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纸上的世界”。纸和笔与我的心灵之间有一种奇异的对应关系。而在复杂的电脑中，一切都是不受控制的。电脑是一种我所无法理解的机器，冷酷而强大。我对以电脑为象征的现代科技，天生就持怀疑的态度。

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我试着使用了一次电脑，这才发现它能够大大提高写作的效率，而且完全不存在我以前所设想的那种心理障碍。一位朋友告诉我，电脑仅仅是工具而已，使用这种工具，带来的将是更多的自由和轻松。于是，两年前，我积攒了一笔稿费，买了一台台湾产的、价格最便宜的笔记本电脑——因为狭窄的宿舍里放不下台式机。从此，这台笔记本电脑便与我朝夕相伴，它跟我在一起的时间比任何一个朋友都要长。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已经用这台笔记本电脑写作了上百万字的作品。

不过，我完全理解并接受你的指责。给朋友写信，的确应当避免用电脑打字、再用打印机输出。机器的打印，不会呈现出写作者的个性与情感来；而手写的字体，立刻就会给对方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字后面有人的面孔。

谢谢你的批评，谢谢你的直率。你看，这封信我立刻就改用手写了。

我很喜欢你在信中使用的“星星的光芒”这个词。古希腊有个哲学家，就是为了仰望天上星星的光芒，而没有注意到地上的泥坑，结果一不小心掉到泥坑里。那些庸人们从此便嘲笑哲学家的“迂腐”，他们哪里能够体味到哲学家仰望星星的光芒时衷心的喜悦呢？

对于那些生活在无边黑暗中的敏感的心灵而言，星星的光芒是他们生命中唯一的安慰和寄托。

你是这样，我也是这样。我们的孤独缘于同样的理由。

千百年了，星子依旧不变，而仰望星子的人却像稻谷一样换了一茬又一茬。

俄罗斯思想家洛扎诺夫说：“人身上有多少美好的东西啊——出乎意外。人身上有多少丑恶的东西啊——同样出乎意外。”我们每天都会遭遇到这两种“意外”，让我们欣喜，或者让我们痛苦。尽量增添前者的分量、尽量减少后者的分量，正是我们的愿望。文字或许能够起到一点点的作用。

洛扎诺夫又说：“我的肩头站着两位天使：一个是笑的天使，一个是泪的天使。她们永恒的争论乃是我的生命。”我们同属那种“泪比笑多”的人。流过多少眼泪，才能够换来一次会心的微笑呢？

宁萱，你的悲观超过了我。我知道外部世界每天不断地在伤害着你，我也隐约能够猜度到你内心的疼痛与酸楚，但我一直坚定地相信：每一次或深或浅的的伤害，我们都会获得相应的回报。

是的，有神在天上注视着我们，爱着我们。我们的每一滴泪水都不会无缘无故地流淌。

看到你在信中也提到《圣经》，我很惊喜。尽管我不是基督徒，但《圣经》却是我最爱读的书，我把它放在床头，每天都会随意地翻看一节。每一次的阅读，都会有崭新的生命体验。

请允许我用《圣经》中的语言来“回敬”你：

流泪撒种的，

必欢呼收割。

那带种流泪出去的，

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诗篇126：5-6》)

我们的回报在未来，我们的幸福也在未来。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应当快乐起来。我希望你快乐一些，开朗一些。我们的快乐就是我们的胜利。

我要告诉你，我有过一段特殊的生活经历：一九九二年，我刚刚考上北大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新生被迫到石家庄陆军学院接受长达一年的“军政训练”。我们是八十年代末以来的第四届军训生，也是最后的一届军训生。

到军营的第一天，教官让我们学习叠被子，要求我们把被子折叠得像砖头一样——军营里总有这么多莫名其妙的、与人性相违背的、却又代代相传的“规矩”。

被子是用来睡觉的，用来保暖的，不是用来砌房子的，这是连三岁小孩都知道的道理。让别人将被子“制造”成砖头的家伙，精神总有点毛病。所谓“通过叠被子可以锻炼耐性，培养士兵的基本素质”之类的说法，我是不相信的。就像“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的故事一样——与其耗费一辈子的生命将铁棒磨成针，还不如花片刻的时间去买根针回来；就像“愚公移山”的成语一样——与其牺牲自己的幸福乃至子子孙孙的幸福没日没夜地去挖山，不如早点搬家过新的生活。

“鬼话”成了真理。

在中国，为什么总是有这么多违背人性、违背常识的观念和传统呢？

为什么千年以来就没有几个人站起来反思、追问、质疑乃至反抗呢？

多少鲜活的生命，就被这些“应当如此”的“规矩”悄悄地吞噬了。

每天从早到晚，我与“战友”们一起，在营房里弯着腰、对着被子拍拍打打，累得腰酸背疼也不敢休息。全队检查开始了，队长带着一群教官走进来，他的手上拿着一根棍子。我正在嘀咕他为什么拿着棍子，队长已经盯着我的被子了。队长眼睛里流露出轻蔑的目光，不禁让我心里发毛。

说是迟，那是快，队长手中的棍子轻轻一挑，便将我床上的被子挑到地上，他趾高气扬地说：“这算什么被子？重新来过！”

那一刻，我满面通红，眼泪花在眼眶里打转。

那一刻，十八岁的我方才深刻体验到，人与人之间并不是平等的。世上还存在着以侮辱人为快乐的人。

我可以承受强体力的训练科目，但是我难以忍受这种不尊重人的作为。人与人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就在我的同学之中，许多人认为这算不得什么，不就是重新再学习叠被子吗？而我的情感极其敏感，虽然不至于像当年的俄罗斯贵族一样，为捍卫自己的尊严，时不时地就拔出剑来与人决斗，但是我却感受到了莫大的侮辱，这种侮辱让我连续几天痛苦不堪，吃不香，睡不着。

心中的伤口在溃烂，在迸裂。

我没有办法反抗他们，但是我可以让自己的内心一点点地成长，并赋予其坚强的质地。我也没有勇气当面顶撞他们，但是我却保存着伤口，保存着耻辱，不是为了报复，而是时刻警醒自己：尊严是何等的可贵。

从那一刻起，我就开始了一年漫长的军训之旅。

如果没有经过军训的话，我大概还要等很久才能够真正长大。有了军训，仅仅经历了一年的时间，我就成熟得让妈妈也不敢相信——在一转眼间，儿子就从孩子变成大人了。

在那种把人当作“号码”、当作机器、当作工具的环境里，如何保持个人的尊严、如何保持心灵的快乐，就成了我生活的目标。

我们经常举行开心的“倒计时”纪念活动，例如离军校结束还有两百天、还有一百五十天、还有一百天……每一个成为整数的时刻，都会成为我们纪念的理由，以及快乐的理由。毕竟，不快乐的日子正在一天天地减少——未来的趋势是“减少”而不是“增加”，这就足以安慰我们了。

某一个“纪念日”——大概是离军训结束还有一百天的时候，在深夜里，我们全班冒着被处分的危险，悄悄爬起床来，点燃一根小蜡烛，每人在军用磁杯里泡一杯方便面。然后小心翼翼地碰杯。

在灯光下，只听见“唰唰”的吸面条的声音。每个人都吃得那么投入，喝完了最后一滴汤还意犹未尽，仿佛我们在吃山珍海味——真的，以后再也没有吃到过那么好吃的方便面了，虽然那是最便宜的、只有一种调料包的袋装方便面。

烛光下，一张张红扑扑、汗涔涔的青春的脸，那是我对那段暗淡的日子少有的美好回忆。

一下子又说远了。不过，我也很想听你讲一讲你的过去，你的大学生活，以及扬州这座传奇的城市。

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到过扬州。在我的心目中，扬州是一座生长在古典诗词里的城市，像一株充满香气的植物；扬州又是一座伸展在传奇之中的城市，这篇传奇由才华横溢的文人和美若天仙的女子共同组成。

去年，我到过南京，南京离扬州很近，在南京似乎能够闻到一丝扬州的气息。

真的希望有机会到扬州来看看你。有你作导游，扬州最美好的地方，我一个也不会漏过。

廷生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八日

七、宁萱的信

廷生：

每天晚上我都在想着给你写信，甚至每一个词语仿佛都历历在目。可一个白天却又被淹没在纷扰的事务之中。不过我真的每时每刻都惦记着你，和你的信，就像一首老歌里所唱"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花言巧语"之后，还是真心请你原谅我的耽误吧！

廷生，你这个人真有意思，又深沉又单纯。你有令人折服的洞察力和鞭劈入里的思辨能力，却又有叫人怜爱和心疼的纯情与脆弱，这样的结合是多么的难得与可爱啊！正所谓"横眉冷对市侩，俯首甘为情痴"。

你的军训经历使我一下子想起了李敖。多么偶然，他也是对军训之压制深恶痛绝，而决心"特立独行"的。你一定读过李敖的《预备军官日记》，你们相似的人生道路，或许正是一种必然吧。

在没有压制的地方，人不会想要自由。就像一个养尊处优的人，平常吃满汉全席也不会觉得很香，而一旦饱尝颠沛流离、忍饥挨饿的折磨之后，他就连一碗稀粥也会喝得津津有味。所以，我想，那些强迫你们接受军训的人真愚昧--他们的本意是惩罚，是愚弄，没有想到却给了你们这样一个磨砺的机会。

从反面来看，这个机会真难得，没有经过那一年非比寻常的军训，你会成为今天的你吗？

不知你欣不欣赏李敖的人生观？我自以为李敖的人生观是极健康、极人性的，也原应是极普通，极正常的，却难为只有他一个人敢讲。唯其敢于承认人性的缺陷，才卓然不群。他敢说自己的"恶"，又不以为耻，欣然接受，昭之与众，这与鲁迅先生的正视中国人的劣根性，却依然苦痛一生地爱他们、骂他们、救他们，为这"恶之花"深爱一生、耗尽心力，如出一辙。纵其李、鲁二人，一嘻一庄，一笑一骂，在某种程度上，其率真与坦荡、真挚与深沉是怎样的神似啊！

写到这里，我觉得有些辞不达意了，苍白的文字怎么能够表达心中丰富而微妙的感受？或许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盲目的爱不是爱，深知其缺、深受其苦却痴心不改的爱才是真爱；无知的天真不是纯洁，历经沧桑仍不改其纯真、仍坚信"真、善、美"的天真才是真纯洁；隐瞒、伪装的自信不堪一击，君子坦坦荡荡的自信才是真正卓尔不群、傲然物外的自信。

以这样的标准，问天下恋人，真爱者几？问天下女人，真纯者几？问天下男儿，自信者几？我热切地期待过，但很快就失望了。从此以后，我便再不敢有任何的期待。我觉得很悲哀，"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我在你的文字中发现了诗意、发现了爱。你的某些散文像诗一样，但我没有读到过你写的诗歌。你写过诗歌吗？也许你现在的心态过于忧愤，不适宜写诗。但是，我凭着直觉，认为你在本质上还是一个诗性的人。

告诉你，我最爱的就是诗，我觉得诗是文学艺术的至高形式。我常常携带一本诗集伴我度过火车、飞机上的漫漫旅途和孤灯白壁的茫茫长夜。有了诗歌，一节肮脏的火车车厢立刻就变得像宫殿一样美丽。

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斯塔姆有这样的诗句：

人们需要诗歌，它将成为他们自身的秘密，

令他们永远清醒

并让他们沐浴在它呼吸之中的闪亮的波浪里

我多么希望我们也沐浴在这"闪亮的波浪里"啊。

最近我读了一本《北大诗选》，收入了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九八年这二十年间数十位北大学子的诗作。我发现，其中有不少的好诗。

最好的当然是海子的诗，我喜欢他的那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都能够背诵了：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又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中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这是他十年前写的诗句。我真不知道--假如今天他还活着，还能够写出这样的诗句来吗？

最近，我还读到一本名叫《沉沦的圣殿》的书，是我在飞机场等飞机的时候买的。机场里很少有值得阅读的书籍。而这本厚厚的书，在一大堆"官经"与"商经"之间峭然独立。

我一拿起来，就放不下了，立刻买下来。有了这本书，此后飞机上的三个小时，我静静地阅读着，完全沉浸在一种圣洁的氛围之中，甚至忘记了自己在飞机上。

这本书的副题叫"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在书中，我发现了一大批星光灿烂的名字，北岛、舒婷、郭路生、芒克……以及更多以前我不知道的、却同样重要的名字。插页里还有他们不少的照片，许多人我原来"只闻其名、不见其人"。于是，我将诗歌与诗人的照片一一对照--在一首哀伤的诗旁边，却看见一张作者微笑着的照片；刚读完一首典雅的诗，却发现作者原来长着一脸的大胡子。在对比与反差中，我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感受。

那是一个诗歌的年代，那是一个觉醒的年代，那是一个反抗的年代，那也是一个思想的年代。那时候，一首诗歌所引起的轰动，简直就像当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经历了漫长的精神奴役的青年以及那些不再青春的"青年"，在诗歌中开发出一块青翠的精神绿洲。

人心的温暖和坚韧，玲珑剔透地展示出来。

那是这个萎靡而垂老的民族少有的青春期。那个时代的盛况，是空前的，也几乎是绝后的--至少九十年代以来，再也没有出现这样纯真而饱满的精神生活了。

我很遗憾，没有能够赶上那个黑白分明而没有暧昧的时代。那个诗人们熬夜油印《今天》上街散发的时代，那个在白洋淀的芦苇之中吟唱的时代，那个一边啃着馒头咸菜、一边更加饥渴地阅读"灰皮书"的年代，那个子弹在城市飞舞、饥荒在农村泛滥、思想者走向断头台的年代。

《沉沦的圣殿》中，讲到了郭沫若的第八个孩子郭世英的故事。这位与父亲一样才华过人的青年，却不像父亲那样卑躬屈膝、指鹿为马。他在"说实话，还是说谎话"之间，毅然选择了前者。这种选择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惨酷的年代里，意味着牢狱之灾、皮肉之苦，甚至身败名裂、人头落地。

作为居住在深宅大院里、"党和国家领导人"子女的"天之骄子"，郭世英的人生道路与父亲截然不同：郭沫若在"五四"时代一度曾经是叛逆者，吹奏着新文学嘹亮的号角。后来，为了荣华富贵和官职名号，他心甘情愿地充当伟大领袖的文学弄臣。这时，他虽然地位尊崇，宛如文坛的"泰山北斗"，却连一首像样的诗也写不出来了。

他的儿子郭世英，不愿承袭他拥有的这一切，这用良心换来的一切，而勇敢地宣布：我要与一切戕害人性的制度、一切愚弄人的文化决裂，我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有独立意志和思想的"人"！

当年，父亲曾经尝试过走这条道路，发觉代价太大，很快就放弃了；如今，在更加严酷、更加冷漠的体制下，儿子却毫不畏惧地走上了这条风雨不归路--他们的文学社团被定为"反革命"组织，他以重罪入狱，连父亲也救不了他(懦弱而自私的父亲也不敢出面救他)。

不久，年仅二十五岁的郭世英惨死在监牢之中。直到今天，他究竟是自戕还是死于谋杀，依然扑朔迷离，相关的档案材料后来都不翼而飞。

谁能够破解这个谜呢？

郭世英短暂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是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悲剧；他父亲漫长的一生，是一场正剧、喜剧与丑剧的混合，虽然更加丰富而曲折，但缺少动人心弦的伟大力量。这对生活中的"父与子"，比屠格涅夫笔下的《父与子》还要富于戏剧性。卑琐与崇高、怯弱与勇敢、谎言与真理、黑与白、冰与火……它们的对立，本身就是一出惊心动魄的戏剧。

郭世英的好友牟敦白说："郭世英的生命在极其旺盛的时候，以惨烈的形式突然地熄灭，客观的社会环境必然造就出这样悲痛的、震撼人心的结局。"假如让我早生三十年，假如我就在他们的文学小组中，我想，我一定会爱上郭世英的。不是爱他的英俊，而是爱他的忧伤，爱他的勇敢，爱他的"哀民生之多艰"。

我也愿意陪着这样的爱人去坐牢，甚至为他而死。我对死亡丝毫不恐惧，真的。

要是我能够拥有一种值得为之付出生命的爱情，那该多好啊。

《沉沦的圣殿》和《北大诗选》这两本书，让我感慨的另一个方面是：诗人们的现状--要么早逝了，要么出国了，剩下的也没有几个有"正当职业"和"体面地位"的，更遑论继续写诗了。有时，他们连基本的物质生活都无法得到保障。

天妒英才，莫扎特不正是在病痛和饿冻的折磨之下，才三十多岁就死去了吗？而那些八面玲珑的庸人，往往得以健康长寿、儿孙满堂，然后等来朝廷隆重的册封。

掩卷长息，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所以，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沿用"他们"的说法)，拿起笔来！

廷生，如果你也写诗的话，请一定给我看看，好吗？也许，你抛一块"玉"，我也不吝于回一块"砖"呢？不过，杂文，如你所写的，我也喜欢。

你再有新的作品，寄给我好吗？

我愿意当你的第一读者。

宁萱

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八、廷生的信

宁萱：

这几年北京的夏天酷暑难耐，高温的天气超过长江沿岸的三大火炉。这不是大自然故意跟人类捣乱，这是人类与自然为敌的恶果，北中国的自然环境在近半个世纪里迅速恶化了。

我想，也许过不了若干年，北京就变成一片寸草不生的沙漠。那时候，城里这些趾高气扬的官员和商人们在哪里呢？他们会耗费巨资把自己制作成木乃伊吗？后辈给予他们的木乃伊的是尊崇还是白眼？

你在信中用了好多的篇幅来谈论诗歌。我很久没有写诗了。尽管我同意你对诗歌的评价--在文学的殿堂里，诗歌确实居于最高的位置，但我还是放弃了少年时代曾经尝试过的诗歌的创作。

这种放弃是自愿的。

我为什么不写诗呢？

学者阿多尔诺说过这样一句话，大意是：在奥斯维辛以后，写诗是一件残酷的事情。这个意思移用到中国，就是：经过类似于"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惨剧之后，写诗也是一件残酷的事情。

在中国，仄迫的、被谎言包裹的现实，已然不允许任何具有诗意的东西存在。在现实生活中的那些骇人听闻的真实尚未得到充分展现之前，如果刻意和矫情地去写诗，无疑太过奢侈。

从八十年代末年以来，我一直没有获得那种从容的、审美的心境。目睹着身边发生的一切，我在愤怒与悲凉之间彷徨于无地。

诗离我越来越远了。诗像玻璃一样，太容易破碎。而与邪恶面对，你必须拥有坚强的质地。

我也喜欢读曼德尔斯塔姆的诗歌，他的诗歌有着水银一样的密度，又像水银一样流动着。我的第一本书的书名叫《火》，灵感来自于鲁迅先生的《死火》。后来，我发现曼德尔斯塔姆在流放中最后的诗篇就叫《火与冰的泪水》，这是一种神秘的巧合，它说明在人与人之间具有某种奇妙的连结纽带。

最近，我还看到台湾诗人洛夫的一首诗歌，也描述了近似的意境。他的诗歌中虽然没有"冰"与"火"强烈的对立，却有"水"与"火"的明显比照。不妨抄几句给你：

浮在河面上的一双眼睛仍炯炯然

望向一条青石小径

水来，我在水中等你

火来，我在灰烬中等你

这样的诗句，我想你一定会喜欢的。

《火与冰的泪水》是曼德尔斯塔姆诗歌创作的终结，堪称"天鹅的绝唱"。在这些诗篇里，诗人展示了他想象力的丰富性和独特性，说出了他的预言以及他对厄运和救赎的庆贺：

成垛的人头在向远方徘徊。

我缩在其中，没人看见我。

但在富有生趣的书中，在孩子们的游戏中，

我将从死者中升起，

说太阳正在闪耀。

可是，诗人悲惨的死亡实在让我心碎。

曼德尔斯塔姆被送进了集中营，在零下四十度的西伯利亚，在一间没有暖气的破房子里，他被强迫脱光衣服，并遭到残酷的拷打。他像木头一样倒下，再也没有站起来。他像死狗一样被扔到荒郊野外，他的肉体迅速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曼德尔斯塔姆没有骨灰。他的遗孀娜嘉把丈夫的诗歌像骨灰一样保存着。诗歌藏在一只铁锅里，然后带着铁锅东躲西藏，逃避特务们地毯式的搜查。

当铁锅也不安全的时候，娜嘉只好焚烧了手稿，她将诗歌一行行地铭记在心中。夜深人静时，她依靠吟诵丈夫的诗篇来抵御寒冷和孤独。

她告诉自己，必须活下去，为了诗歌，为了丈夫，更为了自己。

我觉得，在一个寂静无声、恶行肆虐的时代，一个写作者在写作诗歌之前，更应当彰显恶人们的恶行。当罪恶还在肆无忌惮地横行的时候，躲在小房子里写诗，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对自己危险，对别人也危险。我们首先要建立起一道坚固的屏障来，我们要让这道屏障保障诗人和所有普通公民的生存。

关于海子，我想跟你深入探讨一番。我当然也喜欢海子的诗歌，尤其是他的短篇抒情小诗。相反，那些他自己非常得意的长诗，我丝毫也不看好。我认为，他的才华不在于此。他梦寐以求想当王子，这不好。

你所引用的海子的那首小诗，也是我最喜欢的。

海子所咏唱的爱与幸福，散发着永恒的魅力，增添着我们生活中的亮色。摩罗根据这首小诗写过一篇题为《体验爱，体验幸福》的文章，爱与幸福这两种质素都是我们这个民族所匮乏的，在中国的当代文学中也长期缺失。海子的诗歌中有星星点点的亮色，已经相当了不起了。

在我的第一本书中，我曾经用歌颂的语言写到过海子，写到过他的生存与他的死亡。但是，经过最近两年多的思考，在反复研读海子的作品之后，我对他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和评价。

很遗憾，这些认识和评价是负面的。死者本来不应该受到打扰--在这里，我仅仅把他的文字作为当代思想史上的一份重要材料来讨论。

海子的诗中有不少我所认定的"毒素"。最突出的是，他有一首诗题目叫《秋天的祖国》。诗的副题清楚地表明，这是献给某"大人物"的，姑且隐去不彰。我读了以后，难受得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他称我为青春的诗人爱与死的诗人∕他要我在金角吹响的秋天走遍祖国和异邦……土地表层那温暖的信风和血滋生的种种欲望∕如今全要化为尸首和肥料金角吹响∕如今只有他宽恕一度喧嚣的众生∕把春天和夏天的血痕从嘴唇上抹掉∕大地似乎苦难而丰盛"

这样恶心的诗句是不可饶恕的--即使用单纯、天真、幼稚、浪漫、糊涂这一切的字眼和理由来解释，我也决不原谅写出这样的诗句来的海子。

把鲜血诗意化，意味着又一次的血流成河；把屠杀诗意化，意味着又一次卑鄙的残杀。不能因为尊重伟大领袖的浪漫诗情，就漠视在三年"人祸"中活活饿死的三千万到五千万老百姓的生命。不能因为赞赏伟大领袖的青春气息，就淡化在"文革"乃至历次政治运动中被以各种各样方式折磨至死的数千万中国公民的生命。

对苦难的讴歌是虚伪的--如果不思考并杜绝苦难所产生的原因；

对理想的颂扬是危险的--如果用权力来强迫别人接受你的理想。

"如今只有他宽恕一度喧嚣的众生"，这是海子的诗歌中最可耻的败笔。究竟谁享有"宽恕"的权利？在海子看来，领袖成了上十字架的耶稣，他高高在上地宽恕了芸芸众生，真是这样吗？

我认为，事实恰恰相反。施虐者宽恕被害者？这是什么混账逻辑？

宽恕的权力，不在领袖那里，而在普通公民们那里。

每一个死者和生者，每一个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有良知和责任感的中国公民，都不会宽恕那些以诗歌和"主义"为面具，玩弄权术、满足个人私欲、践踏公民生命、破坏神州环境的历史罪人们。

我认为，无论一个人多么具有浪漫的诗人气质，无论一个人拥有多么宏大的理想，他都没有权利拿别人的生命来做实验，他也没有权力强迫别人无条件地跟从他去实现这个理想。

这是一个一点也不复杂的常识。然而，诗人们却经常违背常识。

在这里，海子混淆了"先知"与"罪人"的界限。海子将"罪人"当作"先知"来歌颂，这并非他一时的失误，这表明他的内心深处存在着蠢蠢欲动的毒素和魔欲。有的时候，这些毒素和魔欲支配了他、占领了他。人生而平等，人不可能成为神。"伪神"是最大的"罪人"，膜拜"伪神"是一种极其严重的罪行。僭主残暴的统治违背天道，必然是邪恶的。

我一直认为，再伟大的诗人也不应享有违背常识的豁免权。诗人也应当遵循每一个公民都遵循的律法。

当年支持法西斯暴行的大诗人庞德，也得接受人间律法的审判和惩罚。

因为犯下了鼓吹法西斯主义的严重的罪行，庞德被美军装进笼子里示众。尽管这种惩罚丝毫没有顾及诗人的人格尊严，但是我一点也不同情他的这种可耻下场。

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同情并豁免庞德--仅仅因为他是一个杰出的诗人，那么，谁来同情那些被法西斯虐杀的、籍籍无名的犹太人和参加抵抗运动的战士呢？谁来替那些受尽折磨的无辜生命讨回公道？普通人的生命和尊严，难道就比不上诗人的生命和尊严有分量吗？

我认为，正义的砝码重于艺术的砝码。

因此，所有颠倒常识的话语，我都会毫不留情的批驳，包括海子在内。

在一个根本没有丝毫诗意的世界上，假如诗人硬要制造诗意，那只能是虚假的诗意；人间本非天国，假如硬要把人间当作天国，那么撒旦就会趁虚而入，成为骑在我们头上的、绝对的、暴虐的统治者--这也许是我的"杞人忧天"。但是，这种隐忧或许是必要的。

我们必须警惕并诅咒恶人与恶行。

这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义务。

《圣经》中说：

试看恶人因奸恶而劬劳，

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虚假。

他掘了坑，又挖深了，

竟掉在自己所挖的坑里。

他的毒害必降临到他自己的头上；

他的强暴必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诗篇7：14-16》)

把恶人当作义人，就是帮助恶人为恶，就是遮蔽了义人的正道。所以，我要严厉地谴责海子--在热情地赞扬他的同时。

谈了一段海子，我还想谈《沉沦的圣殿》。

宁萱，你在信中提到的《沉沦的圣殿》，也是近年来我很喜欢的一本好书。这是一份极其珍贵的、活生生的史料。主编这本书的四川诗人"廖胡子"是我的好朋友，以后有机会我引见你认识他。不过，九十年代以来，老廖就不再是"诗人"了。当诗歌失去对当下生活的疼痛感之后，他自然而然地放弃了诗歌的写作，而作为一名底层社会学者开始他独特的社会调查。

老廖是一位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古典大侠。他头大如斗，头光如镜，粗暴的外表里面，却有一颗温和的心。他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却还能够时时发出爽朗的大笑，他的笑声是人世间最纯净的笑声。

我相信，见了面之后，你一定会像我一样喜欢廖胡子的。

你还谈到书中有关郭世英的章节。郭世英的有关材料，以前我就看了很多，老早就想为他写点什么。他不应该被历史淹没。他的名字应当比他父亲的名字更高贵。

这个英俊而忧郁的青年，我北大的学长。他在疯人院里嚎叫，而他的父亲在王府花园里练习书法。他发现了恶人的恶，他忍无可忍。

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存的空间，尽管他生存得艰难且苦痛；而在红旗飘飘的中国，却没有这名具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气质的青年的立锥之地，尽管他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儿子。

如果说郭沫若让人不齿，那么郭世英则让人仰视。

我的童年时代，曾经在郭氏老家所在的小镇乐山沙湾生活过。我去过郭沫若的故居，那是大渡河边的一群阴晦的宅院。这种宅院的生活，固然会让少年郭沫若产生叛逆的心理，但是在另一方面，也使他对权威产生天然的膜拜。郭沫若的一生，一直被这样一种极度分裂的人格所左右着。

大渡河滚滚东流，是清是浊，人人心中有数。

一九四九年以后，郭沫若尽管被推为文坛继鲁迅之后的"旗手"，并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但他在上层并不受尊重。

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从小随父亲出入于最高层的交际圈中，观察到了许多外人不得而知的细节。她在回忆录中提到，一九六零年，郭沫若的《蔡文姬》上演，当场一位将军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得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

这一细节给罗点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年以后，罗点点评述说："我不记得郭沫若先生当时是否在场，但这种玩笑中包含的轻佻和不以为然，以及周围人对这种玩笑心领神会的响应，却留在我的印象里。对我的判断力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说来难以置信，我们这些小孩子也会势利地在这种玩笑中辨别出一个人在党内的地位是否重要。"这一画龙点睛般的评论，让我产生了许多感想。

《圣经》中说：

人必按自己的智慧被称赞，

心中乖谬的，必被藐视。(《箴言11：8》)

的确，一个不尊重自己的人，自然不会获得别人的尊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郭沫若真是咎由自取啊。

在我看来，《沉沦的圣殿》不仅是一本文学史的重要资料、一本鲜活的人物传记，更是思想史顽强跃动的脉搏。这本书中，除了诗意盎然的部分之外，还有不少冷峻、严厉的"反诗"的部分，不知你是否注意到了？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朦胧诗的重要成员周舵。他在《当年最好的朋友》一文的后半部分，借题发挥地说了一段话："中国百年来的大灾难，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具有诗人气质的那一部分人)所为。他们自命精英，其实满脑袋浆糊，连基本的常识都不具备。比如说，不疯比疯好，健康比病态好，这应当是常事吧！中国的知识分子偏偏要反过来说，疯比不疯好，病态比健康好；不但自己病，不疯的也要想办法疯，而且不搅到中国人统统不疯掉不算完。倒是老实本分的劳动人民，虽说知识不多，起码不疯，有健康人的常识，包括慈悲和同情心在内。所以我说，最可怕的不是无知，是系统化知识化的偏见偏执，那种东西十之八九要把人逼疯，把世界搅得鸡飞狗跳。"这是我迄今为止看到的对"诗人"最严厉的批评。这些话正是我想说的，而周舵说得比我好，所以我干脆直接引用了。

周舵还说："我的坚定的立场是：除了人本身--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的生命、健康、幸福和自由发展--之外，世上根本没有什么其他更值得不惜付出生命代价去追求的目标。离开这个基本的人道主义立场，各式各样冷酷残忍的主张都可以乘虚而入，人类的整个伦理道德体系都会彻底坍台。"周舵是在普遍患了"自恋症"的诗人群落中，罕见的一个能够"反观自我"的清醒者。周舵的判断准确而敏锐。那些歌颂顾城的诗人和学者们，应该认真地读一读这段话。难道一个优秀的诗人就有杀死他人的权力？难道诗人的杀人就可以被我们当作一件卓越的"行为艺术"？这是一种多么荒唐而背谬的逻辑啊。

然而，直到今天，还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诗人和作家们，像一群刚刚吃饱猪食的蠢猪，疯狂地在泥潭里打着滚。在他们所谓的"浪漫情怀"背后，是粗鲁鄙俗的领袖欲望和残酷血腥的暴力倾向。

看看最近几年来发生的那些诗坛的争斗吧，他们从观点的争论发展到文字的辱骂，从文字的辱骂发展到当面的侮辱，从当面的侮辱发展到动手动脚乃至大打出手。据一个亲历者告诉我，诗人们在一次会议上爆发的打斗，比起香港电影中的黑社会火并来，更加龌龊、更加热闹、也更加不堪入目。

中国的"诗坛"上，活跃着这样一群披着羊皮的"狼"。他们已经写不出诗歌来了，也丧失了对美和苦痛的感知。他们却懂得制造"事件"来引起公众的注意，也懂得如何把自己操作成一个"品牌"。这些所谓的"诗人"们，尤其工于让外国人关注他们的"探索"--这意味着获得出国的机会。此时此刻，谈论他们简直就是破坏我的心情。

我说了这么多诗人的"坏话"，并不表示我对诗歌本身的排斥。相反，我跟你一样热爱诗歌。我很惭愧自己丧失了写诗的能力。但是，我知道你还愿意写诗，那么何必非得"投之以李，报之以桃"呢，你就大大方方地寄几首大作给我吧--幸好，我还没有失去欣赏诗歌的能力。

宁萱，我不知道信封上的地址是否就是你工作的地点，你在做什么工作呢？我很想知道你工作和生活中的一切，只要你愿意告诉我。

廷生

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九、廷生的日记

一九九九年七月六日

一个星期了，还没有收到宁萱的回信。

每天中午，从图书馆回到四十七楼，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刻去收发室取信件，一发现没有宁萱的信，心中就有些淡淡的失落感。

有盼望才会有失落。

那么，我是期盼收到宁萱的信了？这种感觉，自从初恋结束以后已经很久没有过了。两年淡如止水的生活，我自动关闭了心扉，不让一个女孩子进入我的心灵深处--她们远远地望一眼便走开了。孤独是一垛修满烽火台的城墙，灵魂被困在围墙内，没有办法突围而出。

洛扎诺夫说："我们为爱而生。成就不了爱，我们就会在这个世界上忍受煎熬。成就不了爱，我们就会在那个世界里受到惩罚。"我忍受了许久的煎熬，有没有获得拯救的希望呢？

"曾经沧海难为水"，究竟什么样的蝴蝶，才能够从沧海的这一端飞到沧海的那一端呢？

那一次的伤口很深，我差点认为再也没有办法愈合了。现在，随着时间慢慢的推移，我渐渐地开始忘却、开始康复。我担心别人无意之中往上面撒盐，便把伤口一层一层地遮掩起来。

我希望，有一天，无意间撩起衣襟的时候，却发现心口的伤疤已经消失了。

我感觉到，这一天，就快来临了。

虽然我曾经爱过，但我并没有真正的"爱情"体验。"爱"可以是一个人的事，即使对方不爱你，你也有去爱的权利；而"爱情"则必须是两个人的事，《庄子》中说"相濡以沫"，大概这就是爱情的最高境界吧。

每一个眼神都能够得到回应，每一个脚印旁边都有另一个脚印--什么时候，我才能够获得这样深切而幸福的体验呢？

暑假我要回四川老家，回家前不知道能不能收到宁萱的来信？想念着她，读她的来信，成了我枯燥的生活中唯一"不枯燥"的部分。

我不知道她的模样，不知道她的家庭，不知道她的工作。除了几张薄薄的信纸，我几乎就不知道她的一切--甚至她爱穿什么样的衣服、她留着什么样的发型、她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

但是，我内心分明感受到了我与她之间的一种亲近、一种契合、一种"心有灵犀一点通"。

这究竟是幻觉，还是真实呢？

她不会不给我回信的。是不是我在上封信中说错了什么？女孩子的心思太复杂，像电脑的芯片一样，我无论怎么揣摸都弄不懂。不过，即使我的措辞有不能达意的地方，宁萱大概也不会在意的，她应当不是那种小心眼的女孩。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宁萱没有给我回信呢？百思不得其解。唉，我越想越头疼。

我自己似乎在发生着某种变化--我对异性的敏感正在恢复之中。

与其在这里挖空心思瞎想，不如再给她写一封信。

千金易得，一个红颜知己难求。

我不愿意做岩石，不愿意做孤岛。因为岩石与岩石之间、孤岛与孤岛之间，虽然"同晒着太阳，同激起白沫，同守着海上的寂静"，在如此亲密的关系下，却是彼此陌生的灵魂。

它们从来没有倾听过对方脉搏的律动声，也从未认识生命显示予对方的容颜。

我要勇敢地去爱，勇敢地去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