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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该谈起的不是陈天，而是徐晨。

徐晨竹竿似地顶着个大脑袋，不，那是以前的记忆，他的脑袋不再显得大了，像大多数三十岁的男人一样，他发胖了，不太过分，但还是胖了，这让他显得不像少年时那么青涩凛冽。

这是我的看法，我知道他会不以为然，他爱他不着调的，结结巴巴的，消瘦的青春时光——比什么都爱。

“我是一个温柔提供者。”徐晨一边说一边点头，仿佛很同意他自己的观点似的，然后又补充说，“我是一个作家。”

“对，没错，美男作家。”

“偶像作家。”他纠正我。

“人称南卫慧，北徐晨……”我拿起桌上的一张《书评周刊》念给他听，他的照片夹在一大堆年轻美女作家中显得很是突兀。

“胡说八道！”他把报纸抢了扔到一边，“完全是胡说八道！”

“你不是要成为畅销书作家吗？急什么？”我奇道。

“我指的畅销书作家是海明威！米兰·昆德拉！再说说，普鲁斯特都算！”

“原来是这个意思。”

我和徐晨可以共同编写一本《误解词典》，因为几乎所有的问题，我们都需要重新界定和解释之后，才能交谈。我们经常同时使用同一个词，却完全是不同的意思。我们就在这种深刻的误解中热烈地相恋了两年，还曾经赌咒发誓永不分离。

像大多数恋人一样，我们没有说到作到。

但是在讲述这一切的一切之前，我应该首先指出我对故事的情节不感兴趣；其次不标榜故事的真实，像这两年那些领导潮流风头正健的年轻作家们常干的那样。这两点都基于我不可改变的身份——一个职业编剧。

我是以编造故事来赚钱的那种人，对这一套驾轻就熟。想想，一个故事怎么能保证在二十集，900分钟的时间里恰当地发生、发展、直至结束，有的故事要讲很久，有的虽好却很短小，而我必须要让这些形态各异的故事具有统一性，而且在每个45分钟之内都有所发展，出那么几件小事，随着一个矛盾的解决又出现另一个矛盾，到一集结束时刚好留下一个悬念。如果这套戏准备要在台湾的黄金档播出，长度就要加长到三十集，因为他们的黄金档不接受二十集的电视剧，而不在这个档播出就不能挣到钱。所以我曾经接过一个活儿，把一个电视连续剧从二十集变成三十集。加一两个人物是少不了的，男女主人公嘛，只能让他们更多一点磨难，横生一些枝节，多误解一段时间。

我说这些无聊的事儿是为了让读者明白，我讨厌丝丝入扣地讲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那是一种手艺活儿，

稍有想象力的人通过训练都能做到。当然这之间“好”与“不好”的差别就像“会”与“不会”那么大，但手艺毕竟是手艺。

比如说吧，几个月前我和朋友一起看一张叫作《十七岁的单车》的电影DVD,这是个不错的电影，电影节的评委们也看出了这一点，给了它个什么奖。问题是我们饶有兴趣地看到一半，碟片坏了，我们气急败坏地对着那张盗版盘加施了各种酷刑，它依然不肯就范，吱吱嘎嘎地响着就是不肯向前。最终众人只得放弃，个个丧气不已。为了安慰他们的好奇心，我以一个编剧的责任感为他们编造了后面的情节。几个星期后，当时听故事的人给我打电话，说电影的后半部分和你讲得所差无几，你肯定早就知道。我当然不知道，我不是说电影的故事是个俗套，而是说编剧的思路是可循的，如果你还凑巧认识这个编剧，对他的偏好略知一二，那就更好解释了。

我现在想作的是忘掉手艺，忘掉可循的思路，寻找意义。但是说实话，这种手艺已经融入了我的生活，在不知不觉中甚至左右我的生活。

曾经有人对我说：“我喜欢你。”

我回答他说：“我还真不好意思说你说了一句蠢话。”

我向你保证我不是真心想说这句话，他一说出上句话，我脑子里马上有了五六种可以表达各种情绪的对应台词。就着当时的氛围我选择了这句，因为这么酸的一句台词后面应该解构一下。这些念头都是一刹那产生的，等我看到那人脸上一脸尴尬，才知道自己选错了台词——不符合我的人物性格。

生活的真实性都值得怀疑，其他的就更别说了。

就我本人而言，我不相信任何作品的真实性，一经描述真实就不再存在，努力再现了一种真实，却可能忽略了另一面的真实，我们永远只能从自己的角度谈论世界，有的人站得高看到的角度多于其他人，但说到底，仅仅是这个差别。我讨厌虚构，真实又不存在，但是我们依然写作。在这真与假之间我希望能够明析事物和事物间的关系，寻找思维的路径，发现某种接近真相的东西。写作对我便是这样一个过程。